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战例）西沙坝战斗

同根相怜

                                                                   西 沙 坝 战 斗

1969年3月下旬，敌人再次兵分多路，向我根据进犯.敌99师快10营在其副师长兼快10营营长苗敏的带领下，推进至岗隆山一带时遭到我军阻击。战斗的前期敌快10营被我军围困在岗隆山上.激战数日之后，敌快10营突围逃至山下的西沙坝时再度遭到我军围攻。此战我军以伤亡十多人的代价，歼灭敌人近二个连。副师长苗敏也被我军击伤后俘虏。

    当时，我303部队所属的一营、三营加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已占领岗隆山的快10营；二营则负责阻击来援之敌。按照计划，我参战部队各部分路从几面同时向岗隆山发起攻击，从山下一直向山顶攻进。进攻中虽然遭到敌人的节节抵抗，但最终还是把敌人压缩到岗隆寨后山的几个高地上，对敌形成了战术意义上的包围。

    我所在的特务连分梯队由东南面向岗隆山上的敌人发起攻击。战斗的最初阶段敌人的抵抗并不激烈，一经交火就往山上撤退。随着我们逐渐逼近山顶，敌人的抵抗也逐渐顽强起来。连长李勒志亲自带领一梯队冲在最前面。他挥舞着我的半自动步枪指挥部队向山上猛冲猛打，而我反而提着他的手枪成了副射手。（通讯员似乎都是这样，平时扛大枪，战时用小枪）当我连在连长的带领下攻击到半山腰时，开始出了现伤亡：一排指导员杨二拉哥（傈僳族，支左人员）阵亡。我虽然已上过几次战场，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倒下牺牲。杨二拉哥被一排子弹打中胸部，没吭一声就牺牲了。杨二拉哥身材高大，平时言语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看上去就是一名标准精干的军人形象。他的牺牲全连上下都感到十分悲痛，同时更加激起了战士们复仇的斗志。

    指导员多石丁带领的二梯队要求换下一梯队。李勒志同意但仍坚持自己要继续冲在最前面，指导员和连长争来争去最终结果是两人共同带着突击队，再次向山上敌人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我军各部攻到岗隆寨附近时，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把敌人压缩在岗隆寨后山的几个高地上，被围的敌快十营已无退路，只能拼死抵抗固守待援。

    当天下午，我连稍作休息，吃了点干粮，又向正面（东侧）的一个高地展开进攻。敌人依托高大的树木向我们猛烈射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攻击中，时任副班长我的同学杨富灿身负重伤。因为林子太密只听见他负伤后的呻吟声但看不见他的人影。连里几次组织力量想把他救下来，但都因敌人的火力封锁而没有成功。在这一段时间里，战斗成胶着状态，双方都在用火力压制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小手枪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好认真当好连长的副射手，不时给他递一排子弹。后来，连里集中了全连的机枪和火箭筒，对准一个方向猛烈开火，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全连一涌而上占领了这个高地。敌人丢下了一些尸体，其余的又退到另一个高地去了。趁这功夫，我们找到杨富灿，此时的他因伤势过重已壮烈牺牲，我看到子弹把他的后脑勺都打没了。这是半年以来我们一起参军牺牲的第二个同学。

    占领这个高地之后，我们与其他部队会合了。敌人已被团团围住。此时，随着战役的发展，总部又有了新的想法。要来一次围点打援，继续扩大战果。命令所有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准备选择一路增援之敌，在运动中加以歼灭。我们连的任务不变，仍然围困岗隆之敌。傍晚，趁着战斗的间隙，我们将杨富灿和三营牺牲的另两名战士一起安埋在这个高地旁。三营营长图海青（罗相旧部，克伦族。笔者注：涂海清）亲自带人掩埋三位烈士。之后他还吩咐在一棵大树上留下记号，以备以后方便查找。

    当时人们的愿望都是美好的，没有人会怀疑缅共不会取得胜利，而且这个胜利很快就会来到，到那时再来为烈士们立碑树传。但事与愿违。现实是那样的残酷，若干年后随着缅共的消亡，又没有人站出来担当这段历史责任。活着的人们没有得到认可，死去的更没有只字留存。我们这批人逐渐老去，每年都有不少离开人世。到了最后这段悲壮的历史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那些战死在缅北崇山峻岭之中的近千名中国青年和数千名人民军官兵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孤魂野鬼了。

    我们连按照战斗部署，一直坚守在高地上与敌人形成对峙。这个高地对敌人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敌人也一直妄想夺回这个高地而解除威胁。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寂静的高地突然枪炮声大作，敌人开始反击了。但敌人的反击在我连官兵同仇敌忾的还击中，显得那样的无力。很快就被我们打退了。此后，敌人就再也没组织有效的进攻。

