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杨家史第七章：缅甸军人政变前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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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丽

五、果敢对政变的反应

    奈温将军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取消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中止了宪法，废除了高等法院，废除了各级民选政府及其职能机构，一律由军人接管，设立各种委员会实行全面军人统治。吴努和他的部长们及议员们还有司法方面的官员，以及差不多所有的掸邦土司都被拘捕。在这个事件中，值得提到的是缅甸独立后第一位总统昭瑞泰的儿子米米泰，他死在互相交火之中。昔波土司昭甲省在从董吉（东枝）返回昔波途中被拘捕，他们本是准备回乡庆祝结婚周年的。他的失踪，至今还是个谜。当时，仅杨金秀偶然得以幸免，因为昂吉准将不同意对果敢首领采取反对行动……

    1962年4月，革命委员会宣布缅甸社会主义路线，这是军人政府的政治宣言，目的是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的失败应该归咎于理论还是实践，但最终它给缅甸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先后出台的一连串法律的强制下，所有私营企业被收归公有，最致命的是，这些公有企业的经理职位均有军人当任。同年6月7日，军队向仰光大学反对新出台的《住宿条例》而示威的学生开枪，许多大学生被打死打伤。军队还炸毁了学生联合会大楼，这个大楼曾是学生团结的一个历史象征，爆炸相当猛烈，连附近的建筑物也被震动，并宣布无限期地关闭仰光大学。

    军人政变，推行社会主义路线，军队与学生的发生冲突，这些事情当时在果敢的大多数人还不知情。当时的仰光时局紧张，形势难以琢磨。1962年后期，杨振声觉得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仰光，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关注着形势的发展。果敢的大学生，如杨振勋、杨振来、彭积德等人也在考虑如何应对戏剧性变化中的时局问题。

    1963年2月8日，昂吉被从革命委员会中清除。他的离去给果敢传递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意味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杨振声于是立即返回果敢以避风险，但他的太太和3个孩子，即女儿杨能强，儿子杨家贵、杨家华依然留在仰光。

有一天，军事情报局（MIS）来搜查他的家，他们从早到晚的折腾，全家已经没有不被翻过的地方。在他们带走的物件中，包括一些仅存的关于掸邦和缅甸的书信，直至今日，这些书信仍然还在军事情报局手里。后来，杨家贵、杨家华也辗转进入果敢，与其父汇合。

    自1959年后期杨振材从土司位置退下来之后，一直闲居腊戌。虽然已退出政坛，但许多从果敢来的人士还是来拜访他，这使他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果敢的情势与动态。土司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人民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果敢纯朴的人民并不去理会什么权利转换的变革，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土司是被政府所逼而被迫交出权利。下面一句话，可以反映当时人民对他们的领袖的态度：“我希望见到你，就像喝水一样。”虽然已经退休，但土司仍然是领袖的象征。杨振材喜欢高尔夫球，是腊戌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监护人。在那里他可以接触许多军方官员，他从高尔夫球场中得到外部世界没有的快乐。外部的世界是不公平的，没有信用的和没有秩序的。但在高尔夫球场中，则有纪律、道德（在高尔夫球中你不可以欺骗，如果欺骗那只会愚弄着自己）和荣誉。在政治中，当你选定要做一件事情，你不可能肯定其结果会是怎样？但在高尔夫球场上只要你打得好，你就可能会赢，在这个游戏中蕴含着一种肯定性。杨振材还帮助那些来打高尔夫球的人提高球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缅人青年是帮他背球包的球童，名叫尼温面，后来他成长为缅甸国家选手，代表缅甸参加国际比赛。

    当军人政变在仰光发生时，杨振材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自己已经从政治上退下来了。1963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时，两个上尉军人来敲腊戌浦甘路3号退位土司杨振材住宅的门。自1959年退位之后，杨振材就一直住在这里。30多名士兵将住宅包围起来。刚从仰光回来的杨振勋出来应门，军官很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奉命拘留你，请带上你的行李和一切应用物品。”当杨振材收拾好行李物品后上尉接着问：“先生，你有武器吗？”杨振材回答说：“有”！上尉说：“请你拿出来”！杨振材拿出两支手枪和两条步枪。此后，他们就把杨振材带走了。

