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的事为何不能全交给将军们？

华之子

摘要]军方在军事问题上是专业权威人士，无论就搜集和分析国外军事情报而言，还是就如何排兵布阵而言，都是行家里手，所以应该尊重专家，尊重权威。

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战发生之际的德国首相是贝特曼，他算是一个好官，忧国忧民，做事勤恳，不怎么计较个人名利，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相信军方。这至少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在一战前夕，德国的将军们认为，由于德国的主要对手法俄的军力增长，德国将来的处境会愈发不利，甚至可能首先遭到进攻，所以不如早点开战，先下手为强。这种认识其实很成问题(详见本学术剧4.3和4.4)，但贝特曼当时倾向于接受。二是，德国军方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如果大战打响，德军主力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争取先速胜法国再转头对付俄国。该计划的一大风险是，由于英国对比利时的安全很看重，进军比利时可能招致英国对德宣战。这在一战中也成为现实，英国也让德国吃了很大苦头。但是，贝特曼也未反对该计划。这位首相觉得，军方在军事问题上是专业权威人士，无论就搜集和分析国外军事情报而言，还是就如何排兵布阵而言，都是行家里手，所以应该尊重专家，尊重权威，谁让文官出身的我不懂军事呢。1军人为何可能跑偏？

贝特曼的例子说明：在军事尤其战争问题上，文官领导人不能对将军们放手太多。这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军关系”(civil-militaryrelations，即文官当局与军方的关系)的范畴。军人虽然是军事上的专业人士，但的确不能说对这类问题的见解都在理，至少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军人的专业权威性主要是针对军事领域的装备、技术、战术和战略，而战争问题，无论是备战、迎战、作战还是终战，涉及的面太多，经济的、社会的、国内政治的、国际政治上的，不少方面是军方不擅长甚至不大懂的。因此，如果将战争主要交给“专业”军人处理，等于你到饭馆吃饭时，点什么菜、吃多少钱都由烧菜做饭的“专业人士”即大厨看着办。这顿饭你有多大把握吃得顺心顺意？

第二，军人和政治家们大体都懂，战争也属于政治，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对武力的使用应符合政治目标，但这话说来容易，做来未必。军人打仗时难免追求酣畅淋漓的胜利，或者说怎样打得爽就怎样来(这常被说成是本性难改的“军队文化”)，但打得痛快未必等于符合政治目标。比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主张对中国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甚至使用原子弹。但是，这虽然可能让中国的抗美援朝变得更困难，但也可能导致苏联干预和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总统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的一大目标是避免后者，不想朝鲜战争扩大化。再比如，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在普鲁士军队击溃奥地利军队后，将军们主张乘胜直捣维也纳，将奥地利彻底揍趴下。但首相俾斯麦认为，与奥地利不能搞得太僵，因为将来难免还有求于人家，同时也要防止其他大国出兵干涉，所以应见好就收，得饶人处且饶人。总之，在很多时候，战争就是要打成一比〇，多进一个球都不行，但这难道不让球员憋得慌？如果他们收不住脚呢？第三，其他一些偏狭的观念也可能让军方不能正确处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容易变得好战。比如，军国主义观念当年也刺激了德国军方的求战心态。再比如，俄国军方在一战发生之际主战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在1905年输掉了日俄战争，元气大伤，后来几年中面对德奥的强硬只能做缩头乌龟，正想找机会替自己挣回些面子。但他们其实身子骨还虚着呢，结果在一战中是旧辱未去又添新耻。

第四，军事领域内的学识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当代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更加强了这点。这样，当讨论相关问题时，军方也可能倚仗在本职工作的所谓专业权威性，故意向通常缺乏军事学识的文官隐瞒、剪裁、夸大和曲解事实，以使军方的主张看似不可挑战或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一个文官不懂什么是C4ISR、隐形战机和相控阵雷达，不懂现代的登陆战、空海战、反游击战如何打，不仅没吃过猪肉，甚至没见过猪跑，他面对满嘴尽是术语、数据、情报的军人，不免会心虚气短，甚至可能连提问也不太敢：话一出口，是否会让身边这些军事专家暗笑太业余了？

