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工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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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工产业的发展

晋察冀兵工初创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奉命开往华北参加抗战，武器来源有平型关大捷缴获的日军武器；有从老百姓手中和国民党溃兵收集的武器弹药——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提到：“己吸收民间枪支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及借枪（可给借枪证）的办法，或发动民众自带枪支来当游击队。”⑴从民众手中或战斗缴获的武器大都残缺不全，而国民党全面抗战后只给八路军一百二十挺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弹药补给也在1940年完全停止了⑵。现实逼迫共产党自己动手制造武器弹药打击侵略者。

七七事变后广大华北平原的工人最先起来参加抗日救亡，一部分选择自发或在当地共产党领导下组建游击队打击侵略者；一部分在共产党的地下党领导下向边区偷运急需物资-药品、钢材、通信元器件、简易机床；一部分选择加入八路军的修械厂生产为八路军战士制造杀敌的利剑。汪金满十六岁就在旧军队修理枪械，又在保定陆军军械厂和各地工厂当工人，后来和人合伙开了一个亚农铁工厂，1937年1月搬到河北曲阳县夏河镇，主要修理各种机器设备和枪械。

小鬼子来了生意没办法做了，找到曲阳灵寿镇（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报名参军，八路不仅答应了他们参军要求还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汪金满回答：“就需要一个空白章子向地方要骡子，三天之内人和机器都到。”用六个驮子将摇轮钻一台；烘炉一套、老虎钳子六把和部分七九步枪零件于10月5日到达曲阳灵山镇。

知道汪金满参加八路军并组建修械所，他的工友纷纷报名参军，从原来的七人发展到十几人。工友们的工作地点靠近铁路的裕农铁工厂，因为离铁路太近买卖不能做了，老板带着几个工人和八尺元车（机床旧称）、六尺元车一部，一块投了八路。

因为三分区当时离平原太近，八尺元车太大不方便打游击，就给了晋察冀军区总部。10月初工人赵林奎对汪金满说：“俺在灵寿县干活，发现他们的大水渠那块有抽水机和发电机。”发电机和抽水机对于土八路那可是宝贝，因为机器都在在敌占区，汪金满决定在晚上偷运。第二天早上驼回来十一驼子（用骡子运），除了发电机、柴油机还有各种钢材，这是三分区修械所机器的主要来源。在曲阳县南面发现一架被打坏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架双筒机枪，修械所将机枪拆下来，加上两个五十发子弹的弹匣改造成两挺机枪。

到1938年下半年三分区修械所已经有120多工人。与汪金满一样，肖声远等平津地区工人回到家乡冀中参加抗日，38年5月研制出晋察冀军工第一支仿捷克造步枪，后来装备过部队一批，因为日寇扫荡损失很多机床设备，后又搬迁到易县。

修械所陆陆续续又从五台、太原兵工厂招收了一部分工人。晋察冀军工生产架子初步搭起来，以修理装配枪支、刺刀、生产黑火药手榴弹、黑火药地雷、和抉枪（一次装填一发步枪子弹的原始枪械）、复装子弹为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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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枪土八路”意思就是打完三枪就得拼刺刀，刺刀对土八路极其重要，修械厂刚开始生产的刺刀扎三四次就弯，最后用破坏的平汉铁路的钢轨打造刺刀，刺刀质量问题得以解决。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机械专业的刘再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晋察冀。在平山县李台湾子里的供给部，他见到了晋察冀工业部查国桢部长。查问：“怎么做才能把生产搞上去？”刘回答说：“生产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管理不行，工人的生产情绪低落。”查说：“那你就把修械所管起来吧！”就这样刘再生开始在修械厂工作。

经过两天调查，他开始对修械所的生产管理作改进，以提高刺刀产量。这里有5盘炉子，每盘炉4个工人（一个拉风箱，一个掌钳，两个抡锤），每炉一天才打4把刺刀。工人们一次只烧一个刺刀坯件，烧红以后锻打，温度下降了又重放回炉子上烧，这样除了拉风箱的，其他3个人就干等着。刘再生找老师傅郄正喜商量：“一次是不是可以同时烧五六把坯件，打一把的时候，其他几把按顺序依次往前挪，继续烧，这样可以不停地锻打。”经过改进，每盘炉一天打出了40把刺刀，5盘炉共200把，产量提高了10倍。

手榴弹用黑火药制造，因为炸药威力小，刚开始只能炸两半，经过不断试验发现把黑火药研磨到小米粒大小威力最大，再改变模具，最多也只能炸五十多块。所用的卡钳、锉刀、钻头都是工人自己制作的，使用量最大的锉刀是工人用平汉铁路道轨反复锻打，然后涂上面酱，渗碳淬火而成的；修枪的老虎台钳是工人们用群众捐献的铜线、碎杂铜铸造台体，配合自制的丝杠面而成，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1939年12月《晋察冀兵工生产总结》提到“子弹是复装子弹，火药是利用炮弹拆解下来的无烟药，底火是自己造的雷汞，子弹头用铜元制造。”⑶

缴获日寇或国民党遗留的炮弹有以“苦味酸”做炸药的还有就是T.N.T炸药。“苦味酸”又称黄鱼炸药，它的力量更大。由于“苦味酸”能和金属起作用，所以先用纸包好，浸腊，再装入炮弹体中，不好用它作金属雷管中的“加强药”。T.N.T炸药特性比较稳定，军工人用火把炮弹内的T.N.T烤成液体倒出来，再装进子弹、炮弹中做发射药。雷汞没有知识决计是造不出来的，这就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

