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杨家史第五章:日本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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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丽

    一、日本的入侵

    1942年3月7日，在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日本人占领了仰光。早在2月28日，缅甸政府就已经撤退到北部的城市眉苗。3月1日，蒋介石派出了第五、六军，由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第五军军长是杜聿明将军，他是蒋介石最好的将军之一。他的第200师被派到东姑（即东吁）去解救第一缅甸师。盟军的计划是在卑谬和东姑之间筑起一条防守线。中国的22师驻守在彬马那，为200师作后援。盟军在没有提防之下被打散，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会从陆路入侵。而日本人的避开正面冲突，设立路障的战术迫使盟军狼狈地向北撤退。当时，49师和93师的溃兵2000人经过果敢退回中国，他们的撤退跟随而来的是敌机的轰炸。日本人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就占领了腊戌，腊戌沦陷后，滇缅公路被截断。4月25日，一位名叫Stanley w·Short的传教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腊戌就像一座疯了的城市，日军到达设置有路障的城外，而且已经和中国军队展开战斗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整个城市。每一个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他们能力所及之下尽快地逃离。整个晚上，车队像水一样流出城外，走向滇缅公路。今天，当我们自己沿着这条世界闻名的公路行走时，我们看到这场疯狂的混乱结局……”

    在同一天，在南方远处的胶写，史迪威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和杜将军正在计划撤退。就在此时，掸邦土司们向日本人直接发出了孝忠日本的誓言。这是在日本人到达果敢前不久的事。

    木邦土司昭洪帕向杨文炳发出了不止10封叫杨文炳到新威去遇日本人的信。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生命将会有危险。杨文炳尽量拖延时间。尽管如此，他同意到滚弄去参加会议。杨文炳的处境极为困难，以下可以反映出他的内心的不安：“在缅甸沦陷后不久，日本军队到达了滚弄。他使我感到焦虑，以致我很难入眠，我们的情况和心里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北新威土司昭洪帕，已经写信通知他属下的头人，消灭撤退的中国军队，这个命令已被克钦族执行。他与敌人（日本人）已经站在一起。他多次写信给我，叫我到新威去出席会议，但先后都被我拒绝了，他给我写的信不止十次。最后，敌人派出军队到老街，柞地林我的家……。”

    杨文炳对日本人残酷和野蛮的认识是没有疑问的。当时有谣传说：保山和昆明已经沦陷，重庆已经到了与敌人和平谈判的边沿。他在自己的文字中记载着：“我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去见敌人的必要。我是一个英国政府所管辖下的汉人。如果我向敌人投降，不止我的立场会受到破坏，也将使我的祖先蒙受羞辱和给我的后代留下坏名声，对英国政府和我的中国朋友来说是一种耻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下，在没有中国军队和其他部队能够召唤的情况下我急着赶去滚弄。”

    1942年6月4日，杨文炳与其它地方头人在滚弄参加日本人召开的会议。木邦土司的弟弟昭叶帕和其它木邦官员也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以后还将有别的会议在木邦举行，果敢土司被邀请参加。在杨文炳看来，他并不觉得会议是如意的。在那个晚上，他逃跑到长岭岗，辗转到耿马。他在那里联络头人，调动部队。中国的骑兵部队驻在耿马，杨文炳派出一个代表去同他们讨论果敢的防务，并向他们讲解果敢有萨尔温江作为天然屏障的理由。两个星期后，由陈同钦率领的中央代表要求杨文炳土司写一封“请愿书”给蒋介石，说明他愿意加入中国，抵抗日本。

    盟军已经撤退，腊戌沦陷，果敢在没有正式部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途径能够抵抗日本人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果敢土司杨文炳写信给中央政府，要求在战争期间给予援助。8月，当杨文炳在昆明时，他拜访了英国在昆总领事，告诉他果敢还没有被日本占领，但有中国66军的一个旅驻扎。他还告诉总领事，他来是向中国政府要求帮忙，并要求英国将果敢置于中国保护之下。

    总领事告诉他：中国和英国都是盟国，防卫缅甸是共同的认识，要改变已经存在的政治安排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但1942年8月20日，当杨文炳向英国助理军事参赞提出要求给予军事援助时，却被英属缅甸政府否决。并且说：果敢是在中国军队的作战范围内，分发武器是中国司令官的事情。

