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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丽
一、战后重建 战争结束后，将地方从战争破坏中重建起来是最优先的工作，而且也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在杨文炳回来之后，杨振材挑起了主要实际的执行工作，而杨文炳则是地方首领，负责顾问。杨振材有一个建立强大果敢的展望。要强大，果敢必须立足于自给自足自立。要团结，目标是争取自治。它是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文化遗产连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发展和促进人民福利的钥匙是教育。这个观点，变成了改革。将果敢由一个封建制度带进了一个半民主的现代制度。 ｜果敢末代土司杨振材 在以前的统治时期，衙门不仅仅是政府的住地，它的职能还包括经济、司法、法庭以及行政等部门，是地方所有一切活动的中心。当杨文炳忙于处理重要的公事和行政事务时，其他杂务就落在土司太太蒋淑敏的肩上。
行政改革之后，土司的家务事情由土司家庭自己办理。地方上的政务，则由为处理这些政务而开设的行政职能部门去办。因此政府住地迁到果敢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新城。如上所说，战争留下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果敢在他500名自卫队员中，大约损失了120条生命。人民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从失去家园到财产的丧失，战争带走了生命和财产。
任何计划的执行，必须要有行政机关的有力推行。基于这个前提，首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行政机构。果敢被分成上、中、下3个部份，每一部份又分成户，比如中部分6个户，即南郭、班永、大水塘、岔河、白沙沟和元腊，总人口4445人。最基层的单位是由伙头管理。
下一步是寨子头人的重新安排。行政级别共分为10级。同时，开设了地方法庭，加强与人民的联系。法庭有36位民选人士当任，他们必须为人民服务，言行举止成为人民的楷模，杜绝贪污腐败，并从中选出1名主席、1名副主席。地方法院办理的案件，都必须抄送设在新城的中央行政领导机关。中央则开设了12个机构，分别授理行政、司法、社会事务。包括财政、开发、教育、治安、司法、公共事务、文秘、稽查、通讯联络、税务等。开发计划的制定，着重于社会、经济、文化3个方面。讨论问题主要如下：放脚问题，提高妇女地位问题、战争遗留孤儿寡妇安置问题和禁止强制劳动的问题。这些政策，在当时，是一些进步的设想。这些计划，在1946年一次地方头人大会上得到一致通过。为搞好这个计划，曾对果敢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
以前，在果敢只有土司及富有人家的子女才能得到学校教育。现在，村寨办了学校，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可以读书了。但要说服农民相信教育的好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是经济困难，一方面是劳动力紧张，这些都是办教育的困难。 因为教育被认为是发展的基础。因此，地方当局即拨出资金、派出技术工匠，帮助村寨建设校舍。同时，在新城开设一所模范学校，选择一批优秀生到此就学。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编写适合当地的教科书，并分发各个村寨小学，以求教科书的统一规范。当时，还从仰光预订了报纸给学生阅读，使他们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信息。在每年学业结束，还举办运动会。对运动会上有突出的学生，还颁发奖状，以资鼓励。通过运动会，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许多今天的领导人，比如彭家声、刘国玺等，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从1946年—1957年间，果敢有3017名小学毕业生，184名高中毕业生，40名军官，60名小学教师，30名会计和6个大学生。
由于教育的发展，为果敢社会各方面培养了后备人才，唤醒了果敢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果敢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农业方面，鼓励人民开垦新的土地，种植很多作物，比如果树、棉花、桐油、蔬菜等，并在柞地林开办试验农场，作为推广农业技术、提高产量的示范中心。鼓励富有的人，投资在合作经济发展上，这些合作社，在各地设有分社，收贮和推销当地的产品和当地人民所需的日用品，价格由一个对土司负责的委员会掌控。在卫生方面，开设医院和诊所，对个人卫生与健康的教育进行普及宣传。当鼠疫发生时，老鼠被成批地消灭。
当地习惯法被整理编写成册，并在1946年头人大会获得通过。与媒体关于土司独裁专治的报道不同，在战后的果敢已经开始实行一种初级阶段的民主制度。
