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杨家史第四章: 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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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丽

    一、观念转变

    1929年，杨文炳继任土司。他在他祖先以武力征服各部落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比如，在果敢北部是中国掸邦的勐板（今天的中山），他的两位姐姐嫁给了勐板土司。许多佤族家族，变成了果敢的结盟兄弟，例如佤邦的罗抗家族。通过私人交谊，果敢的影响扩大了。

    1931年，缅甸总督为了考察地区首领包括果敢在内的施政行为，访问了边界的前线地区，总督对果敢土司杨文炳的行政管理非常满意，为表示确认杨文炳的首领地位，他将一个名为TDM的奖状和一把有象牙刀柄的银刀授予杨文炳。同年，果敢土司家族的3名成员被允许到掸族贵族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1902年建立的，是按照英国人的传统方式训练统治家族的子弟。所以只有那些统治家族的亲属才会被录取。它是英国伊顿公学（Eton School）的翻版，纪律和品德比任何科目重要。在以前的几年里，那些被录取的多是已婚的男人。到1930年，大约有100名学生。虽然这些土司的孩子从七岁开始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些训练对杨文炳的儿子杨振材和杨振声好像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

    在他的回忆中杨振声写道：我们和其他的20个孩子去中国学校，我们必须死记硬背所有的功课，我们所学的科目限制在语文，公民。早上六点钟我们到校，在孔子像面前行礼，然后背诵前一天的功课，接着我们又上新的课程，八点放学回家吃早饭，十点钟又返回学校，我们接着练书法，如在砚台上磨墨描红。接着休息一个钟头吃午饭。根据我们背书的情况，一般下午3—4点钟放学。晚上6点又回到学校，开始大声朗读课文，直至7点半至8点，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负责各班级。每一级学生，都要将自己的作业交给先生。除了中国的节日和新年以外，我们没有假期，老师很少向我们解释课文的意思，我们很难知道我们究竟在学什么。

    家族是遵守孔子礼教的，他们的行为形象都是很保守的。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很保守而又难于接近。世袭制的影响，传统上对祖先的崇拜，所以延续支脉成了他们的神圣责任，忠诚和仁兹成为值得崇尚的道德标准。但是，当果敢变成英属缅甸的一部份以后，在与官员的交往中，在对外经济事务交往等日常工作中，杨文炳开始明显认识到学习英文的必要。

    杨文炳也许觉得在果敢的私塾教育不是那么理想，因而决定送他的年长的儿子杨振材、杨振声到腊戌的英文学校就读。最大的儿子杨振源曾经死在腊戌，被认为是有人投毒谋害的，他是一位家族内斗的牺牲品。去腊戌的情景使孩子们感到激动，他们已经从去过腊戌的人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腊戌的故事。人家告诉他们，从贵概去腊戌公路里程有35英里。汽车被形容成：有4英尺长，不象野兽。只吃水和油，眼睛像一个盘子，又圆又大，晚上可以看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它的速度是那么快，一眨眼功夫就到了，会使人晕车。为了避免晕车，第一次坐时要磕3个响头。他们的母亲土司太太还叮嘱他们跨越怒江时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因为他们是山里来的孩子，不懂得凫水，在未上船以前要对江磕3个响头。当年的船，只是独木舟，过江时孩子们坐在船上要往江中丢一些铜钱，祭奠江里的鬼神。

    在那个时候，达到学龄年纪的孩子是：杨振材、杨振声和杨文炳最小的弟弟杨文雄。

    当接到这所学校有三个位子留给果敢的通知时，杨文炳很难作出决定，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这所学校是只对大土司家族开放，小土司的等级比大土司低一格，英国人的这种通知意味着将果敢土司与掸邦所有大土司统治的地方视为同级。在那个学校中，让果敢未来领导人就读的安排，意味着有重大作为的人将会出现。在作这个决定时，杨文炳也同孩子们的母亲土司太太商量。土司太太从来不重视学校教育，他只想让孩子们在他的监护下留在果敢。而且她的大儿子杨振源为了求学，已经死在腊戌，而她在果敢却对此无能为力。记得去腊戌的路要两天时间，没有任何条件让她的儿子去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像东枝那样的地方去冒险。可以想像她年复一年的痛苦。但是，果敢未来的好处以及不管他对孩子们的教育有多大的焦虑，还是应该把地方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他们3人被选中去读这所学校，每一次杨振材和杨振声离家去东枝，都使他们的母亲心碎。对土司太太蒋淑敏来说，东枝是地球另一个尽头。想到只有10岁和12岁的孩子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从滚弄到腊戌没有车路，只有通过崎岖的山路。

