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唯一不靠外援、独立转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华之子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 卡斯特罗率领约一百四十名武装人员攻打位于古巴东部重要城市圣地亚哥附近的蒙卡塔政府军兵营，虽然失败，但这个事件后来却成为古巴革命的起点，被赋予重大的历史意义。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为我们讲述了这次革命的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1953年古巴革命爆发时，似乎并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是这样吗？
程映虹：1953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的口号是恢复宪政民主，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这是有关古巴革命第一个要澄清的问题。1952年军事强人巴蒂斯塔利用当年选举的乱局发动军事政变，自任总统，宣布暂时中止宪法，后来又操纵选举把自己捧上总统宝座。他的军政府是古巴自独立以来最腐败的，1958年12月底他以个人身份出逃葡萄牙时，拐走至少三亿美元，有可能多至七亿美元的财富。巴蒂斯塔政变后，古巴主要自由派放弃分歧，组成名为“加拉加斯阵线”的统一战线，以在古巴恢复宪政为目标。卡斯特罗的革命，正是其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它的迅速成功，是和这个民主统一战线的整体力量分不开的，也是和巴蒂斯塔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分不开的。
卡斯特罗的革命口号中也有要实现“社会正义”的言辞，但它直接针对的还是在军事独裁下恶化的社会不公，和后来发生的对私有财产无论大小全盘没收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绝不是一回事。
澎湃新闻：1953年正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有没有关系？
程映虹：古巴革命在夺取政权前后和社会主义阵营毫无关系。在第三国际影响下，古巴在1920年代建立了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在旅居古巴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的影响下，还曾经有意模仿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共合作。但在五十年代，这个党在苏联影响下，认为整个拉美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只能走议会道路去影响群众。所以，作为整体，古共没有支持卡斯特罗的武装斗争，它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将其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左翼，而不是一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大众革命。
但卡斯特罗的迅速成功表明，这是一场有别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也有别于在这两场革命影响和支持下的那些国家（例如东欧和越南、朝鲜）的革命的新型大众革命。古共在1959年后迅速转变了对卡斯特罗运动的认识。当时中苏都认为卡斯特罗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军。但急于在古巴革命后的国家和政权建设中争取一席地位的古共领导人，通过和苏共以及中共的联系渠道，在古巴与莫斯科、北京之间牵线搭桥，说服后者相信古巴革命会很快朝社会主义转变。格瓦拉1960年底访华时，代表团中一个匿名的重要成员是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共和格瓦拉了解对方。
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罗的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非常独特。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政治运动的性质和最终目标；另外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曾经采用过社会党、工人党、劳动党，甚至民族解放同盟等名称，但也不否认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至少不会在公开场合做这样的澄清。但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古巴共产党人完全不一样。它经历过一个对自己运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完全否认的阶段，然后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接着在朝共产主义转变中又是最激进的。
从1953年到1961年，卡斯特罗从声称自己是为了民主和社会公正到突然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中间有八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反巴蒂斯塔的是一个民主联合阵线，不会接受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二、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允许在加勒比出现一个和苏联或中国结盟的反美政权；三、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来的恶誉；四、古巴当时有一个共产党，受到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承认，如果卡斯特罗的运动称自己为共产主义，如何和那个古共相处？（那个古共在卡斯特罗宣布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后，于1963年和他的运动合并组成新的古巴共产党。）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武装斗争时期，对不同的对象，卡斯特罗的言谈也有不同的侧重。对前来游击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强调自己斗争是为了恢复民主；对古巴人，他着重谈社会公正；至于私下谈话甚至对一些很左倾的西方记者，他大谈将来要把古巴建成人人平等，国家掌管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只是不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称。程映虹：古巴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有半年时间是以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为主，结合各派民主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当时由自由派人士担任临时政府的总统和总理，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他的“七二六运动”当时是最主要的武装力量），“七二六运动”的一些成员入阁担任重要的部长。临时政府宣布议会和总统选举将于一年半之后举行。那时，卡斯特罗的公开讲话中被列为新政权目标的有：恢复1940年宪法，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自由选举，分土地给农民，提高生活标准，为儿童建立更多的学校，摆脱美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取得经济独立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他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比较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
从1959年1月到7月，古巴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后导致自由派的总理辞职，自由派的总统乌鲁西被迫任命卡斯特罗接任；再是总统被迫出逃，“七二六运动”独掌大权。这是因为：第一，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一直掌握实权，向自由派施压；第二，卡斯特罗的运动不断推动革命激进化，用街头民粹政治压倒议会政治，自由派走投无路，最后退出政府。
1959年7月26日，在自由派总统出逃后，哈瓦那举行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纪念六年前的武装暴动，同时也确认了卡斯特罗的领袖地位。这次大会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古巴的“民主”模式：用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问答决定国家大事。例如他在上面高喊“革命——”，下面的群众齐声回应“yes!”，他再高喊“选举——”，下面的群众万众一声“no!”。古巴革命后新政府允诺的全国大选就这样被替换了。
