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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12:48:2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很多词是马脚档美化自身的,如解放,解放军,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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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3 00:43:51 | 只看该作者
日本的只能称国王,倭王,不能盗用中国的三皇之一的天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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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3 15:30:5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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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6 08:12:02 | 只看该作者
很多人对统一的认识有错误,如说宋朝没有统一之类的,统一是指同一民族的政权合并,而燕云一带被外国外族占领,只能叫收复故土,收复失地。宋朝把所有的汉人革据势力都消灭了,因此宋是一个统一的王朝。
好比日本人占了台湾五十年,现在日本也不会说与台湾搞什么统一,因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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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6 21:20:0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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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1:45:36 | 只看该作者
[文明冲突]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必要
楼主:高阳之苗裔 时间:2008-11-16 18:54:00 点击:54367 回复:1847
“中华”是我们民族和文明的名称。但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大环境下,就在“中华”招牌满目时,对中华真正的意涵和本质的认识却显得异常模糊,中华反而离我们更远了。
  
  一种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国和汉族是伪装成一个巨大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这种观点的意蕴非常复杂,从善意方面解读,这是对中华文明强大凝聚力的惊叹;从恶意的方面说,则是中国应该被分裂瓦解成众多民族和国家的潜台词表达。
  
  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和文明之中,如同汉族、中国和中华文明这样将国家、民族和文明结合的如此紧密、浑然一体,形成如此一元、统一、庞大的实体,并保持了如此漫长的历史延续性的现象可以说是唯此一例。用西方或者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模式,对此都无法代入。所以西方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是意料当中的。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他人眼里,必被视为威胁,不论自己如何想,如何表白,如何的低三下四,妥协退让。所谓匹夫无罪,怀壁其罪,有威胁的潜在可能,也就等于威胁的事实,中华文明存在的本身就是让一些人感到恐惧的根本原因,
  不同认同必然带来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对立,这是我们祖先很早就认识清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因此,这些反华反汉势力,会处心积虑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包括“理论”分化和肢解汉族和中国,达到削弱甚至完全消灭这个他们眼中威胁的目的。这是视汉族和中华文明为敌势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必然面临的,无可逃避的现实,无论我们做何种规避都无法避免这种对立和冲突。对此我们只能正视,不能回避否认,只能反击而不能退让,因为退无可退,除非我们灭亡和被彻底奴役。
  
  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梁溟漱在文革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即使可以被消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志仍然是夺不走的。因此,最稳固的征服和奴役是精神上的征服,意志上的奴役,一个肉体被征服和奴役的民族终究会努力恢复自由,而思想上受奴役则只能陷入万截不复之地了。因而从根本上打倒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彻底解除我们一切精神和行动武装的战略目的。
  
  事实上,分化中国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在中国划出所谓非汉族地区,将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定义为非汉族专有的(也就是非中国的),因此中国对这些地方实际不具有合法性,这是对中国的领土范围进行分化。这种分化手段欧美比较积极,但这种做法其实事倍功半,因为越是如此越是刺激汉族的危机感和加强了民族意识,在汉族力量不被削弱时,如此做法除了打消中国对欧美的幻想外,其它作用有限的很。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一元化民族和文明的国家,如果无法触动其民族和文明的主体,则只是隔靴骚痒,不得要领。因为一个强大的汉族民族和文化意识下的中 ,对于外部施加的压力会出现强烈的反弹,这种做法并不会对中国的统一造成实质的威胁,倒很可能适得其反。这样一来,另一种手段就应运而生。
  
  这种手段心机更深,也要阴险和歹毒的多。就象前面提到过的,强调汉族民族血统和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否认汉族是个真正的统一的民族。要达到在分化汉族内部的目的,也必须否定汉族的血统和文化认同。强调汉族内部的血统和文化差异,将由于地域广大而形成的地域差别扩大为族群差异。并尽一切可能否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将中华文明贬为天然落后和愚昧,否定中华历史的方式,达到瓦解汉族民族和文明认同,从而沦为丧失了自信和凝聚力的群体,最终导致汉族和中国彻底分裂,从而一劳永逸的解除这个被他们视为威胁的国家和民族。这种手段的鼻祖是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研究的要比西方细致的多,更具有长期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方面的先天优势,所以日本人的手段更为阴险,也对中国更具威胁。
  
  由于地理和文化角度,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远远在超过对西方,所以日本图谋分化和瓦解汉族及中国的想法也就更为迫
  切。可以说,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如果不能鲸吞中国,就尽可能肢解中国,然后分别消化,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事实也差一点接近成功,但为日本先天的战略低能和贪婪丧送了。从未来的角度,将中国肢解,使大陆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对日本占压倒优势的国家,也将一个庞大和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对日本深仇大恨转移和化解,使中国对日本不再构成威胁,反而便于日本扩展势力。这是日本想将中国“N块论”的主张层出不穷,百提不厌的原因,也是日本人及其走狗奴才,如岩里政男和台独之流的魂牵梦绕的理想。他们最终想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尚未统一的大陆和台湾的分裂状态,中国和汉族彻底走向瓦解才是终极目的。
  
  
  
  可悲的是,对于这些分化和虚无化汉族、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图谋,执行最积极和得力的却不是西方和日本,而是全盘接受了他们洗脑的一个特别群体——洋奴,而往往这些洋奴具有更大破坏力。洋奴做这些数典忘祖为敌前驱的汉奸恶行时偏偏还恬不知耻的声称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强大幸福,可见愚昧奴性之最可哀的,就是被奴役而不知,自残而不觉。自五四洋奴得势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中不能自拔,出现了一大批自觉或被动的洋奴,它们拜倒在西方中心的偶像下,象一群皈依了新宗教的狂热信徒,丧失了基本理性和感情,头脑完全被西方主宰,唯知媚洋崇外,拜倒和匍伏在外来强权及其宣扬的思想脚下,对西方的教条奉若神谕。我们都知道,文化征服是任何外来征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征服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原生文化,将其置之死地,为自己提供生存空间,洋奴们就是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成为欲置中华文明于死地的狂热信徒。
  
  所谓“洋奴”者,外人奴才的简称。洋奴也分许多层次,具有自觉反华反汉意识和行动的,这是明确的汉奸。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反华反汉行为时的不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但言行在客观上则完全是反华反汉的效果,对反华反汉的言行进行了呼应和配合。所以,洋奴的根本共同点,是丧失了基本民族和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外来思想下的奴隶。在这种意识下,无论是否自觉,洋奴都在扼杀国家民族自主精神,唯外来思想甚至直接命令是从。他们既缺乏民族自尊,更缺乏基本理性和智慧,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文明没有基本的认识,更谈不上敬意和责任感。所以根本无法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对我们民族和文明进行调整、改进和发展。而是以一种变态的蔑视和仇恨的心理,以媚外狂热情绪对中华文明极尽诋毁诬蔑辱骂破坏之能事,在切断和毁灭我们民族文明的血脉联系和历史传承的同时,寄希望于象神话一样,可以通过皈依西方后就会有如神助转瞬之间在中华文明的废墟上建立人间天国。
  
