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杨家史第三章: 英国人 - 果敢资讯网

在占领上缅甸以后，英国人用了4年时间，32000人的兵力，在两名少将和6名准将的指挥下，平定了缅甸。这是一个付出了很高代价的军事行动。英国人对继续向掸邦扩张，产生了迟疑。他们发现，与当地土司合作而统治这个地方，比他们出兵占领及直接统治这个地区要更好得多。从经济利益上权衡，英国人占领缅甸之后，对通过中国云南获取利益的战略，促使他们慎重考虑：是不是要向掸邦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在当时，掸邦的统治相当混乱。在缅甸皇帝滴波（Thibaw）压迫下，导致了部分掸族土司的明显反叛。从那个世纪的早期起，兴威土司开始抵抗缅军的进驻。这种抵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在南方，这种反叛，演变成后人所知道的Limbim（令丙）密谋事件。这个事件是掸族土司们包括景栋、勐乃、弄扫和勐保等土司，与令丙王子的一种联合行动计划。计划推翻滴波，扶持令丙王子登位。令丙承诺，他将取缔民众愤恨的“人头税”，不干涉掸邦的一切事务。这些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局面，即政治不稳定，有些地方甚至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当英国人在缅甸出现时，紧张的中国政府，邀请掸族土司首领参加会议，并签署了一个友好协定。为了回应中国人的做法和态度。昔波土司在他写给英国驻缅最高长官的信中说：

在掸邦对当时情势的反应下，英国人采取了“和平渗透”的政策。他们通过有影响力的土司，如北方的昔波，南方的尧水。当这些土司对他们的忠诚度被肯定之后，很少会有其他土司还会反抗他们。英国人向他们保证；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但要求土司保卫各自的安定和平及不压迫人民，并向英国当局缴纳一定的赋税，承认英国政府的领导。英国政府的回报是：承认这些土司及其世袭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的存在，没有不被欢迎的。

这样一来，掸邦就变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了。在那个时候，掸邦土司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分割，对掸邦此后作为缅甸国家的一部分等这些条例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掸邦对作为缅甸一部分这个问题，历来感到不满。因此，在联合争取缅甸国家独立时，曾表现出不愿意和极为勉强，直到昂山对他们劝说之后，才参加了要求独立的行列。但无论如何，这种同盟，仅仅维持到1960年。因为民族反叛斗争，从当年开始了。事实上已变成内战，直至今天还得不到解决。

英国人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掸邦，一路向南掸邦。北部的人，由R·A·Yates耶斯少校指挥。他的部队，在1888年2月，首先抵达滚弄。4年后他们来到果敢，进行户藉人口调查，意在确定果敢应缴赋税额度。在英人未占领缅甸之前，中缅边界分别很不明显，边境地区如果敢，既向兴威（木邦）进贡，也向中国缴税。在占领缅甸之后，英国人派出了好些调查组，去确定：①、掸邦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忠实程度；②、哪些地方忠于中国或不忠于中国。这对英国人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是很有价值的。

根据缅甸皇宫里面的官员提供的信息：果敢被想象成为是一个“向阿瓦王朝进贡的地区。”根据1894年北京条款：果敢还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英法在滇西南殖民利益上的竞争，导致了1895年6月20日的《法中协定》，在协定中，中国将靠近缅甸东部的一部份土地，即两个版纳（一个版纳为一千块稻田），割让给法国。在此后的中英协调中，1897年的条约，中国被迫放弃了果敢。这块在中缅边境上的小土地，被称为“中国的掸邦”以及“缅甸的掸邦”。以此区别那些中缅边界之间的地区。中国的掸邦包括户撒、腊撒、勐板。户撒、腊撒的居民，多是阿昌族，只有他们的土司是掸族。勐板，又叫中山；其土司是汉族；根据1897年条约，是划归给果敢。其他中国的掸邦还有：南甸、干崖、盏达、陇川、勐卯、遮放、芒市、泸厂。果敢，处在国际势力的掌心之中。它的被移交给英国，继之又是缅甸的统治，造成了后来这个地区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