    鲁璇珍对丈夫的被捕非常难过。自从成为土司之后，杨振材把他的大半时间投入果敢的事务之中，把照顾8个孩子的任务交给了她。她们的家庭从1950年起即移居腊戌，主要是方便于杨振材往仰光和东枝履行公务。腊戌，好比一个歇脚的驿站，没有象自己想像的那样有全家团聚的更多时间。1959年交出土司权利后，杨振材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这对鲁璇珍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家人收到了杨振材写回来的一封信，说他很好。鲁璇珍要求缅甸军方让家人去见杨振材，军方答应可以去探望。探望中，没有一个人更多地说什么话。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杨振勋和彭积德，计划当天晚上回果敢。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鲁璇珍不断接到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几乎就在杨振材被捕的同时，他们家的一位长辈杨文灿在大其力被捕。他们家在大其力和勐东的烟公司的人员、贷物、车辆等全部被扣留。针对果敢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六、果敢的局势

    当杨振勋和彭积德到达果敢行政中心大水塘新城时，杨振声已经收到关于杨振材、杨文灿被捕，以及最近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的报告。由于土司被捕，激起了果敢反政府的斗争风潮。在此之前，果敢人对缅军尽管存有反感，但思想认识上还是比较蒙胧的，并没有想过要拿起武器，反叛政府。

    土司被捕，充分表明果敢并没有被排除在缅甸政府打击目标之外，虽然他们的打击目标本来是那些倾向民主、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势力。对此，果敢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当自己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取得主动权之后，下一步就是与政府谈判，以解决彼此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拟定的谈判条件包括：释放被捕的果敢领导人；归还被扣留的烟土、人员及其他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属于果敢地区所有。

    正式的说法，用杨振声的话说：“为了争取民主，维护宪法，从1963年10月起，我开始了反对所谓“革命”的革命。”果敢的革命势力被称为“果敢革命军”，他的予头所指是：奈温的军人独裁政权。导致这场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军人政权推行不平等的大缅族政策，打压少数民族；以及因为军人政变阻挠修改宪法，反对实行民主。这样，就引起了大家普遍地对军队的不满。当土司把政权交还给人民之后，一旦人民的权利受威胁时人民有权站起来保卫它。最后一点，少数民族对缅人推行的同化政策十分不满。这种不满，早在1959年就有掸邦人民起来反抗。

    果敢反对缅甸军队的革命得到发展，但这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第一批掸族青年、克伦族青年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年，多数又是大学生，他们都站出来对抗奈温政权。但到70年代，这种反抗运动，先后被商人、贩毒者渗透了，特别是在自卫队（戛戈也）时期。从那时起，掸邦革命的政治主体，被这些负面形象玷污了。

七、组  织

    杨振声回到果敢时果敢行政一片混乱，也没有正式的部队。行政内部的气氛是不健康的。杨金秀手下的人只着重于做生易，而不注重服务于人民。他们之中还分成两派，一派是忠于杨金秀，一派是忠于杨振材。在果敢，杨振声好像缺少政治背景，因为他在仰光太久，离果敢领导地位太远。而果敢已出现领导方面的政治真空，地方头人们请求他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与地方头人多次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成立民兵。不久，名叫“果敢革命军”的队伍即发展到3000多人。部队士气高昂，都希望与政府撕杀一场。后来部队整编为2000人，让一批人回乡去劳动。

    在领导层特别是军队领导层中，有3种不同意见的人：一是参加过二战、有家有室、年纪较大的人；二是在新城受训过的人；三是新入伍的大学生。

    第一种人的意见，不赞成使用武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意比从政更重要，多半又是忠于二小姐。另一种人即在新城受训过的人，比如苏文龙、杨振业、杨振新、彭家声、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等，都是比较有能力的指挥官。在他们之中，杨振声最看好的是杨振纪，杨振纪是他的堂弟，是一位年轻、勇敢、永远只想到服务于果敢的人。另外一个是他的弟弟杨正勋（大六官），与杨正纪一样，没有家庭的牵挂，愿意为反对军人独裁奋斗，是懂得政治的人。在所有的指挥官中间，他完全信任的是杨振新和其弟杨振业。他们两人都是孤儿，是由杨振声母亲即土司太太蒋淑敏养大的。在土司太太的一生中，杨振新一直是她的侍卫。以上这些人，各自在自己的防区内指挥着200—300人的队伍。其中苏文龙是驻扎石房前线。1962年底，果敢正式宣布反对奈温的革命委员会。杨振声主要忙于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此时，政府军开始对果敢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商贾进出果敢。当时，滚弄地区由缅军任用的李跃鸿管理。李跃鸿原是杨振材的司机，经缅人策动投奔了军人政府，为军人政府效劳去了。