  在长期抹黑汉族和中华文明传统的大环境下,许多为敌前驱的汉奸奴性行为,却常常被冠以“反思”、“救国”、“改革”的美名,用以误导国人,进行奴化教育。完全不顾其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就好象聊斋中那个以丑为美的,名实颠倒的罗刹鬼国。在不择手段的歪曲事实,为“现实”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否定我们民族文明和历史,以便全盘西化和奴化的立场下,鬼知道何从“反思”,又会反思出什么东西。借用冰冷的眼神兄的表述,就是假设自己是一坨屎然后开始所谓的“反思”,反思到最后也还把自己当一坨屎,除了应该扔进粪坑还后有什么结论?在错误的前题下否定民族和文明,打击民族信心的行为,对强国丝毫无益,亦非改革,只能是自我毁灭,给汉奸制造卖国无罪和亡国有理的借口。
  
  由于其思想意识的根基是与国家民族认同格格不入的,使得这种语境下,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传统”等基本词汇统统变了味道。
  
  外来意识形态必然产生代理人意识,这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立场与中华文明和汉族利益出现偏差,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有的许多语境中,出现了把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中国的利益,看成了与本应是其主体和核心的汉族和汉族民族主义相对立关系的错乱思维。
  
  
  
  外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制造西方优越论,将中国人说成具有天生劣等的民族,中华文明是落后文化,是被教化和统治的对象,以此弱化反抗的精神。洋奴们对此全面接受,积极配合,创造出“民族劣根性”的超级自虐概念,给逆向种族歧视提供了理论依据,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明一概称之为愚昧黑暗落后的,而且这是先天注定的,所以洋奴在这里给现代化制造了一个前提,就是应该完全在外来教义的主宰和指导下进行。由于自认为中华文明和民族先天的比外来文化和种族低下,洋奴的典型行为特征,就是不加选择的引进外来的教条,他们视国家、民族和人民如草芥,是可以任意处置的试验用品,不是真正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做理性规划,而是拿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充当成了孤注一掷的赌注。
  
  这种把中华文明及中国人(当然主要针对汉族人)视为先天劣等的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洋奴观点,与那些宣称中国人是毫无价值,亡之无所惜,甚至欲除之而后快的异族殖民和屠杀者有何差别?在邪恶的根子上只会产生邪恶的果实,洋奴思维正是国内产生残内媚外行为的根源,如赦免屠杀无数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免除日本赔偿,美其名曰“以德报怨”,“促进中日友好”。事实上,当做出这种使罪犯逃脱惩罚的行为时,事实上也就使日本人逃脱了正义的惩罚,分担了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屠杀、掠夺和破坏的罪行,他们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共犯。
  
  失去了基本自尊和自信的极端奴性是在满清时期成形的,是满清时期许多中国人在受到异族非人对待和压迫下所导致的变态奴性思维。这种奴性思维在与晚清以来崇洋媚外的环境结合,产生了这类洋奴怪胎。其根本特性,就是将从中国现状的不满转移到自古以来的我们民族和文明本身的仇视,这实际是一种懦弱和逃避责任的表现。至于认为将本国变成一片文化上的空白,通过完全移植西方和外国文化的方式就可以让国家迅速进步,更是极端懒惰和愚蠢的表现。
  
  从五四新文化开始,这一场由知识界洋奴思潮的兴起,不是以接续和恢复被满清割裂的中华文明,而是引入外来文化企图取代中华文明,这种内在的矛盾是近现代中国思想长期处于迷惘和混乱的根本原因。洋奴极端的奴性,激发和呼应了极端专制的产生和加剧,因为他们这种狂热的宗教性崇拜西方,实质上就是对暴力和权力的崇拜,这也是洋奴们口含民主自由天宪法,却在行动上不断的将专制在中国一步步推至极端的原因。
  
  正是在这种丧失了基本理性的状态下,洋奴们的疯狂和暴烈比其尊奉的西方、日本及所有敌视中华文明的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洋奴们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和诋毁不遗余力,可以说对欧美和日本以及所有中国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或是不好明目张胆做的反华意图,被他们积极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推行着。这是丧失了基本自尊和自信的无理性外来思想皈依者典型的奴性特点,这种例子在世界范围内很常见,越是边缘的皈依者在显示自己虔诚时,总是表现的极端过火,越是会更加强烈的否定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本来面目,这是丧失了民族和文化自主意识和思想主导性的必然结果。
  
  否定文化要从否定历史开始,所以洋奴们大搞疑古,却从不疑外,不承认华夏先祖在世界最为真诚和负责的历史记录,把几乎没有留下信史的西方历史观当标准。把上古华夏先祖一概斥为虚构的“神话”的疑古派们,将否定汉族和中国的工作从头干起。否定历史的原因是否定我们民族和文化的本原,也就是将之虚无化,所以洋奴们强调中华文明和汉族的“多元”和“融合”,将汉族说成是一个杂种集合,将中华文明说成一个大杂烩,却不顾汉族是世界上最重血统民族的事实。
  
  要把汉族的发展轨迹全部的抹杀,然后告诉我们中国是个大家有份的无主之地,所有外国入侵者都是合法的中国统治者。中国的历史一片黑暗,只剩下黑暗的专制统治、阶级斗争及异族入侵(和谐叫法是民族融合)了。为了强调阶级斗争和中华文明的黑暗甚至不惜赞美异族野蛮人的残酷征服,丧失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道德观和逻辑性。同时将中国这个具有强烈文明和民族意含的国家概念歪曲为纯粹地理概念,将所有入侵中国或曾经活动在中国的民族和政权都承认其代表中国的合法性。抹黑的原因是为了制造文化灭绝行为的合理性,顺便为当代歌功颂德,加强自身的合法性。
  
  要么干脆就露骨的宣称几千年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成是近现代的事。把我们这个拥有八千年以上文明史,六千年民族和国家史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变成了一个比美国历史还要短的中国,甚至不过是几十年的“新中国”。就象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太平洋小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土著人,在十八世纪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才有了历史,而之前都算是“史前”一样。也象伊斯兰教征服伊朗后,让波斯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几乎不复存在一样,洋奴们就是想将中国置于太平洋土著人和被异教征服下的波斯文明一样,使所有中国人,成为忘记自己历史和文明的顺从的奴隶,受他们这些自以为皈依了新宗教,高人一等的先知们来统治。
  
  总而言之,所有能否定、削弱、分化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事,他们都干的都非常全面和彻底。
  
  洋奴潮流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陷入了彻底的癫狂中,在文革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其明显的一元神教系统中的反智反理性、教主崇拜、摧毁原生文明的特征。所以在洋奴主导下,文化方面完全去中国化,毁灭中华文明唯恐不彻底,其激烈程度与外来异教徒对被征服地文化的破坏丝毫无异。此时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对古人刨坟掘墓的潮流,这在中华文明中本身就极其恶毒的行为,事实上也正是源于恶毒的用心和目的。挖坟的对象许多是中华历史的先圣先贤和民族英烈,这样丧心病狂的行为真是“开天辟地”(象孔子墓,在之前所有的社会动乱中,包括最为暴烈的黄巾、五胡和黄巢动乱中都没有受到冲击,挖孔子墓的例子,之前只有靖康年间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干过,原因就是那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民族主义名言。而挖掘华夏人文先祖,如炎帝舜禹陵的先例,则闻所未闻,而平毁岳飞墓是满清和日本也不敢公然为之的行径)。
  