    缅甸政府准备给他5万大洋，这笔钱是日本入侵时英国人向他租320匹骡子所应该支付的运输费。这笔钱将换成中币给杨文炳，但他拒绝中国钱，因为当时中国钱在果敢不能通用。1942年9月12日，中国远征军在大理的司令官宋希濂通知土司，已经收到蒋委员长回信，承认果敢是英国的属地，杨文炳是英国官员，但中英是盟军，中国愿意为果敢的防卫给予帮助。宋将军还说：6000日军已进犯果敢，他们已经向中国镇康挺进，中国已派出39师到前线，杨文炳要配合39师抵抗日军。宋将军还建议，在这个时期杨文炳应授予荣誉上校军衔而参加39师，杨文炳因此成了果敢自卫队的司令官。果敢部队的干部由中国人担任。

    从盟国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来说，杨文炳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他的要求在英缅政府那里遭到拒绝。杨文炳接着做的是用他自己的钱购买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尽管日本发布了任何人卖军火给果敢将被处死的命令，杨文炳还是从撤退的中国和英国军队那里买到了200条步枪和部分冲锋枪，以及5万发子弹。1942年6月至9月间，据估计，500名果敢自卫队的开销大约是1714800元（当时货币）。在他会见日本人之前，杨文炳将他的家从柞地林搬到6英里外的竹瓦寨。这是一个谨慎的做法。大约2000名中方的溃军在他们返回云南时途经果敢，果敢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吃住所需。杨文炳最小的弟弟杨文雄及其他8人，留守在柞地林。在五月的最后一周，日本人到达柞地林。在滚弄与日本人会唔后，杨文炳就决定抵抗日本人，因为从中国方面获得援助。他途经佤邦，逃到中国。而杨振材从山路返回柞地林，去通知杨文雄，告诉他杨文炳的决心。当杨振材的人到达柞地林时，他们发现杨文雄和日本人愉快地在一起，他向他们展示他的英语。不久以后，他感到情况不妙，当夜就逃到南郭。柞地林衙门留给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看管。当日本人第二次再来时，他们为了取得情报，将看守人严刑拷打，当得不到任何情报时，日本人将煤油倒在他身上，活活烧死。

    杨文炳成为果敢自卫队的司令官，归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指挥。果敢部队与远征军的第七十一骑兵团驻扎在南伞、南里和老街。第一次滚弄战斗发生在1942年8月，果敢部队在50名中国部队的加强下，从小地林和忙卡攻打日军在和尚庙的据点。日本岗哨正在睡觉，果敢部队打死打伤80名日本军和掸族军人，其它躲在和尚亩的日本兵用机枪和步枪反击，打死五名中国军人和一名果敢人。

    在这次战斗以后，日本人重新组织2000多军队向老街和柞地林开来，当他们到达忙卡时，遇到守在那里的200名中国军队的抵抗，打死日军100余人。日军焚烧了他通过的村寨，还烧了柞地林衙门，最后果敢军队配合第9师和第39师的部队与日军发生了多次战斗。通过这些战斗，果敢部队将日本军队挡在怒江西岸，他们再也没有超越过滚弄。这里有个很明显的证明：因为当缅甸通行日本货币之时，果敢仍然流通使用英国人时期的贷币。

    二、苦菜林

    在日本入侵一年后，果敢土司杨文炳应邀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委员长。1943年5月，他在年仅23岁的三儿子杨振声陪同下抵达重庆。此行的目的是报告边境情况，商讨将来的防御战略，但更主要的是向中国政府要求军事援助。因为他曾向英国政府要求过，但被英国人拒绝了。

    土司会见了11集团军司令官宋希濂将军、陈将军、楚雄的将军、云贵监察史李根源，以及英国总领事霍尔（Mr Hall）先生。在重庆时，他们是通讯部长的客人。以下是杨振声对这次行程的回忆：“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宴会，我的父亲坐在委员长的右边，我坐在他的对面。饭后，委员长问我：是否还在继续读书，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告诉他，我在仰光大学读书和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委员长马上叫秘书记下来，并安排我去一所适合的大学去深造。”

    委员长对杨文炳评价很高。为了赞许他在战争中的表现，送给他一套长礼服和短夹克，一把雕刻着“蒋介石”签名的佩剑，一个长3英寸中间镶有一面中国国旗的勋章，一套军服和一些书籍。更重要的是委员长指示：第11、第12集团军给予帮忙，并与果敢部队合作。

