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冲突研究中的”缅甸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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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悦缅甸评论
作者 大卫·马修森

作者：大卫·斯科特·马修森（独立分析师）
翻译：刘蕴

按：本文节译自马修森《填补冲突研究中的“缅甸空白”》（Bridging the ‘Burma Gap’ in Conflict Studies）一文。

我建议通过以下三方面填补冲突研究中的“缅甸空白”：1、学术界；2、有关和平进程与冲突监督的政策制定；3、缅甸国内有关冲突分析的公共讨论，鼓励冲突研究中的实地调研与创新。

学术界的冲突研究

缅甸已经愈发成为国际冲突研究学者的关注领域，大学和政府应该加大力度鼓励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访问缅甸、参加研讨会并主持相关研究，以此加深联系。当然，实施上述措施并非没有困难：目前的和平进程处于低谷，缅军愈发忌讳公开其在若开邦、克钦邦和掸邦的行动。20来个民地武被分为三派：《全国停火协议》签字武装（目前10个）、希望条件成熟后再签字的民族联合联邦委员会（UNFC）以及佤邦联合军领导的联邦政治谈判协商委员会（FPNCC，成员包括老牌武装克钦独立军和成立时间较短的德昂民族解放军）。从历史和学术的角度来理解缅甸冲突的复杂动态，是寻找真正有效解决方案的路径之一,而国际援助者的短期行为则效果欠佳。


部分能够填补空白的工作包括：利用次国家区域（sub-national）冲突分析方法重新梳理曼迪·萨丹（Mandy Sadan）的著作，找出其中与和平进程和政府治理相关的方面。缅甸国内外的援助者应该帮助举办大量的学术会议，出版能够结合理论、历史与当下来研究缅甸内战的严肃学术著作。上述研究活动必须跳出仰光和内比都的小圈子——这两个地方的听众只有缅甸以及外国精英——应该把研究工作和相关会议放在密支那、景栋、帕安、腊戌以及其它地方性城市，这些区域贴近冲突地点，当地人的亲身经历和知识对于学者、援助者和记者来说至关重要。


缅甸国内有关冲突问题的政策讨论


前面提到过，许多仰光的决策人和援助者越来越与缅甸内战的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他们似乎一厢情愿的以为和平与发展就是解决缅甸70年冲突的良药。冲突研究应该与缅甸和平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和平进程将会强化学者、援助者和“冲突顾问”之间的合作。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和相关研讨会能够帮助政府、民地武和援助者制定政策，并有利于在冲突研究领域对缅甸进行长期关注。上述研讨会的内容包括长期的学术研究以及短期、动态的政策简报。


学者、实干家马克 ·杜菲尔德（Mark Duffield）的经历是决策与冲突研究良好结合的范例。他是《全球治理与新战争》（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ew Wars）一书的作者。十年前杜菲尔德来到缅甸并撰写了极为重要的报告《无人区的边缘：缅甸长期危机》（On the Edge of 'No-Man's Land': Chronic Emergency in Myanmar），该报告在缅甸局势让人难以捉摸的时候架起了学界与政策圈的桥梁。新近崛起的智库比如战略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Policy, ISP）以及他们的旗舰出版物《缅甸季刊》（Myanmar Quarterly, 很快将成为电视政论节目）在融合学术与政策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此类智库应该成为国际援助者的主要合作伙伴。《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与《缅甸民主之声》（DVB）有定期的节目讨论武装冲突。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结合起来，有助于了解冲突以及和平进程的各个方面，还有助于包容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例如妇女、青年以及主流圈以外的人物，他们经常被援助者忽视。这些掌握实权的援助者对利益相关方缺乏清晰的认识、对近期的历史也了解贫乏，经常做出错误决策。


全国性讨论与实地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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