  这些行为与历史上基督教捣毁古埃及神庙,砸毁古希腊神像;伊斯兰教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籍,在印度捣毁印度教和佛教寺院;天主教在美洲焚毁玛雅书籍等等,都是一个性质,根本目的就是在毁灭原生文明,为外来文化建立统治地位扫除障碍,其余波至今仍然波涛汹涌。正因为洋奴事实上是外来文化的信徒,所以不由自主也就成为外来文化,真至演化成为经济、政治等具体利益方面的代理人,所以我们看到存在数不胜数,如果以正常中国人立场无法理解的怪异现象。
  
  外国和民族分裂分子要搞中国N块论,反对中国主体民族和文化的壮大,也反对民族认同一体化。就有洋奴声称中国60%的土地是属于非汉族的,是靠“民族团结”加入中国的,应该搞“区域民族自治”,必须给予民族优惠,“购买”主权和民族认同,为肢解和分裂中国提供了法理基础。洋奴搞了个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理论,否定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本位,对汉族百般遏制和分化,直至以生育限制和民族优惠为手段强逼利诱汉族人脱离汉族,减少汉族比例,增加非汉族实力;推出民族自治,加强所谓少数民族文化发掘,唯恐分裂中国丧失基础,名不正言不顺。
  
  外敌恐惧汉族人口众多,灭亡困难,占有更多的地球资源,妨碍他们的利益。历史上八国联军屠杀的中国人数以十万计,日本侵华肆虐八年,残杀的中国人数以千万计,可见即使如日本鬼子这样的禽兽不如欲置中国于后快的敌国处心积虑的所为,仍不足以动摇中国的人口根基,而国家和民族是以人为本的,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及力量源泉,民族和国家的消失最彻底就是人的消失。而洋奴们则搞了针对汉族和中国的根本的生育限制,公开的为自己将四亿汉族人扼杀在母腹中,这个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而洋洋得意的向外国表功,称之为给世界做贡献,到了这个程度,其丧失人性的贱内媚外到何种地步,还有丝毫可辩吗?日本人如果能无耻和疯狂到洋奴这个程度,恐怕现在不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残杀数以千万计中国人的罪行,而要宣称这是为世界做贡献了。
  
  在经济方面,在执行限制生育,最大限度的压缩本应用于下一代繁育和抚养上的成本,以竭泽而渔的方式获取的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最大限度的一次性榨取汉族人的劳动力,是一种民族灭绝式奴役),却被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到国外。这种依靠无度榨取中国的民族未来和环境资源的全面透支性生产方式,甚至都不是为了满足国人自身的暂时享乐,而是去供养西方,这就是“将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的半殖民地买办经济的本来面目。甚至所换取的少量利润,又低押在西方手中用来维持其过度消费,相当于中国人用自己已经绝大部分被剥削的劳动换来的微薄代价,又用来买下自己生产的产品交给外国消费,洋奴们让中国人受奴役的何其彻底!这种让中国人成为西方奴隶的经济模式,被宣传机构反复的鼓吹为“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甚至仍然有洋奴认为不够彻底。如果不是此次西方自己内部出现问题,这种模式恐怕还要被继续无限期的延续下来。至于外国人在华的超国民待遇,隐性的治外法权,新的“N等人”早已经是公认不宣的现实。
  
  
  
  虽然按道理来说,洋奴这样做实际也将自己置于同样被否定的地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其实同时也不同程度遭到了损害。极少数洋奴属于买办既得利益阶层,在物质利益上已经代理人化了,确实能有卖国求荣的资格,即使是这一类人,其身份其实仍然不会得到西方的真正认同,但其丧尽天良毕竟有眼前利益驱动。而多数洋奴恐怕真是所谓“卖国无门”,少数至多有点残羹剩饭可捞,多数恐怕一点毛利也弄不到,对于既无现实好处却在处处否定自身尊严的思维,他们跟着鼓嘈叫好所为何来?
  
  那是为了给自己的自私、自卑和懦弱寻求心理安慰,洋奴自有其特别逻辑。对于视我们民族和文明是先天落后和劣等的洋奴看来,因为他们表现的对我们民族和文明的仇恨和否定,他们已经赎了自己的原罪,脱离了汉族和中华文明的范围,是皈依了外来教义的启蒙者,也是解放者和救世主,而我们则是被指导和改造的对象。这种逻辑就造成了洋奴不认为自己与普通中国人是平等的同类,而是高我们一等的,是拥有对我们支配权的主宰思维。这是为什么洋奴思维下,我们极少看见有真正对中国人民长久利益负责的政策和战略的原因,基本是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转圈,口口声声对世界负责,一切以对外负责优先的同时,却在国内极度缺少基本信用和责任心,根源就在这种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置于代理人和二主子的心态。所以在洋奴们眼中,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生命、尊严、感情和未来都是廉价的,是可以被他们任意以出卖和牺牲的。
  
  中国人民的权利、尊严、意志、被长期漠视和损害,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洋奴们把我们民族、文明视为先天落后、劣等和被否定的对象时,也就否定了我们民族和文明的价值,对我们民族和文明也不会真正有尊重,谁会真心尊重自己眼中毫无价值的劣等人呢?而当对我们民族和中华文明整体不尊重时,做为其中一员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会得到尊重。而当我们不被尊重时,我们的感受、权利也都不会得到重视和维护,这是很明显的因果关系。
  
  最近的例子:以美化满清专制民族压迫的满学会长阎崇年挨耳光之后,洋奴们的诸般表演。对于一个狂热美化满清独裁专制奴化社会,吹捧那些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压迫和对中华文明进行全面破坏的野蛮异族统治者。完全是肆意践踏所有所到满清屠杀和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对中国和海内外十二亿多汉族人的尊严的侮辱,无视汉族人感受,伤害汉族人民族感情的行径,其言论性质严重和恶劣程度远胜于曾经让某些民族和宗教信徒大规模暴力示威抗议的所谓侮辱其民族和宗教的事件。可当有汉族人做出了对所受伤害进行最低限度的正常反应后,却被按现行法律最严厉的限度予以处罚,而不是象对其它民族进行了所谓“冒犯”的先例一样,对始作俑者阎崇年进行处罚。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极力为野蛮、专制鼓吹,受主流媒体支持,明显有上层授意,拥有法律及武装保安保卫的阎崇年。很多平时言必称西方,把自己装扮成民主自由理念的代言人,对中国现状不满的伪精英们,却在此事上与他们表面不满的对象保持了高度一致。对这个与立场本应截然相反的对象反而爱护有加,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唯恐对其保障不力。对其宣扬反民族、反人类,吹捧野蛮专制的言词置若罔闻,与曾经处处拿满清做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如何黑暗和落后证据的表现判若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对体现民意的反击阎崇年的浪潮,反专制,草根民间意识觉醒,对主流宣传表达不满的民主精神的表现,则被这些伪精英指为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斥为暴徒。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伪精英与所有洋奴一样。他们对包括人民、自由、民主等理念完全是叶公好龙式的,声称自己拥护这些理念只是这些洋奴的伪装,他们所谓的自由和民主范围,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包括到既得利益集团里,既非针对既得利益者,亦非反野蛮专制。自由和民主,是用来向当权者讨价还价的工具,是他们用来反汉反华的手段。只要是攻击和否定汉族和中华文明,哪怕是对最野蛮专制落后势力的赞美也会得到他们的维护,他们与所有敌视汉族和中华文明的势力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和“统一阵线”。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道德和思想上的准则,也不必有前后一致的逻辑,只有反华反汉是不变的中心,这就是洋奴的心理状态。
  