    缺粮和缺少其他物资，已越来越成为果敢的严重危机。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取得大米等物质补给。其他途径，无非是中国或泰国。虽然果敢的地位是中立的。但在这种迫切的需要之下，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由于彭家声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被派去向中国有关方面要求，给予援助。但，中国拒绝了。果敢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有压力的。为了能够渡过难关，杨振声交给杨振勋一个任务；寻找一条能够取得大米和其他物资的路。1964年，杨振勋带着一部份人南下泰国。此行目的，不但要搞到粮食，而且还要搞到军火。在这次南下队伍中，有他最小的弟弟杨振来。在他们去泰国的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包括与缅政府军的交火。令他惊讶的是：所到之处，都得到村民们的欢迎和礼遇，因为听说他们是果敢土司的后裔。当他们到达泰国时，驻在那里的国民党将军李文焕欢迎他们，给他们鼓励和尽可能的帮忙。

    当时在果敢，有一部份指挥官对反对缅甸军队问题持怀疑态度。有人建议杨振声整顿部队，让二战时期的人退休，训练一批年轻、爱国、热情和愿意献身的青年，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批年轻指挥官，统领这支忠实的部队。但由于种种因素，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果敢实行的是防御战略，组建部队是一种力量的储备，并不准备用作战略进攻。下边第二件事，是他失败的主要因素。

    尽管缅甸军方成立了以罗星汉为首的反情报机构，政府军还是无法得到有关果敢部队的真正实力，以及军队指挥官对杨振声的忠诚度的情报。果敢部队，被遥传为一支庞大的部队。政府遂派出使者，到果敢寻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杨振声派出彭积德、杨国智、苏文龙3个代表，到腊戌与军方代表会晤，讨论有关事宜。在腊戌期间，军方可能给杨国智、苏文龙某些方面承诺，与他们交换有关果敢部队的情报。彭积德对杨国智、苏文龙在腊戌与缅甸军方人员的某些过从，感到有所怀疑。回到果敢后，他将这些情况向杨振声作了报告。但没有引起杨振声的重视，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

    当杨国智的行为引起怀疑时，苏文龙的品行更为复杂。杨国智，短小粗壮，有一地明亮的眼晴，有一副讨人欢喜的笑脸。虽然他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但他的表现却还让人可以接受。他有双重人格，曾得宠于杨金秀。苏文龙家族曾经是龙塘的千总，祖先在衙门下边办事，已经好几代人，而且都很忠诚。还有他是被指定的第二线领导人选。是在新城受训过，并被确定为将送往仰光深造的人选。因此，从家族到他以往的表现，几乎没有理由对他的忠诚提出怀疑。有迹象表明：如果没有杨国智和苏文龙提供的情报，缅军不会冒然开进果敢。因为他们不熟悉果敢的地理情况，也不情愿在果敢境内用兵。

    与杨振声接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杨振声对杨国智和苏文龙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人们分析认为，因为杨振声倾向以政治方式解决与缅甸军方的矛盾，他的道理如下：要打战，即便你的人愿意打，还需要武器和弹药，如果没有外援，仅靠果敢的实力，不可能坚持太久。同时，他也熟悉缅军战略，即“用果敢人打果敢人”。即便要流血，只会是果敢人流血，缅人不会去流血。还有另外一些人推测：因为他是一个承受着很大压力的人，因此，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