果敢在1897年之前，其行政相当独立。但自那时以后，有一部份时间，被归在北兴威（木邦）之下，但至今未发现有具体的历史记载，那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恩怨，因此，导致果敢与木邦之间关系始终不和。应该说，历史以来，果敢与木邦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在1850—1875年之间，发生过由木邦官员挑起的对果敢村寨的多次攻击。在其中一次冲突中，果敢土司率部在芒罗一带，打败了木邦军队。有一次，木邦头领及其部属，在害羞水被果敢土司军队包围缴械，继之被遣返回木邦。1890年，在木邦对果敢村寨发动多次进攻之后，果敢占领了滚弄，并将其划入自己的版图。果敢多数是汉族，兴威（木邦）多数是傣族，在语言交流上存在着困难，在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往往造成相互之间的怀疑、误解和不信任。

说到英人对掸邦的政策，它是外交手段和武力结合的一种公式。根据从果敢得到的证实：当英国人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他的首领和人民，都没有来迎接这些外国人，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肯定这些陌生的白种人会对他们有什么企图？英国的官员很大胆，首先送上一套质量很好的毛呢制服和一些武器及其他礼物，作为对首领友好的象征。接着还打枪给大家看。这样，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热闹。接着邀请看热闹的人群中较胆大的人来参加打靶。这样，即留给当地老百姓一个印象；虽然英国人有优越的武器，但他们对老百姓还是友好的和善良的。由此，当地人对他们的猜疑和不友好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

克钦族却不轻意屈服在英国人的势力之下，他们抵抗了好多年。英国人在他们的战略行动过程中，让果敢提供骡马，帮他们运送所需物资。在起初第一年内，果敢没有一家人，愿意让他们的骡马去驮脚，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怒江，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去死。这种迷信的影响，多数因为是那些敢过江的人，多半都带了疟疾病回来，虽然当时的人民还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知道只要染病，往往会导致死亡。由于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们的骡子去驮脚，结果，土司只好勉强让自己的马帮去帮助政府运输。当这些马帮返回来的时候，这些牲口不但没有死亡，看起来还喂得很好，更胖更健康。赶马人也得到很好的待遇。所以，几年后这些赶马人发富了，变成了地主。他们称赞他们的英国上司的纪律和好处，他们还带回来了新的知识。他们发现英国官员骑在牝马身上，这种事情在果敢从来未有。因此，在果敢赶马人中，引起了捧腹大笑。就象探险者一样，他们看到或经历了新的人物和事物。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骄傲地展示他们带回来的东西，比如香烟、毛呢大衣等等。第二年，有许多赶马人报名要去，但因所需人手有限，有些还得被辞退。在此后几年中，特别是英国统治时期，驮脚成了一种很茂盛的贸易。它给土司、他的家族，以及果敢人民，带来很大的好处。英国人在掸邦及其他前线地区的许多军事行动中，需要上千的骡马运送军需物品。因需求很大，连靠近边界的中国边区，如镇康、耿马、孟定的马帮，也来参加运输。

在19世纪后期，鸦片在中国四川和云南，已经相当地多了。当需求大于产出的时候，云南的生意人，开始寻找能够栽种鸦片的更多地方，好象是云南的商人，将鸦片种植引进果敢。因为这里的气候环境很适宜鸦片生产。到果敢的人，不久他会发现为什么稻谷在果敢不能很好地生长。虽然有足够的茶叶出产，能够满足附近的需求。但对人民来说，当他们在门外边的云南，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时，鸦片很快就取代了茶叶，变成了一种经济作物。

别的生活必须品，也可以从鸦片上得到。疾病比如疟疾及痢疾，在这个地区是常见病，通过吸食鸦片，可以减轻疾病的痛苦。英国人有一个很值得感兴趣的的资料指出：在种烟地区，没有染上烟瘾的人，只有在那些禁烟的地方才有。在1960年以前和1960年以后这个期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1960年以前，鸦片的输出，仅仅只是为了维持生活。但是，1960年以后，它的生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鸦片的销售，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变化。当果敢的生产者，还停留在初期的生产状况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街子卖给在外面有联系的人和对生意很熟练的云南或中国生意人。果敢的生产者，没有精深技术和技巧，去出售他们的产品，对把产品卖给在果敢的生意人，已经感到很满意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云南生意人都到果敢来买鸦片，这些大烟全部输入中国。当缅甸独立以后，鸦片生意被国民党残军垄断，果敢的鸦片，全部卖给了他们。