  
  正因为洋奴在认同和归属定位上存在这种心态,所以他们对古今中外那些奴役和压迫汉族的势力,不免有惺惺相惜的认同感,这是我们看到许多对待汉族和异族的态度迥异于中华文明真正民本、民族的传统,却与中国亡国时期所受待遇依稀相似的原因。这些洋奴的思维和行动,当然是在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利益的对立面的,也自然有利于我们民族和文明的敌对势力,为那些国内外的反中反汉势力乐于利用,而洋奴们在压迫汉族时也本能的需要联合异族反汉反中华势力以壮声势,所以优待外国和异族人就成为一种国策,而且越是反汉反华的异族越受优待。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就是利用了这些洋奴们为此建立的理论为其服务的,这使洋奴们事实上已经与国内外反汉反华势力联合在一起,共同压迫和剥削广大汉族人,成为汉族、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共同敌人。
  
  
  
  不能不说,这些洋奴在欺骗、无耻、捣鬼和耍阴谋的“才能”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要攻击的对象,这是他们能成为洋奴的卑鄙阴暗的天性使然,也因成为洋奴后而更加变本加厉。诚然,有时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正是因为如此,洋奴们可以蛊惑许多人,依靠欺骗鼓惑了许多人,通过阴谋取得了权力而得志于一时。
  
  但是,洋奴可能在一时欺骗所有中国人,也可能永远欺骗一部分中国人,但他们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中国人。由于洋奴的思维不是建立对中国负责的基础上,而是对他们信仰的西方宗教和思想负责,或是为一己私利服务。不意外,洋奴们的言一次次暴露,骗局一个个破产,失败的惨不忍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和中国随了太多的苦难,多少人的热情、青春、幸福以至于身体和心灵被毁灭?多少国家发展的机会被葬送?洋奴们的那些建立在谎言和空想上的梦幻在现实中结出了最苦涩的果实,洋奴的谎言的效果必然会随之递减。
  
  在经历这一切后,正常的中国人不再盲从和迷信于这些洋奴,越来越多的清醒过来的中国人,面对中华文明被破坏的恶果日益显现:既得利益阶层的寡廉鲜耻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国人的权利和利益被极度漠视,矛盾日益激化。这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合法性和民族凝聚力,最终会导致葬送国家民族未来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和文明,从中了解和吸取我们民族和国家得以生存至今的力量所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重新复兴被洋奴破坏的东西,虽然这很艰难,但这是必须的。不如此,则中国人的人权和中国的主权都不可能获得保障。
  
  中华文明和汉族是一个自诞生起就具有强烈文明使命感的民族和文明。我们的祖先不断与野蛮和奴性做斗争,最终创造了一个真正给予我们人性、尊严和理性的文明体系。在造成多次世界性文明毁灭的野蛮浪潮下,只有中华文明的火种没有熄灭,由其直系继承人传承至今。这让我们坚信文明必然高于野蛮,崇高的人性必然高于卑劣的奴性。那些洋奴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对文明的载体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和犯罪,但中华文明并非他们这些人格卑劣的奴才们所能彻底毁灭的。他们最多只会对文明造成破坏,延缓文明的进程,而不会真正撼动文明。那些梦想毁灭中华文明,以达到让民众成为一小撮既得利益者永久奴隶的鬼魅伎俩终究是邪不胜正的,不论那些洋奴及其后台在歪门邪道上的捣鬼术如何精深,但始终敌不过人类固有的理性和情感的力量。而重新回归真正的中华文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是找回自己安身立命之本,重建使社会能健康运行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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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1:46:06 | 只看该作者
宁为义和团,不做红卫兵[已扎口]
楼主:高阳之苗裔 时间:2008-04-20 18:32:00 点击:6063 回复:204
洋奴包括反汉异族分子,很喜欢将维护中国和汉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概称之为义和团或红卫兵,以此达到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愚昧、野蛮、专制的目的,为自己先搭建一个道德制高点,方便他们对中国汉族人的国家和民族虚无主义宣传的灌输。那么,义和团与红卫兵真的是一回事吗?
  
  不过洋奴们一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诚然象基督教所要求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为了达到打击中华文明、中国和汉族的目的,他们不惜将自己精神上的“兄弟”,甚至很可能是精神“父亲”的红卫兵也扔出来,以加强力度。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红卫兵早已经臭名昭著,其性质极少争议。将这么个东西与义和团捆绑在一起推出,当然能起到很好的抹黑作用,好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彻底批倒批臭。但只要对这二者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发现义和团与红卫兵,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起了完全不同作用的团体。
  
  义和团运动,是在满清末年,基本已经形成了洋人为主,满清政府为仆,共同剥削和压迫普通汉族人的格局。“朝廷怕洋人”已经成为常识。而西方在物质掠夺之余,也通过在中国传教吸收信徒,也就是所谓的“教民”,进行文化和宗教入侵及扶殖走狗。西方以国家为后盾将教民做为其利益的延伸,不仅强迫满清政府给予其“宗教自由”的权利,更是在各种情况下为教民与普通中国平民的冲突中撑腰,使其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权等级。所有的民教冲突,基本都是以洋人和满清政府偏袒教民,损害平民的结局收场。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既不指望满清政府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也不甘心承受不断的人身、财产以及尊严的侵犯,因此就成立民间的武装组织与教民和背后的洋主子进行斗争,这种群众自发组成的民间自卫团体就是义和团。当然,没人否认,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的愚民统治和压迫,同时做为义和团社会基础的普通农民阶层,由于其受教育水平极低,不可避免的有许多愚昧的习气。但这并不能否定义和团是以中国普通汉族人,自觉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了维护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身的尊严而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民族主义运动。而红卫兵运动,是 “伟大领袖”为了打倒政敌,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而发动的一场以树立绝对个人崇拜和独裁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红卫兵们,都是“奉旨革命”,是作为统治者的马前卒和打手。从建立的方式,就能说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
  
  
  一些人为了否定义和团,将义和团说成是满清为排外一手扶持起来的工具。不知这些人觉得,一个连汉族十人聚众就要以谋反罪处置的异族征服政权,在经历了贯穿整个满清的汉族会党、太平太国、捻军等大小起义后,会对汉族人组成大规模民间武装团体乐观其成吗?义和团运动初期,满清是对其予以严厉镇压的,只是义和团日益发展壮大,已经到了难以抑制的程度。为了避免义和团将矛头转向自己,满清才不得不稍有怀柔。而正是在满清政府由于对西方主子的控制难以容忍,有了矛盾的时候,才最终准备利用义和团,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性。满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改变,是逼不得已的,对既成事实承认,而不是主动和心甘情愿的。
  