在一战前，为了鼓动开战，德国军方就曾向皇帝和首相故意夸大根据“专业分析”得出的俄军动员速度。在一战中，当德国军方主张实行未经警告即可击沉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时，贝特曼曾表示担忧，主要是担心这会刺激美国参战，但海军将领们将证明本方主张合理的统计图表往他面前一放，他也就觉得底气不足了。

在二战后，共有三位美国高级将领曾出任负责外交的国务卿之职：乔治·马歇尔、亚历山大·黑格、科林·鲍威尔。他们分别是杜鲁门、里根和小布什的国务卿。但是，没有美国文官担任过高级军职。这也表明，军事领域拥有令很多军人引以为傲的较高专业性，所以文官的不少活军人也能干，但外交官或文官要干军人的活就难了。当然，不服气的文官也许会逞口舌之快：人吃的东西狗也能吃，但狗吃的东西人绝对不吃！(也有文科生这样抢白理科生)但不能不承认，在官僚政治中，更高的专业性意味着更有能力抵制外来干预、守护本方的主张乃至不正当追求。2“病人”指挥“手术刀”？

一种传统的主张是：和平时期的事务应由文官当局负责，但如果战争到来，如何进行战争就应听军方的，甚至应由军方为赢得战争而全面接管国家事务。当年的很多德国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而在一战期间，军方也确实成为了德国实际上的权力中枢。还有一种仍承认文官优先地位的主张则是：应由文官决定是否开战，并确定战争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原则，军方则据此提出若干战争方案供文官选择或与其商议，并在文官选定后负责执行；文官在战时仍应保持领导权，但应避免或尽力减少对战事执行问题的干预。这种观点也是今天的很多美国军人所认同的。对此，有人曾以这样的一个比喻作类比：职业军人如同精通医术的外科大夫，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官则如同病人，病人在手术前有权向大夫过问手术方案，但一旦手术开始，你就不能一边躺在手术台上，一边还指手画脚地(如果你未被全麻)与大夫商量该割我哪块，虽然大夫是为你服务的。但与前面讲的那些原因有关，看似更多的人(尤其在军队之外)认为，即便是在战时，通常身为文官的领导人都应看住将军手中的“手术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也曾参与不少军方事务的埃利奥特·科恩写过一本书，叫《最高统帅：战时的军人、政治家和领导力》，里面主要谈了四位政治家：美国总统林肯、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以色列首位总理本·古里安，他们分别经历过美国内战、一战、二战和中东战争。该书强调，是这些文职领导人的积极干预保证了战事的成功，而一些看似成功的战事比如美国所赢得的海湾战争，因为文职领导人干预不力其实是不成功的。3文职领导人如何扮演统帅角色？

显然，如何干预才是难题所在。最理想的情况说来简单：文职领导人在该出手时出手，在不该出手时不出手，在该强力介入时强力介入，在该点到即止时点到即止。但何时为“该”或“不该”？在朝鲜战争期间，曾有记者问美国总统杜鲁门：如果美国对中国动用原子弹，是要打击军用还是民用目标？杜鲁门说：那得由军方决定，我不是批准这种事情的军方权威。按照如今对核武器的观念，说这种话实在太渎职了，这种问题当然不能由军方看着办。如果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不做主，这个总统得赶紧换。

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希特勒。有学者认为，希特勒虽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也未在企业和装备部门工作过，但对军备技术还是有不少了解，比如关于坦克的主炮、军舰前甲板建筑的高度、工事的混凝土厚度、挪威作战中所需的枪支、汽油引擎的利弊、合成材料的生产，因此他提出的主张对德国的军备建设不无裨益。他利用施佩尔(Albert Speer，建筑师出身，二战中后期担任主管军备生产的德国军备部长，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这样的脱离军方官僚体制的文职人员去负责军备生产和研发计划，也被认为值得肯定。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就干预作战而言，希特勒在二战初期做得不赖。比如，他对军方提出的入侵波兰方案没怎么修改，该方案也得到了成功实施；对于1940年的入侵法国方案，他的插手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他支持了曼施泰因将军(被视为二战期间德国最出色的将领)的以阿登地区为突破口的建议，这一避实击虚、出敌不意的计划造成了法国的崩溃。