    缅甸军队从杨国智和苏文龙那里得到可靠情报之后，对用武力占领果敢感到很有信心。196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300名缅军士兵在苏文龙的帮助下直抵新城。因为当时苏文龙驻防在最前线，而且已经投降了缅军。几天以后，彭积广带着200人的队伍也向缅军投降了。当苏文龙和杨国智向缅军投降时，杨振声并不感到意外。但，彭积广投降时他却感到担心了。他在想：他的这些军官，下一个又会是谁背叛他？其次，他接到报告，通往江西的7个渡口，有6个已被缅军封锁。如果杨振声不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被包围和被屠杀的危险。对此，他召集了一个紧争会议，决定向北转移。当天晚上，新城一片混乱。当转移命令下达，阿妈叫孩子，孩子因恐惧而哭泣，限入一片恐慌。好像世界大战又发生了一样。当晚杨振声带着部队和家属共约600人，向西帕河西岸转移。于4月30日抵达滚掌。在当地一个头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未被缅军封锁的渡口，西渡萨尔温江进入克钦地区。

八、逃  亡

    当这批人到达克钦地区时，受到克钦独立军KIA和掸邦独立军SSA官员们的迎接，并与他们举行会谈。讨论的问题主题是：下一步要做什么？KIA和SSA都愿意帮忙及合作，如果杨振声将使用武力抵抗军政府的活。杨振声可能会对他们说：“如果我要抵抗的话，今天我会在果敢。”这个问题，此后也就不再讨论了。这批人，在克钦地区大约逗留了1个月，缺粮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况已到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当时，在他们附近住着一支国民党残军部队，国民党军官向他们提出建议还是南下泰国。到那里他们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待安置下来，再计划下一步做什么。由此，与在泰国的三军军长李文焕取得了联系，李文焕同意国民党军官的建议，并安排国民党残军为他们带路，南下泰国，开始了流亡。

    这种离开被理解为暂时的，最终他们还是会返回果敢。在这支庞杂的队伍中，有杨振声两个儿子，一个是15岁的杨家贵，一个是13岁的杨家华。另外，还有杨振徽（大五官）和他的妻子及其年仅12岁的儿子；杨金美和她的7个孩子；杨金秀15岁的儿子吉甫。

    张德茂，一个其中的流亡者。对这次流亡，特别是从克钦地区的绿水到泰国的唐窝，几乎走遍掸邦南北的大流亡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应该被记得，这批流亡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南下泰国。张德茂（译注：张学贤之子）的描述是这样的：

   “这支流亡的队伍，大约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儿童、士兵及带路的200人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000匹左右骡马牲口，像蚂蚁一样，在江河峡谷山林间爬行。缅军很容易从飞机上辨认出我们。所以，决定晚上走路，白天休息。”

“我们不煮饭，因为飞机会从炊烟的升起发现我们。白天我们躲在树林深处。我们走到莱岛山，从那里南下到了当阳。莱岛山与当阳之间，是一个大平原。此时，缅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似乎炸弹随时都可能落在我们的头上。因为是白天，整个队伍都很紧张。当我们离开当阳之后，缅甸军队改变了战术，他们不用飞机，改用地面部队跟踪我们。他们大致与我们保持着两个小时行程的距离。穿过当阳以后，我们到达莱际山。当时，天已黑，而且下着倾盆大雨。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所以我们把杨金秀的儿子吉甫委托杨振徽舅舅家照顾，因为他家只有一个儿子。当我们走下莱际山时，缅军开始向我们的后卫部队开火。听到枪声，妇女和孩子急着往前跑，而缅军则继续追赶我们。此后，一路上几乎都是这样。有时，几天也找不到食物。孩子哭到哭不出声，大人则累到喘不过气。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手可以碰到的山茅绿叶充饥，比如芭蕉树、玉麦杆，甚至稻草。这种被追逐，持续了好多天，直到抵达那坡梁。因为没有其他通道可以走，我们只好攀登翻越这座山。这个山没有水，也没有可充饥的东西，甚至连草都不长。当部队向缅军追兵开火时，妇女儿童以及骡马牲口则往前爬山赶路。为了解渴，一些人是喝牲口的小便，一些人则喝孩子的小便，一些人则干脆喝自己的小便，那是恐怖和可怕的一天。有些人到山上去找水，发现有个较大的山洞，以为里面会有水，他们就爬了进去，结果，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爬出来。其他人因为没有见他们爬出来，以为他们找到了水，也跟着爬了进去，同样，再也没有见他们爬出来。就这样，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同时，也因为干渴和过累，还损失了很多牲口。我们中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感染了疟疾或受伤而死去。行进中，有时运气好，我们会得到一些食物。有时，穿过玉米地，我们就以生玉米充饥。我无法向人形容，饥饿和疲劳会令人做出什么？所有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挨饿。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抵达泰国边界。为了躲避缅军的袭击，我们不能走大道或公路，只能走山间小道。当我们快要跨入泰国边界时，我们的军队与缅军发生了激烈战斗。那是在夜间，我们想通往泰国的路可能已经被缅军截断，也许我们永远到不了泰国。但是，由于随行的国民党军熟悉地形，总算把我们带到了安全地带。第2天上午，我们又与缅军发生了一次遭遇，但这已是最后的一次遭遇了。当我们跨入泰国领土时，缅军放弃了他们的追赶。当我们到达唐窝时，我们的家庭又团圆了。虽然我们很疲惫，但我们为还活着而欣慰。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分别已一年的杨振勋和杨振来舅舅。”

