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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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2016）

2018-09-08 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作者：汉斯·史坦穆勒（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杨宇豪译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一个占有与昆明市相当面积、由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统治的地区。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而实际上该地区却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任何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更接近与其接壤的中国。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这样的东西想来是贫穷落后的山里人制造的，给买不起正品的人使用。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就能见到类似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东西。通常这类商品会与真货略存不同而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制「iPhone」的手机「iStone」，于是模仿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性的摹制[1]。

卡尔斯鲁尔的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禀卓（Byung-Chul Han）将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原创—仿制」对立之外的概念——它代表了中国的创造实践，在其中原创性难得起到什么作用。如此根本的不同会很快导致所谓「东方主义」的那种东西方对黑白对立的成见：这种成见往往鄙视复制，觉得「中国人就喜欢抄袭」。即使这种仿制可以被正面地重新解读，解读也是发生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于是这种解读也常常是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如是，对佤邦亦复如是。

于是中国的博主和新闻记者将缅甸的一个叛军领地称为「山寨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廉价仿制品。而佤邦内的很多东西确实也就像它旁边巨大邻国的破旧的映像：虽然讲自己语言的佤族是佤邦的主要居民（佤语属南亚语系，同汉语截然不同），汉语官话还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

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来，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它们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运营的。流通的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中国向统治这里的佤邦联合军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援。据说支援的物资中除了旧的制服也有武装直升机，即使——或者应该说因此——佤邦武装是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叛军中最强大的一支。[2]


号主按：《佤邦新闻联播》是佤邦最重要的新闻节目，它用普通话和简体中文播送新闻，节目形式和采播方式都很像大陆地区省市级电视台新闻的风格。例如，2018年2月6日的《佤邦新闻联播》中，主要新闻包括：「政府副主席肖明亮春节前慰问驻佤邦办事处机构代表」、「佤邦农林水利部与普洱市畜牧兽医局签署合作协议」、「建设部及联合军某旅共同开展「勐波-勐洋二级公路」建设情况视察活动」（资料来源：YouTube佤邦新闻联播）

因此这个“山寨中国”就不只是一个滑稽的中国仿制品，也是潜在的危险品。

佤邦军队的强大力量要归因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即位于中国和缅甸影响区域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以及多种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佤邦军队的前身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学习了中国军人和志愿者传授的毛泽东军事理论。除了中国的援助，本地的鸦片种植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鸦片种植几乎完全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对佤邦军队施加的压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认可与合法性的中心手段，也是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强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着力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因此佤邦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支持。

缅甸的佤邦想要完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并且毫无疑问，它确实在中国和缅甸都被认为是这样，即使是山寨版的中国。但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可以向我们展示更多这个地区多样的、另类的现代性。

西方经常用自己衡量中国。对中国，「西方」最不安的是中国并不抄袭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还有人权的概念。在愈二百年的接触里中国所模仿的西方现代化，也是其他社会学习的蓝本，尤其是第三世界。

对于中国的这个邻邦，「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边缘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平行发展，并且交织与其中。从「山寨中国」这个比喻出发，本文将深入分析几个这样平行与交织的案例。

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廉价仿品，可事实上这里的居民从来也不是就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相对自治的政权，佤邦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从上世纪后半叶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到近二十年来模仿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都在佤族地区找到了他们各自的土壤。两者都不只关乎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自然更缘于同中国不可避免的紧密关系。因此，佤邦的情形就既是个案也是一种对照。即，从本土历史中的具体案例出发，将其置于另外的比较框架下重新审视。

第一种山寨：过去的自治
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南部与边缘的很多社区都有山寨。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这样的寨子有防御的功能。在很多地区这样的寨子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以及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3]。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ö 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提供能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到四五十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来到这片区域，这些寨子便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

一直到那时佤族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 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描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而实际上这个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地区寨子和坝子（山谷和平原）的对立：国家或者王权将自己限制在谷区，其中农民灌溉稻田，世界性的宗教和他们神圣的经文广泛传播，稳定的交通网络使得官僚机制和税收得以运行。在山区则相反，少数民族生活在迁徙的部落里，刀耕火种，信万物有灵的宗教，并保持相对的自治与平等。

因此山区和谷地的关系就成为了研究这个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讨论到老挝和越南。




但即便佤族明显是典型的山区居民，传统的佤族社会也不能被称为「逃离集团」。原因是佤族并没有躲避周围的国家，不是进山逃离国家的统治，相反他们时常扫荡旁边的掸邦，有时还会俘虏奴隶。以山寨为据点，他们还会对周围的村落实施报复。扫荡和报复也被用来猎头——敌人尸体的头骨是每年播种前祈年仪式所必须的。因此一直到1950年前后佤族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有时还会掠夺周边的社群。


上世纪末，佤邦军队公开展示作为战利品的敌人头骨（图片来源：Getty Image）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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