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中国货币制度

华之子

在《中国货币演变史》这本专著中，千家驹、郭彦岗先生从铸币形式上把中国铸币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秦以前的商周时期已经逐渐形成货币，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大发展，出现了布、刀、圜钱和楚币四大货币体系，而统一于秦半两。汉承袭秦制，九次改铸币钱，才摸索出比较合用的‘标准钱币’。第二阶段，为五铢钱体制时期，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到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止，共计738年。其间有两次较大变动，即王莽复古改币制，北周的布泉和五行大布等钱。……第三阶段，为通宝体制的时期，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到民国初年，约1300年。从此不再以钱的重量作为钱的名称，并冠以历朝皇帝年号或朝代名称。明清两代改称钱制，实质和形制都不变。第四阶段，为铜元制时期，从清末到北伐前，约30年。”（见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244页）
这里，千家驹和郭彦岗仅仅是从铜铸币的形式来划分中国货币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把宋、元、明时期自发演变出来的纸币和金银称量货币考虑进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把中国的货币制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在第三个阶段“通宝时期”后加上一个元明清时期的纸币、金银（主要是白银）称量货币与铸币混同使用的阶段。
下面我们就对这个五个阶段的中国货币制度史做一简要回顾，从中梳理出中国货币制度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制度的一些根本性区别。
首先，从已经出版的中国货币史和经济史的文著来看，几乎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货币出现很早。千家驹和郭彦岗甚至认为中国在夏代就产生货币了。而持这种最早中国货币产生观的学者实际上都把贝壳当作货币。虽然彭信威先生也认为中国早期的货币形态是贝币，但他认为：“贝币在中国的演进，大概经过两个阶段：先是用作装饰品，这应该是殷商以前的事；其次是用作货币，这大概是殷代到西周之间的事。”（同前引书，第10页）
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了“无文铜贝”，以及1971年在山西保德地区也发掘出了商代的“铜贝”，据考，这些铜贝约是在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被铸造出来的，故近些年在中国铸币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的铸币在公元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出现了，这要比西亚的吕底亚要早六七百年。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也认为，“中国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就有雏形的铸造货币了”；并认为“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见该书第2页）。当然，彭信威先生注意到，近些年出土的一些殷商时期的铜贝，“不一定都是货币，有些仅仅是装饰品，有些可能是用来殉葬的”（同上，第19页）。
如果说殷商和西周时期的货币到底如何今天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广泛流通，就无可争议了。按照彭信威等中国货币史家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铸币，有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币和所谓的蟻鼻钱（楚国）。
秦兼并统一中国后，开始无暇整顿货币，六国地区仍沿用各自的旧币。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皇帝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秦币铜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黄金单位为镒，每镒20两，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秦半两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货币的核心，是“货币王室专铸”，即把货币铸造权和流通管理权用货币立法的形式收归“中央政府掌管”(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23-24页)。
这种“货币王室专铸”的思想和制度，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一种货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即把中国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贝币、圜币、蟻鼻钱，统一于方孔圆形的半两钱铜铸币之下。半两钱形制为圆形方孔，重12铢（中国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故称半两钱）。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于半两钱，且半两是个重量单位，彭信威先生根据他所能收集到的64枚秦半两钱铸币的实际考察，却发现枚枚不同：“最轻的只有六公分（克）许，最重的在二十公分许”，“平均约十公分（克）许”。（同上，第57页）
西汉铜钱，开始承秦制，仍以重量为名称，并一段时间允许民间铸钱，钱制较乱，以致出现重仅一克的荚钱。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朝廷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例如王莽统治时期几次复古改币制）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奠定了中国硬通货铸币圆形方孔的传统。
西汉时开始流行五铢钱制，通行了738年，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铸造开元通宝起，中国的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通宝的意思是“通行宝货”，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到民国初年，这种钱制实行了约1300年。
开元通宝发行后，“史称轻重适中，人民乐用，从而驱除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终贞观之世，开元钱制作精整，币值稳定，购买力也较高，一斗米仅值三文钱”（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47页）。但是，自唐高宗后，因对外战争和对内平乱，导致朝廷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匮乏，便开始铸造大钱，但法定以一当十，甚至当五十，导致币制大乱。随之，民间私铸钱质低劣轻小的恶钱泛起，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又在自己铸造大钱，使货币制度更加混乱。到了宋朝，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开始初铸“宋元通宝”，有仿唐开元通宝来开辟新纪元的意思。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宋开始铸造“太平通宝”，从此开始了中国铸币史上按年号铸钱先例。
“总计北宋9帝，改了35次年号，铸了27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南宋7帝，改20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及3种非年号钱。”“宋钱制作精，书法佳，钱大小不变，成色却暗中降。这就是穷途末日的宋代钱法。”（同上，第57-59页）
公元1206年，蒙古族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汗国，公元1271年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在入主中原后，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禁用钱币和铜器，多次将前朝铜铸币收归官府，开启了中国货币制度史上的第三个阶段，纸币与称量白银共用的货币制度阶段。