但是，希特勒在二战中后期对前线作战的太多干预更像是在给自家拆台。曼施泰因在二战后写过一本回忆录《失去的胜利》，对此多有吐槽，这个书名也能反映这位将军对其元首的耿耿于怀。一个解释是：希特勒本就自视甚高，而二战初期的成功进一步抬升了他的自傲，加之后来的战局不利和身心疾病的加剧，他愈发变得刚愎自用和神经质。关于如何干预，没有现成的公式能够让文职领导人拿来就用，这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但按一些学者的看法，某些方法至少是值得考虑的。比如，文职领导人应尽力学习军事知识。以色列首位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就是一个楷模。他认为，战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全由军人们去弄。他虽然也有过从军经历，但仍觉得自己在军事素养上还差得远。好在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好学上进，责任心又强。于是，他在繁忙工作之余仍勤学苦读军事知识，这方面的见解大有长进。文职领导人还可以在军方领导层之外延揽若干懂军事的人士为顾问，这有利于接触一些相对独立的声音。他还可以尽力运用一些文职专业人士去负责非作战性的军事业务。他还可以积极运用一个由军方和非军方重要官员组成的多部门委员会，让军事问题在其中能够得以集思广益。另外，在政府之外以及政府与国内社会之间，围绕防务和武力使用问题，创造一个比较开放和积极的辩论空间也是有益的。文职领导人即便不是军事专家，至少应做好三点：第一，对与军事问题相关的所有重大问题有全局性把握；第二，促进以自己为核心的各部门间的政策协调；第三，了解部属的能力和秉性的长短优劣，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刘邦得天下后曾问韩信，我排兵布阵不如你，怎么还能当领导呢？韩信说，我善于“将兵”，但陛下您善于“将将”。在上述三点尤其最后一点上，刘邦应说还是不赖的。

还要强调，即便文职领导人应发挥领导或主持作用，其干预行为也不应主要是为了监督和限制军方，而应主要着眼于促进文武双方之间基于既定目标的建设性合作。前文提到，一条看似简明的分工方式是：文官决定是否开战，并确定战争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原则，军方再据此提出若干战争方案供文官选择，并在文官选定后负责执行。但是，文官的决定权不宜被误解为文官的排他权。即便文官不干预最后的执行问题，在文职领导人扮演主持或拍板角色的前提下，军方也应参与到其他环节中去。比如，是否应该打仗与应该如何打仗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的。正如，如果你压根不知道如何开车，你就不会考虑如何在下周末搞个自驾游。在文官尚在考虑是否应动武时，对如何打仗更有发言权的军方也应参与进来。再比如，如果文官对外交努力的苦苦追求导致最佳战机已错过，但此时他们又要求采取武力，军方对动武持异议或反对也并非无理。对于确定战争的目标和原则，军政双方共同参与也是现实和合理之举。一张美国漫画：作战室中，一群文官在讨论“政治战略”，而负责“军事战略”的军人则暂时被冷落在一边。传统观念往往将文官与军人、政治与军事视为相互间相对独立的决策单元。

因此，在文职领导人行主持之责的前提下，在战略决策中仅让军方负责或参与“纯粹的”军事事宜既不合理，也不切实际。比如，当美国的军事首长们参与高层决策时，他们常常发现：他们本准备只提供军事方案，却被“请求”或不得不卷入关于“非军事”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大量讨论。这不是什么错。在战略决策中，文职领导人需要对军方的行为甚至作战执行本身有建设性干预，但军方也需要建设性地参与到更多事务中来。

但如同文职领导人一样，为更好融入这样的决策环境，军方也需要多学习，多接触，多思考。正如，当代大国军事力量正更多地要以异域文化和种族地区为主要活动空间，以非国家的暴力团体为主要限制对象，以反暴乱、维持治安和重建和平为主要任务，更多地面对敌我混杂而非敌我分明的局面，而在这种与传统战争迥异的冲突环境中，军队需要更多地进行民政、宗教、文化、地方政治、大众传播等方面的学习和实践。的确，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政治工作队。

兴汉大儒

什么都不一定。西洋人爱把文武分开。中国不那样。好皇帝都是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