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明代西南治边的重要教训

北美汉风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明代西南治边的重要教训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80521

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1]。1384年，麓川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册封麓川国王思伦法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不久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2]，麓川遂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15世纪40年代，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3]。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4]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等。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5]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明朝为绝后患撤麓川宣慰司，在陇川置陇川宣抚司，升原南甸州和干崖长官司为宣抚司，芒市土目放氏因从征麓川有功，也升为芒市长官司。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6]，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廷对麓川国下重手的结果是打破了缅甸北南的力量平衡。而没有平衡则无制衡。北南失衡导致南面的缅人东吁政权迅速崛起并乘虚北进，随后就与明王朝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冲突。

1531年莽瑞体继承明吉瑜为东吁国王。由于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由于北方压力大为缓解，东吁国调头南向，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南方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8]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9]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为东吁国王，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10]。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11]。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2]。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明军劳师征远，能击败缅军，但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莫蛮，次年为明军击退。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力弱。明军收复蛮莫后，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

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而这一结局的起因又可以明廷重挫麓川势力为始点。

明廷在西南失衡的治边政策给后代留下巨大的边境压力，以至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不与缅甸产生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牺牲非常大，但版图不进反退[13]，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认征缅之举“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14]。乾隆晚年总结说：

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缅之事，以其地卑湿瘅疠，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谢罪罢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15]

可以看出，乾隆对征缅的结果是极不满意的：这场战争支出太大而收效甚微，仅是边境的表面稳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为也，乃前朝治边失策也。西南缅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西南边地治理难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6]。在这则故事中，明廷不是驱逐而是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7]。

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写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的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英国人将政治看作一种机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如果不出这个机制或格局，那对朋友尤其对盟友就不要要求过高，不然就会落个或者“水至清则无鱼”，或者与昔日盟友反目为仇的结果。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18]，治理周边要深思。

地图开疆凯申公

钦佩之，不愧为地缘学者，见解及学识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