二、战后安排 194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盟军重新占领仰光，揭开了缅甸独立的序幕。伦敦已经接受了缅甸的自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现实，问题是何时和如何实行独立。这是多曼·斯密特总督，以及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袖们重点思考的课题。总督多曼·斯密特要推动的工作是：贯彻1945年5月17日《辛姆拉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治改革，重新建设经济。这个提法，与反法西斯（AFPFL）人民自由联盟的说法正好相反，他们要求的是缅甸的完全独立，并在有条件时举行全国大选。
缅人的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传统的风俗习惯让道给一系列的外族统治和文化。有骄傲历史的缅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治休制羞辱地倒下了，他们的文化被侵蚀，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国土上被渗透了。最突出的影响是经济的迅速扩展，缅甸成为亚洲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但价格却很贵。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小型工业消失了。为了补充劳动力的短缺，印度劳力被引进来，在稻田里和政府支持的建筑工程中工作。1876年的《土地税务法》，迫使那些拥有土地的缅人，放弃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欠了那些从南印度来放高利贷的人的债。结果，英国行政官员和商业圈里的人占据了缅甸的上层社会，其次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企业家。缅人普遍地发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变成了三等国民。
不可避免的是产生了大量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斗争，出现了很多民族主义组织，最突出的是《我们缅人协会》，协会成员称他们自已为“德钦”（缅语即主人）。他们的口号是：“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甸文化是我们的文化，缅语是我们的语言。爱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尊重我们的语言。”
在这些民族主义情感的口号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对非缅人的排斥。民族主义的宣言也许会是直接指向印度人和中国人，但他们也离间了少数民族，使他们自己与土著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30年后期，发生了一系列印度人和缅人之间的冲突。
掸族人在传统上，对缅甸历来是不信任的。且不说历史上长期受过缅人的统治压迫，当缅人的一些领袖当众宣布“缅甸是缅人的国家”，重新肯定大缅人主义时，使他们感到无比惊讶。在英人离去时，掸族土司对掸邦的未来感到非常耽心。因为掸邦曾是由英国总督直接管理，与缅甸本部有区别的行政区。当时是一个稳定时期，使居民能从事广泛的商业来往。掸邦首领对总督，无疑是尊重和爱戴的。他们之间关系，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从他们首领到人民，从未有过倡导掸邦独立的事情，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些少数受到缅甸本土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的所作所为而已。因此，争取独立，只是占多数的缅人的斗争。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明显。当多数掸族人在为抵抗日本而战时，缅人却给日本人以帮助。缅人和掸人因此发现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正好相反，这也是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不同观念。
昂山从伦敦回来，对缅甸的独立是很明显了。但关于产生丙弄会议的一些前提条件，还是值得研究。因为《辛姆拉白皮书》曾有条文规定：在边境前线的人民，与在缅甸本土的人民，他们的处境和地位，都在同等基础之上。他们有权选择继续留在英帝国之下或加入缅人。昂山之所以急着要会见边境前线的首领，目的是要劝说他们，支持他向英国要求独立的行动。掸邦自然资源丰富，有具大的经济潜力，从银矿到木材工业的收入，在政权移交之后，将会自然地落入缅人控制之下。
在昂山回来后不久，他就安排2月7日会见前线的首领们，讨论一些专门的话题，去劝说掸邦、克钦邦、钦邦的首领，加入他争取独立的行列。通过昂山的个人诚恳和魅力，这些边地的首领们，同意加入他的行列，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丙弄协议》。
三、独 立 随着缅甸独立的接近，关于果敢的主要问题是：果敢与木邦平等地位，以及果敢人的公民地位问题。当杨文炳在印度时曾向缅甸总督就果敢地理情况和人文背景，申请将果敢从木邦分离开来。在重建局的建议中，将木邦与果敢分离出来是一个尝试性的建议。