全面抗战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辅仁中学当老师的地下党党员张珍到了冀中。38年5月间八路军战士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发现了三条很大的船，据当地老百姓说是阎锡山留下的，因为是炸药没人敢碰。张珍上学、工作期间，在北平地下党的指示下，一直研究试制炸药。他知道，如果真留下的是炸药或原料那将意味着什么。

仔细查看后，发现三条船上装的主要是制造烈性炸药的氯酸钾原料，约有两百多箱，每箱几十公斤。还有赤磷、漆包线、电线、电缆和钢材。钢材有圆钢、管材、锋钢、合金钢和高速钢等，还有锉刀、锯条、各种砂轮和钻头等工具。这些原材料在抗战初期解决了土八路烈性炸药和工具来源不足的问题。

张珍到达边区后动员北京大学的熊大正来到冀中，熊大正到了冀中后，又找了他的同学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汪怀常（后回到清华继续学业并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两弹一星研制），成立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开始了军工产品的研制、开发。张珍后来回忆经他介绍来到边区参加抗战的大约有100多人。个体的力量必须借助集体才能得以展现，一个人是无法干成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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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苏，在同学地下党员李猛（原名朱南华）动员下和一群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张苏回忆刚到冀中的时候，八路军战士怕氯酸钾受潮，放在房顶上用日光暴晒，结果引起剧烈爆炸；炮弹股生产的炮弹，用制造黑火药的办法，一硫、二硝、三炭——只用氯酸钾代替火硝，用雄黄之类的东西代替木炭，以为氯酸钾和黑火药一样。这群知识分子来到边区后这三船氯酸钾有了用武之地。
汪怀常将定量的植物油（大麻子油），放在水套锅里加热，再加上少量的TNT炸药使它融化，然后再加上大量的氯酸钾粉；将这些东西混合成均匀的粉状物，氯酸钾炸药就做成了。TNT炸药是林风在一位美籍华人杨锦魁帮助下，在日寇占领区天津制成的。
林风分批把做成的TNT炸药制成肥皂条状，混装在肥皂箱里，由刘维、李琳设法秘密运到冀中根据地。（林风，1936年到1937年，林风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林风借燕京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继续做毕业论文实验，意欲完成研究生学业，在地下党和叶企孙先生的的指引下，留在天津帮助冀中根据地。后因支持抗日被日寇抓进监狱，45年抗战结束后出狱不久，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直到解放才出狱）
为了支援抗日开滦煤矿工人，赵各庄矿工在当地地下党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带出雷管、炸药。天津地下党也组织人员向边区偷运军需物资，随着仗越打越大，雷管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实逼迫土八路必须自己动手研制雷管。闲暇的时候张方将汪怀常带来的一本英文书籍，马瑟尔氏的《高级火药学》的下册通读，以前张方读过上册，到了冀中把下册也读完了，这本书对于晋察冀军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雷汞雷管就是张方靠着用门本中带来的玻璃试验器具，用书中的理论研制出来的。雷汞由张奎元（曾经短暂上过师范，因家境困难辍学）漂洗，把雷汞装在雷管壳中压好，再用不很高的温度烘干，制成干雷管。张苏在试验张奎元制作的雷管时不慎将右手炸伤，张奎元虽然学历不高但动手能力极强，见到张苏被自己制作的雷管炸伤，他用长板凳做了一个简易雷管装填机，这之后再也没有因为装填雷管发生过事故。
为了配合国民党徐州会战，军区给技术研究社下达炸日军火车，中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的任务。起初他们使用氯酸钾炸药采用引燃的办法，用引燃炸日军火车头，手续繁琐容易暴露，也不准确，必须改用“电雷管”。门本中由北京来到冀中，他幼年家庭贫寒，通过自身努力学习，从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人发展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负责收发和调整仪器仪表的试验员。
门本中用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焊在用胶布固定好的两根电线铜丝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就将普通雷管改装成正式的电雷管。成功的将日寇的火车头炸毁，完成军区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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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⑷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聂荣臻司令根据晋察冀边区实际情况制定“集中领导，分散生产，小型配套，就地取材”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在后来军工生产中证明非常适合游击战的兵工生产。
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工业部。1939年4月在完县北神南镇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成立，刘再生担任军工部部长。刘再生将修械所改成连队建制，军区陆续派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编制逐步健全和扩大，设有工务科、财务科、管理科、供给科等，还成立了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军工产品的研制工作。
改建后的军工连共13个，它们各有分工，有的修配制造枪支；有的生产手榴弹、炮弹；有的复装子弹；具体生产什么看材料，有什么材料生产什么产品。
1939年3月16日边区下发《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搜集制弹材料的指示》，军区供给部函：“目前武器弹药急待补充……查本边区抗战部队逐渐扩充，各项武器之供给，较为困难，非自谋制造，无以支持此长期抗战局面，为令仰该县对于：一、枪械原料——钢、铁轨。二、子弹原料——子弹壳、黑铅、无烟药、九膜药、坏枪弹的火药及弹皮。三、技术工人……都要配合群众团体，广为搜罗与介绍，以上各项原料，最好要布告民众定价收买，以期易于收集，而便制造。此事关系抗战前途，至重且要，仰各县勿得视同具文！并应将收集枪弹原料之种类数量，与觅得技术工人之姓各位地特长随时报告本会，以便起运、并转知延聘为要。”⑸
39年6月24日又具体出台如何收集原材料，通知说：“各县募集生铁办法：一，各县政权广泛深入农村，广泛动员，尽量募集破碎生铁器皿如破锅，废犁、旧铧等。二各县乡村庙宇（青黄两庙及庵观寺庙除外）之钟磬香炉等在文献上毫无保存价值者应进行政治说服设法募集。三，各县庵观寺院破碎钟磬炉鼎也应设法募集。……”募集不到就拿钱买，价格——“每斤不得超过铜元两大枚”，这个价有点低，谁让土八路穷呢？穷到“运交生铁，应将该县领手榴弹之木箱，装铁运交制造所以便再装运手榴弹。”⑹
那时节的土八路真穷到姥姥家了，“房漏偏逢连夜雨”，1939年7月日寇趁各河涨水，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提防扒开决口182处，造成冀中几十年未有之大水灾，淹没三十余县，良田十七万顷，使二百万群众受灾。除了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外，1939年9月21日边区发布《关于组织运输生铁的指示》，“查各县募集之生铁，为数甚多，如均经交通站转运，以需要民夫甚多，值此秋收农忙之际……妨碍农时，暂时不交，交通站递转，应由各县依照实际需要组织灾民运输队（此项运输队以组织‘组织田地全部受灾，今秋毫无收成之难民为主。所需伙食费，由本会供给，但不发工资’）。……”⑺穷到如此地步收集军工材料还必须没有文献价值的，还考虑宗教政策，还不忘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土八路想不成事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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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39年因为左的错误将先期到达边区的熊大正关押起来，同时将张方、门本中、胡达佛等人一块关押起来，后来张方、门本中、胡达佛等人被释放但熊大正在反扫荡途中被冤杀，这影响了边区军工生产——张方在冀中根据《高级火药学》中的知识，用汪怀常带来的试验器具在实验室制成了硫酸，耽误了硫酸的工业化生产。
即便如此晋察冀军工事业也走了第一步。晋察冀军工生产能力如下图：
                                                                                                                                                              