    土司在7月间返回果敢。此前，在杨文炳会见宋希濂时曾得到一个承诺，即同意果敢选派一批青年到云南西部的军事学校即大理干训团学习。宋希濂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他有一位很吸引人，而且在音乐方面造诣很高的妻子，美国人很称赞她。13名果敢青年，被送到大理接受培训。后来与他们一起毕业的还有20个中国人。他们回到果敢领导500人的部队。在20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叫做夏雷的湖南人。当日本人入侵果敢时，土司家由竹瓦寨迁移到距离滚弄一日程的苦菜林。它坐落在一个三面依山的山谷，杨文炳即返回这里。

    9月30日清晨，整个苦菜林村子被大雾包围，黎明时，从寨子东南方山坡上突然听到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这个长达1小时的进攻，是由第9师第26团第1营的副营长王华才率领的。土司是第一个被枪声唤醒的人。以为这个进攻是日本人发动的，土司很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显然穿越了岗哨而没有被发现。土司太太在慌忙中，叫醒了他的二儿子杨振材和其他孩子。孩子们马上被他们的保姆以及护卫们带领着，从不同的路线逃跑。土司太太、杨振材、三个弟弟及三个妹妹，在离苦菜林12公里远的凹子寨会合。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跑到离苦菜林12公里的绿水。在逃跑时，土司有一只脚，因跌倒而导致骨折。

    与此同时，在大水塘护国营的果敢部队临时指挥部，在中国少校夏雷及一些下级军官领导的叛乱开始了。他们杀了土司的四儿子杨振祥及其他抵抗的果敢军人。第二天早上，从各方面的报告清楚地知道：第9师第26团第一营的夏雷少校所领导的中国军人和果敢的杨文泰领导了这次叛乱。土司在苦菜林的家枪痕累累。后来得知，事变的主要目的是要铲除土司整个家庭，取而代之。

    这次进攻，完全在意料之外。虽然土司不知道，但这个阴谋早在一个月前即已开始。这个事件是由日本军队到来和中国军队撤退而引起的。1942年5月，当中国的49师和93师溃兵通过果敢撤退时，他们留下了很坏的名声。被认为是设防果敢的39师像蝗虫一样食尽了果敢的一切。当日本人进攻果敢时，他的主力毫不抵抗就逃跑了，仅留下果敢部队与日本人周旋。根据英国地方官员L·R ·Ogden的记载：“中国人保护的只是北边没有敌人的地方。将保卫整个地区的责任留给了土司及其部队，土司其实是在保卫及补给中国部队。”

    果敢向驻防的中国部队提供了米、肉、蔬菜及食盐，先后长达16个月。这是很困难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果敢的粮食还是困难。根据英国官员L·R ·Ogden记录：“果敢1943年所产的鸦片也是被中国军队偷掉，而且果敢人民所有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都被抢走。”在昆明时，5月，土司杨文炳向宋希濂将军作了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宋将军建议土司停止对他的人员的供给，最后他们被撤走。继之，由张金廷将军指挥下的第9师接替了39师和49师。当补给跟不上时，势必出现更多的冲突。

    直到1943年11月间，中国方面起初对杨文炳没有什么指控，但已酝酿着一个动机，就是要将这个统治家族赶走，夺取政权。这样，即可自由抢劫和蹂躏果敢。其次，中国方面对土司的亲英国态度表示反感。还有，他们对土司所说“虽然英国人不能保护果敢，但果敢还是英属土地，任何中国军人如果犯法必须接受果敢司法处理”的说法，也感到反感。

    土司坚持不允许果敢人民遭到中国军队的破坏，这个立场，无疑对那些军纪混乱的驻军是个障碍。所以，这个阴谋就是要扶持杨文泰为傀儡，通过他来统治果敢。这个阴谋的领导人，除杨文泰外都是中国人。高一层的领导是否知道这件事并不清楚，但根据果敢一个下级军官张文书所说：叛变的首领夏雷和杨文泰在事件后并没有逃跑，也许这是他们得到更高一级的支持。这些阴谋者，通过第9师曾与宋将军通讯联络长达1个多月。宋将军是否参与此事，是有争议的。因为他曾经很善意地将杨文炳的事情向委员长报告，也是杨文炳去重庆见蒋委员长的主要安排者。

    宋将军对这个阴谋的认识究竟有多少，以及阴谋策划者是否得到他的同意都是值得怀疑的，也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因为事件的主角们，都已去世。