    一天中午，我连接到新的命令，要我连迅速向总部驻地方向转移。根据情报，敌人的一支增援部队正向总部驻地逼近。总部命令我们连前去狙击这股来犯之敌，确保总部机关安全。

同根相怜

时间紧迫，我连匆忙与三营交接阵地后，立即出发。当时，总部的位置就没在岗隆山南面的山梁上，与岗隆山中间相隔着一个小坝子——西沙坝。我们连下了岗隆山正穿越西沙坝时，身后的岗隆山就传来了一阵阵激烈的枪声。我们穿过坝子后就往总部驻地的山梁上爬去，当爬到半山腰时就见从山上飞快地跑来一个人。来人跑近才看清是郭副政委的警卫员小彭。小彭大口喘着气，急促地说到，敌人开始突围了，正向我们这个方向逃来。首长命令你们连迅速返回西沙坝截击逃跑之敌。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后卫变前锋，全连急忙朝山下跑去。这时枪声已从岗隆山上移到坝子，看样子敌人已逃到了坝子，正与尾追的我军部队交火。我们刚跑到山下时，枪声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西沙坝与别的坝子有所不同。一个不大的坝子上有田地也有成片的树林，但却没有村寨和住户。我们刚到坝子边部队还没来得及展开，右前方300多米距离开外的树林里就窜出几十个敌人，并且后面还有敌人不断涌出。只见逃敌跌跌撞撞的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可能是被围了几天缺粮断水，再加上又被我军一路追打，此时的敌人已是溃不成军了。大家看见那么多敌人涌来都激动起来。连长还是老规矩，把手枪丢给我，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步枪，嘴里语无伦次地不知在说啥。唯一能听明白的是他在喊，“快、快！”边喊边举枪就打。全连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齐向敌群开火。我明白连长的意图是想用火力阻击敌人逃跑，争取时间包抄上去。可此时的敌人与往常不一样，没有被打中的既不卧倒隐蔽也不开枪还击，而是冒着弹雨一个劲儿地拼命向前逃跑。眼看我们的火力压制不住敌人逃跑，我们就向坝子中间冲去，敌人一看我们冲了过来，便又调头朝坝子那面的山脚下跑去。我们边打边冲，等我们赶到对面山脚时，还是有不少的敌人顺山沟逃脱了。但大多数还是被我们堵住。被堵的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基本上放弃了抵抗。一时间田坝上，树林里到处都传出，“德呐恰木达布！”（缴枪不杀）的喊话声，也有零星的枪声传出，战斗已是尾声。
    西沙坝战斗胜利结束。唯一遗憾的是如果我们连能及时赶到西沙坝，哪怕是提前十分钟，那么敌快10营的番号从此将不复存在。西沙坝战斗最后的这一阶段，在我的记忆里我连再无一人伤亡，而且抓了不少俘虏，缴获颇丰。据说，战斗中我们的个别战士为了缴获，而枪杀已经举手投降的俘虏。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军纪，绝灭人性，必遭天谴。
    战斗结束当晚。我们连没有离开战场，就宿营在坝子边上的一棵大榕树下。这棵树出奇的大，树下辅满了厚厚的枯叶。全连一百多号人就睡在巨大的树冠之下还显得绰绰绰有余。一天的奔波战斗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当我正准备睡觉时，黑暗中有人在我耳边用纯正的京腔说道，“老王头，今晚咱得跟你挤挤了。”我一听是我的小友王锐，就问怎么啦。他说白天打战时也不知把背包丢在哪里了，后来也没找着。我学着他的腔调告诉他，“这没啥，咱俩是啥关系，你不是常挂在嘴上说的？‘老王头，咱俩可是一笔难写两个王字的啊’！”说笑中我俩就钻一块大雨布里安然睡去。
    王锐、缅族，性格活泼健谈。多少有一点老兵油子的味道，年龄虽小但作战机智勇敢，在一年以后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王锐兄妹五人从小在北京长大。他是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组织“联动”的骨干。他的父亲是缅共创始人之一。后因缅共分裂，成为“红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最后脱离缅共与政府合作。他的母亲是下缅甸根据地的一名县委书记。被捕后与其丈夫团聚。王锐头上既顶着“叛徒”之子的阴影，而又是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和中央委员余建的义子。他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和深厚复杂的背景，用语言和文字一时是难于表述清楚。