九、内  战

    果敢革命军中的年轻人对不发一枪就交枪投降之举，深感惆怅乃至不满。其中，跟着他的指挥官彭积广而被迫投降的彭家声在1965年7月腊戌的一个聚会上，对缅甸军官向果敢投降官兵发出的羞辱性挑畔倍感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于是，他下定决心重返果敢，并拿起武器，展开游击战争，洗刷民族的耻辱。最初跟随他的只有30多人，后，许多志愿者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支民族武装开始壮大起来。对此，缅甸军政府曾派罗星汉到果，镇压彭家声的反叛。但几次交火，都是彭家声获胜。在1966年至1968年间，果敢局势相当混乱，果敢变成了一块群雄争夺的馅饼。当时，果敢主要有政府军及其罗星汉的戛戈也自卫队，有彭家声领导的民族武装的“果敢革命军”，他们之间不时发生交火。由于政府军及戛戈也的实力，明显超过果敢革命军。最后，彭家声为保存有生力量被迫退入中国，以求再图。当彭家声向中方要求给予军事和物资援助时，中方同意了，条件是要他接受缅甸共产党领导。那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关系，由于在仰光及缅甸其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排华反华事件，显得非常紧张。

    当杨振声到达泰国后，他宣布有意退出领导岗位。跟随他流亡到泰国的部队，对此感到异常失望。究其原因：一是不放一枪就放弃了果敢；二是在历经千辛、长途流亡之后，他们的福利及他们的前途尚无着落；三是多数人不愿意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只情愿在家乡奋斗，那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种情绪，是终发展成为一个以杨振业为首的叛变事件。杨振业发誓，要重新收复果敢。但是，只有少数人跟随他；他带领着50人的小部队离开了杨振声。1966年，杨振业回到果敢与彭家声汇合。当时，罗星汉及他的戛戈也自卫队以新街为基地控制着东山区。杨振业部则占据着西山区。彭家声部，则控制着果敢北部。罗星汉部与彭家声、杨振业的联合部队发生过很多次交火。

    在泰国唐窝，李文焕劝杨振声：“部队是很必要的。”因此1967年，杨振声的弟弟杨振勋（大六官）带着足够的人及武器返回果敢。在果敢北部与彭家声部队汇合。在这个时期，彭家声部队与杨振业部部之间已经发生矛盾，最后杨振业背弃了他的誓言，投降了缅甸军政府。果敢戛戈也自卫队和缅甸政府军一起，与彭家声、杨振勋的新的联合部队在果敢境内多次发生交战，双方均有惨重伤亡。其中，带有决定性的意味的一场战斗，发生在果敢西北部的勐乃坝，此役打了7天7夜。最后，不久前投降缅政府的杨振业戛戈也部在缅军驻滚弄第39营的全力支援下赢得了这次战争。杨振勋不仅被打败了，而且失去了他的武器、军需补给及全部财产，他只好带着溃部，退往江西克钦地区去了。当时，彭家声和他的部队很多天断粮，最后他们退入中国。在他退入中国之后，彭曾写过一封给杨振勋的信，要求杨振勋加入他们。信中提到：中国愿意提供支援，在他们接受缅共领导的前提之下。彭家声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别无其他选择，建议杨振勋也来加入。现在的杨振勋，已经完全崩溃。他有人，但没有武器弹药，还能支持多久成了问题。对彭的建议，他作出了分析。认为他的土司背景，不会为缅共所接纳。还有，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其次，诺相，1949年失败退进中国时，果敢曾经拒绝过他的借道请示，难免留下某些恩恩怨怨，现在他又与缅共一起出现，对果敢革命军来说好像不会带来光明的前景。