    土司留下他的亲信杨文惠作为果敢自卫队的领导人，但中国人却委任其弟杨文灿。杨文灿是中国方面委任代替杨文炳的，因为杨文灿比较亲中国。杨文泰向杨文灿求情说：“哥哥，保我！救救我！那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是被迫的。”杨文灿回答说：“不必顾虑，先去见副司令官。”据说杨文泰曾告诉其父母，他没有攻打杨文炳的意愿，但他得到中央的命令（中国），如果他拒绝，整个杨族都会被灭亡。在路上，杨文泰被中国士兵所杀，很像是杀人灭口。夏雷，则是在杨文灿的命令下被果敢士兵所杀。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指挥部内部，也受到他们自己内部斗争的影响。南京中央政府和云南省府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在果敢作乱部队，是官全斌的第39师和张金廷的第9师。21军骑兵团是唯一不扰民的中国部队。

    在内乱之后，杨文炳跑到果敢北部。叛乱者曾经追赶他，但最后还是逃脱了。在逃出苦菜林之后认清了事实，是中国军队而不是日本人袭击之后，杨文炳决定将这件事向住在德党的第9师师长张金廷报告，报告理由是：1943年9月30日，当杨文泰和夏雷……带领着一连中国部队来攻打和抢我……。起初，我还不知道是中国军队引起的，而是想，我们已经受到入侵敌部的机枪和炮火攻打。当时，我将此事通知26团第一营营长An His Shao安世绍少校以及召集我的部队来抵抗，……但是不久我就得到各方面的报告，说明抢我杀我的这一部份人，是有副营长王义汉（Wang Yi-Han）带领的中国军队和其他第一营的部份人员。当知道此事真相后，我想进攻的既然不是敌人的话，与他们开战将会引发误解和产生内战，而我自己也将无法在英国和中国政府的眼中来证明我自己，以得到公正的看法。就因为这个原因，我退到中国境内，寻求上级领导对这个事件的正确看法和裁决。

    在德党，杨文炳被安置在一所房子内，虽然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下，他被应邀出席宴会，得到好的待遇，但不允许他与果敢方面联系。红岩李经猛曾尝试与他联络，中国官员警告他，将会被严格处理。

    在向张将军报告叛乱事件时，杨文炳要求他对他的下属作出适当的训斥和管理。张将军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还不断地骚扰他和向他榨取金钱。杨文炳拒绝了，并要求到楚雄见11集团军。他不断地被张将军和他的部下所威胁。当杨文炳交了300万现金（中国金元券）之后，才被允许前往楚雄。大约11月，杨文炳到达楚雄，他被拘留并被送上军事法庭。对他的指控是：

    1、1942年4月，在滚弄参加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

    2、1942年9月，他派代表出席了日本人在滚弄召开的会议，并给日本人送了20万元英国钱；

    3、杀害抗日下属；

    4、拒绝升中国国旗。

    这是杨文炳第一次认识到拘留他的原因。后来才得知，这些都是张将军对他的指控。当这个事件发生时，英国方面从电报和报告中所收集到的情况是：果敢土司被认为是受到他自己人的攻打。直到1944年1月29日，L·R ·Ogden傲登少校和副领事D·W·Hough，在访问了中国远征军参谋长肖义舒（译音）将军后，他们才知道杨文炳的被捕是与叛国罪有关的。肖将军被一些英国官员认为是在云南的最危险的人，他有仇恨英国人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做后台。

    副领事D·W·Hough说：因为土司是英国的下属，果敢是英国的土地，这个事情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事。中国将军回答说：果敢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土司是一个中国官员。副领事又提出：他在协定中看到，果敢的土地属于英国，其地位没有什么可争议。中国将军对此不认可。肖的观点是对的。直到1960年边界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土司地位未定，中国方面可以提出他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中国军队有权对其提出法律诉讼。这里值得提到：直到1954年中国还对那些原藉华人，不管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他们仍拥有司法权。

    副领事坚持问：他在军队的阶级是什么？肖将军没有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副领事要求中国在案子开庭时通知他，但中国方面不接受。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对杨文炳的事情是更加关注了。

    最初，英国人对果敢事情并不太重视。很明显如1943年，当英国人在缅甸失败的影子还鲜明地留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他们对果敢的关注很少。1943年12月3日， W·L·J·WALLACE缅甸政府国防部一名官员在回复昆明总领事的信中写到：“这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时候缅甸政府对果敢的事务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对那件事，就我所知，那是军队方面的意图，缅甸政府要在这个浑水中钓鱼。”