  那义和团对满清政府的态度呢?义和团运动之初,满清基本已经沦为西方统治中国的工具,其在民众中早已经是声名扫地了。但义和团毕竟更加仇视直接侵犯其利益的教民和其直接后台西方宗教分子。两害相较暂取其轻,所以认为可能与满清暂时合作。两害相较取其轻,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种所谓的利用,不如说是双方各有算盘的暂时合作,义和团绝非将自己定位在给满清卖命的走狗地位上的,这与红卫兵对自己的定位和对当权者的态度完全不同。
  
  在与满清合作期间,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一个“扶”字,就可以看出义和团是将自己与满清分别开来,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而正是这一点让满清政权中的“有识之士”为之光火,他们要的是人民就应该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而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临时帮手。他们就认为,义和团能“扶”满清一把,同样可以推你一把,就是因为自主决定权在义和团身上。这种深层次的对立,使义和团和满清之间的矛盾,只是由于更迫切的共同敌人面前而暂时被掩盖。义和团始终是走自己独立道路的自主民间团体,而不是满清的忠狗,他们远比那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可卑奴才们更有脊梁,也更聪明一些。
  
  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昧着良心诬蔑红卫兵排外呢?红卫兵是要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劳苦大众”的,而这些人当然是中国以外的人。他们要进行的世界革命,是源自德国的马、恩,传自俄国的列、斯的思想体系。他们要做的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如此国际主义精神居然能被人说成是排外,岂不是让红卫兵们屈死?为了打倒传统的“师道尊严”,彻底将“尊师重道”的“封建”传统连根拔起,将重视知识的“臭老九”的人格踩在脚下,红卫兵们首先革的就是教师的命,没有知识的空空头脑才方便“画最美的图画”。在文革期间生活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被热情邀请和鼓励,扇中国大学老师的耳光,这是排外的义和团有可能干得出来的事吗?在所谓的红卫兵“排外”时代,马、恩、列、斯这些外国人,可都是正大光明的到处被宣扬和膜拜的。而中国文化则被视为“黑暗腐朽”的垃圾,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坟墓几乎给毁了个遍。无数的中华文明宝贵遗产被做为“四旧”而被毁灭掉了。文革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浩劫,却与当时西方左翼的政治运动相呼应。红卫兵也大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对中国文化疯狂破坏的“刨祖坟”无所不用其极,连许多在华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文革使中国在文化、道德、传统传承上都出现了巨大的断裂,请问这是“排外”还是“排华”?
  
  中华文明赞扬“父子相隐”,讲求移孝作忠,由近及远,由内而外,使礼义廉耻皆从人性中自然而来,最重民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当然也是从正常的人性人情中而来。而到了红卫兵,为了向一个人效忠,可以与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可以出卖父母亲人和朋友,正常人的基本感情全都让位于奴性。只要领袖一声令下,无论什么他们都会去做,出卖国家他们也不会有半个不字。请问这群宗教狂式的奴性与民族主义有何关系?
  
  现在很多人嘲笑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是如何的愚蠢、虚荣和无用,理由就是当时对于向中国表示臣服的国家采取了厚往薄来的做法,赏赐大于进贡来的物品。我也不想就为什么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一直也给国外提供大量援助,这些与古代中国同样愚蠢的例子与之探讨。单说本朝建立以来给外国送去的钱,恐怕中国历代所有朝贡贸易那点被某些人所痛心痴首的“损失”的总和也只能算九牛一毛。更何况,中国在古代的朝贡贸易中,那点与本朝相比微不足道的小钱,还要建立在极不符合本朝一向坚持的平等关系,而是让其它国家向中国称臣的国际霸权主义基础上。
  
  而现在政府只要有其他国家承认其合法性,就会掏出大笔钱来。如果能表示的稍微亲热一点,尤其是在红卫兵那个时代,援助的数额就更让人惊叹了。单单为了那个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仅有二百万人口的,现在正与美国亲热的阿尔巴尼亚亮下去,中国前后提供了约一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而且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一百亿,其价值在今天何止百倍?黑人兄弟来与领袖谈的一高兴,花费几亿英镑,死亡上百中国工人的坦赞铁路就开修了。给点钱还都是小儿科,关键这是在三年人祸饿死数千万人的时期,友邦一开口,用宝贵的外汇换来的粮食直接转向送达。甚至本国急需的粮食也大量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去了,充分体现了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绝对不惜牺牲中国人生命的气魄。至于勒紧裤腰带,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事业的事,更是数不胜数。对于这种让国内吃苦,也要绝对支持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行为,所谓“排外”的红卫兵哪次不是热烈响应的?有过任何反对意见吗?如果说红卫兵时代也算排外,那些国际主义者们可就太丧良心了。真不知道按照他们 “不排外”的标准,中国人是不是要自我灭绝,将中国整个捐出去才行?
  
  义和团抗争的对象,无论是一开始的教民、外国宗教分子、满清政府,以及后来与西方军队,到最后与满清勾结西方的联合绞杀。都是敌强我弱的,虽然最终失败,但其中也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气魄,使得西方长期以来对义和团心有余悸,承认瓜分中国的不现实,这就是义和团的作用。而红卫兵呢?完全是在权力的支撑下向弱势者发泄,顶着奉旨造反的大旗,横行于被压迫者。对于那些没有力量也不敢反抗的对象滥施淫威,丝毫不必担心被追究和有真正的风险,真可谓畅快之极。这种依附权势,针对弱者的行为,只能是流氓而已。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承认,在义和团声势最高涨的时候,也有许多投机分子混了进来,借机发泄和谋求私利。但毕竟仍然有许多人是真正为自己权益、尊严、国家和中华文化战斗和牺牲的。而当时红卫兵又给国人和国家带来了什么呢?他们与谁真正战过?又为什么而战?
  
