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如此，国亦如实，夏经羽山之郊，治水之勤，方得大禹涂山之会；周经季历之屈，姜里之囚，方成武王伐纣之势；汉精白登之围，吕后之辱，方有武帝北扫匈奴；唐经关东鏖战，白马之盟，方就天汗之号；明经和州转进，鄱阳水战，方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反观魏晋隋宋，以禅让而得天下，重权谋而少奋发，或国祚不续，或久困外辱，不足为后世所效也。故国之将兴，必先历磨难，破荆斩棘，尚可展宏图之业。
古如此，今亦如是。如国朝温相所言，“多难兴邦”；亦如新词所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凡事家国者，或死于安乐，或生于忧患。于果敢亦如是，前以久处安乐而忘战，遂败于缅寇。后军民流离，寄居异乡，虽备受磨难然民心思归，故有二九之役反击敌寇，怀决死之心返乡鏖战，重创狄夷，以半百烈士换数千敌首，扬汉军威名。虽未尽全功，亦虎口夺食，复红岩故地。
今，恰列国纷乱，西夷纳绿教而为祸，盛暴恐不暇自顾，暂无分心助寇之力。缅寇亦挟国自重，盘剥缅民以自肥；多起内战，侵凌他族以夺利。行暴虐之政祸民，兴不义之师乱国。其多行不义，至域内祸乱丛生，民生困于疾苦而心多思变，名为军政府，实为叛逆。故素季一党得以民选上位，虽摄其武力而型似傀儡，亦可行国政以制叛军。然叛军尤不自觉，暴行亦盛往昔，其自毙亦只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