掸族反抗缅甸的政府是有历史根源的。最近的冲突起源于50年代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政治性的，就是在“丙弄会议”上所规定的掸邦有自主和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反抗的原因是缅甸军队的行为，他们对掸族做了大量违犯人权的事情。在50年代后期，掸族土司们被撤除了他们的世袭权，由军人取代。缅人还不断地压迫掸族人民。掸族初期的反抗是零星的。到60年代，已经发展到足够的力量。缅军开始采取对待叛乱武装的手段来对待他们；其中一个做法是组成了由当地人组成的30支“民兵部队”即自卫队，缅语叫“戛戈也”。这些民兵部队多是靠毒品交易来供养他们自己。军人政府没有经济能力来装备他们或为他们提供经费，于是，他们被允许从事鸦片交易和其它物品的黑市买卖。一部份鸦片也许会通往印度，但主要的还是通往泰缅边界，其主要原因是那里的需求量很大，还有国民党军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仓库设施和交易联系。

果敢戛戈也，1965年开始成立，并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在全盛时期发展成为1600人，戛戈也帮助缅甸军队收集各种情报。有战事时刺探军事情报，以及在果敢充当翻译。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组织每月需要60万缅币或大约1万美元的开支，果敢戛戈也的头领，每3个月要下泰国一趟，且每趟要50—80辆大车及100多匹骡子组成的马帮，来运送一切可卖的货物，包括珠宝、玉石、古董和最赚钱的毒品。

果敢戛戈也的首领是罗星汉，是一个家在中缅边界，果敢东部叫大竹箐村的人。1935年出生，他是彭家声的亲家。他在新城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他在衙门任职，最初时，任一个低下的职位。当时，杨金秀执政。罗星汉在杨金秀手下做勤务员。1963年，当果敢土司及其他杨家成员在腊戌被政府扣留时，罗星汉的鸦片车队及他本人也在大其力被扣留。1965年，当杨振声发动果敢起义时，罗星汉被军事情报局（M·I·S）委以组织一支人数是150人的反叛乱组织。由于语言障碍，缅甸军队没有关于当地情况的知识和情报，所以选择果敢当地人是他们利益的最好服务对象。看起来好像是罗星汉劝说了军事情报局任用他，但他在缅语上的局限性对军事情报局来说还不会是最好的人选。无论如何，直到缅甸共产党（CPB）的果敢部队几孚占领滚弄以后，罗星汉才得到情报局的同意，让他扩充他的自卫队。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滚弄战役，该战役打了42个昼夜。

1968年，彭家声和他的弟弟领导的缅共果敢部队占领了除滚弄以外的整个果敢。1970年，缅共对滚弄发动三面攻势，截断了缅军的补给线，缅军一时士气低落，曾经考虑放弃滚弄。为了阻止缅共继续向腊戌挺进，滚弄大桥将被炸毁。但是罗星汉劝说缅军守住公路利用空军和炮兵支援他们。缅共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而退回老街。从此以后，果敢大部分地区控制在缅共手下，只有滚弄还控制在军人政府手中。由于果敢丢失掉，罗星汉被迫去寻找更多可以栽种鸦片的土地来支持他的军队，开始在当阳附近及掸邦地区原来没有栽种过鸦片的地方栽种鸦片。

第二点是，1963年，当军人在军事政变中取得统治权时，统治集团开展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将所有企业收归国有。当时共有22个公司来负责供给生活必须品，但想不到的是缅甸从此面临生活必须品严重匮乏。这是因为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和工厂缺乏有经验的专门人才来管理。于是戛戈也也通过鸦片交易，又熟习边界道路交通情况，乘机开始走私贩卖生活必须品。在当时，他们被戏称为“第23公司”。泰缅边境当时只是掸族和国民党（KMT）残军往来运输的通道。戛戈也出现后，这些通道变成了走私者谋求生计往来的主要通道，而且为鸦片生意开辟了更多的市场。更有甚者，这些戛戈也自卫队，除用车辆运输外，还用飞机为他们运输贷物呢！这些都是缅甸政府的军人默许的结果。据估计从1968年至1973年之间，罗星汉共出口了200吨鸦片。