这是晋察冀军工创立初期生产情况，还暴露出“第一所手枪有打不响的”，“第二所刺刀不如第一所，手枪表面很好，实质很不好”；“第三所刺刀不如第一所规矩，修枪有时不确实”；“第六所造的手榴弹威力不很好，每个可以炸成二十五六片，因为使用黑火药的关系，现在正在改进外形。子弹以前造的口径不够，现在正在改进模子。”⑻

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⑼有了正确的政策指引，有了一群甘愿为民族解放献身的人，边区军工生产开始了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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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军工生产的发展
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就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阐明了公营工业发展的目标。其中规定：“军事工业、公营矿业、制造业与手工业、合作社和私人工业一同发展，争取工业品自给自足以杜绝日货。”以后随着公营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又指出它的任务“主要是发展经济，供给战争与人民的需要，并大量培养工人干部和技术人才。”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在以后军工生产的发展慢慢体现出来。
柴油机所使用的柴油是肥皂厂厂长张温如（原河北工业试验所技师）研制出的生物柴油，这也是为了替代煤油的发明；1941年还成功的练出生铁，虽然用在迫击炮弹制作上还需要“焖火”；天津永利碱厂工程师孟益堂到边区后任酒精厂长，1941年成功的用大枣发酵酿造出烧酒，再蒸馏出纯度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酒精，酒精无论对医学和军工生产都有极其重要意义；边区的农具厂在生产老百姓用的犁、耙、锄头的同时，还生产手榴弹、决枪、地雷。
枪支的制造；汪金满所在的四连接到的任务是仿制捷克造步枪，四连当时有：四尺元车两部，铣车一部，钻车一部，发电机一台。这点机器根本无法完成仿制捷克造步枪的任务。汪金满和张志渊决定土法上马，绘制简易模型、图纸，指挥木工制出模型，用铜制出架子，机器加工后，成为铜瓦卡罐等，这么做的目的是：一解决拉来复线的机器；二是解决拉链槽机；三是解决拉线机；四是解决打眼机代替铣眼机。
放在预先制造好的长凳上，简易机床制造完毕。材料就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平汉铁路道轨有热胀冷缩性就用做制造枪管。第一个月能生产30支捷克造步枪，第二个月80支，到1940年1月份的第三个月100支。
八路军战士拿着自己战友生产的步枪兴奋的说：“今后用咱们的边区造，更多的杀日本鬼子，报答、感谢制造军火的兄弟们。”1941年7月汪金满调到一连，主要任务也是生产仿造捷克式步枪，利用他的经验多生产枪支制造杀敌的利器，由于1941年秋日寇扫荡极其残酷，带不走埋在地下的设备损坏，生产耽误了一段，军工部将二连和一连合并。
与汪金满的情况类似，时任军工部三连副连长的肖声远也在40年成功仿造捷克式步枪，方法与汪金满差不多，也同样艰苦。41年日寇扫荡将三连柴油机破坏，肖声远让铁匠打了一个齿轮，像水车一样安装起来，找了三匹牲口，用牲口代替柴油机，就这样每个月也能完成50支步枪的任务。几十年后肖声远回忆起来还充满自豪的说：“军区司令部站岗用的全是我们制造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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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攻打敌人碉堡需用炮弹，而迫击炮射出的炮弹，弹道曲度太大，不易瞄准；兵工人将迫击炮的炮尾卸下，把从炮口装炮弹利用炮弹下降的力量发火的死撞针，改为装有弹簧可以伸缩的活撞针，使之既能平射也能曲射，这在44年大反攻中端鬼子炮楼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汪金满、肖声远这群军工人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完成了现代人不可想象的工作，他们应该自豪、也完全有理由自豪！
                                          
