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族武装真的面目缅甸政府的真面目(五）

余清

和 平 发 展 之 路

——缅甸佤族地区1989年至1999年的十年发展变化纪实

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课题组•石安达•1999年8月

     十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瞬间，但对处于东南亚金三角边缘的缅甸佤族地区来说，1989年—1999年的十年，却是这一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缅甸佤族地区指缅甸掸邦东北部，与中国云南南部边境接壤。约在北纬22°—23°、东经98°—100°，缅甸萨尔温江和中缅边界界河南卡江之间的纵山峻岭地带，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万，其中70%是佤族。缅甸佤族地区的佤族与中国云南西南部的思茅地区、临沧地区的佤族属于同源跨境而居，历史上与中国边境的地方民族政权和内地的封建皇朝都有联系，汉语和汉字是中缅边境佤族地区各民族共同通用的语言和文字。
      佤族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属于濮系统，称呼为“哈剌”、“古剌”、“哈瓦”、“卡瓦”等，据清朝和民国的记载“卡瓦”分为“熟卡”和“生卡”，“生卡”也称“野卡瓦”，即保留猎头祭谷原始习俗的佤族。“熟卡”即接受了中国汉族、拉祜族、傣族等影响，社会生产和社会习俗有所变化的佤族。现代民族学把佤族列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佤族皮肤棕色、面孔方形、身材中等、体质强壮、性格剽悍、报复心强、体现了原始的生命力和轫性。缅甸佤族地区的佤族，多半属于“生卡”，这里山高林密，崎岖难行，与世隔绝，亦称“野卡瓦山”。该地区的佤族长期处于原始部落社会末期，部落分争不断，互不统属。在生产方面，缅甸佤族地区主要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粮食的产量很低，一年生产的粮食仅够维持三分之一的口粮，民众的生活非常贫困，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野卡瓦山”是野蛮、恐怖、神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缅甸历代政府与缅甸佤族的关系，在缅甸封建王朝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若距若离，靠近萨尔温江以西接近平原地区的少数佤族与缅甸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一此部落酋长向缅王朝称臣纳贡；萨尔温江以东山区的多数佤族，由于交通不便，与缅甸的本土联系很少，处于自我封闭，自我管理的原始自然状况。
      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缅甸时，曾进入佤族地区掠夺矿产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占领缅甸后，又过该地区进行过野蛮的烧杀；缅甸独立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缅甸实行分而自治，佤族地区曾一度称为“WA.STATE” 即佤邦.缅甸脱离英国独立时, 萨尔温江以的佤族也曾派两名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彬龙会议”,而萨尔温江以东广大山区的佤族,曾由于交通不便缺乏现缅甸本土的联系,就没有派代表去参加独立前的各民族协商会议(实际上这一地区的佤族,由于互不统属,根本没法选举代表去参加会议)。结果出席谈判的萨尔温江以西的两位佤族代表,由于缺乏代表性,同时没有实力去争取成立民族自治邦的权利。因此,“WA.STATE”也就在缅甸独立时,自然消失了。而缅甸独立后,由于缅甸政府内大缅族主义抬头,引起了掸邦、克钦邦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武装反叛, 萨尔温江以东的佤族,就仍然是一块无人实行统一领导的三不管地区。
      另外,英国殖民主义占领缅甸时期,一方面进入佤族地区掠夺矿产资源,一方面又把罂粟种植从中亚、南亚传入该地区,利用山区自然气候适应种植鸦片的特点和民族落后的生产生活习俗,广泛推广罂粟种植,并使罂粟的产品鸦片的吸食和交易合法化。久而久之,山区的民众就把罂粟种植成为该地区民众维持生活,弥补粮食和其它生活资料不足的唯一经济来源,从而使缅甸佤族地区野蛮、落后、贫困又与毒品种植结合起来,使这一地区成为人类社会的毒瘤,这是英国殖民主义上一世纪发动鸦片战争给东南亚留下的一项罪恶遗产。
      1968年,缅甸佤族地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几股民族武装,这几民族武装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往部落之间民族仇杀的影响,但已经有了一种要求民族解放,追求进步的愿望。其中中缅边境与中国思茅地区澜沧县雪林相邻的缅甸佤族地区昆马寨的鲍氏头人领导的民族武装与临沧地区沧源相邻的召帕寨的赵氏领导的民族武装较为突出，他们一方面与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的残部所支持的其他佤族部落的民族武装进行斗争，一方面动员外流的中国居民返回中国，对中国边境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倍受境外中国国民党军队残部支持的其他佤族民族武装的压迫。
      1969年昆马鲍氏父子领导的民族武装，主动邀请缅甸共产党武装进入该地区支持领导民族革命，佤族地区的几股民族武装也从此加入了缅共的武装部队，经过二、三年斗争，在缅共的瓴导下，统一了佤族地区的各个部落，使缅甸佤族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大量的佤族参加缅共武装部队后，政治、军事、组织管理等到方面的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佤族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占整个缅共武装部队80%以上。缅甸佤族地区也发展成为缅共的中央根据地，武装力量达到3万多人，是缅甸反政府民族武装中最强大的力量。