    无论如何，它被认为“那个事件很明显，可能是中国在这个地区利益的反响。”12月31日，对英国官员来说，“中国在果敢和板弄的企图”就更加清楚了。根据国防部官员说法：“最近的发现，增加了这种怀疑。那就是在与果敢接壤，在缅甸境内的一个华人穆斯林地区即板弄土司的四儿子被中国军队任命为上校，但被控制着以及不敢公开向别人讲。”

    1月29日，杨文炳的一封电报，促使L·R ·Ogden和副领事前往楚雄准备将杨文炳带往昆明。他们被参谋长拒绝，不得与杨文炳会面，并告诉他们这是叛国罪。至此，英国人才真正知道杨文炳为什么被抓。当时，在昆英国代理总领事JohnF·Brewis约翰·F·布鲁韦斯，于1944年2月2日给缅甸总督写了一封关于此事的紧急信函。信中说：“中国方面对土司所提出的叛国罪的指责纯粹是一种捏造。不管事情如何，我不得不想到：中国方面拘留和控告英国属地的头领，而且不事先通知总督或其他官员关于他被拘捕或拘捕他的理由。这是一种不礼貌、不适当的表现。”

    总督接信后表示同感，并于2月15日发电报给英国驻重庆大使霍雷斯·西蒙尔爵士，要求大使“在可能范围内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改变肖义舒的决定，释放土司杨文炳，并由奥登少校为其担保。为了便于事情的解决，可以在奥登少校对其询问之后带往印度。如果土司真的有叛国罪，他将受到一定的制裁。”好可怜的杨文炳啊！

    西蒙尔爵士是一位很有技巧的外交家。2月27日，这个事情被提交给委员长的内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博士。他说对于此事他并不知情，并马上与国防部取得联系通知他们，对此事不能采取极端行动，要等待询问。接着，西蒙尔说：“凭我们的经验，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土司是忠诚的。他对他境内所有住民有求必应；对我们的需求他也积极予以配合。”其次，委员长认识杨文炳这个事实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影响。3月1日，英国驻中国助理军事参赞喀拉克上校接到中国远征军的一个通知，说：在英国军方请求下他们将释放土司。并通过外交部告诉西蒙尔大使，要求英国方面有一个非正式承诺，即在中国军队驻守果敢期间，土司杨文炳不回果敢。如果他回去，他与其弟会发生争斗。

    作为反应，3月13日，西蒙尔大使建议总领事在他会见中国外长时，“应表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释放土司，但避免承认中国方面的指控是正确或合法的。如果外长坚持，应该使他明白英国政府不会接受对这个事情作出过早的判断。因为要我们接受一个未经调查的指控，差距很大。我从未考虑我们会接受这种指控。关于土司返回果敢的问题，纯碎是一件为了顾全面子的事情。但综合考虑，目前回去对土司也不利。”

    2月26日，军事法庭的主要官员尹将军告诉杨文炳：“你被释放了！你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你愿意，明天你可以到昆明去。”

    当杨文炳走出尹将军的办公室时，尹将军的两位副官挡住了他，并将他送往一个叫做吴上校那里，吴上校不让他离开。告诉他，他还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吴上校还向他要钱。起初，土司拒绝了，但后来一位朋友劝他说：“在中国礼物是需要的，不管你有罪无罪”，杨文炳只好将35万金元券交给了4个不认识的中国人，直到1944年4月16日，他才被释放。一位被英国官员派到德党为土司医治受伤的脚，名叫华尔德的医生，对此事所下的结论为：没有罪，但是太富有。”

    三、家  庭

    在苦菜林被攻打以后，杨文炳向果敢的东北方向逃跑，他得到那个地区头领的大力帮助，他们之中有一些是佤族和掸族，也得到红岩绎勐的帮忙。土司太太、他的儿子们，杨振材、杨振勋、杨振徽、杨振来，以及3个比较小的妹子留在果敢。鲁璇珍即杨振材夫人，当时因回昆明娘家不在果敢。杨振声为了完成学业滞留重庆，但事变发生时他被召回果敢。因为德党离慕泰只有几十英里远，又有中国军队驻扎，所以是杨文炳决定要去的地方。当杨文炳离开后，剩下的家人从不同的路线逃跑，当时年仅3岁的杨振来是由他的保姆照顾的，曾有好几天失去联络，不知所向，不知命运如何？