  最大的难题是子弹问题，电影《董存瑞》里战士们用柳树杆、秸秆插进子弹袋吓唬日寇是历史真实写照，以前还可以靠打完仗后收集日寇的子弹壳复装子弹，随着战争的延长，日寇打仗的时候也带一个布袋，收集子弹壳。前文提到的40年国民党一颗子弹都不发了，1941年4月19日《晋察冀军区转发关于总部收集制弹原料通知》，这个通知除了明确规定各军分区收集多少弹壳、原材料之外，还特别规定：“今后领发子弹将以制弹原料和弹壳数目为原则，否则不以补充。”⑽不交子弹壳不发子弹，现实逼迫土八路自造子弹。

自造子弹必须有无烟药，缴获日寇、国民党废弃的的炮弹越来越少，百团大战将氯酸钾炸药用光了，制造硫酸这个化学之母是土八路制造无烟药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某卫视拍的反应晋察冀军工人的纪录片还说晋察冀军工科技工作者给他们在清华、北大的老师用英文写信讨论如何制作烈性炸药，这不仅是对当年晋察冀军工人用鲜血、汗水、乃至生命制作杀敌的武器的污蔑！还是对日寇智商的污蔑，你当日寇都是傻子？最为重要的是从科学角度也说不过去，没有硫酸所有大量制造烈性炸药的方法都是海市蜃楼。

虽然张苏和汪怀常在冀中做出过硫酸但实验室和工业化生产的距离还很遥远，其中最主要的是器材，工业化生产硫酸用“接触法”和“铅室法”。这两种设备一种需要白金，一种需要铅版，还需要大量的设备。