关于毒品的争论好像只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但从简单的经济观点来考量，在任何一种交易中，都有买和卖。对任何一个物品来说，需要有一个市场来出售。因此在1968—1973年之间，因为毒品在西方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如果在亚洲，它可能会是土耳其或巴基斯坦。在那里，这些毒贩会很容易找到物品的市场。西方需求的增加被认为是生产地区的责任。在这个有疑问的时期，就缅甸和所谓的“金三角”而言，最直接的市场就是越南。在那里，5万美军中的10—15%被估计是“瘾君子”。

但，这个法律没有在果敢施行。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种植和买卖仍然允许。第一点是，由于果敢在边界战略上的地位，英国政府希望巩固果敢对他们的忠实，不让他们投靠中国。第二是果敢土司一直都在维护边界的和平，这样就为政府省下一笔为了维护边界安宁而驻军的军费消耗。第三就如一位英国官员所写的一样：

当禁止鸦片只是一个当地的问题时，1970年它成为了一个国际公认的问题。1971年，当尼克松总统向毒品宣战时，美国毒品管制机构，开始对那些从事毒品买卖的大毒贩，比如罗星汉和坤沙采取行动。但罗和坤沙被置于铁窗之后，仍没能停止毒品的流动。事实说明：只要它还有市场，真正禁绝毒品的问题，还值得讨论。对种植鸦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求生的方式而已。对掸族反抗武装力量来说，毒品交易只是他们用来维护自主权的手段。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没有任何人可以估计和衡量。但是，对这个问题真实性的认识，将会是任重道远的。

根据英国对土司地区的规定，英国人的管理和当地首领对英国人的忠诚，给果敢带来了和平与稳定，那是互相了解和友好关系的一种合作，一直保持到英人离开缅甸。从双方的历史背景看，这种关系不大可能会维持得住。一方面从果敢土司角度说，他从来未见过和接触过英国人。要让他同一个从风俗习惯、行为等全部与他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是很难的。另一方面，英国官员将果敢土司说成是一个中国人，而在19世纪一般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观念是地位低下、行为永远是阿谀奉承，抽大烟和懦弱无能。对于英国政府官员要向土司和他的人民贯输他们所谓的文明之道，看起来是一件不太容易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外部的表现和行动举止，仅仅只是一种片面的表象，往往与事实是不相称的。因为当遇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都能达成共识。土司是直率的和不甘屈服于阴谋鬼计的。他遵循着祖先遗留下来的训示，在人民的拥护下，以公正来统治。这些遗留下的祖训也是英人所熟悉的，也是他们所推崇的。在那个时候，土司的这些训示是最值得效法的。土司的诚实，管理能力以及维护法制的才能，使他赢得英国官员的尊敬。

虽然英国与果敢的关系从1886年后开始，但直到1897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即果敢成为英属缅甸后，这种关系才被正式认可。果敢与英人合作主要是包括保持边界和平、树立国界碑，划定中缅边界和调节处理边境上的贸易及边界问题，包括民事和刑事纠纷。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在1897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可得到说明。当H·J·Inman先生，一个英国的官员在多牛（Tawnio老街）为庆祝他们皇后的钻石登基纪念，设宴招待果敢土司及边界头人时，这对处在远方统治者的白人皇后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同年的12月间，英国人授予果敢土司杨国正一枚被称做ATM的金质奖章，承认果敢土司的世袭权利。1896年末，为了帮助边界委员会建立界桩，一支英国驻防部队就已经驻扎在多牛（Tawnio）（老街），果敢地区的界桩，包括65号至97号。1899年4月底，英国人也在果敢行政所在地楂子树设立了一个前线岗哨。多牛（Tawnio）的驻军在边界委员会撤离时也随之撤离。1902年，中英双方有关边界问题的会议经常举行。