    路程是从柞地林骑马或坐轿子，穿过大坝渡到怒江西岸的南东河，再到勐吉、勐牙，然后到贵概。这段路程需要4—6天。杨振材当时12岁，已经可以骑马，但杨振声和杨文雄都比杨振材小两岁，只能坐轿子。

    在杨振声的记忆中：“到达贵概后，有时我们需要等几天，找一辆小车送我们。在腊戌休息一二天后，再搭上去瓦城的火车。我们坐二等包厢，车费是由学校支付。这段路程慢且乏味，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会想家。特别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会想念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我的朋友。在瓦城，我们又换乘去仰光的邮车，他会带我们到达夕。”

    “瓦城到腊戌的火车通行于1885年，而达夕到鸟瑞的直线开始于191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完工。我们将会于午夜到达达夕。所以，当离开瓦城时我们三人约定轮换睡觉。这样当火车到达达夕时，可以叫醒其他两人换车。当轮到杨文雄叔叔值班时，他不留心睡着了，我们已过了达夕，而只好到达耶灭丁车站下车。我哥哥杨振材一路抱怨我的叔叔杨文雄大意和不负责任。当时，我们因为越站，怕得要死。生怕有关方面发现，受到责难或重罚，导致没有钱用。通常从达夕转乘去水鸟的火车，我们一般在格罗下车，然后转乘巴士到东枝，这中间的距离44英里。”

    在掸族首领学校，除了住宿费外，其它开支全由学校负责。学生的制服是白色的掸族服装，头戴粉红色的丝包头。校长是一位有文学硕士文凭的英国人。其它职员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后代。学校的纪律是严格的。孩子们一星期允许用12个铜钱，每星期有3个小时（9时至12时）可以到城里买东西。英语和掸语作为通用语言，但缅文也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杨振材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讲掸语（傣语）。不久他们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杨振材英文成绩很优异，而且对历史和艺术很感兴趣。杨振声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一直是第一名，还得到两级晋升。他在运动方面很出色，是足球和曲棍球队的选手。有一天，他教一个掸族孩子学缅文，这个孩子学得很通泰，但不知为什么，仍然被经常留级，最后他参加了军队，后来在奈温政府中还当了一个内阁成员，他的名字叫梭翁。

    在学校除了果敢杨家的孩子外，所有的孩子都是掸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处于防守的地位。有一天，杨振声发现一个看起来比杨文雄大的掸族孩子要打杨文雄。当杨文雄举手防卫时，杨振声出于愤怒打了这个孩子一拳，使他跌在地上。自此以后，这种欺负现象不再出现。

    土司的家族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和交通不便，果敢被隔绝掉。自明朝以来，汉文化的不断侵入和被保留，果敢同中方的商务往来和政府方面的联系一直不断。当这3个孩子进入掸族学校时，接触到西方的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以及世界的公正司法，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它后来将杨氏家族与统治掸邦的家族的关系拉近了。他也将杨氏家族从那些主要是小商人的云南家族中分开来。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从一个很严谨的中国方式，进入到一个与英国人、傣族和中国人混合的方式。杨振材的弟弟杨振声和杨文雄都能用流利的傣语和英语交谈，这种发展对果敢未来方向有巨大的影响。

    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或者说是上等文化使杨振材发现他自己的身份。他开始分析中国的软弱。对于毫不质疑地接受孔夫子的教条，是有偏颇的。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风格，以及他和家族成员生活的情况，他对妇女缠足产生了疑问。不久，他和其家族间的成员，因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而实行了一些改革，首先在家庭成员中实行。

    关于西方教育的观念，杨振材和他父亲之间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杨文炳不完全同意这种完全平等的说法。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做他份内的事情，就会出现动乱和不协调。“平等”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不管怎样，对其他一些改革他还是同意的。从他的孩子时代开始，他就不穿长袍马褂，而是穿裁缝缝制的西装。女人被鼓励与男人同桌吃饭，放弃裹小脚。当改革付诸实际行动时，很明显，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哪些应保留，哪些应放弃，对中国家庭来说仍有争执。

    二、土司的婚婚礼

    1941年，土司为继承人杨振材寻找合适的配偶，当时杨振材23岁，还不愿意成婚。对一个有权有势的土司子孙来说，要找一个配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土司和土司太太认为结婚和肩负地方的责任是他的份内重要事情，对他施加压力。在父母的坚持下，杨振材勉强同意，土司即派出有关方面的人四处物色，除果敢外，还到仰光、东枝、腊戌、瓦城等，物色门当户对的小姐。