刚开始边区技术人员满边区踅摸铅版无果，在百团大战期间在冀中发现了一坛子硫酸，技术人员想既然坛子可以装硫酸，那也能生产硫酸，这坛子硫酸成为土八路军工人制造硫酸的母酸-制造硫酸也需要一点硫酸的。向军工部汇报研制硫酸，军工部政委杨成虽然对技术不太懂但是为人谦虚、尊重知识分子当即表示同意。刘再生部长本身就是大知识分子知道硫酸意味着什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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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组织上宣布了一项新决定：让张苏代理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负责技术研究室的业务工作。张苏立刻开了个小会，将人员分作两组：一组是胡大佛、张奎元、朱心德等同志，以机械性质的工作为主，负责制造子弹头，进行复装子弹和冲压空雷管壳的等工作。这个组挤在神南，工作场地太小，搬到唐河北岸小王庄去。
小王庄离神南不到三里地。另一组是韦彬、黄锡川、任一宇等同志，以化学性质的工作为主，当前的任务是负责制造硫酸。两组的工作同时展开，相互协作。
张苏、黄锡川、韦彬和任一宇等人主要负责理论上的研究；胡大佛主要负责制造硫磺箱、蒸硝酸的铸铁硝酸锅（坛）等等各种设备的设计；张奎元主要负责硫酸塔的加工与安装。分工合作。他们用铅室法原理，找到耐酸的农村用大水缸，对口叠放成塔，用紫土为粘合剂把对口处密封，用它代替铅室。
用风箱代替抽风机，用夜壶输送酸，代替酸循环泵及耐酸管道，用瓷窑的碎瓷片代替耐火材料。终于在1939年冬制造出一小瓶合格的硫酸，他们拿去司令部报喜，刘再生拿着它去向聂司令员汇报说：“可惜太少了。”聂司令员却高兴地说：“好，一套设备可以生产并瓶，十套、一百套、一千套设备就可以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半瓶。你们接着干吧！”
1940年春大规模试制，5月1日前初步成功。这期间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比如刚开始用的填充物是焦炭，结果硫酸与焦炭中的铁反应生成硫酸亚铁，经过路过的张珍指点才改为用碎瓷片。有了硫酸，硝酸的研制、工业化生产相对简单许多，同样用了农村用的缸将硝酸大规模生产出来。
1940年6月30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左权参谋长得知晋察冀军区研究成功硫酸、硝酸后，打电报给聂荣臻司令员表示祝贺：“荣臻同志 （一）接26日电。你们已能自造硫酸、硝酸，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主要关键。……希大量扩充以能供给全华北各工业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之需要为目标，在质量方面亦加强主要关键。
在质量方面亦加强改进，以解决火药问题。⑾硫酸、硝酸工业生产化成功对军工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有了硫酸、硝酸，烈性炸药研制、生产还需要时间，军工人不能让子弟兵空手与日寇搏杀，必须另起炉灶。
日寇为了将华北作为资源补给基地向老百姓派发肥田粉，老百姓不习惯使用肥田粉（硫酸氨），土八路就买来做炸药。将炮弹中挖出来的TNT混合肥田粉做“硝酸铵混合炸药”。缴获炮弹中TNT用完了，土八路军工人准备自制TNT。TNT炸药学名二硝基甲苯，这里的苯没法解决。韦彬（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想出个主意：向敌区购买卫生球，压碎进行硝化，用“硝化卫生球”即硝基萘，代替TNT作混合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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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将民用工业转向军工生产，不再向老百姓派发肥田粉，而且硫酸氨能做炸药这事有简单化学知识就能分析出来，对边区禁运，肥田粉也是禁运物资。土八路军工聚在一起开神仙会，有人提收集尿液，尿液对于老百姓是肥料，等于与民争利。韦彬提出购买牛羊骨头，进行“干馏”取铵。肉已被人吃了，剩下的骨头没用，收买它们进行“干馏”。
后来去往土八路“醋厂”的道上经常看到老百姓赶着牲口，牲口筐里装满了猪、羊、牛的骨头。土八路盘个可以用火焰在外面加热的密闭窑室，将收买来的牛羊骨头放在窑室里干馏，窑室后面连个缸塔，硫酸从塔顶淋下，吸收干馏出来的气体，做成硫酸铵，再用火硝对它进行代换，做成硝酸铵。
技术部主任张苏在观察中发现此法耗煤量太大-浪费，时间长了动物骨头也面临原料短缺，既然有了硫酸、硝酸能不能再做一种省钱制取炸药的方法呢？植物油边区不缺，硫酸、硝酸都有，能不能做出硝化甘油炸药呢？将想法向何振廉提出，何振廉河北工学院毕业后在边区肥皂厂工作，他用制造肥皂的方法先制出甘油，在学校“军事工业生产实习”时中曾做过半年的甘油“硝化试验”。但硝化甘油耗用植物油量大，他们参考书上的“周迪生炸药”成分，用木炭粉代替铝粉作为燃烧剂，再加上定量的脱水硝粉进行混合，在42年冬制成了含硝化甘油百分之几的周迪生炸药，用雷管引爆效果很好，43年又成功研制出双基无烟药。
雷汞雷管张苏在冀中已经制造出来，但汞属于军工业品日寇同样对边区禁运，虽然天津的工人利用回乡将汞藏在自行车里带偷运到边区，但数量还是太少，希望总部施以援手。总部回电说：“（二）已电重庆、西安收买水银，但因收买不易，特别是输运困难，恐亦难大量供给，主要还是向平津太原方面设法。”⑿还得靠军工人自行研制雷汞雷管的替代品。
张苏回忆起翻阅英文的《高级火药学》时（张苏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英语极好，八路还给技术部收集了一本英文字典，技术部只有他能够读懂，后来他把书翻译成中文便于全体技术室人查看），曾看到叙述“烟火玩具”的章节，在提到各种色彩烟火的成份之后，也提到过“雷铜”和“雷银”。讲到这类东西很敏感，虽然可以在烟火中偶尔使用，但必须以非常小的剂量制备，以非常小的剂量使用。外国只用它来制作小孩子玩的拉炮、摔炮。雷铜劲小不适合军用，这时遇见同样为底火发愁的张奎元。
张苏、张奎元两个人互相配合，还是“老规矩”，张苏出主意（张苏右手残疾不能做实验），张奎元动手。请材料部门找了个“银元”，熔压成薄片。中午，张奎元一人到十连附近的小河中，按照制雷汞的制造方法：先用硝酸溶解银片，再将溶液加到酒精中去。他一人做实验不是一次，张苏一次看到张奎元在院角自己拆炮弹，问：“你干什么呢？”
张奎元说：“我没拆过这种炮弹，万一爆炸了只死我一个，不能伤到旁人。”雷银做得很顺利，灵敏度大了一些，劲也更大，可以代替雷汞使用。张苏、张奎元找到高蔼亭，请他继续摸索工业化制造雷银的规律。高蔼亭常驻化学厂，主抓这项工作。高蔼亭、韦彬、何振廉组成一个工作班，专门进行雷银雷管的工业性生产。经过无数次失败确定硝酸中投放银元宝的重量。雷银雷管研制成功后又出现新的难题，如何包装。雷汞雷管用铜包装但铜和雷银容易发生置换反应爆炸，最后决定用边区产的纸包装，曾经有人认为纸管包装的雷银雷管没有铜装的雷汞雷管有劲，试验威力是一样的。纸管包装的雷银雷管是世界军工史上的首举。

