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报告说粟裕最早实践“敌进我进”

三民主义

一、“敌进我进”的由来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不断发展的。在土地革命的前期，代表红军游击战术的是朱毛提出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在前四次反“围剿”时，针对蒋介石采取的“分进合击”、“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等几路箭头式围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到第五次反“围剿”时，蒋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战术，采取层层封锁、稳扎稳打、堡垒推进、由外围逼向中央的策略，妄图渐次缩小包围圈，最终将红军箍死。蒋介石放弃“箭头式”围攻，而采用“木桶式”围攻，对红军的战略战术是一大考验。这种围攻方式，避免了孤军冒进，各路均不突出，敌军弱点难寻; 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缺乏重武器，对付碉堡的手段有限，碉堡就极大地限制了红军的自由，打运动战更加困难，如果继续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只会让敌人越箍越紧，根据地越来越小，假以时日，人力物力越发不支而发生重大危险。敌变我变，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须与时俱进。从“敌进我退”到“敌进我进”的战略转变就酝酿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关头。

    针对蒋介石的新战术，毛泽东曾提出红军打到敌人后方，转入外线打破其“围剿”的建议。毛泽东说: “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采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

    刘伯承则于1934 年5 月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指出: “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的间隙，而入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穿插。有些地区游击队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

    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不再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主力“打到敌人外线去”，战略方针有了明显的变化。但以何种方式实现“打到敌人外线去”，却没有详细说明，因此，还只是一种军事战略设想，至于如何规划和实现，还有待在实践中解决。

    刘伯承则提出派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去活动，以配合中心区打破敌人的围剿，提到兵力转移的方式，却没有提出在根据地的主力必须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实际上仍然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伯承，都看到了“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局限性，不再局限于“内线歼敌”的老套路，而都把眼光和战略方向放在了“外线”，“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初步萌芽了。但对于为什么要敌进我进，如何实现敌进我进，则没有进行展开阐述，因此，显得很不成熟，“敌进我进”这个概念也没有明确提出来。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央处于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在军事上采取“兵来将当、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的保守主义，否决了毛泽东、刘伯承的正确方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直到两年后到达陕北才胜利结束。因此，刚刚萌生“敌进我进”军事思想的毛泽东和刘伯承，失去了实践“敌进我进”的机会。

    二、粟裕是“敌进我进”最早提出者的史实证明
    然而，历史往往会惊人的相似。在毛泽东和刘伯承“敌进我进”的军事思想刚刚酝酿，由于历史因素，没有机会实施，被迫长征的两年中，南方八省不少地方又面临着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善于思索，勇于创新，采取了有效打破敌人“围剿”的方法。其中，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的粟裕首次明确提出“敌进我进”的军事思想。

    1935 年1 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后，粟裕、刘英带领几百人突围，组成挺进师挺进浙南。师长粟裕带领队伍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35 年4 月6 日《东南日报》报道: “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转眼之间，报纸惊呼: “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这引起了当时的浙江统治集团恐慌。蒋介石决定调主力部队来“围剿”，于1935 年7、8 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派罗卓英统一指挥。

    当时，国民党在闽浙皖赣四省共有63 个正规团，归罗卓英统一指挥。罗卓英的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
精良，兵员充足，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仿照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办法，命令各部都构筑碉堡，整个包围圈形成一个碉堡圈。这次“清剿”，罗卓英动用了正规军32 个整团近7 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 个团。

    如何打破敌人40 个团的大规模“围剿”，粟裕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回顾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
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前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井冈山会师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那时，中央苏区回旋余地大，也能集中主力，以足够的优势力量歼灭敌人的一路。而现在，粟裕率领的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是保安团的部队，而敌人却是整团整师地压过来。所以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粟裕说: “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1］因此，早在1935 年9月，粟裕就明确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政委会的一致同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粟裕决定:留下二个纵队和一个独立营就地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 率主力三个纵队及师直属队沿浙西南根据地南下，偷渡龙泉河，突破敌人封锁线，向闽浙边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粟裕提出“敌进我进”的文献证明
    粟裕写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这本书是1988 年出版的，因此被不少学者所忽视。实际上，这一词和类似于“敌进我进”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五次，如:
    1．游击队很难谈得上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 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 该书第124 页) 。
    2．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 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 该书第144 页)

    3．我们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立即率领师直机关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行动。( 该书第204 页)
    4．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剿区”外，进行机动作战，特别是向敌人后方和敌人的弱点进攻。( 该书211 页) 。
    5．主力部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北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 该书第218 页)

    其中: 1、2 出自浙南游击战争时期，3、4 出自苏中抗日战争时期，时间依次为1935 年9 月、1936 年12 月、1942 年1 月、1942 年9 月和1942 年某月。

    这些词汇的密集出现说明，“敌进我进“的军事思想在粟裕的军事指挥中是一贯的，并不是偶然的，粟裕确实是“敌进我进”军事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

    更有力的证明是，笔者查到了粟裕提出“敌进我进”军事思想的原始文献证明，如:

    1．游击动作的要领。通常采取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 1938 年1 月《游击战术提纲》，《粟裕文选》第一卷第13页)
    2．战术原则的转变。敌进我退( 进) ，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41 年4 月上旬，《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
    这两条文献中，粟裕都是将“敌进我退”与“敌进我进”并提，并融合于一个短句中，表面看来很矛盾，实际上却是很通的。第一，“敌进我退”与“敌进我进”是辩证的关系，各有各适用的时机，并不绝然对立。第二，这两段文字的语境较特殊，1中“进”与“退”; “集”与“散”、“大”与“小”，“避”与“欺”刚好意义相反，而2 则是“十六字诀”的扩充。这恰好说明，粟裕提出“敌进我进”是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基础之上进行创造和补充，并对新老原则进行了融合。