在印度辛姆拉的英属缅甸的秘书长H·G—WiLkie威克尔1944年6月29日写给杨文炳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根据你1944年6月20日呈交给总督的你的请愿书，我被指定告诉你：总督非常同情你的事件。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你和你的人民在抵抗日本人入侵果敢时的忠诚表现。总督想，目前处于战时，果敢与木邦是分离开了。但从实际存在条件来看，是否应让果敢脱离木邦而实行独立的问题尚不可能。我再加一点，这个问题将在日本人被赶走、新的政府恢复后进一步调查落实，其中你的在职记录和你与人民在调查期间的表现也将在调查之列。”
那是1944年，当时缅甸的局势处于不明朗期间。尽管这封信对果敢要求独立的问题还持有保留态度。在辛姆拉的行政机构，对果敢脱离木邦的问题已经被考虑。果敢方面杨振材在边境地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这个问题成了焦点。缅甸被重新占领后，毕尔斯少将当时是缅甸事务的负责人，告诉木邦土司他必须放弃果敢。
1947年8月25日，边境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昭孔球建议：果敢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邦。果敢的地位由一个附属邦晋升为一个独立的邦。土司的地位，也由小土司（苗扎）晋升为大土司（坐把）。在与木邦达成的协议中，果敢放弃怒江西岸的常菁山和勐汞给木邦。
另外一个有关果敢的问题就是公民权的问题。在英国人统治期间，英人对果敢的情况非常了解，但缅甸新的当权者却不是这样。果敢人口90%是汉人，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缅人领导者，对果敢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而缅甸人对缅甸的感情正十分强烈。要给予一个人口主要是汉人的地区公民地位，对新政府来说是极不愿意做的。缅人领袖们还怕无法控制的中国移民，涌入缅甸。这些观点，与果敢及其他掸邦对加入缅甸联邦存有疑虑的事实交织在一起。这些就是独立前夕，果敢所面临的问题。
在果敢方面，由于文化语言、风俗传统的差异，历史上就有过与木邦关系紧张的经验教训。所以，它渴望得到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留在掸邦联盟之中。这种观点在果敢派出的代表向边境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屡次被提了出来。对果敢人来说，公民地位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当缅甸独立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假若果敢不站起来和不被承认的话，将面临着被降格的危险。果敢人的处境：最坏是被剥夺公民应有的所有权利；最好，是被想象为华侨，最终同样失去公民权利，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比如贵概和勐吉之间的大勐宜地区，他们多数是汉人，首领也是汉人，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变成了掸族的一部份，没有了他们的政治呼声。
另外一个地区，也是有华人占多数，即板弄地区。他们的土司是一个华人穆斯林。大勐宜和板弄的头领不但在政治上不成熟，而且还不会把握政府变迁的复杂性。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被严重侵蚀掉。
果敢在历史上，它的文化、政治及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它被迫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不承认果敢人为国民，将是对果敢政治现实的忽视。事实上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分辨一个居住在果敢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果敢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语言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只有果敢的领袖们才能决定他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公民。所以，这就是果敢要求自治的强有力的实情。国民身份证直到50年代后期才颁发。在此之前，经中央同意，由地方暂时发行中央认可的地区性临时身份证。果敢身份证，将果敢人与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及华侨区分开来。
就在这个重要的关节上，拘押胡嘉乾这个果敢人使颁发国民身份证的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果敢国民身份证也因此冲破重重阻力而被接受。根据1948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公民法》第三章第一条的表述：“果敢人成为缅甸土生土长的国民。”按照宪法规定，果敢在议会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席位。土司杨振材成为民族议院议员。1950年，杨振声代表果敢，成为新组成的吴努政府下议院议员。在国民党残军流入缅甸时，果敢对国家的忠诚度再次受到考验。国民党残军问题，最终发展成导致美国与缅甸之间关系紧张的国际问题。