但是，由于元朝廷官府滥发交钞，币制急剧下跌和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仍用铜钱进行市场交易，最后官方也不得不铸造一些铜钱。如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铸“至大元宝”“至大通宝”大钱，且规定历代铜币都可随大钱通用，并特许原有的铜币折二、折三或当五使用。但到公元1312年，仁宗又废止铜币，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则再铸铜币。
在民间，为了应付元朝的恶性通胀，实际上已经用称量白银（银锭）做货币。但是，元朝的这种钱钞与白银并用的货币制度，最终导致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极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和最终的改朝换代。
明初，朱氏王朝在货币制度上开始沿用元制，用钱不用钞，禁用金银交易，后改为钱钞并行，以钞为主，钱为辅。但到明中后期，明朝钱法大乱。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宝钞不能用，随即恢复铸钱。在明朝朝廷试图恢复钱币的同时，民间交易则只用银锭，致使官府屡禁不止。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导致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过程。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5年），朝廷取消禁银令，银锭正式成为法定货币。随之，“田税、徭役、商税、盐税、关税和其他税收，都折收银两。……实行‘一条鞭法’税制后，用银更为普遍，各种税收一律征银，并退管代役银，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民间一切商品都用银计价，即使小额支付也用碎银或铜钱”（同上，第130页）。中国经济随之进入了一个钱币和称量白银为主货币的时代。随之，民间私铸钱质低劣轻小的恶钱泛起，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又在自己铸造大钱，使货币制度更加混乱。到了宋朝，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开始初铸“宋元通宝”，有仿唐开元通宝来开辟新纪元的意思。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宋开始铸造“太平通宝”，从此开始了中国铸币史上按年号铸钱先例。
“总计北宋9帝，改了35次年号，铸了27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南宋7帝，改20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及3种非年号钱。”“宋钱制作精，书法佳，钱大小不变，成色却暗中降。这就是穷途末日的宋代钱法。”（同上，第57-59页）
公元1206年，蒙古族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汗国，公元1271年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在入主中原后，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禁用钱币和铜器，多次将前朝铜铸币收归官府，开启了中国货币制度史上的第三个阶段，纸币与称量白银共用的货币制度阶段。
但是，由于元朝廷官府滥发交钞，币制急剧下跌和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仍用铜钱进行市场交易，最后官方也不得不铸造一些铜钱。如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铸“至大元宝”“至大通宝”大钱，且规定历代铜币都可随大钱通用，并特许原有的铜币折二、折三或当五使用。但到公元1312年，仁宗又废止铜币，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则再铸铜币。
在民间，为了应付元朝的恶性通胀，实际上已经用称量白银（银锭）做货币。但是，元朝的这种钱钞与白银并用的货币制度，最终导致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极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和最终的改朝换代。
明初，朱氏王朝在货币制度上开始沿用元制，用钱不用钞，禁用金银交易，后改为钱钞并行，以钞为主，钱为辅。但到明中后期，明朝钱法大乱。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宝钞不能用，随即恢复铸钱。在明朝朝廷试图恢复钱币的同时，民间交易则只用银锭，致使官府屡禁不止。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导致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过程。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5年），朝廷取消禁银令，银锭正式成为法定货币。随之，“田税、徭役、商税、盐税、关税和其他税收，都折收银两。……实行‘一条鞭法’税制后，用银更为普遍，各种税收一律征银，并退管代役银，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民间一切商品都用银计价，即使小额支付也用碎银或铜钱”（同上，第130页）。中国经济随之进入了一个钱币和称量白银为主货币的时代。1640年满清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清朝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和明朝相同，只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了。铜钱和银两之间，起初千文一两的比价，随时增减钱的重量，来适合银和钱的市场比价。”（彭信威，前引书，第557页）但到鸦片战争后，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铜钱银两之比大幅攀升，曾到两千文以上一两白银的水平。
在清代，满清朝廷出于平叛和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军政开支不断猛增，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时，也曾靠印发纸钞来解决其财政需要。“清朝发行钞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顺治年间的宝钞，二是咸丰年间的官票宝钞，三是光绪、宣统年间的银行兑换券和各式旧钞。”（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159页）这种发钞，实际上是清朝政府向老百姓增收的一种新税和向全社会借的一种不需偿还的“债”。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发行的纸钞数额比较少，朝廷也比较谨慎，影响也不大，流通10年后，到南明灭亡后就停止流通了。咸丰三年间（公元1853年）的发钞则是在遭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后朝廷国库亏空而采取的急救良方。在清廷国家衰败、社会危机四伏、政治腐败无能，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咸丰官票宝钞滥发的结果，自然是钞价大跌，物价大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宝钞几乎沦为废纸。到同治初年，朝廷通令各省课税只收实银，停止收钞，咸丰时期的恶性通胀才逐渐平息。
从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来看，尽管在唐宋时期，黄金和白银就作为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发挥了某些货币的职能，如在政府赋税，捐献、赏赐，军政开支、贿赂、谢礼等方面有用金银，宋代的官吏俸给和军饷也有用银的来支付的例子，但直到明代，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称量白银才真正成为市场交易、政府税赋和支付官吏俸给的主要货币。
尽管在明代中后期白银已经成为主币，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己的银铸币。据考，在15世纪，外国银元已经开始流入中国。到了晚清时期，国外银洋大量流入中国，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中国一些银号开始制造银饼。到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广东银元局开始铸造银元。由此，中国的货币制度走向了第五个发展阶段，即金银复本位制下的银元和铜钱并用的货币制度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到国民政府1933年“废两改元”和垄断发行纸币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