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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站新闻】山里孩子“不想”读书 [打印本页]

作者: 在野孤鸿 时间: 2016-6-10 00:30
标题: 【老站新闻】山里孩子“不想”读书

山里孩子“不想”读书

　　10月13日下午缅甸时1时，我驾驶一辆二轮摩托与王子瑜前去昔娥学校，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继先老师一起去走访被资助学生杨国强所在的寨子。
　　摩托车承载着三人，顺着有些湿滑的山间土公路行进了几公里，就到了民族乡花地山村，杨国强的家便在此处。花地山村是一个风景秀丽却又有些偏僻的小山村，背靠果敢名峰南天门山，面朝旖旎多姿的昔娥，山坡上稀稀拉拉地住着几户人家。我们到来的时候，山民们大多出去劳动了，山寨里静悄悄的，显得非常宁静。
　　在寨口的公路下方有两处小房子，我们便停下来准备打听杨国强家的路，罗老师喊了几声老乡，一个小青年走了出来，响亮地叫了一声：“老师。”定睛一看，原来就是杨国强同学，他很客气地邀请我们去他家。
　　杨国强的家是一排三间低矮的小房子，屋顶中间盖着铁皮，走廊上方却盖着破旧的油毛毡（大概是铁皮较贵，就只好因简就陋了），走廊上挂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房子旁边用毛竹搭了一个小茅棚就算是厨房了，厨房对面堆着一个柴垛子。旁边还搭着一个果敢农家常见的瓜棚，上面吊着几个凉瓜。
　　见我们来了，杨国强的母亲也赶紧出来打招呼，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来。在对杨国强的采访中，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叫杨小云，今年38岁，母亲叫鲁小伍，今年41岁。杨国强是家里的长子，今年18岁，现在在果东学校读高一，是果敢地区受资助的学生之一。在他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杨国珍，今年14岁，现在在昔娥学校读初一；另一个叫杨彩怡，今年12岁，现在在昔娥学校读小学五年级。
　　杨国强家原来住在西山区大水塘乡熊吊岩村，原住地有一些地，但是由于禁种罂粟后，种其它庄稼收成不好，而且种下去的庄稼容易害病，因此只好于2006年农历二月初八搬入花地山村。由于他家是外来人，因此到了此地后没有土地，除了自己买了三亩地之外，其余就靠租种人家的地，共种了十多亩玉米和17亩甘蔗。租种玉米地，得拿出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分给人家作租地金。租种的甘蔗地，一年的租金为每亩30元人民币。单纯的种地是无法满足一家子的生活需要与孩子上学的，为了增加收入，他的父亲杨小云在8月下旬去石园子砂场打工去了，由于物价上涨，在雇主包吃住的情况下，现在可收入20元人民币一天。
　　我指着他家一侧的柴垛子问他：“这都是你们家在山上砍来的呀？”他告诉我，山林都是有主的，他们家是新来户，没有山地，不能到别人的山林里去砍柴。在他家，除了喝水不要钱之外，烧的这些柴大多是要花钱去买来的，自己家人只能在平时去山上捡点碎柴。
　　在对杨国强的采访中，他及他的家人对于为他读高中提供援助的资助人非常感激，一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杨国强的母亲去杀了一只鸡，要留我们吃中饭。看看时间还早，我们便去其他几户人家走访一下。
　　我们首先去了杨国强的邻居杨金顺家，他家的房子比杨国强家的房子显然差多了，墙是用泥巴加稻草糊起来的，墙上到处是洞，所以“通风效果不错”。但是跟他家的贫困不和谐的是，他家的房子侧旁却明晃晃地架着一面卫星天线。
　　杨金顺是一个看起来头脑较灵活的汉子，今年三十岁，只上过几个月学，因为跟人学做道场之类的丧葬仪式，所以认识不少字，一年也能在这方面赚一千四五百块钱补贴家用。他原来也是熊吊岩村的，跟杨国强家还是亲戚关系，也是因为在原住地无法生活下去了才搬到此地来的，搬来这里已有五年了。他的老婆张小兰今年29岁，上过三年学。生有二男一女，老大杨国民是个儿子，今年8岁，在读学前班；老二杨国美是个女儿，今年6岁，也在读学前班；老三杨国生是个男孩，今年３岁。由于也是外来户，因此他们家也没有田地，只能租了人家四亩多地种玉米，没有种甘蔗。平常不种地的时候就出去帮工，原来在本地帮工只能拿八九块钱一天，现在因为工价上涨，每天可拿15元。
　　他告诉我，因为五张嘴张开就要吃饭，小孩子还要上学，所以日子过得非常困难。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2006年给过他们家600斤大米，但是今年不给了。我问他为什么今年不援助他们了，他很无奈地指着屋外的那面卫星天线告诉我：“都是这个大锅盖（当地人称卫星天线为‘大锅盖’）惹的祸！”看到我有些疑惑，一旁的罗老师便告诉我，以前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看他家贫困，就援助了他们家大米，但是今年来调查情况的时候，看到他家竟然支起了一面“大锅盖”，便说：“你们家都看得起卫星电视，还叫穷呀？”于是，便在今年停止了对他们家的援助。