四、果敢与国民党 根据果敢的记录：1949年9月，果敢已受到国民党残军的攻击，在果敢北部上六户的一些寨子以及崇岗被姜胡二领导的部队抢劫。1951年，由李泰兴领导的部队强占了上六户的君弄山。1952年，果敢正式接到缅政府关于驱逐入侵者的通知。果敢对此的反应是：组织一支防卫部队和民兵，实施这一军事行动。当政府军队在萨尔温江西岸防守并监视国民党残部活动时，均有当地承担军需补给。果敢为缅军在景栋抵抗国民党残部入侵的战役中提供了2000匹骡子的运输力量，这些骡子后来仅有5%返回果敢，其余大多数损失尽净。其中一部份是被打死，一部份是保养不良而致死。果敢的马夫，因此常常将英人和缅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作比较。骡马是果敢的主要运输工具，这次损失，无疑对果敢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杨金秀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关系。她出生于1927年，性格粗暴。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常常女扮男妆。学校并不适合她，她仅仅认识几个字就离开了学校。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强有力的人格，对缅甸在掸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常常使她感到非常反感和难以容忍。并在许多场合，她往往显示自己胜过缅人的一筹。久而久之，在掸邦人的心目中她似乎成为一个英雄。尽管如此，父母还是认为一旦结婚成家她的性情会变得温和一些。这样，父母即安排她与大勐宜土司儿子段朝文结婚。大勐宜是贵概和勐吉之间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离婚的妇女在果敢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杨金秀现在才发现她被排列在社会的边缘。当国民党向她提出邀请她带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时，对她来说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她的虚荣心胜过政治野心，使她作出了接受国民党残部邀请的决定。他的两位哥哥杨振材、杨振声强烈反对她的决定。并向她说明：这个决定不仅违法，而且还将影响到两位兄长作为国会议员的身份。但，她对此置若罔闻。 ｜杨金秀
1952年10月间，在她去勐乃的路上，她的车子被拦住，她被缅甸当局当场拘捕。她被转移到瓦城监狱，她将在那里渡过5年。就在那个月，杨振材接到仰光的命令，要他发动攻势，将在果敢的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境。当她从瓦城监狱被释放后，杨金秀回到腊戌创建了一个锯木厂和其他企业。1960年，在未经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她取得了统治果敢的领导地位，直到1962年3月政变后的军人政府将她拘捕为止。她在果敢统治的两年期间，取得的成就，很难估量。不管怎么说，她在果敢确实得到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一部份，被花在一个名叫“娃娃温水”的缅甸女明星身上，她的成名一部份是由于杨金秀的赞助。
她的勇敢性格在印醒监狱时表现得十分突出。有一次，由于违犯监狱规定她被单独关进黑房达3个月之久，对此，她不作任何反响。这样一来，让关押她的狱监感到不知所措，结果，还是只好把她从黑房中放了出来。在印醒狱中她与被关押的一些政治犯的太太交朋友，对那些政治犯太太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1968年，她从印醒监狱被释放。
五、果敢与中央 1953年2月，整个果敢境内，已经没有入侵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同年11月，一个由内政部秘书长率领包括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内共11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果敢。这是一个缅甸高级官员的代表团首次访问果敢。它反映了互相之间的友谊。在他的演讲中，秘书长重申：“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对果敢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再次予以肯定。秘书长在讲话中还确认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残军流入时期，给果敢造成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并说因为中央政府刚刚成立暂时还无法帮忙果敢。同时，中央政府还注意到社会、经济、卫生、交通、通讯等问题，以及战争造成的破坏。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果敢。杨振材在答谢讲话中重申果敢对中央的忠诚，以及果敢拥护和支持中央维护缅甸联邦的主权。宣布赞成和支持缅甸领袖们所领导的争取缅甸独立的斗争。同时，请求秘书长向中央报告果敢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果敢的所做一切，帮助这个地区人民取得与其他地区缅甸公民同等的权利。