同根相怜

炮弹厂工人们也有新的发明、创造。百团大战将土八路铸造迫击炮炮弹体所用的材料——灰生铁用光了，灰生铁铸造的弹体，可以直接在车床上进行机械加工。军工部老百姓手里收买的破铜烂铁多是白口生铁，用它们铸出的炮弹，弹体太硬，车床切不动，不能进行机械加工。
六连老工人彭常山，回忆起抗战前在北平学徒时，见过别人用白口生铁铸出半成品，经过“焖火”，使它变软，再进行机械加工。至于“焖火”的具体方法和规律，他搞不清。盘起炉子，自己整日整夜守在炉旁，不顾当时寒风凛冽雪花纷飞，摸索“焖火”规律，“焖火”的具体方法：是用土坯筑成方炉，炉条上放木柴和焦炭，在上面放个用生铁板制成的铁箱，箱外四周用焦炭填满；把铸造好的白口生铁弹体毛坯，叠放在铁箱里，空隙用碎石灰或沙子填充好，点燃木炭，引燃焦炭，长时间对弹体毛坯加热（加热时间，加上焦炭烧完后铁箱降温的时间，约一个多星期）。
在加热过程申，白口生铁中的炭元素，逐渐凝析与铁分离，生铁变软，就能进行机械加工，也可以在车床上，“车”弹带、弹口和弹尾上的丝扣。经过“焖火”的白口生铁，可以进行机械加工。
聂荣臻对刘再生说：“咱们虽然把炸药搞出来了，可是手榴弹一般只能投掷三四十米远，敌人上来了就得进行肉搏战，战士会有伤亡。要是能投一二百米远就好了，战士有缓冲余地。”曲阳有个铁匠，日本鬼子强迫他打制枪榴弹筒，他偷偷地多打制了一个，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军工部，为仿制枪榴弹提供了样品。仿制枪榴弹的同时还进行了掷弹筒的仿制工作，仿制掷弹筒时遇到困难——需要无缝钢管，刚开始用平汉铁路的道梗烧红后反复锻打不成功后，锻工孙立峰将铁轨的底板劈成条，然后熔烧锻打成螺旋式圆管，再锻打成适合口径的无缝钢管。
钳工何立中又将铁轨加上其他材料做成铣床，加工成专用机器，终于制成掷弹筒。射程与日寇相近-七百米左右。无论枪榴弹筒还是掷弹筒都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打造的。军区给四连下达每月1500-2000发五〇炮弹（掷弹筒弹）任务，却只给一块二寸方、三寸长发锋钢，还告诉省着点用。汪金满集体研究决定用铁道轨锻打成车刀，把发的锋钢用拉刀锯成一块三厘米后、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的锋钢块，焊在用道轨打造的刀头上，尔后再安度数，用什么形状就磨成什么形状。汪金满几十年后说：“我们给党和人民节约了不少材料。”张苏为了节省无烟药还重新设计了掷弹筒弹改为流线型，减少无烟药的用量射程还是一样的，他以前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班威廉（当时正在军区司令部讲课）也向他提供了帮助。
有了硫酸这个化学之母，以脱、硝化棉研制相对简单，难题是解决制造酒精、以脱所用冷凝器的材料问题。从机械制造工厂调来到“醋厂”（为了隐蔽糊弄小鬼子的）的老工人殷梦秋看到白铁皮数量有限，又看到院子里堆放着一些收集来的各种铅锡器具，向张苏建议用各种铅锡器具改铸“铅片”使用。用两块大方砖，在砖的表面上，垫包几张黄表纸，再另取黄表纸叠成纸条，在下方和两侧垫好、圈住，防止泄漏铅水，就做成浇铅片的模子。
把铅锡器具溶化成液体，从这模子的上方灌入，冷凝后可以铸成薄铅片，用它制造各种冷凝器是很方便的。经过试验效果很好。因用从边区本地收集来的材料，冷凝器用坏了可以修补，也可以回炉重铸。硝化棉研制出来出现的问题就是火棉在有残酸存留的情况下，保存久了，就会“脱硝”变质。
棉花纤维是中空的小管，硝化以后，要完全去净残酸，只靠煮和洗是不成的，书上说必须用打浆机将棉花纤维管打断，再用水煮洗，才能将硝化后的残酸洗净。硝化棉中不含残酸，才不会“脱硝”。打浆机洋玩意土八路没有，刚开始产品产量不大，靠手工用剪刀剪断纤维管，剪碎湿的火棉是很费力，女工们的手全被剪刀把给磨破了。韦彬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用磨面的石磨，磨碎它？”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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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硝酸的制成也为其他根据地兵工生产提供了助力，1942年太行山军工人也成功制造出烈性炸药，“自从硫酸自己制造出以后，就积极消化各种产量丰富的农产品，如玉茭粉、生漆、松香、蜂蜜等等，结果以硝化蜂蜜最为适用，我们叫它淡白药，药力比三硝基甲苯强，比硝化甘油弱，可用于迫击炮炮弹及兵工爆破中，有粉状及圆体、方块状二种。”⒀
蜂蜜硝化做炸药令人匪夷所思，细究又合乎情理之中。无论用蜂蜜做炸药还是缸塔法做硫酸，还是用砖头搭建冷凝器，还是用石磨粉碎硝化棉，土八路脱离不了土字，土的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土成就了一方事业。
1941年晋察冀军工人成功的制造出无烟药、以脱、硝化棉，适合迫击炮弹制造的灰口铁，并与1941年2月16日将制造方法报告总部《晋察冀军区关于制造硫酸与无烟药给彭德怀、左权并报毛泽东、王稼祥的电报》，除了将硫酸、无烟药、以脱、硝化棉、灰口铁制造方法报告中央，还提出“三 资源的开采。现正开采铅矿（铅矿石含有百分之八十的磷）。将来可能解决子弹头和铅室的问题。铅矿已采取矿石十余万斤。现在装置炼铁炉。”⒁24页军工史料 子弹头问题最后在军工人努力下解决但铅室一直没有解决，硫酸工业化生产还是靠农村用的大缸。
1941年10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大量制造手榴弹武装敌后民众。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抗日根据地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⒂这个指示明确了根据地军工发展方向。张苏、张奎元把制造雷银雷管工业化生产的任务交出去后，转向自制子弹的研发生产——土八路军工分工协作，效率极高！
自制子弹壳需要纯铜和纯锌，军区收集一切有可能对军工生产有帮助的书籍，张苏翻到一本《百科小丛书》里面关于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书。谈到“将粗铜炼成精铜”的方法：“将粗铜放在反射炉中熔炼、氧化、去液后，用生树枝反复搅拌，即可得到精铜。”张苏出差途中和张珍闲谈时，张珍说：他想收集杂铜，进行蒸锌，“作为边区出口物资”之一。张珍作卫生部长时，见到溶铜时，氧化锌粉末飞扬，想到收集氧化锌粉，进而采集金属锌。这为张苏冶炼纯铜、纯锌提供了思路，将想法同张奎元说了。
张奎元到了五连，找了一个旧炮弹钢壳，口部用丝扣连接上一根弯曲的管子，然后放进制钱，放到炉子上加热。没有温度计，但只要保持炮弹壳不被熔化掉就行了。加热一段时间后，把弹壳取出，便出现锌汽化后，又凝在弯曲的管子里的现象。这就是说，锌在弯曲的管子里产生了。把它倒出来，送给付江（大学没毕业就跑到延安，抗大毕业到晋察冀）和孙艳青看，一见大为高兴的说，这就是锌。实验室研制成功后马上转向工业化生产。
河北工学院毕业的王裕抗战前在灵山办过一个陶瓷厂，抗战后来到边区任玻璃厂厂长，和工人一起成功制作出玻璃，大坩埚由他设计、制造。孙艳清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学矿冶的，他负责冶炼。原开滦煤矿的工程师佟浪也加入纯铜和纯锌工业化生产。将土八路发动群众割鬼子的电线和收集的铜钱，放入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大坩埚里熔化。先把杂铜放进坩埚蒸出锌，剩下的铜再进行电解，制成纯铜。然后再将纯铜、纯锌配成合金，再经过铸片、冲压，制成子弹壳。
1942年5月聂荣臻、唐延杰给彭德左权、叶剑英电报《关于晋察冀军工情况》提到，“一月筹备子弹厂，三月已经出成品。……每月完成子弹35000粒。……第十所对于炮弹质量上，有很多进步，保证百分之百打响，克服出口就落的毛病。无有臭子的情况，改变出口即炸的情况，但准确性很差。”⒃后来还生产出机枪子弹，机枪子弹需要连发必须制造精确度高（装药量也相对于步枪多一些），相对于当时的条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炮弹准确性差还是加工工艺不行，精确度差，这在后来的生产得以解决。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是建立在汗水和鲜血之上的。发明“焖火”法制造迫击炮炮弹的彭寿山，为了寻找适合的兵工材料葬身洪水之中，以身许志；门本中在1942年冀中反扫荡中遇敌被俘，不屈就义；工业部干事李子文为掩护战友拉响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和张苏一起来到边区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器材管理员军陶瑞，为了运输军工生产的器材、原料在敌占区奔波半年积劳成疾，以身殉国；化学厂女工崔兰英为了抢救炸药烧伤，病愈后其身体不适合打游击，组织安排到老百姓家中，42年日寇扫荡被汉奸指认，誓死不透露化学厂位置，光荣牺牲。鬼子不扫荡生产，鬼子来了就打游击。包括佟浪五六岁的儿子也和父辈们一起打游击、钻山沟，当时的革命者是舍家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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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兵工生产高速发展