    很多有可能成为新娘的小姐被推荐给杨振材，但没有一个中他的意。最后昌宁土司家族一位叫做蒋中蒙的人将昆明的鲁家介绍给果敢土司。鲁绍贤先生是云南省政府财政部长的秘书。他的职业高贵、品德高尚，在当时那种到处都是贪污腐败的环境中他廉洁不染。如果是品德差的人，在那种地位上可以弄到很多财富。但鲁绍贤却满足于他的薪俸，和在茶叶公司里的股份，这就是他的品德。他的声望更被他的8位漂亮的女儿所烘托。不像别的中国父亲那样重男轻女，当每一个女孩出生的时候都得到他的爱和悉心照料，不像别的中国父亲会将照料孩子的任务留给他的妻子。鲁绍贤会将他的孩子的事情，当作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去做。他最大的乐趣，是带全家人去看戏或去餐厅吃饭。他的第五个女儿鲁璇珍，对他们全家人出外游玩的事情有永远说不完的回忆。戏院，是过去很受人欢迎的地方。他的女儿中，有人参与戏班子的事情，曾引起全家的反感。

    在那个时候，在8个女儿中年纪比较大的都在昆华女子中学读书。学校的校长是一个老处女。她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严格。当鲁家的3个女儿被发现参加戏院演出时，校长感到：若不加训斥，将会影响她学校的声誉。办法是不发给鲁家这三位女生毕业证书。对这个事件鲁绍贤觉得无伤大雅，校长的做法有些过火。一年以后，昆明参加了救助水灾难民的捐助活动，戏剧变成了一种捐助活动的时髦宣传工具。当组织者到鲁家要求鲁绍贤让她的女儿参加演出，并说明是为了公益事情时，鲁勉强同意了。在鲁家女儿的参与下，捐款获得可观的数额，组织人非常高兴，昆明的声望也被提高了。结果，使鲁绍贤感到他家的荣誉被重新找了回来。他告诉他的女儿们：这是最后的一次，以后再不能在公众面前演出了，因为有身望人家的女儿，是不在戏院出入的。在昆明来说，这种在外演出活动是时髦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以前中国社会，人们对在台上参加演出的女子，都会皱眉头；而一切应有女人参与的部份，都有男演员扮演。

    张悟娴或者鲁太太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她是一位悠闲的女人。他中午才起床，当她在佣人的帮助下梳洗好之后，才进早餐。一般来说她会参与前一天就安排好的麻匠局，直到夜晚。当她回到家后，她会抽上一、二口大烟，来减少她一天的劳累，让她很好地能够入睡。就像中国上流社会的妇女一样，让她们的手去做一些家务事，被认为是没有意思的。她们有厨子，为她们准备食物；有佣人，来帮助她们扫尘埃；有保姆帮她们照顾孩子；还有佣人为他们做其它的杂务。当中国的革命到来时，张悟娴被送到一个教育场所去接受教育。因为她有土地是从地主的家族中来。她的房子被充公，被分给许多家庭。她会叫这些新当权者为“土匪”。又问自己：我究竟做了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一段时间以后，张悟娴发现动手做事便不是没有意思，而事实上她在开始享受做事的乐趣。自从1950年起，她会自己上街，自己煮食物吃，或步行到三英里远的寺院。她在93岁时去世，直到她死，她都坚持自己煮饭，或梳洗自己的头发，不要别人帮忙。

    鲁家被认为是和杨家门当户对的，当最后向她们的第五个女儿提出求婚时，鲁家最初认为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土司家，不合适。在他们眼中土司是野蛮的，各方面都是落后的，所以感到不愿意。当他们发现杨振材家族是汉人时，他们的焦虑减少了一部份。对于他们的女儿，要在中缅边界一个很远的地方生活，感到是不可想象的。但无论如何，鲁璇珍已经是17岁了，而且拒绝了当时向她求婚的其他人，执意只接受杨振材。所以不管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还是接受了杨振材求婚的要求。

    在17岁的花季，鲁璇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与她同龄人一样是一位热情的姑娘。她的家人对她未来婚姻保留看法。对要嫁到那个未知的遥远地方，并没有吓倒她。出于她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在她那窈窕的后面，掩藏着任性的脾气。在未来的生活中，她那值得称赞的适应能力证明了在那安详宁静的背后，还有一个坚韧的性格。杨振材的身世，他的表情，以及西方式的作风，都与那些她常见的昆明人不同，这就是引起她浓郁兴趣的原因。真的，在昆明很少有人象他一样接受过英式教育。他的举止行动和言谈，都与那些传统的云南人不同，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和时髦的。