　　杨金顺很冤屈地告诉我们，他们家这么贫困，哪还买得起卫星天线？家门前的那面卫星天线不是他们家买的，是他大舅的儿子送给他家的。大舅的儿子原来在老街住，买了一套卫星天线和一台十四吋的电视机。后来大舅的儿子回乡下老家去了，而大舅儿子那个乡下的家里也装着一套卫星接收设备，便把这套卫星接收设备和电视机送给了他家。没想到，却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误会了。
　　罗老师也颇有感触地说：“都是这面‘大锅盖’害了他呀！”从罗老师的表情来看，这个关于“大锅盖”的故事在当地流传较广。
　　杨金顺告诉我，他原来还在村里当过干部，现在屋顶上的铁皮瓦就是彭德仁副主席在2002年送给他的。
　　我问他父母跟他生活在一起吗，他告诉我，父母现在在丫口街住，父亲60岁，母亲有50多岁，身体还很健康，能自己劳动，暂时还不需要他来赡养。他还告诉我，他们兄弟姐妹共有十人，他是家里的老大，最小的弟弟今年才七岁，比他大儿子还小一岁。我们听到他说最小的弟弟比他儿子还小一岁的时候都笑了，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果敢地区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这种情况很多。我想起“云南十八怪”中有一句：大姑娘抱着孩子谈恋爱，就是说，由于生育没有节制，常常会出现兄弟姐妹年龄相差非常大的情况，所以会出现大姑娘抱着小弟弟小妹妹去谈恋爱的事情。由于山水相连，如果用来形容果敢也差不多。
　　从杨金顺家出来之后，我们顺着山路往上走，看到山路旁边用竹竿支着一条室内用的双绞电线，我问杨国强这条电线是用来做什么的。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花地山村架设的电线，由于这种线只适合在室内用，如今却被当地人架在室外做电力主干线，因此经常出毛病，常常断电，我们来的这天，花地山村就因线路出故障而断电了。
　　走了一段上坡路，就到了罗家成（昔娥学校初二学生）的家，罗家成家的房子在当地看起来还算可以，是用当地很少见的烧制红砖建造的。罗老师告诉我，这房子是在种罂粟的时候建下的，那个时候有些山民的收入还好。
　　房子走廊上晾着一大片玉米棒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奶奶正在收拾着玉米。杨国强上前叫了她一声二奶奶，然后告诉她，我们是来这里采访的。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她很高兴，颤巍巍地为我们倒了几杯开水，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由于年事已高，她的耳朵听力不好，很多事都是杨国强凑在她耳边询问的。我们得知，老奶奶名叫唐小三，今年七十三岁了。她儿子叫罗有财，是这家的户主，今年42岁，读过六年书；儿媳叫唐银锁，是她的亲侄女，“随姑走”而嫁给她儿子的，也是42岁，文盲。罗有财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女儿罗小芳22岁，现在在家务农。大儿子罗家富今年20岁，在老街做事。二儿子罗家成今年17岁，在昔娥学校读初二。二女儿罗家红今年14岁，读小学六年级。三女儿罗家菊今年12岁，在读四年级。三儿子罗家智今年10岁，在读二年级。
　　他们家的主要收入也是靠种地，种了五亩玉米和十二亩甘蔗，收成勉强够吃。罗有财也会做道场之类的丧葬仪式，能赚点钱回来补贴家用。由于有四个孩子在上学，因此他们过得非常困难。听罗老师说，罗有财家的大儿子罗家富原来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可是因为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务工了，现在二儿子罗家成的学习成绩在昔娥中学也是相当好的。说到罗家富的辍学，他也感到非常可惜。
　　告别了唐小三老奶奶之后，我们到了一处小房子前。房子的走廊上放着一个古老的舂米用的石磨子，阵阵浓烟从房子里往外冒。一个清瘦的小女孩子正蹲在房子里生火做饭，炊灶旁边的床上就睡着一个婴儿。虽然房子里全是烟，可是那婴儿却睡得很香，不哭也不叫的。听到有人来了，她便回过头站了起来，很诧异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杨国强说明了来意，我们便站在她家门口问了一些关于她家庭方面的情况。
　　这个小女孩名叫李小二，今年十三岁，却从未上过学。她父亲叫李节发，今年36岁，文盲，是个吸毒人员，现在在老街瞎混。她母亲叫周小五，38岁，文盲。她一个姐姐叫李小君，今年16岁，文盲，且脚有残疾。她的大妹妹叫李小三，今年10岁，在昔娥学校读学前班。二妹妹叫李小四，８岁，未入学。睡在床上的婴儿叫李街流（此名字可能跟她父亲的行为有关），是她的弟弟。
　　杨国强告诉我们，李节发吸毒已久，从来不顾家，全靠她母亲周小五领着孩子种地，家里只种了一点玉米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从没给她家发放过大米，只是昔娥学校给了她家二十斤大米。罗老师告诉我们，由于贫穷的缘故，这些孩子上不起学，仅仅只有李小三在昔娥读学前班，而且学费至今还未交。罗老师问李小二：“你父亲多久回一次？”她说：“一个月前回来过。”罗老师问：“他有没有带钱回来给家里？”她很悲怆地告诉我们，她父亲不但没给家里带一分钱回来，反而还把家里要吃的米偷着拿出去卖了。听到这些，罗老师很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不回来还好一些。”这个贫穷的家庭，自然是没有钱的，可是他却连家人维持生计的米都要偷出去卖了。我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样的父亲。