六、胡嘉乾事件 无论如何，将果敢身份的人误解为中国人事情仍然是存在于果敢与中央关系中的一棵刺。胡嘉乾事件就是果敢人经常感受到的困扰的典型。1954年7月，胡嘉乾，一个户籍果敢木瓜寨的生意人，被贵概移民局官员拘捕，因为他没带身份证。虽然经过一位住在贵概的果敢老人给予证明，仍未获得释放。7月20日，贵概官员提审他，将他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7月30日，果敢土司写信给贵概官员，说明胡嘉乾是一个真正的果敢人。这样，胡嘉乾暂时被释放。但8月5日至18日之间，胡嘉乾仍被继续提审，且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坐牢，二是罚款350元。胡嘉乾深感无奈，只好接受并交了罚款。但，仍未被释放。直到次年（1955）2月16日，当土司杨振材和他的助理胡世明，对此事亲自干与时，胡嘉乾才得以释放。果敢民众对此事件，感到非常愤慨。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岐视性的盘查和盘问？他们将这种岐视当作是对他们自由的侵犯。因此，他们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像其他缅甸国民一样，得到法律的保障。他们还要求惩办那些对此事件直接相关人员。12月4日到16日，举行了示威大游行。300名强烈的抗议者，从新街长途步行到滚弄。又从滚弄至贵概，然后到腊戌。这个事件表明，果敢人的政治觉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1955年，杨振材对果敢的走向感到乐观。他所倡导的教育和社会改革进展顺利，并得到下属各级行政官员的合力推行。为果敢培养后备人材的新城学校，发展势头良好。这一点，在每次运动会中进一步得到证明。通过胡嘉乾事件的洗礼，果敢显得更团结、更坚强。早在1950年，杨振材作为缅甸代表团成员而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曾有机会参观美国的先进技术、科学和教育，美国的发展，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下定决心，要使他的人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即是社会进步的钥匙。一部份新城的干部被送到仰光去接受先进的教育，鼓励学生继续上大学。果敢因此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医生、工程师、地质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员。
1955年4月，由边境地区行政管理局局长梭敏上校率领的一个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果敢，他的代表团由12人组成，另由80人组成的卫队护送，果敢方面成立了欢迎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为欢迎代表团的到来做筹备工作，共有3000多群众参加了欢迎活动。这次访问的主题是：视察边界界桩。在他的公开演讲中，梭敏上校阐述说：因为果敢离中央较远，不容易到达，要发展这个地区有相对的困难。但果敢在政治上，比他所到过的地区还先进。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果敢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抵抗；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流入进行了斗争，保卫了国家主权；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果敢在他的领导人领导下，是忠于中央政府的。果敢土司在致词时，感谢代表团所给予的肯定和支持，衷心希望政府维持果敢地方的基本权利，即丙弄协议的基本原则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土司还反复提到自治的愿望。主要基于以下条件：一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不同的语言；三是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与多数掸族有差异；四是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五是存在着经济上的差异。在私人交谈中梭敏上校对土司说：“你认为果敢是钢铁做的吗，你知道钢铁是会生锈的？”这是一个带有不详预兆的警示，它一直缠绕在杨振材的脑海中而永不消逝。
七、交出世袭权 关于土司的地位，被缅甸和掸邦政治家们以及媒体激烈地争论着。中央与土司之间的协议决定：中央以赔偿的方式让土司交出他们的世袭权。办法是参照土司年税收多少，衡量确定赔偿数额。这个权利不是交给中央政府，而是一种权利的转换，仍然是回到有主宰权的掸邦全体人民手中。
在国民党军队正式离开掸邦之后，反对土司的计划开始取得进展。在掸邦内，参加AFPFL反法西斯自由联盟的掸族人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呼吁土司交出世袭权。中央政府则通过媒体、讲话、报告等方式，加强反土司计划的宣传攻势。在土司们看来，他们统治的本质是封建的，但掸族人民并没有反抗他们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制度在掸邦实行得很好。掸邦委员会首领昭孔求代表掸邦土司们对边境咨询委员会说：他们一致希望保留他们的权利。许多进步的土司意识到封建主义的不合时代，应该实行一种民主的行政方式，但这需要时间。英国历史学家伏天喀（Hugh Timker）建议：
“将封建的边境地区进化为民主的政府这个程序，需要一个英国式的有官僚主义的统治的过渡时期。但是，当传统世袭制度被摧毁之后，它将不容易以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来代替。如果新的统治者希望成功的话，它必须与老的制度配合得很好。”