  再说二者的不同结局,当满清政府失去了与西方对抗的意志和决心,做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决策后。很快联合西方,共同对义和团进行严酪镇压。而义和团也将矛头转向了满清政府,将旗号由“扶清灭洋”变为“扫清灭洋”,与满清政权直接对抗,景廷宾起义等各种大小的反清活动都是义和团组织的,充分表明了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方面的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他们的立场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绝非因为掌权者一声令下,就偃旗息鼓的顺民。
  
  而红卫兵呢?在被利用够后,被无用的负担,直接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而红卫兵与被招集起时一样,又老老实实的服从了他们的“伟大领袖”,甚至很多人仍然激情不变。与义和团相比,显的何其奴性和弱智!我决不否认义和团运动中有许多看起来愚昧,甚至野蛮和残酷的行为。但他们的愚昧是在满清近三百年的奴化统治之下,在农村与外界环境的封闭下形成的。而红卫兵倒是最先由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级别水平最高的首都大学生们组成的团体。经过了从1900到1966年长期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而来的思维和眼界的发展,他们理应远比义和团更有智慧,更有分辨力。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在愚昧程度上丝毫不亚于义和团,如果说义和团的狂热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人觉得可笑但也不无感动。而红卫兵的愚昧则已经从对文化的错误崇拜,降低到人的错误崇拜。义和团是看到中国文化受到威胁以及个人身受压迫,而导致的对外的非理性仇恨。而红卫兵的残酷,则恰恰相反,源自于盲目个人崇拜,以及全盘接受外来思想,而产生的对中华文化自身的非理性仇恨。可以说是一正一反,如果说义和团的愚昧源于无知,那红卫兵的愚昧更多的源于奴性,其中既有满清遗留下的专制奴性遗产,也有长期以来洋奴知识分子留下的媚外奴性遗产。对于因无知而愚昧的人,还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对于因疯狂奴性而愚昧的人,还能怎样呢?也正是这些自命“先进”的双重奴才,提出了最为腐朽和野蛮的社会阶级“血统论”,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他们的“黄金世界”就是专制种姓制奴隶社会,这种愚昧是种更不可救药的愚昧。
  
  义和团失败了,做为失败的底层民众,他们并不掌握话语权,只能或任后来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俯视,或受政治运动及党派的一时利害而不断的变幻评价。但他们毕竟曾经为了文化、国家和个人组织起来拼死抗争,也给了后世许多借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仍不失为瑕不掩瑜的伟大运动。虽然义和团维护自己权益以及民族和文化尊严的方式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如果说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改进和提高的,灵魂才是为人价值的根本所在。没有了民族灵魂,再怎么表现的貌似开明,其实仍然只是个奴才和懦夫。义和团对自己利益维护的血性,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文化尊严的重视,以及敢于和侵犯了自己和文化的外敌战斗的勇气,以及他们的自觉性。这种精神才是最可宝贵的,是中华和汉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到了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已经不会重复义和团的手段和不分皂白的排外了,但义和团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深厚的爱,那种血性和自觉的民族主义精神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当前这种中国受到西方鼓动的分裂势力的威胁下,中国人民自主自觉的维护国家热情,正说明这种精神之必要。
  
  虽然巴金老人曾经呼吁修建文革博物馆,说文革的参与者应当忤悔。当然,红卫兵远不是文革的全部,也不是文革的主谋和罪魁祸首。但他们是文革中表现最为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可我们现在看到有几个红卫兵真正忏悔和反思过呢?而许多曾经做过红卫兵的人,或无耻的将中华文明历史上的浩劫美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或摇身一变“与时俱进”,在否定自己是红卫兵余孽的同时,丢掉红卫兵的外皮,留红卫兵之骨,继续传承和发扬红卫兵的内外奴性传统,主子可换,奴气不变。红卫兵是这么一群人,他们追寻一个可以崇拜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可以让他们在享受被奴役的快感和安全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痛恨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要求人们理性思考,有鲜明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意识,使奴才们无所适从。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如张承志。也可以仆俯在西方包括基督教的脚下,当然也会成为服从掌权者走狗,就是因为在这之中有一些共同点,就是要你放弃尊严和自主意识,只要任人驱使就可以了。他们无所谓对国家民族的爱,只是被动对某一权力的服从。
  
  什么是中华汉族文明的真正传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排脱了宗教愚昧的,属于儒家思想的人文理性,同时也自尊自强的传统,还是满清——五四——文革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愚昧奴性传统?只有清算奴性传统,发扬中华传统的精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华”,中国人应才会成为真正有尊严、理性、道德、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大国民。
  
  但如果尚无法让人人成为大国民,义和团精神也远比红卫兵思维有价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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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1:46:33 | 只看该作者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住并宽恕?
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希望以此做为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在南京、在东北、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在江南、在两湖、在华南以及东南亚所有死于日寇屠杀的同胞们的纪念。并为此前和之后所有死于异族之手的祖先和同胞们伸张大义,以免使死者痛心于地,生者惶惑于今日。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生前留下的话。“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这一类貌似公允、高尚、政治正确的言论成为了主流。很多人在提到南京大屠杀,谴责了一番日本后,最后也念念不忘反对中国“狂热、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言论多么让人痛心,因为这些言论中所表露出来的思维和逻辑都已经说明,许多人的民族精神已经去中华文明何其远也。
  
  首先,不要妄谈宽恕。宽恕是一个用滥了的字眼,已经快变成纵容罪恶的代称。宽恕也并不等于美德,否则也不会有中山狼的故事。而宽恕更是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和权力,宽恕是自愿的也是个人的,只有个人的宽恕,没有国家和民族宽恕。就象二战后,一个犹太人所说的,“我们没有宽恕的权力”。是的,谁又有代表那些已经不能表达意愿的死难者宽恕呢?
  
  李秀英从其个人事迹来说,我对她有敬意,因为她敢于反抗。如果她愿意宽恕杀害自己亲人、伤害自己的鬼子兵,忘记仇恨出于她的个人。我能容忍但不赞同,而且我也明白这种言论很可能是受某些舆论和导向影响做出的。但是谁又有权力代替我们国家和民族宽恕呢?他们自为自己算什么?怎么敢代替那些被残酷侮辱和虐杀的同胞们宽恕敌人呢?那些死难同胞们会宽恕日本人吗?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因为他们永远表达不了他们的意愿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替无数的死难者宽恕谁谁,强奸死难同胞的意志。
  
  那些口口声声宽恕和忘记仇恨的人,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宽恕了日本对中国的破坏,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他们自己对日本人没有仇恨。他们如果有廉耻,就承认这一点,而不要妄加代表。他们既不代表,也没权力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同样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种与中华文明对立的做法就不能被视为中国人的意愿。
  
  这种记住并宽恕的观点,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做为神本的宗教,人所遭受的痛苦以及犯下的罪行与“神恩”相比之下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多少人的死亡和苦难,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都远不如表达“神无限的爱”的神主宰的宽恕重要。当然,这种西方逻辑针对的主要也是他人,自己则是另一标准。我们看看,接受这种观点的是谁?是南非等先是被西方在政治上,最后在精神上奴役的失去文化自主性的民族。
  
  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和自尊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宽恕敌人和能忘记仇恨的。罗马在第二次布匿中饱受汉尼拔的蹂躏,在战争以后罗马元老加图每一次演讲的结束语都是“一定要毁灭迦太基”,正是这种精神让罗马成为当时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世界强国,而也正是丧失了这种精神,改信基督教的罗马被野蛮人轻易的毁灭了。犹太人自二战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追杀,正是这样,现在以色列才会成为袖珍超级大国,而不是重复被阿拉伯人屠杀的命运。大汉也正是从武帝朝以儒家做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后,以春秋复仇大义为名,中止了对匈奴的退让,打的匈奴俯首称臣,留下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
  
