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果敢小熊 于 2017-4-12 14:07 编辑
李光钿一直不愿意加入缅甸籍,始终拿的是外侨证,需每年交税盖章。 4月4日,李光钿和老兵之家的志愿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4月5日,李光钿散步走过一个菜市场。 4月5日,清明节,李光钿到原中国远征军30师墓地祭拜。 李光钿现在儿孙满堂。
4月5日,李光钿出门散步。除了特别不好的天气,他每天都要散步两次,每趟有四五公里。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四月,漫长的雨季就要开始了,缅甸密支那街头,人们都在享受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了主干道,拐几个弯,往前走越来越安静。道路尽头一家小院,两层小楼,朱红的门,荔枝树已经长到二楼高,月季结着红色的花骨朵,向日葵矮着头,院子里都是草木的芬芳。李光钿家到了。
辨认他家的关键,是浓烈的中国元素。灯笼、对联都是国内最家常的样式,挂历是中文的,树是从中国买的,连狗都是从昆明带来的。
95岁的李光钿就坐在院子角落,他怕冷,还穿着棉袄,手边放着一根拐杖。眼睛大而明亮,丝毫看不出是在苦水里泡过的。来了客人,他便盯着人笑。
到了这个岁数,前几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浓重的云南口音,“我们读着书,四五年级,一样晓不得,跑出来当兵。”
上世纪40年代,他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加入远征军,战后流落缅甸,再也没见过爹娘。在缅甸密支那地区,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七十多年过去,他们皆已故去,李光钿成了“最后一个”。
“我的家也没找到”
李光钿话不多。以前老兵们聚会时,他是最沉默的一个。拍合影,他也总低着头。
“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记得他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2008年,老兵李锡全找到了家,大家准备送他回国。一贯沉默的李光钿突然拉住孙春龙,怯怯地说,“我的家也没找到,我也没回过家。”那一刻,孙春龙说自己突然想哭,深感责任重大。
李光钿是在1939年离家的。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多久。
他才十六七岁,在云南宣威上小学五年级,战争爆发,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家,他没有走,报名参了军。
入伍前,他也没回家见见爹娘,也没给他们捎个口信,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去了。他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来。
经过了一年的封闭训练,他随部队去了曲靖,又去了永平。1943年,他已经是少尉炮兵排长,被调往怒江前线守江。随后参与滇西大反攻。那一年打得最惨的,就是松山战役。
在战火中,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提起松山一战,他至今还摇头,“太惨了”。日军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又一个个被打死,摔下来,尸体堆满了壕沟——看到人们先后死去,他才发现,生命真是薄如蝉翼。
他后脑有个细长的伤疤,也是战场上被弹片擦伤的,跟了他一辈子。说起战争,他就慢慢地摩挲着那一块小小的凸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走到一半想起,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怕是回不去了。又原路返回,无路可走,进了缅甸。
缅北七十年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家离乱的时刻,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都在那时发生了。很多门轻轻关上,那声音轻不可闻,要很久之后,人们才后知后觉。
到了缅甸,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她本是大家闺秀,逃难到了缅甸,“贤淑端庄,通情达理”,两人成了家,生了一子三女。
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生意,要么做苦力。
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来对抗饥馑和贫穷。他开过杂货店,修过桥、补过路,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种子,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他有自己的固执,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从小读中文诗,写繁体字,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至今,长子李玉明的车里放的都是中文歌。
李玉明记得,一家最艰苦的日子,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缅甸的暂住证分区域,他们一家拿的暂住证,只能在伊诺瓦底江北岸活动,而北岸政局动荡,民族地方武装割据,一家人东躲西藏,朝不保夕。
所谓暂住证,是外国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持此证者,需要每年向缅甸政府纳税,且外出、经商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并非不可以结束这种局面。只要入了缅甸籍,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但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李光钿扬起手挥了挥,告诉记者,“我们是客人,是在缅甸作客。”
家里人都知道,他一直想回家。回中国。
“要什么证件?”
回国并不容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征军”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一位中缅印战场的研究专家说,缅甸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远征军因为支援英国而进入缅甸,也因此被视为侵略者。
在缅的最初二十年,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直到长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有老兵组织找来,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并严厉提醒孩子,不许往外说。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观念渐渐松动,大陆也走向开放,李光钿带着妻子、儿子回了家。刚到宣威,妻子突发胃穿孔,在宣威去世、火化,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从此吃素。
1997年,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从此不再回缅。他顺利拿到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回复,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
有个女儿定居台湾,他有阵子也想去台湾看看。台湾要求他提供入伍时的证件。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反问了五次,“我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兵,这还要什么证件?”
他看起来有些失望。那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失落感,“国民党”、“抗战”,都成了他的包袱。他们在炮火中、尸体堆里走过的几千里路,没有人在乎。
他只好把简历写在一张纸上,塑封好,每逢人来了,就拿出来给人看。上面第一句话是,“退伍军人李光钿,籍贯云南省宣威县辉栋村人”。年纪大了,他说自己只能用这个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兴兴头头的,给大家看完简历,又把一个铁皮箱子从床底拉了出来。那箱子是他从中国带来的,有些年月了,坑坑洼洼,表面都泛青了。打开,露出一枚金色的勋章,五角星、和平鸽和橄榄枝在上面闪亮。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把勋章转交给他。他因此得到安慰,一有客人拜访,就要拿出来戴上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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