    当他正在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缅政府利用长箐山戛戈也自卫队首领（李成兴），与其参谋长彭积德取得联系，对彭说：“如果你们投降，缅甸政府准备接受你们。”1968年8月的一天下午，彭积德去会见杨振勋，会见是在一片竹林中。彭对杨振勋说：

    “我要对你说，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建议。我认为，我们打也打过了，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现在粮食也没有了，在这里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是已经决定去投缅政府了。”

    杨振勋听后结合他原来的思考，最后决定与彭积德一起去投降缅甸政府。1968年后期，他向腊戌军区司令投降。25年之后，杨振勋感概地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一生中所犯重大错误之一。”

    缅甸军队对果敢的政策是欺骗和玩弄阴谋诡计。所有缅甸军人都希望如果需要的话，用武力征服果敢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平等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宪法来建国。当土司被拘捕之后，讨好缅甸军政府的活动曾在果敢出现并存在一段时间。一些果敢青年被招募去接受为军方服务的训练。已经有一些人，比如李耀鸿、何绍昌、赵启昌（1974年成为代表拱掌的国会议员）等被引诱。就象前面提到的王崇德、杨振瑞事件，从果敢人的观点看，招募果敢青年参加缅军纯粹是军人的一种虚假的政治装璜。在归附投降缅政府的这些人中间，对缅甸军人服务得最好的是罗星汉。

    为了对付在果敢发生的革命，缅甸军政府开始在腊戌组织了一个反土司组织（青年前进委员会），但他们“反土司”的宗旨没有保持多久。1968年他们的目标，即开始转向直接对付缅共。1965年，罗星汉应缅政府的“要求”成立一支自卫队，为军方提供有关杨振声部队的布防、军事设施等情报。罗星汉的自卫队即戛戈也，以腊戌东郊为基地。这是缅军一个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在于煸动果敢人自己打自己。是缅甸军队种下的内战种子。这种将果敢人分裂的政策，好象至今还在继续。

    1968年，彭家声在缅甸共产党的旗帜下重新出现。当彭家声进入中国要求军事援助时，中国基于“果敢是缅甸的一部份”这个原则，劝他参加缅甸共产党。彭家声会见德钦巴登顶之后，彭家声及其所部开始接受思想理论和军事上的训练。其中军事训练包括游击战和单兵作战训练。彭家声的果敢部队起初在镇康铁石坡（即大石桥）训练。而彭家声、彭家富等，则到北京接受更深层次的训练。1968年，装备后的果敢部队和其他缅共部队先后重新进入果敢。他们与缅军的第一次交火在班永。然后，又包围拱掌驻军。在两个战略据点扫清并被占领之后，整个果敢北部落入缅共领导下的果敢部队控制之中。这个胜利，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继续向西南方挺进。在这里，他们遇到缅军和戛戈也的顽强抵抗，激烈的战斗，在石门坎、红石头河和大水塘打响。其他的战斗，也在老街、19棵桩（牛坪子北侧）等地打响。当这些战斗进行之际，缅共的其他部队则截断了滚弄至新街的缅军及戛戈也的补给线，缅军及戛戈也被迫南撤。这样，缅共领导的果敢军队就一步一步地占领了几乎全个果敢，缅军及戛戈也也只好退守滚弄。

    撤退时，罗星汉强迫人民迁往腊戌。他们焚烧村寨，包括当时果敢的首市新街，实行焦土政策。从此，果敢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流亡，大约有3000多户，15000多人沦为难民。

十、内战的影响

    1965年至1968年所发生的事变，对果敢人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其中伤害最大的是强迫他们背井离乡。因为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打击。许多迁往泰国或缅甸本土的果敢人，几乎都面临着一无所有的恶运。

