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近代“公务人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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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司时期

（节选《果敢志》、不作删改）

人员录用   

    土司统治（1840～1959）时期，果敢地方公务人员的录用，由土司衙署统管。其中，文秘师爷，为聘请录用；顾问、议员、处长、科长等职官，属委任录用；土目、经勐、守备、新爷、千总、把总、百总、属官、伙头等大小头人，系册封世袭录用。士卒兵丁，则根据习惯法和单行法，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基本原则，以及“人民有当兵、纳粮、纳赋、做夫之义务”的法律规定，根据时局需要，统一征调或个别选调录用，习称“挂兵”。

在编人员  

    土司衙门及圈户公务人员在编情况，已经缺失系统的详载，仅能从零星散载文献中，略知梗概。土司设治的早期（1840～1897）、中期（1897～1941）。土司家宅即为土司衙门，土司家政与地方行政，合二为一。衙门，初在楂子树，1916年迁炸地林。其管理运作，大致是“司官主外、太太主内”的家族家庭式行政。据《果敢》载：衙门中“除司官及家属外，聘请二三位外籍华人，办理文牍业务，称为师爷”。此外，衙门还有顾问、处长、科长等职官，协助土司理政。还有随从、马夫、厨师、相帮、裁缝、信差、扫地、上灯、刮马圈等兵丁杂役和佣工。另有土司红包头卫队建制，官兵全员30多人。据故老相传，当时衙门供养人口近百人。其次，每天还要接待来诉来访的客人上百人，摩肩接踵，宛若集市。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缅北，并以滚弄为据点，不断派出日伪军，偷袭驻果远征军及集市村庄。时任土司杨文炳、继为土司杨文灿，在远征军支援下，将红包头卫队扩编为果敢抗日自卫队后改自卫支队，设司令部于西山区护国营，后迁维新城，官兵扩大至近千人，分头把守关隘，与远征军驻军一起，反击日本侵略军的进犯。土司家眷，则避难苦菜林，后移居竹瓦寨。当时，果敢地方军政公务人员，已达上千人。

    1946年即抗战结束，继任土司杨振材，推行政务维新改革。首先是整编武装部队，将自卫支队改编为武装警察中队，仍设司令部于大水塘北侧维新城，但官兵人数削减至150人；后期曾增至500多人。并开始推行３年制的义务兵役制。接着，在维新城兴工建造土司行政公署，为砖土木瓦顶两层建筑；开设顾问团、参议会这两个辅政和参政机关，其成员多为交叉任职，计13人；分期轮流值月，协助土司行政。同时，常设总务处及司法、财政、军需、警务、教育等科室。其次，复修了炸地林土司住宅，同时，保留竹瓦寨土司住所。将土司居家与土司行政公署分离管理，并立下规矩：除被封委公职者外，土司家属，不得干预公署行政。据经历人士回忆：当时，果敢地方行政公署军政在编公务人员不到200人；明显比抗战期间，大幅精减，但确切人数缺载失考。

    基层圈户的大小头人，终土司设治始末119年，均实行分封世袭管理。大小头目，所用幕僚兵丁，多寡不一，具体人员编制，已经失考，仅知20世纪60年代，设有91个行政户，辖360个寨子。

职官封委    

    土司时期果敢最高行政长官是土司官，直接由中央朝廷或上隶行政机关批准。比如首任世袭土司杨国华，系由云贵总督奏准，被清廷册封为“世袭果敢县正堂”，时在1840年即清代道光23年。（参见《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和《杨家》）。1897年，果敢地区被划归英属印缅殖民地，但土司官的承袭，仍要经新的上隶行政机关乃至英国殖民当局的册封。比如1929年，土司杨春荣去世，法定应由其长子杨文炳袭职，但曾一度被果敢的上隶木邦土司，将承袭权判给原摄政土司杨国正后裔杨春沛、杨春锦弟兄，后在杨文炳的依法据理申诉之下，终由英国殖民当局出面否定了木邦土司的判决，将土司世袭权授予杨文炳。土司衙门的职官，包括师爷、处长、顾问、议员、科长等，则由土司聘任或委任。基层圈户土目、经勐、守备、新爷、千总、百总、把总、属官、伙头等大小头人，均由土司册封，并予以世袭。