       但从1973年后缅共在佤族地区建立的中央根据地晨，缅共中央内部的大缅族主义、宗派主义开始抬头，排拆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进入中央高级领导层，加之缅共中央在根据地不重视发展经济，长期的战争使本地区主要劳动力从事战争和牺牲，给原来就很落后的原始农业带来严重的破坏，人民不堪忍受长期的战争苦难。再者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放弃在国内外搞阶级斗争的路线，集中力量搞国内建设， 中国边境地区发生很大变化。这对跨境而居的缅甸各民族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1989年4月17日在以赵尼来、鲍有祥为首的缅共佤族指战员联合其他民族的指战员易旗取代了缅共中央的领导，成立“佤邦联合党”、“佤邦联合军”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武装对抗，实现和平，要求成立民族自治政府，发展地方的经济建设，逐步的开展禁毒工作。缅甸军人政府对此作了积极地回应，批准佤族地区成为掸邦北部第二特区，允许保留武装部队3000人改编为地方警察部队，其余武装人员在不扩大的情况下，自已解决供给问题，同时政府还在交通、城镇建设、文数卫生、禁毒改植等方面给予援助。并且同意缅甸佤族地区选派五位民族代表，正式出席缅甸政府的国民大会，参加制定独立后第三部宪法的工作。至此，缅甸佤族地区走上了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然而，缅甸佤族地区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民族地方政府的领导，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本地区的经济落后和民众生活贫困的问题。其次是依靠毒品经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历来都有没有解决好。缅甸独立后，由于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缅甸政府对该地区没有行使过有效的统治。因此，缅甸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缅共进入该地区后，把主要力量放在武装夺取政权方面，忽略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的生活；在禁毒方面，缅共原先准备在缅甸佤族地区实行严厉的禁毒方针，但由于没有改善民众生活的措施，单方面的强行禁毒，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缅共又走到了另一极端。自觉和不自觉的卷入了毒品贸易，以解决经费的不足，可以说缅甸佤族地区以毒养军，是从缅共时期就开始了的。而金三角其他地区民族武装早已如此。缅甸佤族民族武装脱离缅共后，民族自治政人府就是在原有贫穷落后的民族经济和毒品经济以毒养军的军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是对自已的一场革命。对此，缅甸佤族地区领导人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同时，外界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辩正的认识对待这一问题。那种要民族地方政府立即就解决好贫困问题和毒品问题，马上改变以毒养军的状况或是认为地方民族政府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毒品问题，不会改变以毒养军的状况，只会永远在“怪圈里循环”，是不现实的、不客观的。因此，内部和外部对缅甸佤族地区解决这两个问题，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和发展过程。
      缅甸佤族地区民族地方政府在成立的初期，还碰到一个和大金三角地区第二代世界鸦片毒枭坤萨武装贩毒集团斗争的问题。坤萨武装贩毒集团盘据在金三角地区缅共解体时，坤萨趁缅甸佤族地区民族政府刚刚成立，还末站稳脚跟，就趁机夺取了原属于缅共在萨尔温江以西的一片游击地区，当缅甸佤族地区政府度过了难关，开始反击，夺回了坤萨占领的地区，并且配合缅甸军政府包围坤萨盘据的地区。1995年底至1996年初，缅甸佤族地区的“佤邦联合军”在军政府的支持下，坤萨内部发生分裂时，向坤萨的大本营发动了总攻击，经过20多昼夜的激战，摧毁了坤萨坚固的防线，歼灭了坤萨的主力，迫使坤萨向缅甸军政府投降。
      缅甸佤族地区的“佤邦联合军”虽然在打击世界鸦片毒枭坤萨武装贩毒集团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由于自已本地毒品问题没有解决好。因此，坤萨武装贩毒集团覆灭后，佤族地区地方政府控制辖区内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贸易的问题就突出出来，缅甸佤族地区就成为了坤萨之后金三角地区主要的毒品种植地区和鸦片生产贸易的聚散地，一下子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金三角地区的民族问题和贫困问题是该地区成为国际上鸦片主要种植区的根源。如果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和贫困问题，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交易及毒品的走私是无法解决的。缅甸佤族地区虽然解决了与军政府的民族和解问题，为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佤族地区地方民族政府刚成立时。虽然也提到了禁毒工作，但缺乏具体的规划和措施，实际上禁毒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从客观上来讲，毒品在佤族地区政府成立的初期，仍然是该地区的经济基础，在没有发展其它替代经济之前，要改变该地区的毒品经济基础，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该地区对禁毒工作，应有一个过度时期，即一方面承认毒品经济客观存在的同时，要积极的创造条件，发展替代经济，逐步改善民众的穷困生活，减少对毒品经济的依赖，在形成主体良性的经济产业结构后，最后达到取代毒品的经济目标。因此，发展经济，解决穷困问题，铲除毒源，是佤族地区民族政府发展战略的总方针。也是佤族地区地方领导人，在争取政治经济生存空间过程中长期目标和最佳选择。但是佤族地区在政治上初步站稳脚跟后，包括收复了坤萨占领的地区，却没有把发展经济，解决穷困部问题，铲除毒源的总方针放在首要地位，相反却把继续打击坤萨做为主攻方向，偏离了战略发展的总方针。在没有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好自身的穷困问题和毒品问题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投入了大量兵力、物力、财力，去承担本应由军政府主要承担最后解决坤萨问题的责任（缅甸军政府与坤萨武装贩毒集团作战了近20来年，也没有解决坤萨武装贩毒集团的问题），不但很容易会引起外界的误解。同时，这样的结果在坤萨武装贩毒集团崩溃后，反而突出了自已的毒品问题，这个战略的失策，缅甸佤族地区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相反，当缅甸佤族地区领导人自我陶醉在战胜坤萨的喜庆中时，由于这一地区生产毒品的经济基础产生的必然性，迫使佤族地区领导人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在走向世界第三代鸦片毒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