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２

北美汉风

汉斯·史坦穆勒：《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续２

佤族社会的自治反映也在每个人的独立上。每个男人，也基本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力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Ethos），建立于一种荣誉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上。（Fiskesjö 2010: 244）

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总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山寨因此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4]
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下佤族山区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进行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1891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被认为既没有威胁（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鸦片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Harvey 1933: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依然免于卷入战火。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即与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缅甸独立的谈判。1947年2月Aung San（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等人向缅北的少数民族代表承诺了自决权，而佤族同其他几个民族则不在协商中。


幼年的Aung San Suu Kyi（左）及其家人（图片来源：mtholyoke.edu）
因此另外召集使团（前方地区调查委员会，Frontier Areas Committee of Enquiry）与这些民族的代表交涉。四名佤族代表参与了与这个委员会的会面，却显然没有什么话好说。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佤族是否准备与掸族等其他民族结为联盟，一个佤族首领表示：佤族宁愿继续像从前一样生活，独立于其他人。

后来的缅甸总理钦纽也在委员会中。他问一名佤族代表是否不愿接受学校、衣物、好的食品、住宅还有医院。佤族首领坤赛（Hkun Sai）回答：
我们是很野性的人，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委员会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再邀请佤族参加讨论，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为缅甸立宪做什么事。”出于同样的考虑，佤族山区应继续作为掸邦一部管治。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然而边境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的渗透并终结佤族的自治。但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还生活在相互间和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的自治。佤族想在同委员会的谈判中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样子，但他们也是令人恐惧的猎头者。实际上，山寨间的复仇行动和对山谷的扫荡是佤族得以自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山寨：毛泽东思想
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节节推进的现代化军队标志着佤族旧有山寨和政治自治的终结。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上至掸邦的山地就开始出现毛泽东式的游击队。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以系统地训练农村军事组织的方式对抗他们。

在东北山区里的还有在内战中战败撤退到这里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统一边境。1950年和1951年，共产党的部队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中国境内的部分。在佤族山区国境线长期是开放的，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的军营常常就在互相可见的距离内对峙。中国和缅甸1960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在1960年前都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佤族的首领也与中国军人常有接触。


佤邦的现代化军队（图片来源：The Firearm Blog）

很多如今在佤山缅甸一边的佤族首领仍然和共产党的军队保持联系。自1960年勘定边界后，中国的边防士兵便开始训练佤族人游击战术。共产党部队在本地佤族与敌对氏族、国民党部队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为期提供支持。在后来的六十年代，游击队在很多佤族聚居区内发展，其中多数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在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1968年到1969年间由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的缅军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缅甸共产党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与佤族游击队。同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督导，这时中国已经开始直接支持缅甸共产党。
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了缅甸共产党武装的重要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国民党残部战斗。处于军队的底层，他们经常与缅甸共产党上层的缅族精英有冲突。对于组织佤族人，弥合佤族士兵与缅族精英的分歧，毛泽东的方式非常高效。

在某些方面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正是毛派革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的战争和组织思想的核心即是从其中发展而来。比如「群众路线」就是说每个党的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从那之中通过与群众不断的互动革命才得以继续。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学到，要务实地避免与地方力量和「旧势力」（秘密社团、氏族组织、军阀等）发生冲突。这种实用主义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能被看作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6]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军事组织和战争中化得以实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战争对佤族山区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佤族山区，1989年也是跨时代的一年。铁幕在欧洲垮掉的前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对缅甸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在之后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

毛泽东死后，中国高层对国外毛派游击队的支持迅速降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而缅甸共产党至此只能自力维持。同时缅甸共产党中缅族精英与佤族下层士兵的矛盾加剧。缅族军官在指挥部发号施令的时候，佤族使命在同缅军进行残酷的战斗。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

矛盾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本地的罂粟种植。缅甸共产党多部长期依赖鸦片生产提供经济收入。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非缅族的下层士兵的矛盾。

1989年3月，彭家声领导缅共中的汉族部队首先在邻近的果敢地区起义。缅共领导的佤族部队随即被派遣前去镇压。佤族部队抗命，相反却占领了缅共在邦桑的总部。他们烧毁了总部内所有的文件和情报，并将那些缅族的领导逐出缅中边境。同一天他们改名为「佤邦联合军」，鲍有祥被选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并任「佤邦联合党」总书记。