  现在很多不了解儒家,或者被误导的人。将儒家的庄重有礼当成懦弱,却将粗野放肆当成勇气。真正勇敢的人,不需要在日常中表现的剑拨弩张。因为这种强悍是坚定的、理性同时也是深刻的,因为这种勇气来源于内心深处。所以真正的儒家,可以在平时温文尔雅,在战争中却能殊死战斗到底。那种野蛮或完全由感情激发的血气之勇,来的快去的快。而儒家内心和理性的勇敢则是坚韧不屈的,这也是在中国与外敌的战争中,抵抗的最顽强,而且坚持到最后的也基本是儒家信徒的原因。这也是在与中国同时兴起的文明、国家、民族相继灭亡后,只有中国和汉族仍然存在的内在原因。
  
  孔子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慈祥的老师,但孔子并非一味温和,更不会对仇敌宽容。除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曾经被断章取义的错误引用的“以德报怨,以何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之外。孔子对复仇极为推崇了解的人恐怕还不占多数。孔子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人子者,必须时刻带着武器,尽一切可能手刃仇人。如果突然相遇兄弟之仇,既便没带武器也应该上前博斗。当然,这是在没有公正执法的前提下,而且也有限制,就是兄弟之仇如果是正在执行出使国外的任务,则此时不能复仇。这是为了将个人的道义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
  
  而在孔子的重要著作春秋中,一个主要的宗旨就是大复仇。“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赞许、推崇。对于春秋社会秩序崩溃的礼崩乐坏,内战不断,儒家思想极为反感,最后总结了“春秋无义战”。即便如此,对于复国、复仇之战,儒家仍特别看待,视为义战。吕氏春秋亦云,战争是人的天性,世界不会停战争,
  
  春秋时期,齐襄公灭亡了纪国。齐襄公是春秋时代一个臭名昭著的君主,因与亲妹鲁桓公夫人通奸,和因为失信而导致政变被杀的君主。无论是其人品,或是其与鲁国的关系,都是做为鲁国人孔子所不会溢美的。但春秋善善恶恶,亦不以人费事。所以既便齐襄公所为悖乱,但春秋仍然肯定了其值得表彰的行为,肯定了其在这一件事上的贤。
  
  那么齐国灭纪为何成为春秋肯定的事例呢?齐襄公九世前的齐国国君齐哀公因为纪侯在周夷王面前进谗言而被烹杀。由此事件引发了春秋对复仇的系统论述。虽然齐襄公行事荒唐,但他肯牢记祖先并为之复仇,甚至在战前占卜显示要付出军队损失过半甚至自己死亡也不退缩,说明他为自己的祖先尽了心。为亲尽心为孝,为国尽心为忠。这就是儒家所要肯定的。祖先所蒙受的耻辱就是自己的耻辱,报仇雪耻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有人问,此事前后相距已经有九世,难道还可以复仇吗?春秋回答,哪怕一百世也应该报复。因为齐哀公无罪被杀,君主之仇就成为了国仇。除非这个国家消失,否则这个仇恨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同样,按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国家和民族的仇恨更是国仇,只要中国和汉族还存在,这个仇恨就永远存在,也必须报复。其实,从现在国内外反汉势力,尽其所能虚无化汉族,诬蔑汉族的血统和历史传承,或者否定汉族做为中国的绝对主体。也正是日本之类的国族之仇对儒家思想复兴的恐惧,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奸计。通过否定汉族血统、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这些对中国和汉族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异族,想使汉族的复仇丧失基础。用心如此,故反华反汉者虽然本族远比汉族血统杂乱,但总是不断诬蔑汉族血统纯正的根本原因。那些对中国和汉族犯有大罪的仇敌,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除非它们消失了,否则绝不能逃脱不了我们的惩罚。
  
  为什么儒家的复仇欲如此强烈呢?因为儒家提倡仁爱,而且这种仁爱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只有对亲人有爱、朋友有爱、乡土有爱、国家有爱、民族有爱,并且怀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以大义和公利为平衡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所追求的仁爱,也是符合人性的爱。而正因为有仁爱,所以才有了孝、有了忠。也因为有仁爱,才会对亲、友、国、族的敌人无比仇恨,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必有的感情。而儒家重视“慎终追远”,因为只承前,才能启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获得经验和力量,开创未来。而这正是中华文明对历史极度重视和尊重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向祖先表达恭敬之心,承担华夏一脉相承的责任和文明,以不辜负先辈之功业,方能继往开来。对于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大罪的国家或民族,我们如何与之相处?两国相处必然不能回避历史,自古以来友好交往的谎话又能欺骗谁?一谈到历史,我们如何能在深仇大恨之下面对国仇,真正热爱中国者会有多大的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最终是无法保持友好关系的,除非你没心没肺。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认为,与深仇大恨者是不应该,也不能共存的。
  
  还有现在很多人的谬论,就是罪行是过去所犯,对曾经对中国和汉族犯罪的民族的现在普通人不应该为过去的罪行负责。这种谬论流传甚广,更可见不学无术和无知的危害。春秋中也有这种疑问,认为九世后的纪国不应该为祖先受过,春秋对此的回答非常明确:必须承受。因为按照以直报怨,如果纪国当时所犯的罪行马上得到公正的惩罚,纪国就不会存在。而一个本不应存在的国家,在九世之后才被灭,又有什么可报怨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必然继承了其祖先给其留下的遗产。既然承担了祖先的遗产,就必须承担遗产的后果。对于那些屠杀数以千万、百万我们同胞的异族敌人,如果当时就能给予同等报复,这些民族应该全部消灭了,岂能存留至今?一些本来就应该灭绝和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他们能生存至今已经是非常过分的幸运了,怎么会有人为向其复仇叫屈呢?
  
  当然,肯定会有人来转移问题,反问我们汉族内部的矛盾为何不延续千古。儒家对此也做出了解答,这种百世复仇只限于国族之仇。民族内部的仇恨是能无限期的,因为民族国家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公正的法律来解决,解决不了,进行复仇也应该只及其身而不诛连延续,这是区别内外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道德和民族认同。
  
  春秋,君主和父亲无罪被杀,而臣和子不能为之复仇的。君父就不能称为“葬”,表明其无臣无子。同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死难者,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为他们复仇,他们也不会安息,所以南京和抗战中所有的死难者,以及之前和之后死于异族之手同胞们的灵魂仍然不得安宁。那些不为君主和父亲复仇人没有资格称自己为臣、为子。那么不为更重要的人民复仇,又有什么资格称为中华文明、中国的继承者和人民的代表呢?
  
