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仁安羌

华之子

杨伯方到师指挥所报到时，时任新编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把他上下再三打量，似乎不大相信似的，因为杨年纪太轻（那时十九岁），半天才说了一句：
“好！好！有任务通知你。去吧！”
后来齐副师长派人找杨伯方，杨不在。当杨回去见他时，他面带不悦之色：
“你是主管官，怎么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岗位，兵书上说的，兵不离将，将不离兵，懂吗？”
“懂！师长，这是我的错，不该亲自去，派别人去就行了。”
“不！不是错，我是说，官长在战场上最好是不要轻易离开指挥位置”
从那次起杨伯方随时都小心地注意，等候他的调动。每次运输部队，或是夜晚增援，杨都能随叫随到，使他很满意。经过多次各种考验，便不再轻看杨了。
仁安羌是缅甸石油区，英国军队七千人在那里被日军包围三天，既无粮食，又无饮水，饥饿难熬，濒临崩溃。守军司令斯高特少将（从东坞撤退下来的守备司令），把告急电报，一个接一个打到孙立人将军的指挥部：
“请求贵部赶快救援，否则我部只有竖白旗投降了！”如果是当面谈话，英国绅士真是要跪下了。
孙立人将军立即电告斯高特：
“投降是军人最大耻辱，请坚持一天，我军当解汝等之围。”
当英军军团长斯利姆中将得到中国的援军已经抵达前线的消息，为之一振，急急赶来会见国军指挥官。
    斯利姆中将在胶不东一栋残存的建筑楼下见到一个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配戴一副野战眼镜及身上斜挂着一把驳壳枪的中年军人，他就是刘放吾团长，斯利姆和刘放吾稍事寒喧，立即转入正题，他随便在一张纸上写命令交给了刘放吾：
“命你部即刻出兵为英军解围。”
刘放吾虽然已经知道此次作战的目的，但对斯利姆说：
“我是中国远征军，我不接受贵军的节制。” 斯利姆将军叫道：
“驰援英军的命令已经下达到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手上。”
“但没有受到孙立人师长的命令，我不能发兵。” 刘放吾毫不退让，双方为此僵持不下。
最后有人将情况报告孙将军，并获其肯定的答复，刘放吾才露出微笑：
“急什么？！我已全部安排完毕。”
远征军新编第38师的汽车队拉着刘放吾的113团部队，17日下午从胶不东出发，一路狂奔，傍晚就赶到仁安羌外围宾河地区。杨伯方和其他汽车兵把卡车开进树林，隐藏起来。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进攻。
斯利姆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於团长的指挥与部署，他怕刘放吾还会出现其他状况，把这个担心告诉了孙立人。孙立人告诉说：标准的职业军人可能少言寡语，不善辞令，这是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养成的习惯和特质，在生死莫测的战场上，需要的不是长篇大论，而是斩钉截铁般的战斗命令。
于是邀他一起来看一看部队的战前准备，刘放吾表面木讷，其实心知肚明，便对斯利姆说：
“到我的基层营部看看。”
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向将军们解释了连队部署，当斯利姆表示满意，准备返回之际，刘上校对他说：
“我们再往连部走走。”
这一下可把这位中将先生吓着了，连部通常都在火线上，去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他在回忆录里毫不隐讳地写下了当时的心态：
“我不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不该去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冒险到达连部指挥所。”
这时刘上校望着斯利姆而笑道：
“只有优秀及干练的真正军人，才敢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18日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这支满载113团士兵的车队，在坦克掩护下，突然出现在滨河大桥阵地以北。按照刘放吾的部署，第一营杨振汉居中，二营营长鲁廷甲为右翼，三营营长张琦为左翼，开始向北岸日军发动了直接的攻击冲锋……枪炮声骤起，到处都是猛烈的的炮火，射击声和喊杀声……正面强攻，侧翼迂回，偷袭包抄，阻击设伏，部队在实际作战中运动得灵活巧妙……打得日军蒙头转向，无法弄清中国军队到底来了多少人马，在遭受重创之后，被迫全部涉过滨河，退守南岸阵地。   
午夜刚过，113团再次派出突击队对大桥阵地进行夜袭侦察，在黑暗中抓获一个缅甸独立义勇军士兵。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廋小的缅甸青年，他不但受了伤，而且刚刚挨过揍，嘴角还挂着血痕，但是他勇敢地站在中国人面前，一点也不畏缩。
   “我真想宰了你们这些缅甸奸细！”中国长官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缅甸义勇军战士，德钦党党员。”缅甸青年眼睛里闪动着自豪的光。
   “你为什么要为日本鬼子卖命？”
   “我们为缅甸的独立自由而战！”
   “笑话！日本人难道是你们的救世主？”中国长官冷笑着说。
   “日本人是我们缅甸人的朋友，他们帮助我们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帮助我们争取民族独立；而你们在支持英国佬准备继续奴役我们。”
   “告诉我，前面的日本人有多少？”
   “不知道，反正比你们人多得多。”
   “听着，你要想活命，就带我们夺取大桥！”
   “No……”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中国长官脸色铁青，他拔出手枪，咔嚓顶上膛。
   “再问一句，愿意带路吗？”
    缅甸青年从容地摇摇头，闭上眼睛，沉默得象座雕像，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