最初佤邦军政府的领导担心中国对他们政变可能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则这是接收了他们驱逐的前缅共干部——这些人中大多现在平静地生活在中国。基于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

第三种山寨：威权资本主义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当时毒品生产在中国被当作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终结后佤邦仍然依赖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是为了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的声誉，主要是中国的认可。
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人头担保，2005年前佤邦彻底停止鸦片种植。（人头担保也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事实上佤军打击罂粟的行动也相当成功。佤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往往一律割除。


南部佤邦军队和他们的罂粟田（1992年，图片来源：Getty Image）

对农民来说，罂粟种植的结束带来了不少痛苦。虽然佤军帮助进行替代种植——包括橡胶、烟草和茶叶——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橡胶、烟草和茶叶要至少一年才能收割。替代种植通常以大规模计划，本地农民由之失去土地。要么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地权被出让给投资者。

同时，军队又向（主要是中国的）投资者授予更多的矿产开采权。很多小型的山区矿场开始开采煤炭、矾土和锡矿。包括一个庞大的锡矿在内，还有几个大型矿场由佤军掌握。多数矿石被运往中国。根据最近的报道，佤邦的锡产量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以至对整个地区锡的价格都有影响。（Martov 2016）


佤邦锡矿（图片来源：路透社）

近年中国商人在佤邦不多的几个小城里开设越来越多的宾馆、赌场、舞厅和商店。本地的小贩和商店销售和在云南的商店一样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佤邦最大的赌场位于其首府邦桑的城中心，有500名雇员，设多间游戏厅和歌厅，可以玩扑克、麻将、二十一点、老虎机等，另有两间餐厅。一些佤族，主要是佤邦领导的亲戚，也会参股这些公司，或者经营自己的宾馆和饭店。

迄今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2015年中国的一个投资集团。该集团于2015年夏与佤邦政府签订了涵盖多个方面的协议，其核心是在中缅边境的岩城（位于佤邦勐冒县，号主注）建立一个「特别经济区」。在艰难的条件下，2015年7月此地开始建设一个有居民区、医院和广场的小城。

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平地，很多整座的山丘都要被夷平。几个月间，各种建筑公司带来了无数的机械和工人。2015年9月佤邦和中国的边境上经常堵车，几百辆卡车和拖拉机要在边境上等候数日才能进入佤邦。

这些建筑工地也雇佣了成百上千的本地工人，他们一般由佤邦官员直接在自己的村子里招募。很多佤族工人不习惯中国公司严格的规定和作息，也不理解中国工长对他们的指令。因此冲突时有发生，而佤邦军队不得不在其中调解。作为当地权贵的客人，我须避免直接调查此事，但我听说2015年的夏天工地上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本地工人成群地参与斗殴然后步行回到自己村庄。

这个群体是当今中国「大起大落」的故事中很好的代表：这个群体背后是「e租宝」公司的总裁；「e租宝」只用一年（2014—2015）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网络「点对点」（P2P）信贷交易市场。它为个人借贷者与贷款人提供交易平台，仅收取低廉的转账费用。这个公司的单日线上营业额在2015年5月的时候达到了五十亿元人民币。基本上，这个公司只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了不通过银行而直接交易的网上平台，然而该公司大部分交易在2015年12月被发现并未被执行。不久公司总裁及一系列董事及经理被逮捕。这让在「e租宝」投资的无数的中国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吴红毓然 2015）。佤邦的建筑项目随即停工，机械、工头和经理们很快就消失了。[7]邦桑的电视台还有岩城的「经济特区」只能靠烂尾楼纪念那项巨大投资的短暂停留。


缅甸佤邦岩城自贸区景观设计图（图片来源：Google）

这样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对贸易和基础设施的小型投资，以及规划中的经济特区代表了中国资本经济的各种形式。对于佤邦的地方威权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依旧是标杆——当然一个巨大的邻邦本身就有重要的影响。这很难证明，但我认为威权的资本经济在这里的社会影响应该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也就是说，相对的社会不平等急剧上升，但相比过去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政府和军队中的社会上层就像是中国商人的雇主，为他们提供方便。佤邦的层级建立于军队的层级之上，行政体系只在最近一二十年才慢慢开始形成。来自中国的经济投资和音响不一定帮助文职政府的发展，反之有可能天增军政府的集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