    据《果敢》载：抗战之后（1946），原红岩李氏、慕泰赵氏、金杯戴氏、金念金氏４个经勐，被升格册封为土目，其职级仅次于土司。其中，红岩土目李金林死后，其子李自兴袭职，但职级降为守备。南郭头人本为守备一级，但民间习称新爷，因守备与新爷同级。芒磨、鱼塘、杏塘等封地的头人，则多冠以千总衔。崇岗、兴旺、大山等封地头人，则多称为把总。班永龙塘、红石头河、火烧寨、东山大洞、杨德山等封地头人，则由土司族属世袭，名为属官。东山地区及东山下坝封地头人，则多称大伙头；比如大新寨有杨氏大伙头，昔娥有金氏大伙头，芒究有王氏大伙头，红豆林有杨氏大伙头等。多数头人，“只要不犯重大错误，或不被人民告发，都是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如头人因公殉职，或身死子幼者，可由妻子承之，照旧任职”。“新头人更换或父死子继时，按例由土司发给委任状，以示合法”。“受委人要备办礼物，携带随从，亲到公署拜受，称为‘接礼’。返回时，户内人民早已十里郊迎，鸣枪庆贺；新头人则大张筵席，以示炫耀。此俗由来已久，如不经上述仪式，人民是不会承认的，也就无法办事，更谈不上光宗耀祖了”。

供给待遇   

    已知1941年之前，土司衙门的职官，除衣食供给之外，还享有薪俸，有的还居家建房于衙门附近，至今楂子树、炸地林土司衙门遗址所在地，仍有当年师爷、科长等职官住宅遗址或残存建筑保留。士卒兵丁，除衣食供给外，酌发津贴，家庭免去田粮徭役。抗战期间，曾规定职官月发小洋２０元，士兵月发小洋５元，但往往“几个月还领不到一次，甚至饭粗菜少，营养缺乏。但官兵并无怨言，而且很少开小差现象”。抗战胜利后，推行三年一换征兵制度，年龄限制为16～40岁男丁。服役期间，供给衣食，酌发津贴，免除家中田粮徭役。至于圈户大小头人，供给自理，不享受土司行政公署财政供给。

奖励惩处

    土司时期，按习惯法和单行法规定，对地方军政公务职官兵丁，凡有功者，会受到土司的封赐或奖赏。比如1875年红白两旗战争期间，在南京里战斗中，摄政土司杨国正，“差不多丢掉性命，但由于其警卫蒋三，提醒他注意对方的阴谋，他才幸免于难。从此，蒋氏受封石房户，世袭相传”。（参见《杨家》）。又如1949年东山麻栗林黄大龙，因擒获曾经偷袭打劫杏塘马场的匪首杨文荣之兄杨文豪，受赏银洋4000元，并被委任东山联防队长。（参见《果敢》）。又据社会口碑调查，火烧寨杨氏，习称“三窑匠”，不仅是烧窑制陶的工匠师傅，而且武功出众，多次为反击外来侵扰，立下战功，被土司封为属官，世袭食邑火烧寨，被称为独立户。同时，对那些反叛、投敌、贪脏、恶霸、篡权等职官士卒，会予以惩处。比如1929年争袭土司世袭权的杨春沛、杨春锦弟兄，终被驱逐出境，田产地业被充公，并责令永远不得返回果敢。1943年发动兵变夺权的扫荡大队长杨文泰，最终被枪决，并抄家灭门，财产充公。抗战间投靠日本的奸细头目杨怀德，最终被果敢抗日自卫支队所清除。1954年公署司法科长、南郭头人李文鸿，因贪脏敲诈，受到人民指控，被土司杨振材下令查办，乃至召开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清算斗争，当场被免职，并由群众另选新的头人，接替其职。（参见《果敢县情况综合》）。另据《单行法》规定：军政公务人员，违反命令，自行其是，将“处以３个月以上３年以下之徒刑，或罚银若干”；公务人员利用职权、勒索钱财，“以刑事论罪，科以１年以上５年以下之徒刑”等。

职官培训   

    已知抗战时期（1942），土司杨文炳曾选拔张学贤、杨振祥、杨文泰、杨国智、杨振鑫、杨怀珠等13名自卫队官兵，赴中国大理战干团接受训练，回果后分配到自卫队任职。1949年4月，继任土司杨振材，在维新城创办军事进修班，亲任主任；其弟杨振声，为副主任；教员有张文华、赵柱国。学员有彭家声、罗星汉、唐朝文、许文藻、苏文龙、王从德、鲁宗圣等30余人。学习８个月，实际毕业22人，均授予少尉衔；并分配到自卫队或区联防队任职。抗战结束，先后征兵８期，每期新兵都要集训３～４个月，方分配到连队。1963年10月，杨振声组建果敢自治军，次年２月，曾在拱掌创办自治军干教队，队长张学贤，学员86人；培训４个多月，然后分配到连队，当任基层干部。

老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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