在英国人未到来这前，中缅边界没有明确的划分。中国和缅甸的皇帝对当地首领向他们进贡都表示满意。果敢和掸邦其它在边界的地区向皇上纳贡，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勿须什么正式文件。当英人到来时，他们派出许多勘察小组到边界上，去搜集他们先得到的领土情况，作为制定边界线的依据。中缅边界线长2000公里，从北方的克钦邦到南方的掸邦。在19世纪，中国虽是一个大国，但国力弱小。他曾经遭受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忍受太平天国的叛乱、回民的起义和义和团之乱，以及一系列其它秘密的社党起义，中国的港口以及在中原的土地被列强势力瓜分。英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防守的中国，这在边界划分上表现的特别明显。英人对中缅边界多次的事先勘察，其结果就是1897年的《北京条约》。

由于他软弱的地位，中国被迫放弃上缅甸大部份土地。拒绝承认包括1914年麦喀马洪线（Mac Mahon Line）（克钦邦最北部）的印藏公约（Indo-Tibetan-Convention），以及认为伊斯林线Iselin line（南定江和南卡江之间的地区）是不公平的。关于这个问题，Herold Wiens先生在1954年的记载如下：

“……中国方面没有什么理由不服从边界的永久安排。这种安排，根据中国人的观点，那是通过政治威胁和压力，从长远观点而论，只有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作为后盾的时候才有效。当力量的均衡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变化而有利于中国时，现在缅甸和在印度支那被认为是自己的土司领地的地方，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英国与中国官员之间发生了很多困难的事情，每一句话删除都代表着中国人和英国人对原有版本的更正，特别是对版本翻译的差异和名词名称的复杂性。举例说，在南部小组的工作中，有些地方有缅人，有掸族、景颇族和汉族等，由于无准确的地图为依据，边民相互交叉发生困难时，须征得当地头人和有势力的名人同意认可。否则，会发生不应有的冲突。”

1916年，镇康县要求英国公民在中国的田地必须放弃，果敢土司同意，其条件是：中国公民在果敢的田地也必须重新安置。果敢土司还要求被中国公民破坏的鸦片作物给予赔偿。在腾越道伊、英国官员组成的会审调查中，发现果敢人在孟定种植的大烟被破坏，最后判定果方的理由是正确的。

中方的官员指出，英公民改换名字和移动界桩。果敢土司报告在95号至96号界桩之间的地界树被中方砍伐。在界桩76、77、78号之间和93—97之间的土地有争执。最后演变成比较重要的95到96号之间三个村寨土地的争执。最后发展到从越界种植变成侵犯领土。根据官方在边界问题的文件中，这3个寨子属于果敢。

“……1920年，北掸邦督察帕特菲特少校（Major Butterfield）在写给缅甸总督秘书的信中说：关于界桩77—78，93—94，95—96及96—97之间的争执，在多年的询问后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方面现在要求比原要求的土地更多。两方的要求没有得到协调。”帕特菲特少校建议：一个全面的设置永久性界桩的调查，应该在整个边界（从南坎到佤邦）进行。以及在那些比如界桩95—96之间，在印刷的地图上标明，并设附属界桩。为了防止界桩破坏，这些附属界桩将得到英国政府保护。

在路易·松先生（Mr Lewinsohn）1920年6月29日写给云南省府的信中说：副总督雷吉纳·格雷路克爵士感到留给英国人做的仅仅只有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云南府同意的话,他会通知中国政府有关中国人的意图。当然,他的这个提法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抗.在1921年8月12日由中国外交部写给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说:

“……对这个边界纠纷不能达成结果，应该是归咎于在边界会议中的中国代表们的极不满意的行为。……与此同时，缅甸边界官员在树立有争执的界桩时的行动，没有请教在云南府的缅甸总领事，使解决问题发生困难。中国人在边界坚持自己的权力是非常坚定的，在谈判纠纷时，我们必须持审慎的态度，不管事情有多小，我们的要求是不可置疑的、公正的和正确的。”

1930年后期，在由伊斯林上校（Colonel Iselin）为主席的国际联盟的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在需要时可以更改的临时边界。这个委员会在1937年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根据W·Stark Toller的记载：“旧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着……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收获。我们第一次包括全国做了精确的勘测和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以及收集了各部落族群在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情报，所有在双方政府交换文件时，为了得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所需要的一切根据都已经收集。1941年6月18日，双方政府最后达成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