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从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但一直未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以至加以解决。当执政党AFPFL的势力弱小时，讨论势头开始升温。1958年，AFPFL正式分裂，并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当时任总理的吴努邀请国防部长奈温将军代他摄政，使他有机会去重新改组AFPFL，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努顶派”。奈温抓住此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建树。1959年4月，土司们放弃了世袭权利，这看起来是奈温赢得了这场战争。
尽管如此，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仅仅是一个空虚的胜利。土司们留下的真空，永远没有被合适地填补起来。掸邦的人民对既不同情他们的感受，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的新政权，持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在土司政权退出后，中央政府的代表们不顾掸族人民的愿望，教条式地强制推行中央政策。其结果，导致了各地史无前例的武装反叛，至今仍在继续着。
有些观察家也许是指责土司的负面，但有些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很多土司，他们是进步的，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能够成为良好的管理者。最好的例子是景栋土司和昔波土司。他们2人均在海外受过教育。其中景栋土司在澳洲受教育，昔波土司则获得美国柯罗拉多大学工程学士学位。他们2人都有崇高的抱负，要提高他们人民的权利。当土司们后来发现，1947年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利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尊重。同时，在50年代早期，政府开始在掸邦地区增加驻军，这更加深了土司们的关切和忧虑。一旦他们的权利被撤销，对掸邦人民的权益会得到什么保证？答案是负数。
这些进步的土司，是掸族文化及社会标准的传承者，他们在民众中间发挥着稳定和模范作用。他们交出政权不仅意味着交出世袭权，还给掸族文化带来了生存的危机。事实上撤销土司，对掸族社会的中心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缅人领袖们会辩解说：掸族与缅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穿同样的服装，而且已经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辩解，并没有把掸族文化历史背景计算在内。在文化方面，掸族不仅与缅人有差异，也与泰国的泰人不同。
虽然历史上缅人与掸人的关系是痛楚的。但是，昂山和掸族领袖签署了《丙弄协议》，这给缅人和掸人的民族关系注入了新的希望。以往，昂山本人是认同缅人的大缅族感情的。但是，在《丙弄协议》签署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现在我想说一说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现在看来，已经是过时了。在缅甸，我们有众多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享受各自的自由信仰。但从广义的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种友善与昂山一起死掉了。他的继承者们，对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执行得太少。不久，即偏离了宪法指引的道路，只重空谈，并没有实在的建树。掸人反抗缅人是长期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中央政府诚心于国家建设，第一步要做的是缅人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友好：掸邦人民的权利就象1947年宪法规定一样，必须得到尊重，并在各级行政过程中付诸实行。
缅甸缅族主义者，往往指责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因为这使缅人与掸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自缅甸独立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而这种冲突依然得不到解决。显然，对英帝国主义的指责也变成了一种过时的东西。