    这些3000多户15000多人的难民，被迫生活在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环境之中。而这次搬迁的主谋者罗星汉，也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土地来安排他们。1964年6月，杨振材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许多逃难者来向他求助。当杨振材帮助了第一批人，而对此后接踵而来的求助者无法再帮忙时，对他来说要打发他们走，简直是一种苦涩难言的痛苦煎熬。

    当那些投降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腊戌的土司的住宅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感情激动的向土司道歉他们的失职，这些人不仅是土司的亲戚，而且是在衙门供差好些年甚至好几代，对于他们的忠诚，土司没有理由怀疑。这里面最不近人情者要数苏文龙，他从来不曾跨进土司在腊戌住宅的门坎。

    杨振材承袭父职出任土司之后，1948年间，有一次他到大水塘街打麻将，一玩就是五天五夜不回家。其夫人鲁璇珍派人把他叫回来，一进门就受到其母蒋淑敏的严厉训斥：“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身为土司竟然放弃公务打麻将打到一街！地理先生有过预言，说杨家王朝只会有8代的气候，说不定败丢杨家王朝的人就是你！”

    当他一个又一个地接见那些投降的旧部时，杨振材心里会怎么想？他是否记起他的母亲的预言？他是否真的见证了他的祖先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崩溃？不管怎样，杨振材从来就没有从这次社会大动乱的打击下恢复过来。

    1971年，当杨振材在血癌病魔缠绕的冥留之期，苏文龙总算露面了。他亲自登门拜访他。杨振材以坦然自若的神情接见他。这个促使果敢起义崩溃的“工具”，现在来看望他的首领了，首领则依然如故以礼相待。是因为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人们对于道德的观念感觉已经不重要了呢？还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杨振材认为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呢？好与坏的区别已经退色，进入了一个模糊的境界。1971年，杨振材去世，终年54岁。大动乱的灾难，使他身心备受摧残，乃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不管苏文龙与军方达成什么协议，他的背叛使杨振声的果敢革命事业崩溃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奖赏，因为相比之下，缅甸军方更加青睐罗星汉。罗星汉智胜苏文龙，取得缅甸军方对他前所未有的支持。

十一、流亡的结果

    随着杨振声部军官的投降，以及缅甸军队不断地到来，果敢境内陷入一片混乱。在国民党残军一部的带领下，杨振声及其所部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泰国唐窝。在路上杨振声非常痛苦，他的精神状态已降到最低点，他不能接受苏文龙对他的叛变，以及整个部队的崩溃。

    在这次动乱中果敢民众的流亡，包括到泰国以及掸邦各地是史无前例的。从前，果敢人民很少外出或到他方定居，他们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既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物质准备。他们所熟悉、所拥有的生存技能，在果敢以外的他乡，已经无法适应。当他们的领导人，也只是国民党残军的客人时，他们几乎没有可以求助之处。许多革命组织包括掸族、克钦族、果敢族等，一齐聚集唐窝，接受国民党残军的保护。

    将果敢部队分裂为两派的阴谋，削弱了果敢的政治地位。罗星汉虽然得到政府军的支持，但只享受半官半民的地位。这种地位，有随时被军方取消的可能。杨振声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好的关系，但他只是一个没有地盘的流亡者，可以说他的政治前途暂时消失了。说得好听一点，他的政治前途尚不能肯定。只有彭家声，在缅共的领导下还保持着一些名誉。他和他的弟弟彭家富才是真正有才干的指挥官，在缅共的政权内受到尊敬，虽然他们没有成为缅甸共产党员。

    当那些迁徙到缅甸国内的果敢人，为了求生艰苦寻找机会的时候；那些迁徙到泰国的果敢人，生存发展的机会也十分有限。有的选择栖息遥远的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有些则潜入大城市比如清迈，去从事城市苦役工作，或为家庭工及仆人。有些年轻女孩子干脆走捷径，去当妓女。因此，在泰缅边界两边，果敢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方向。现在这些人，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当年轻一代，已经适应他们所在国生活环境时，那些年长的和曾经经历动乱的人，仍然还是无法弥合他们心理上的创伤。