1942年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残酷的形式，党中央决定开展精兵简政，同时在42年底开展大生产运动。晋察冀军工部工人、技术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开荒种地。据统计晋察冀边区，经过八年的水利建设，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达213.7万亩，仅此一项估计年增产粮食即达百万但以上。⒄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给军工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还可以招收更多的工人从事军工生产，在45年反攻期间已有5000余人从事军工生产，大生产运动提高军工生产能力。
化学厂多是不超过二十岁的女孩子（边区男人都上前线跟鬼子死磕，也是不想与老百姓争夺劳动力），土缸封釉不好，操作空间充满有害气体，有些女孩子都闭经了，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工作。
白天干部和技师和她们一样在充满有害气体环境下做同样的工作。化学厂工务主任天津北洋大学化工系毕业的臧本忠，主要工作是注意无烟火药的工作完成情况和各种设备的准备工作。过去曾得过肺结核病，告诉他不要再到制酸股来检查工作，但还是不断地到制酸股去检查工作，说：“现在是战争环境，在营养品和药品都缺少的情况下，我的病是不可能好的了。不如以我这有限的生命，为抗日工作多尽一份力量。”继续在各处奔走，不停地工作，最后牺牲在工业部的卫生所里。
由于化学物质的腐蚀化学厂工人的衣服最破，别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花子队”。一次边区文娱比赛，唐延杰政委郑重的向化学厂女工说：“向花子队敬礼！”全体大会人员向女工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女工大多数都是文盲，晚上技术研究所的技术人员给她们补习文化知识，举行唱歌比赛，组织学习文化课、基础课、专业课。女工二十多岁，技术人员三十多岁，技师像师长一样耐心的为她们补习文化知识，告诉她们为何而战。女工们也极其尊重这些师长，为他们缝补衣服、做病号饭。在“反扫荡”的行军空隙，每天也要保持有一至两小时的文化技术学习。
职工的文化知识很快得到提高，消灭了文盲。青年工人普遍都能读报、写信，会用各种量具，从道理上能讲解工序的操作规程，不少人还会识图、绘图，懂得机械原理，成为工人技术骨干和技术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军事工业上探索。比如：长征三号三子级火箭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兼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王之任就是从晋察冀化学工厂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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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年不断的对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的培训，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全部扫除了文盲。大生产、学习“赵占魁”运动提高了军工人生产积极性。军区工业部副股长刘润田，二十九岁，42年参加部队前大字不识一个，经过两年的学习“已经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比例、分数、化学原理，都能懂得。”配制制取硫酸原料时发出的气体曾经把他的嘴唇熏成紫色，把他的双眼封成一层白膜，使得喉管红肿仍忘我的劳动。
二十一岁的军工工人许文化参加工作三年发明、改造过十项以上的兵工产品，提高效率几十倍。仅1944年一月份就超额210%，二月份超额110%，三月份超额105%，四月份超额270%。装雷管工人，增加效率40%，压雷管增加100%，封雷管口效率增加170%。⒅军工三、四连的产量超过了42年的两倍半，六连超过了四二年的一倍，八连超过四二年的一点四倍，十连超过四二年的二点七倍。提高了产品质量，子弹生产全部达到了军工部要求，威力也增大了。⒆
边区工人的劳动热情源于党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虽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经济困难但是仍想方设法提高工人待遇、激发工人劳动热情，比如工人有权对公营工厂的管理发表意见，同时还能从工厂盈利中分红（限于篇幅不多说），总之具体标准是可以养活自己和家里一个人为标准。同时期大后方国统区国民党社会部1942年调查指出，90%的工人家庭“工资收入，都不够生活费用的开支”；其中7%的家庭工资收入不够购买食物。
工人因为“经济窘迫到相当程度……已经没有可以变卖的旧物了。”国统区女工命运更为悲惨，生育即等于失业，为了保留工作“女工常常将刚生下的孩子沁死，经常可以见到女工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做工。”而边区在42年陆续出台各种针对妇女工作的劳动法，保证女工权益。将工人看做是未来社会的主人还是“牛马”，由此产生工作的热情是完全不同的，也决定了两个政党未来的命运。
由于学习和教育，如晋察冀政治部主任张平凯说，“由于他们完全接受了中华民族解放教育，提高了阶级的觉悟，启发了每个工人高度的政治情绪和工作热忱，认识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中华民族，他们更清楚地体验到这流汗这辛劳，是换来中华民族的自由，是自身最后解放的代价”。（八路军军政杂志 第三卷六期）
1945年7月23日程子华、耿飚给中央军委电报《关于晋察冀军火生产数目》，“军委、总部：在七八、九三个月份（冀中军区生产管理处之化学工厂正在建立不包括在内，可生产下列成品。一无烟药（包括子弹药和炮弹药）二掷弹小炮弹10000发、掷弹筒50个。三子弹 自造180000发（七九弹）复装（七九弹、六五弹）280000发。硝酸钾27000斤（可制造炸药30000斤）五硝酸甘油1000斤，可制炸药25000斤。六硝化纤维素2700斤，可制炸药27000斤。七 手榴弹1黄炸药180000个 2黑色炸药 50000个 八 地雷黄炸药39000个，黑炸药（不是黑火药）20000个。十、十一、十二三月生产量估计可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各生产管理处所辖各厂已达正规化，冀中生产管理处亦可部分自造。”⒇
除了军工人自己的努力，所有的发明创造离不开边区百姓的支持。制造炸药所需的硫磺，火硝等原料，是依靠发动边区所在地的广大农民，动员起千家万户来为军工提供原料。他们用土法熬制而成的大量硫磺、火硝源源不断地给运来。仅火硝一项，有时可以收到五十至一百驮子，最多时一天达到八、九千斤。
制造子弹的铜和锌是从人民手中收集和发动民兵割鬼子电线得来的，1944年7月统计自抗战开始割电线1623369斤。21天津工人张俊杰，十五六就进工厂学徒，得知自己家乡冀东有八路兵工厂需要造迫击炮弹壳的机器，买回一台大型压力机，指导边区工人使用。只要边区军工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地下党组织下偷运到边区，说是偷运和抢差不多，有人被日寇抓获牺牲，还有的被押运到日本做苦工。诸如张俊杰这类的普通人还有很多很多。