澎湃新闻：古巴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有什么不同吗？
程映虹：古巴革命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一个不依靠苏联和中国的直接支持，独立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事例。
从1959年夏天开始，古巴革命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向社会主义急剧转变，从最初在国家干预下降低房租和基本生活费用这些向穷人倾斜的政策，转变为对外资全面没收（主要是美资，这是美国敌视古巴革命最初始的原因），对民族大中资本也实行国有化，市场在国家干预下不断萎缩。这些急剧变化开始引发大规模移民潮，数十万中产阶级和各种职业人士离开古巴（古巴当时人口有六百多万），一时甚至连教师都十分紧缺。到1961年，在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古巴的日常生活用品开始实行配给，这被用来证明进一步“革命”的必要。
古巴的特色是，为最高领袖直接动员群众的一些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地方政府的职能。例如，乡村的农改委成为农村的政府；全国在街坊邻里普遍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保革会），主要职责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
就在古巴革命急剧转变时，中共高层正处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反思中。中国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对古巴朝社会主义转变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古巴共产党当时还没有参加政权，但它力促卡斯特罗朝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为此它在古巴革命后修改的新党纲中提出了古巴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主张和政策。毛泽东1960年4月在这份古共送来的党纲征求意见稿上做了很多批示，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
毛泽东的意见总体来说是：不要急于全面过渡，把国内搞得太紧张；不要把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当作敌人赶出去，要建立包括所有民主派、民主政党和所有爱国者的民族统一阵线；不要一下就没收全部外国和本国资本主义；对被国有化的业主要考虑一定的补偿（古巴不像中国，这方面没有补偿，也没有吸收原业主共同管理的政策）；对农民在房前屋后要考虑给一点自留地；国际上不要宣布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同志，应该说拉美邻邦是自己的盟友；不要过早地和美国对立，引起干预，等等。毛的这些意见中，唯一不切合古巴实际的是要古巴建立机器和钢铁工业，做到制造业的自力更生。古巴出于自然资源的原因，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后来的发展证明，毛的这些意见并没有被卡斯特罗采纳，他在宣布朝社会主义转变后实际采取的政策甚至比古共党纲上的还要激进。程映虹：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开始得突然，但发展得非常迅速。如果拿中国来对比的话，可以说，在短短七八年中，古巴革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大跃进”再到“文革”的三级跳。1968年，卡斯特罗宣布开展“革命攻势”，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在经济上，卡斯特罗制定了把糖产量从通常的每年五六百万吨提高到一千万吨的计划，用增产的糖来交换古巴工业化所需的设备和技术，企图一举使古巴成为工业发达国家。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全国总动员，依靠思想觉悟和提倡无偿奉献，用军事化来管理生产，一切围绕一千万吨糖这个指标，凡是和这个指标无关的统统让路。政治上对全社会进行清理，没收剩余的小商小贩的财产，人都送进劳动营。大街小巷都有“保革会”的妇女老人巡逻，一切游手好闲者被发现后也都送进劳动营。学生停课，前往甘蔗地和相关岗位送茶送饭，或担任通讯员。
古巴革命后最初的十年，应该说是选择了一条类似于中国的道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批判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定程度上承认市场机制和个人利益的经济改革以及“和平过渡”和“和平共处”的路线。但是，古巴经济的急剧倒退又使其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为此和中国在1966年决裂。1970年，“革命攻势”失败，此后古巴放弃了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途径，但仍然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澎湃新闻：古巴革命对拉美左倾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程映虹：作为拉美唯一的激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反美的民族主义运动，古巴对拉美邻国产生很大的影响。1960年和1962年，针对美国支持下拉美各国对古巴革命的反对和敌视，古巴发表了两个《哈瓦那宣言》作为古巴对拉美政策的纲领，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口号下，号召拉美各国发动暴力革命。古巴支持拉美各国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视自己为拉美革命的中心，要把横贯南美的安第斯山变成拉美的“马艾特腊山”，口号是“大陆革命”——即把古巴岛国的革命变成拉美大陆的革命。格瓦拉甚至为此牺牲。当时古巴训练了大量拉美的游击队员，在拉美的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拉美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墨西哥）都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国内由“革命攻势”代表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努力失败后，古巴基本放弃了大陆革命，转而改善与拉美各国政府的关系，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和智利、秘鲁、阿根廷、巴拿马、委内瑞拉等国复交。这个转变和中国在“文革”高潮过后，七十年代和很多国家恢复正常关系很类似。
在七十年代末，尼加拉瓜发生了倾向社会主义的由桑蒂诺阵线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和古巴革命很类似：先是通过游击战打败亲美的独裁政府，然后由联合阵线的左翼独掌政权。桑蒂诺领导人奥尔特加非常崇拜卡斯特罗，一上台就访问古巴，寻求指导和支持。在提供大量人员和物质支持的同时，卡斯特罗却向奥尔特加提出了非常类似于毛泽东当年对古巴的革命的建议，希望尼加拉瓜革命在国内和国际都不要重复古巴在六十年代的激进化。奥尔特加采纳了卡斯特罗的建议，企图维持一条温和的社会主义路线，政治上保持桑蒂诺阵线掌权，社会经济和宗教等等方面允许多元化。到了九十年代初，桑蒂诺领导人在国际大趋势的影响下允许反对派参加选举，结果失掉了政权。
在后冷战时期，整个拉美左翼受到苏东的影响而一度衰落。古巴因为其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一度连糖都要从拉美邻国进口，在拉美各国的影响更是下降。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在拉美的失败，左翼在拉美重新抬头。卡斯特罗抓住机会成为国际上尤其是拉美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在哈瓦那召开了一系列反新自由主义的会议和论坛，把新自由主义和老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从而为在后冷战时期被贬低的古巴革命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古巴当年的均贫富和民粹主义路线很明显被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所采用。查韦斯多次访问古巴，和卡斯特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继尼加拉瓜革命后，古巴对拉美左翼的又一重大影响，尽管查韦斯在国有化方面远没有走到古巴当年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