  当然,也会有人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空谈复仇又有何用?与世界其它与中国有仇恨的国家和民族同时搞的剑拔弩张与国无益有害。“理有经,亦有权”,在坚守原则的同时,当然不妨灵活应变。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春秋之仇可以复于九世之后。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仇恨,并为复仇而努力。现实国际关系的政治变动只是政府的政策,不能用这种短浅的权宜之计,来扰乱和动摇民族精神和大义。我们民族精神和文明是八千年来华夏祖先们用智慧、勇气和坚韧奠定的,不是跟一撮人的短浅之见随风起舞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真正坚定立场及精神,不可能真正稳定和强大。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固定的信念和信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
  
  儒家精神自满清以来,一直被压制和歪曲,导致了其后中国精神日益不振。许多人身上奴性太重,没有自主意识和人格,丢掉了做人的尊严,拜倒在外来思想的脚下,丧失了独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却反过来否定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的中华文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只会进一步沦为被外国压榨和掠夺的国家,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主体汉族只能成为外国资本和一小撮买办的血汗劳工,并成为被牺牲的对象。中国必须进行一番文明、历史观、民族精神、理性哲学、伦理道德的真正复兴,这将是一个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的多的真正文明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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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1:47:12 | 只看该作者
儒家为什么能成为使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
儒家思想中有非常强烈的华夏尊严感,在儒家看来,只有华夏和华夏化以后的外族才有资格被称为“人”,除此之外不过是一些人形禽兽而已。而这种思想也并不是从儒家开始的,从伏羲开始了华夏的人文历史,到黄帝时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并与其他族群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后,华夏意识开始形成,从“华夏”就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对自我的定位,那就是我们是文明的中心,是最伟大的文明和民族。这种思想构成了华夏认同的重要基础,儒家做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华夷之辨”。所以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儒家思想都有一种非常强烈文明和民族优越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能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主流思想和创造并将其接纳为主流思想的华夏民族及其后发展而成的汉族能历经了五、六千年而存在至今,并始终保持了认同感的根源。
    
  诚如gulumufox兄所言“儒家在日本和韩国都为这两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服务,培养出了他们近乎疯狂的自恋情节。”其实它们正是想通过从中华文明的那种由于文明优越感而形成的汉族民族意识中学来的一些皮毛建立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在过去中国在汉族和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情况下,它们无法越过“中华正统”是属于中国和汉族的这道坎,所以退而求其次,模仿中国的一切,以自己“类似中华”而自豪,所以李氏朝鲜自称“小中华”,日本称日本列岛的土著为夷,而自命为“中国”,甚至用“洛阳”代指日本京都,历史上越南也曾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面前以“中国”自居,甚至将自己的血统追溯至炎帝的。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正因为“中华”这一名称绝非简单的地理或国家名称,同时具有一种强烈的文明中心意蕴,这种文明上的优越地位正是汉族得以被其它民族和国家仰慕和向往的原因。当倭韩越等面对真正的中国时,它们就有些不好自处了,因为中国做为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倭韩越在面对中国时就有了许多的小动作,或者是将血统向中国靠拢,就象前面所说的越南人以炎帝后裔自居。朝鲜古代也与现在相反,以箕子缔造了古朝鲜而自豪。而日本也有倭王是吴泰伯后裔的说法,也有徐福东渡而为“神武天皇”的说法。或者再退一步,虽然它们也承认相对于中国是“夷”,但此“夷”要比蛮、狄、羌、戎等野蛮民族要文明,也就是虽在中国之下,尚可居它族之上,这就是所谓的“东夷文明说”的开山鼻祖。但随着宋末中国第一次全面亡国,尤其是满清近三百年的野蛮殖民统治,给了这些“中华文明圈”的国家以巨大冲击,它们忽然发现,随着中国被野蛮所压倒,尤其是满清的“剃发易服”,甚至使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沦为野蛮人。这给了倭韩越以“灵感”,它们认为以此为良机,不仅对其他民族自称“中华”,更可能通过把“中华”的正统从中国和汉族手中夺过来,使它们自己成为真正的“中华”。当然,越南如今是已经不伦不类了,而因为中国一直没有恢复真正的中华思想,倭韩越发在不断的通过各种手段制造自己是中华文明真正继承人的表象,这是处心极虑的欲取“中华”而代之的一样文明争夺战。而这是在挖中国立国的基石,所以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必须更加积极的恢复中华文明。
    
  gulumufox 所说“而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却恰恰表现为“自虐”意识。”,这不是儒家思想造成的,恰恰相反,这是由于自蒙元以来,中国和汉族被异族的奴才文化污染了,异族人的文化征服第一刀就是砍向儒家的,因为儒家的华夷之辨是异族征服中国的最大思想障碍,而儒家又是中国和汉族的立身之本,是不可能彻底毁灭的,所以象满清这样的阴毒异类,采取了歪曲儒家和并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奴才思想偷塞进伪儒家里,并以通过“文字狱”的屠杀手段,将这些实际反儒的思想冒充儒家。满清的残酷阴毒的奴化殖民统治导致了后来很多中国人丧失了自信,见到西方一时的成功就彻底拜倒在地,进而一批民族败类和蠢货只知疯狂诋毁中华和汉族,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必欲除之而后快,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一场丑剧落幕后,居然还有无耻之徒要把“文革”也栽赃到儒家和中华文明身上,真是无耻达于极点了。
    
  所以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决非是内外无别,华夷普适的,其“仁义”的社会规范仅是用来协调华夏内部的社会关系。而与夷狄相处则则就不适用华夏内部使用的“道德礼义”,所谓“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是指在华夏内部要依靠信义和道德仁义等使华夏内部能团结合作,减少内部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命运共同体;而对待外族人则要依靠权谋策略,为其分化、瓦解乃至消灭而谋划。现在美国的一套就很有些类似,就是国内民主人权,国外帝国主义,内外有别。虽然我也反美,但反的是美国这个国家,而不反他对自己的政策,相反这种政策正是我们所缺乏的。现在的某些政策很有点“化夷狄以信,驭中国以权”的味道,不知这种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代表了谁的利益?这种政策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社会处于一种没有明确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状态,所以在处理民族和国际关系上处处被动,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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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4 00:54:04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霜无痕霜 于 2017-12-4 00:55 编辑

中国历史,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夫妻,伏羲氏+女娲氏夫妻(姓风),少典,炎帝(神农氏,姓姜)+黄帝(轩辕氏,姓姬),少昊(黄帝长子),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尧,舜,禹,启(禹之子,建立夏朝),夏(夏天子称“后”),商(汤灭夏桀,商天子称“帝”),周(周武王伐商帝辛,建立西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国人暴动,沦为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春秋(春秋五霸,尊王攘夷,道家,儒家,墨家诞生),战国(以三家分晋为春秋结束,战国开启。法家诞生,战国七雄,杀人盈野),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修筑长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施法家之术,素有“暴秦”之说),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建立西汉,武帝刘彻北伐匈奴,统一东南,征服西域,有王莽篡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河山,建立东汉),三国(蜀汉,魏,吴),晋(司马家族建立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沦为东晋),南北朝,隋(隋文帝杨坚光复汉家天下),唐(有贞观之治之清明,武周易主之荒唐,安史之乱之悲痛,武宗灭佛之功德),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宋(*。敌人先后有辽,西夏,金,元。分北宋,南宋。靖康之耻千古未有),蒙元(蒙古灭南宋,灭亡中国,千古一遭),明,满清(趁中国内乱,灭亡中国,剃发易服,分化奴役统治),民国(军阀割据,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马教汉奸洋奴党国(朝鲜战争,文革,越战,改革开放。以消灭华夏传统和奴役主体民族为己任,对主体民族计划生育等恶行,乃是集异族敌人恶行之大成。邪恶程度千古未有),皇汉(敬天法祖。立志拨乱反正,杀尽仇寇,重拾产权,建立流通均衡之秩序,树立良好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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