    睡到半夜，我们被阵阵巨响惊醒。懵懵懂懂的还以为是敌人打炮了，赶紧把头从雨布里面钻出来才知道是天变了。雷雨交加，风大得出奇，象是要把这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连根拔起。紧接着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觉是睡不成了。我和王锐就顶着雨布紧靠一起坐在风鸣雷电的黑夜之中。正值三月缅甸的旱季，按理是不会下雨的。不知巧合还是天意，在我从军多年的经历中，无论是什么季节只要打战，战前或者是战斗之中，又抑或是战斗之后，无一例外的都会下一场雨。这雨，象是上苍不忍看到人间无休止的杀戮，而流下的悲伤眼泪吧。
    天亮雨晴，西沙坝经过昨夜大雨的洗涤后，硝烟散尽，美如画卷。我们连以班、排分散开来，对昨日的战场再作最后的打扫，又拣回不少武器弹药。无意中还又抓到两个俘虏，这两个敌兵真可谓是两个老憨兵，硬是在草丛中的土坑里呆了一夜不敢动弹而不知趁黑夜逃跑，就等我们前去俘虏。
    中午，我们向总部驻地转移。总部驻地是一个不大的傈僳族寨子。不知是因为极度贫困还是刚搬迁到此地的原因，各家的房屋虽然很新但却小得可怜。比地里的窝棚大不了多少，我们连只能在寨子边的树林里安营扎寨。按惯例每次战斗结束后，敌人都会老实一段时间，我们趁机进行休整，并作必要的战斗总结。一天，各部队连以上干部集中一起，听取首长的战斗总结报告，我们这些警卫员、通讯员就呆在一旁守候。这期间我发现会场上一个个子不高，留着小平头但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头，不时转过头来看我，看得我真有点不知所措，但也没去多想。会议结束后，我跟随连长、指导员正要返回营地，这时那老头赶了过来叫住我们。我才知道这老头是二营的朱副营长（军事顾问）。朱副营长告诉连长和指导员，说他现在缺一警卫员。指导员多石丁一听就笑着说，这没问题，不知首长看中了哪一个？朱副营长就毫不客气地指着我说，我就要他。我一楞，这才明白这老头在开会时为什么总是回头看我。那时的我入伍已经半年，经历了多次战斗磨炼，个子也长高了不少。身着一套被娘子连几位老大姐改得合体的军装，背着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美式折叠全自动卡宾枪。不敢说英姿飒爽，但一定显得十分精干，早已经不是刚当兵时的那一份窝囊样了。连长李勒志笑着对朱副营长说，只要小王愿意，我没有意见。我听了一急，脱口就说，我不愿意。朱副营长笑着问我，为啥？我说我舍不得离开特务连和战友们。朱副营长十分慈祥而又宽容地拍拍我的头，笑着说道，我能理解，那我再另想办法吧。说实话，那时我还真想跟朱老头走，当警卫员夜里不用站岗放哨，行军时不用背背包，平时生活也会好一些，比当通讯员要强得多。但此时此刻我与特务连已经结下深厚的感情，也十分依恋连里的每一位战友。也就是这一次拒绝，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一年之后，在腊戌排当的战斗中，朱副营长带部队穿插陷入了敌阵，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发生激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战斗中朱副营长和他的警卫员小张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军区副参谋长杨再英。（笔者注：杨再映）最后连他们的遗体都没有抢回来……我想，如果那时我当了朱副营长的警卫员，那伴随着他永远留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人一定就是我了。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意吧。
    休整期间的一天傍晚，我去总部找时任古方副政委的警卫员、我的同班同学普云玩。无意中看到何高政委在探望被俘的敌99师副师长苗敏。在一间灯火昏暗的草房里，苗敏坐靠在一张竹床上，何高政委就坐在床边。苗敏腹部中弹伤势严重，脸色腊黄，说话有气无力，已是奄奄一息了。按当时的情况，如果能将他送往后方（中国）进行手术治疗，是能救活他一命的。可那时政治高于一切，又怕暴露了那些上不了台面，又无法言说的秘密。因前线的医疗条件有限，就只能让苗敏等死了。两位老者就这样面对面的坐着，表情悲切而又凄凉。据说，何高政委与苗敏过去是同学，也可能还是挚友。又同是昂山时期的战友。后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最终成为今天战场上的对手。而如今又是以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不同的身份聚在这四面通风的茅草屋里。他们用十分低沉而又忧伤的语气在交谈着什么。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我想，他们一定是在诉说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但是。还有未来吗？
    笔者注：极为详尽丝丝入扣的战地亲历叙述。每一段都令人难以拒绝——其真实气氛，其人物的面貌，其地形地貌，其作战的阶段开始转折僵持和结局，其对个人命运的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