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之根深蒂固的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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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一个”‘乱’说果敢”微信公众号用粗鄙的文章，极尽造谣、蛊惑、污蔑之能事，在网络上对同盟军组织及官兵大肆抹黑，有战友看到后气愤莫名，将该公众号推给我，我看到后一笑置之，对战友说：莫生气，我们就如发现一包大米里面有一粒老鼠屎，把它捡出来扔掉就是，这种东西毒不死人，也没必要被它恶心到。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他们想说什么，我们无法阻止，最好的方法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说归说，但这些造谣文章虽说不会对我们同盟军人造成影响，但是其混爻是非的言论可能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误解，虽然在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平台上和一些别有用心者杜撰的小文章“较劲”总感觉有些掉价，但还是不吐不快，今天兴之所至，就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下“华人之根深蒂固的忠义精神”。

  在华人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在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精神，如重承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当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刘兰芳讲的评书《岳飞传》，课间休息时间，我们全班男同学都围绕在收音机旁，宁愿上课迟到挨老师处罚，也要听完这段评书再去上课，虽然大家当时年龄小，还不懂得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之可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对岳飞崇拜之、景仰之，对秦桧痛恨之、唾弃之。

  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以岳飞为楷模，学习他的民族精神，前赴后继、抵御外侮、奋发图强，虽死而无憾。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常熟人进士周木到杭州任浙江布政使，为表达当时人民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及对奸臣卖国贼秦桧厌恶憎恨之情，重修岳飞墓，并首次用铁铸造秦桧夫妇跪像。后因天长日久，风吹雨打，秦桧夫妇的两具跪像成为形象模糊的烂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铸造秦桧夫妇的跪像。公元1979年，中国浙江省人民政府为顺应民心拨专款重新修筑了岳王庙，并在岳飞墓前第十二次重新铸造了秦桧、王氏、万俟离、张俊等四奸的四具双手反剪的赤身跪像。秦桧等奸臣贼妇跪像历铸12次。

  而今果敢沦陷，不少苟且之徒奸佞之辈为了掩饰自己勾结缅军上层官僚、卖祖求荣、甘当汉奸的罪行，不断地伪造证据、篡改历史，发出一些奇谈怪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有些人怎么为那些卖祖求荣的叛徒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把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民族的行为说成是合理的、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始终还是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都不会咸鱼翻身。

  有人说，这些民族败类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难道秦桧、吴三桂、汪精卫之流成了促进民族团结的典范？屈原就不应该为了抵抗外来入侵而投江？难道中国抗战时期的反侵略反压迫是无聊之举？

  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华人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根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中国近代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华人文化的基本精神。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中国北方四季分明，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冷了，所有的草木都凋零，只有松树与柏树永远是碧绿的。人生要在最后看结论，人要在艰难困苦中才看得到他的人格，所以古人说“疾风知劲草，国殇识忠臣”。任何一个人真有气节，立定了志向，怎么样也不会动摇。我们看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侮，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像许多敌后工作人员，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始终志向不屈，气节不变。我们看到现今的同盟军官兵在大时代的大风浪来临时，人格还是挺然不动摇，不受物质环境影响，不因社会时代不同而变动，这就是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也是我今天讨论的华人之根深蒂固的忠义精神。

  供稿：211旅政治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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