十二、果敢与人民民主党

    当杨振勋在腊戌向腊戌军区司令投降时，杨振声对果敢尚存的一点微弱希望破灭了。在唐窝，他有大约50个人，这些人还接受他的领导。这些自由斗士发觉他们没有金钱，也没有武器，他们的生存受威胁。为了生存，其中10个被分配去种谷子；10个人在国民党营盘内做苦工；另外10个，则从事屠宰畜牲工作。他们每人每天，只允许用1銖泰币。当时，杨振声在一些掸族朋友帮忙下，出任了清迈宁康大酒店经理的职务。

    虽然生活很困难，但这些人用坚韧的意志，忍受着物质的苦。他们认为，现在的苦，只是暂时，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家乡而吃苦，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因此，1968年至1970年，他们一直坚持住在唐窝。

    不管怎样，杨振声到泰国给了他与克钦族、掸族建立友谊提供了机会。虽然有过在果敢的“崩溃”，但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目标。1966年，他成为掸邦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与国民党军和克钦族军建立关系。与当时克钦独立军（KIA）总司令昭相关系非常密切。1966年10月，吴努及其他被捕的政治家被释放。奈温在与吴努及其他的人商量后，成立了内部团结顾问联合会（IUAB）。6个月以后，联合会向奈温呈交了一份关于移交政权的报告。报告建议将政权交给一个由军人、政治家、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政府。奈温不接受这个建议。

    不久，吴努出国。他说：“奈温无意将政权交还人民。”在伦敦，他宣称：他有意组织军队，把奈温军人政府搞跨。不久，他即在泰缅边界建立了基地。这些事态的发展，给杨振声精神上很大的鼓舞，他将可能再度为吴努效力。在吴努的流亡政府中，有波阳乃、吴劳勇、菠莱雅。杨振声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10年前，他们在仰光是有钱有势的人；今天，在丛林中，他们是战斗在一起的同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志情谊。由于吴努对杨振声在少数民族中信誉的认肯，特任命他为“爱国解放军东部军区司令”，这支军队属于议会民主党（PDP）领导的武装。

    有了吴努的支持，杨振声产生了建立一支掸族部队、最终收复掸邦的计划。但是，由于他不会用人的缺点，以及武装组织与武装组织之间，缺乏互通情报的机制，结果，他的计划没有得到施展。吴努和PDP流亡政府也由于存在大缅族主义倾向问题而难有作为。吴努无法满足克伦和孟族关于脱离缅甸联邦的请求，因为1948年宪法说“若不满意，10年后可脱离联邦”一款，仅特定指掸邦，并不包括克伦和孟。就在此时，泰国重声不允许吴努在泰国领土上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活动。1973年，吴努将主席职位交给波莱雅，PDP因此没有存在多久。民主党消失后，杨振声仍然留在清迈宁康酒店当他的经理，那是一个他所能依靠的职位。在他任内，他曾接待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李光耀喜欢用普通话与他交谈，而不是英语。在他仰光家里书橱中，还保留1张他接待英国爱丁堡伯爵的照片，那是他从流亡生活中带回来的少数纪念品之一。一个知名度高的大酒店经理被视为是一种高尚的职务。对与缅政府有邦交的泰国来说，让一个政治避难者在这种地方任职，难免十分尴尬。缅政府曾向泰国提出抗议，因为泰国允许缅甸反政府势力在泰境的反政府活动。由于泰国对此摇摆不定，因此，给了这些反政府势力在泰国生存的余地。

    但是，杨振声的好运不长。一天晚上，一批泰国移民局官员来到酒店。开始，他们似乎只是搞点挑剔骚扰，并没有引起杨振声更多的警惕。当杨振声露面时，他们即指控杨振声是非法入境者并将其拘捕。在泰国监狱的第一夜，他躺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板上通宵达旦。当天晚上，也许他有时间回忆这些动乱给他的人生带来的沉浮。

    尽管如此，在一个法国记者的帮助下他取得了难民身份，离开了泰国而前往法国。流亡法国的生活很简单，在一个餐厅当洗碗工，挣钱供孩子们上学。他曾打算移居美国，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入境签证被拒绝，他与在美国的孩子们团圆的希望破灭了。

    在他去法国时，他将部队留给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1979年，杨振纪被已知的预谋者行刺身亡，这意味着果敢革命军的历史的终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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