    蒋中蒙由于生意关系常到果敢，他家是昌宁土司，他的侄子又娶了鲁绍贤的二小姐。因此，他们成了亲戚。

    1941年是中日战争高峰。三年前，南京沦陷，日本人的残酷震悍了整个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仍在继续。在昆明附近，自称是共产党的组织到处出现。原有的社会安宁，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鲁绍贤害怕家庭的安全受侵害，特别是她的女儿们。他停止了女儿们的上学。当时昆明受到日机轰炸，战争时期的环境使他考虑将他的家庭，移居到乡下相对安全的地方。

    他写信给在顺宁的商人的女婿，来昆接她们全家。鲁璇珍对那次行程的回忆是：她们先坐车到下关、大理，又从下关坐轿到顺宁（今天的凤庆）。在顺宁停留一段时间后，她们才到昌宁，与蒋家住在一起。就在那里，希望中的新娘、新郎见了面。

    订婚和结婚日期都定下来了。为此，杨振材曾两次到昌宁。在婚事之前，土司太太下仰光去买新人所需的妆奁。蒋淑敏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高大女人。她会在早上4点起床，然后察看厨师们准备菜饭。这些菜饭，涉及住在衙门内整个土司家族、办公人员，以及那些来告状的百姓和其它闲杂人等。另一方面她也关注那些要出门或出门回来的马邦以及管理骡马的人。

    在冬季，她会带领整个厨房的人准备做火腿、腊肉、腌菜，这些都是一年内要用来招待来访者所需的。在仰光，她在大公司里买东西，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高大身材以及穿着绣花布鞋的三寸金莲，在这时髦的商店内显得很不合时宜。尽管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但她却毫不在意。因为她经常光顾，公司经理很高兴为她服务。为了这个婚礼，蒋淑敏从来不吝啬过一分钱。

    杨振材骑在马上，后面是一百多名的迎亲队伍，其中包括他的长辈和返回时陪伴新娘的杨家的女眷，还有果敢土司府的官员等。这些骑马都被装饰一新，男人们都穿着卡机制服和戴着洋毡帽。这些打扮都是为取悦于新娘家，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从果敢到昌宁要7—8天，迎亲队伍在路上作过多次歇宿。在昌宁举行的婚礼是1941年底，也即是属蛇年的十月十六日。在那个时候，昆明流行的是穿西式整套白婚纱。但是边界地区的风俗终究是古老的，最后在昌宁的婚礼作了一个调整：鲁璇珍穿了一套红色的丝绸旗袍，用绿色缎子镶边，旗袍外又披上白色的婚纱。尽管在战争年代，传统风俗仍然尽可能地保留。整个婚礼在一个当时殖民官员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那种大帐蓬内举行。对鲁璇珍的姐妹们来说，他们感觉这样独特的婚礼有些轻率；对新娘父亲来说，却是一件丧失体面的事，因为战争使他客居边地不能在昆明豪华的大厅里为女儿举行隆重的婚礼。婚礼的第二天早上，主人家蒋家的大门大开。按照客居风俗，新郎新娘只能在大门外向长辈们磕头，先拜新娘的父母，。然后是其他的亲人。告别以后，鲁璇珍坐上新娘的花轿，杨振材骑在马上，走在迎亲队伍的前面返回果敢。当他女儿乘坐的花轿的窗帘在她离开时放下的时候，一股强大莫名的感情冲击着鲁绍贤。

    迎亲的队伍长途跋涉到达果敢后，婚宴在柞地林衙门举行，时间长达一个月。对杨振材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一是他的婚礼，二是他被晋升为印袭官或“印官”。自此以后，鲁璇珍就成为众人所知的“印太太”。按照当时的习俗，除了那些地区的首领、亲属和朋友外，只要是到衙门来的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席宴。

    鲁璇珍的美丽和高尚的美德，被广为传递。人们来参加婚礼，主要是来看他们的新印太。在果敢年轻一代人的眼中，他们是一对最佳配偶。杨振材喜欢与他的官员一起讨论建设果敢的方案。他所受的教育、训练，以及对责任的认识，使他将果敢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学的是英式教育，但是在月光下弹弦子和打歌，仍然能带给他最大的喜悦。换言之，他是果敢人的中心，他是果敢人接触现代文明的中心。果敢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90%的人是文盲。但村民们有着自己可爱的品德，比如说他们的天真、忠厚、勇于吃苦耐劳。杨振材高度赞扬人民的这些品质，人民对他给予了正面的回报。

    鲁璇珍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妻子。她高贵、善良和拥有着她那个阶级妇女们所应该有的品德，人民接受她和尊敬她。然而，他们的欢乐没有持续太久，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被打乱。婚后6个月，日本入侵缅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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