　　王子瑜说：“十三岁还来得及，还可以读书嘛。”罗老师问她：“你想不想读书？”她摇了摇头，肯定地说：“不想！”我们感到非常诧异，为什么她竟然不想读书？罗老师细声地问她：“你是真的不想读书还是因为家庭困难？”她不说话了，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才嗫嚅着回答：“家里没有钱……我去读书了……家里的事就没人做了……我不想读书……我要帮妈妈做事……”由于家庭的不幸，她的眼神里有一股天然的忧郁，很容易使人产生同情感。在她的眼里，我看不到童年应有的快乐，更多的却是苦涩和无助。虽然她没有读过书，可是却透露着一股天然的灵气，实在让人非常怜惜。看看她家的环境，再看看她柔弱的样子，我们的表情都非常凝重，心在隐隐作痛。
　　正说着话的时候，她那残疾的姐姐李小君回来了，身上背着一捆枯树枝，一瘸一拐地走得很艰难。由于残疾的缘故，她显得比正常人更吃力，累得满头是汗。看到我们，她有些木讷地笑了一下，然后把枯柴放下了。虽然她只有十六岁，可是看起来却非常苍老，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
　　从李小二家出来之后，顺着一条小路往上爬了一截就到了一户人家，一个年迈的佗背老奶奶在走廊上剥玉米，两个光着脚丫子的小男孩在旁边帮着干活。在与老奶奶的交谈中，我们了解了她家的情况。老奶奶名叫张双妹，今年68岁（她非常显老，身体也不太好，看起来有八十多岁的样子）。她的老伴名叫周老伙，今年78岁。她还有一个老母亲，今年96岁，经常生病，现在卧病在床，已无法下床活动了。她的儿子叫周玉桥，今年47岁，因为贩毒罪，现在在中国服刑，已劳改十年了，至今未归。周玉桥的老婆已经去世，育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周小马今年20岁，上过一年学，现在在家务农。二儿子周崩龙，15岁，现在在外打工，在屠宰场做些打扫卫生的工作。三儿子叫周文刚，12岁，现在在读小学五年级。四儿子叫周文龙，11岁，现在在读小学三年级。
　　她家里的主要收入是种地，种了五亩玉米，20亩甘蔗，还养了一头猪。由于周玉桥还在服刑，家里又有一个长年生病的老人，还有两个读书的孩子，因此生活非常困难。听到有老人叫唤的声音，我走到门边往里看去，那个96岁的老奶奶正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那个叫周文刚的小男孩端着一碗粥在旁边喂着她。这个贫困的家庭看起来，整个有一种衰落破败的感觉。
　　正当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杨国强的妹妹来叫我们回去吃饭了。到了杨国强家，我们便围席吃饭，杨金顺也被杨国强邀请过来了。杨金顺的女儿杨国美端着一张小板凳在家门前那泥泞的地上做作业，任我们怎么叫唤，她也不肯过来吃饭，只是低着头写字。在饭桌上，我们讲起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李小二家的情况，大家都唏嘘感叹。罗老师说，像那样贫困的家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应该要优先考虑，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提供援助。再说到杨金顺家那个关于“大锅盖”的事，大家都觉得又可笑又可悲。说到山里孩子上学的情况，罗老师告诉我，在昔娥学校，贫困学生数目实在太多了，学校也想给他们减免一点，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减免的学生一多，学校就没办法办下去了。还有相当多的学生，因为家里劳动力不够，便早早地辍学回家务农去了。面对这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学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叹息。
　　在杨国强家吃完饭之后，我们便离开了花地山村。回来的路上，甘蔗林在一排排地向后退去，我想起了那个叫李小二的小姑娘，难道她真的“不想”读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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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妹老奶奶在接受采访

山里孩子图一（杨金顺的两个儿子在自家房侧）

山里孩子图二（杨金顺的两个儿子在自家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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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百年树人，当时我在果敢与一帮子同事在搞教育支援，让一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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