缅甸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使局势更加恶化。1952年9月，掸邦被置于戒严法令之下，直到1954年才结束。这是国民党流入的年代。掸邦人民遭受到缅甸军队没有法纪残暴的侵犯人权的痛苦。缅甸军队对待掸邦，就象是对待被占领的土地一样。缅人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救世主，这在掸邦人民中只留下苦涩的口碑。掸族领导人和掸族人民，常常被缅人报刊指责为分裂联邦的人。但必须记住，掸族领导人之所以同意加入联邦，是在有一定条件保护下的决定。当《丙弄协议》规定的保护条件被扭曲妄用时，掸人有权决定退出联邦。但有意义的是，他们并没有实行这种权利。土司们跨出了一大步，将他们的权利交出来。虽然他们意识到《丙弄协议》已经被妄用，对掸邦的未来感到不可肯定。因此，掸邦人民只好拿起武器，保护他们的民族权利。掸族抵抗的动机是合法的，但用武装反抗一个民选出来的政府是不妥当的。关于合法的动机会有不同的含义。当奈温政府自己本身就缺少合法性时，合法动机的含义，就有了许多不同的意思。
交出世袭权的问题，深深触动了杨振材。对他来说，果敢或第二线的领导人还没有接受这种变革的准备。从学识及素质方面考量，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是他的弟弟杨振声。但杨振声是一位代表果敢的国会义员，且又有许多生意业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处理果敢问题。杨振材意识到，他所发动的改革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他最为关切的是要接任他的人，能否坚持争取果敢的自治。考虑再三，他认为最适合领导果敢的人只有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抵制土司交权，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为此，腊戌军区司令威协说：“如果不交出政权，就向果敢动武！”
当这种强硬恐吓无效之后，缅政府又派出密使来果敢，动员杨振材到眉苗会见国家领导人。冒着被拘捕扣押的风险杨振材到了眉苗。开始是与山友准将谈判，谈判中山友表现得非常豁达。后来，杨振材又会见了看守政府总理奈温将军。在会见中，杨振材阐述了果敢要求自治的原因。总理向杨振材承诺：“果敢可以维持自治。”但这个承诺，没有说明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也没有文字记录。
得到这样的承诺，杨振材从土司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是一件令他十分勉强和为难的事情。1959年4月，举行了一个土司们交权的仪式。在这些土司中，只有果敢土司和昔波土司没有出席。昔波土司，是一位容易激动的人，当时他患了痢疾。他的缺席，导致奈温的怀疑。果敢土司没有出席仪式，并拒绝接受支付给他的赔偿。
他的这种做法向果敢人民指出：没有任何金钱，可以补偿自治的愿望。就算最单纯的乡下人，也明白这个道理。1960年，果敢人民欢迎他重回果敢。在他的演讲中，他向人民庄重说明：他将权利交还人民。这为之后1963年果敢对奈温政权的武装反抗，埋下了伏笔。
八、权力转换 杨振材离开之后，果敢的头人选举杨启智为果敢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分配给杨金秀的责任是果敢的安全监督。尽管如此，杨金秀还是成了果敢真正的统治者。她有许多的美德，其中之一是为果敢谋福利。但是，她的美德往往被她的失败所淹没。她从1960年起至1962年统治果敢。1962年政变，军人政府将她和其他政治领袖一起拘捕。在她执政时期，她被拍马献媚和机会主义者所包围。这些人利用她的统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当她的合法地位尚未确定时，杨金秀在缅人的政治家之间寻找和构建她的关系网络，比如吴觉念和其他知名人士。在她交往人士中，有两名是军人，一个是昂季准将，一个是梭敏上校。政治家和军方人士之所以接受她，是因为知道她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非常善于心计，认为杨金秀这张牌只要用好了对他们很有使用价值。到二小姐执政时，缅甸军队还无法修建一条进入果敢的道路。因此，他们将二小姐的出现当作一个黄金时机。为此，两位陆军上慰觉温和旦来进驻果敢。旦来，后来升任过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秘书。或许就在这个时期，罗星汉和一些果敢人早就被他们所招募。
杨振材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果敢现状，乃至感到讨厌。但为了避免内部冲突，他只好保持沉默。杨金秀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千方百计迎合她的虚荣心和纵容她的怪念头，另一方面又背着她为所欲为而乱来。结果，把果敢带进了万恶的互相残杀的漩涡，同时，把二小姐赶进了缅人设计的陷井。
（待续……） 免责声明： 内容节选和转自《果敢·杨家史》，旨在分享果敢的历史和文化，个别观点本站不持任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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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5 1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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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5 19:1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