   四、旁证
    实际上，粟裕在1935 年提出“敌进我进”的军事思想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当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时，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又面临类似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处境，当时的红军指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从实际出发，在稍晚的时候，创造出各种有效的打法，虽然叫法不同，在思想内核上却与“敌进我进”本质一致。甚至有史料表明，有些地区受到粟裕的影响。
    在闽北根据地，黄知真称之为“向敌后挺进”。“一九三五年底，黄立贵同志从建( 瓯) 松( 溪) 政( 和) 回来，了解到敌后非常空虚，敌人兵力全部集中到根据地，后方许多重要城镇却只有少数保安部队驻守。于是，特委便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老根据地之外，主力挺进到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这一下子可对头了”，一个月内连续打下五个城镇，“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打成一片了”，敌人则“东也告急，西也求救，不得已便大量的从根据地撤兵，去保护自己的老家。”

    在闽东北，黄道称之为“跟敌人换换防”。“( 1936 年)二月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黄道同志分析了部队当前的处境以后，接着传达了省委的决定: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调动和消灭敌人，我们必须抽出一部分力量打出去! 当时，黄道……说: ‘敌人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呆着，好，我们就跟敌人换换防———你搞我的家，我也搞到你家里去!”黄道还说:“过去我们是有保守思想的，只知守着根据地。敌人迫使我们大胆跃进，克服了保守思想的错误。”
当时，浙南、闽北、闽东北根据地的联系已经打通了。1936 年2 月粟裕与闽东北根据地的一位同志见面并谈话，还托他捎了一封信给黄道，闽东北知道浙南的反围剿经验是显然的。

   

三民主义

五、辨析
    综上所述，粟裕是“敌进我进”的最早实践者，也是“敌进我进”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对“敌进我进”军事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完善，然而，学术界没有给粟裕应有的地位，而把“敌进我进”的功劳归功于刘伯承，这是什么原因呢?

    粟裕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这时，粟裕的职位不过是挺进师的师长，实际上带的只有一支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活动在浙南一个相对较小较偏( 这是针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 的区域内，那时，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各根据地被国民党所分割，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它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对周边影响有限。并且，一年多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打破蒋的围剿也不再是主要任务。1938 年1 月，粟裕讲授《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时，明确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概念，这时，粟裕职务是师长，在党内军内的地位相对不高，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 另一方面，抗日相持阶段还未到来，八路军、新四军尚处于向敌后展开的阶段，日本尚未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作为主要对手，仍在向国统区不断地攻城掠地，日本没有采取“囚笼政策”“扫荡”敌后根据地，因此，作为打破敌人“囚笼”政策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当时仍不是主要的作战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敌后根据地，采取了很毒辣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着很大的困难。1940 年4 月，刘伯承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高干会议上作的《党军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概念: “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 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12月，刘伯承主持编写了《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 “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1941 年，华北日军的“扫荡”战法再次发生了较大变化，由空隙较多的压缩包围，进到严密封锁的“铁壁合围”，由短促“扫荡”，进到长期、反复“扫荡”; 由分散兵力实行“清剿”，进到在兵力分散配置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兵力实行“来回拉网”、“梳篦清剿”与“辗转抉剔”，并实行“三光政策”，以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日军的全面进攻，华北各战略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封锁、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但仍有不能制止日军的推进之势。于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和各战略区开始酝酿和实行“敌进我进”的问题。1942 年1 月，北方局再次召开会议，推广了刘伯承一二九师“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全面对敌斗争的作法。此后，敌后武工队作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被
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1942 年2 月，八路军针对日军“扫荡”的新特点，向各地发指示，强调在反“扫荡”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长期“扫荡”和分散“清剿”为目的，采取内外线结合、置主力于外线的战法、粉碎敌之“扫荡”。这样，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在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毛泽东也把“敌进我进”的发明权给了刘伯承。1943年10 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参加延安整风的刘伯承时说:
“伯承同志，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哇，搞得日本人没办法。”

    刘伯承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适时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概念，又经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
推广，成为打破日寇“囚笼”政策的法宝，为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军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毛泽
东也把“敌进我进”的发明权给了刘伯承，对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粟裕战争回忆录》出版时间较晚( 1988 年) ，又不是原始文献，易被许多学者轻易放过。粟裕将“敌进我进”与“敌进我退”并提，采用了“敌进我退( 进) ”这种特殊的形式也可能让一些学者产生误解。而一些学者搜索文献不仔细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例如:

    糜振玉主编的《中国军事学术史》( 下卷) 说: “‘敌进我进’方针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其历史渊源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第5 次反‘围剿’战争中，……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针对敌人的‘拉网围剿’，曾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进而战的办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作者还特意注明了引文来自《粟裕战争回忆录》，可是，这条引文恰恰是《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敌进我进”四个字的，并且时间靠后，在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次反围剿时;而明确说到“敌进我进”的那条( 时间比较靠前，在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一次反围剿时) 却不予引用。所以作者仅只承认了粟裕在敌进我进军事思想上的与毛、刘一样起了“渊源”作用，而对粟裕明确提出敌进我进这个概念的史实却悄悄放过了。

    六、结语
    综上所述，粟裕是“敌进我进”军事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最早的实践是1935 年9 月反对罗卓英的“围
剿”。1938 年1 月粟裕著的《游击战术提纲》则提供了最早的文献证明。粟裕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实践，成功地提出和践行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刘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