同根相怜

军工部生产的武器不仅满足八路军作战需要还大量发给民兵，限于生产能力不可能将华北大地广泛使用的地雷都用烈性炸药，可让“汽车跳舞”、“火车打滚”用的都是兵工人生产的地雷。                                                                    
  梅贻琦先生在其著作《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中论及工业化三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共产党最伟大之处在于把一群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农民变为英勇无畏的战士，这也解释了同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比俞大猷名气大许多的原因，戚继光要的不多却能做同样的事，甚至更好。

行文到此可以结束了。查阅当年老军工人回忆，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努力提之甚少，说的最多的是边区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他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领导。这些年总说这个大师、那个大师的，在我看这些老军工都是大师；发明“焖火法”的彭寿山是大师；誓死不透露化学厂位置的崔兰英是大师；被冤杀的熊大正是大师；和熊大正一样的军工技师们是大师，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选择用自己的知识、汗水、乃至生命铸造杀敌的利器，而没有躲在书桌上写那些夸夸其谈、曼妙的文字。

为了让子孙后代可以昂首自由的活在祖先的土地上，兵工人义无反顾的跳进熔炉将自己铸成干将、莫邪刺向敌人的胸膛！他们是真正的大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新中国工业化之路！其身已逝，然其行、其魂魄将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昂首前行！            

三民主义

的确，同盟军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