    杨振勋（即大六官）和他的随从向北面逃跑，中午停留在一个小寨休息，这里的村民很穷，但他们还是给这些逃难的人吃饭、喝水，吃黄瓜。在劳累一天之后，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不久，家人们在杨经猛居住的邦永户绿水会合，这是一个愉快的团圆，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逃难的故事。使土司太太更高兴的是：她装满珠宝的手饰盒，原封原样地被一个诚实的傈僳孩子交还给她；杨振来和他的保姆不久也与家人团聚。愉快的团聚钩起的阴影是杨振祥之死。他21岁，是弟兄中最英俊的一人，不像他的两位哥哥杨振材、杨振声，他没有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而是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和军事感兴趣。杨文炳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在果敢的未来，发挥领导作用。他的死对整个家庭是一个不可比拟的损失。

    因为想到果敢不安全，整个家庭决定跟随杨文炳去中国。在他们去中国的路上曾被叛乱者跟踪，但得到附近地区少数民族头人的保护和帮助，到德党与杨文炳会合。在这伙跟踪追赶他们的反叛人员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就是（yang-Guo Gyi）。在德党及之后在楚雄，杨文炳的家属与杨文炳一样都曾被中国官方拘留，当时，杨文炳只能秘密与他们联系。当杨振材能够自由活动，能够向英国人表明身份，帮助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得有关消息时，其他的家族成员，比如住在大理的杨振声和杨文雄也接受了英国人的采访。通过这样，英国领事馆才逐步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当杨文炳被释放后，英国使馆对整个家庭给予保护。在昆明时，总领士在领事馆范围内给他们安排了幢适当的房屋，他们开始成为英国政府的客人。大使馆还给了土司太太蒋淑敏一些优惠待遇，比如外出派车送，并安排尼泊尔人做护卫等。出行时，护卫们走在前头，他们所穿皮鞋在石板路上发出的清脆声，在昆明狭窄巷道上回响，成为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特别记忆。插着英国国旗的大使的坐车，吸引着众多路人的目光。但当车门打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身着中国传统服装、足登三寸金莲绣花鞋，带着一群脏兮兮的孩子的土司太太时使人们惊呆了。

    土司一家在昆明1年。这期间，他们有机会拜会了在昆明的一些亲戚，与昆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大的孩子，比如杨金秀、杨金萍和杨振徽开始到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杨金秀的朋友中，有一位周国芳，战后多次到过果敢，在果敢遇到杨振声，最后与杨振声结婚。

    杨振材常常被邀请到昆明国防俱乐部，在那里他遇到了云南社会中的精英。鲁璇珍的三姐，嫁给了李吉，当时，李吉是云南省主席的副官。战时的昆明，很少有人拥有汽车。但是，对于李吉和杨振材来说，则每人拥有一辆新款的漂亮汽车，常常被看见停在狭窄的肖明营巷第8号鲁绍贤的住宅前面，邻居们对这样的炫耀无疑会予以种种评论。

    1949年，革命到来时，鲁绍贤和张悟娴成了被送去再教育的对象。李吉被关押、被打和被羞辱，沦为推手推车的搬运工。尽管如此，他熬过了那些岁月活下来了。现在，他是一位80岁的老人，乐于享受拉他的二胡。离他4户之远，就是第8号，是中国朱德将军的旧居，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名，从英雄所在的墙上写着的大字，说明了这一点。

    杨文炳和他的三儿子杨振声于1944年4月27日乘坐皇家空军飞机飞往加尔各荅，由于飞机座位有限，其他家属成员被分批运送。下一批跟随去的有杨振材和鲁璇珍，鲁已怀孕5个月；杨文雄及他的妻子；杨振徽和杨金萍。著名摄影师西塞贝特顿对飞越驼峰的描述如下：“没有旅程会比这更危险和更困难。如果驾驶员迷失了方向，将无法从地图上找到航线。这条航线被云雾包围，撞机事件经常发生，而强烈的带电风暴会将飞机毫不仁慈地点燃，使乘客们发出惊恐的叫声，就象将他们抛上2000英尺高一样，或比这更糟，然后再将飞机像投一个石头一样的投下来。好像是没有更多的空间让你去回旋。”

    驼峰，在15000英尺的高山上延绵展开，要求驾驶员在17000—20000英尺的高度之间飞行，乘客们有时需要氧气。因为土司太太有高血压病，她与孩子们被留在昆明。

    在印度，土司家属先住在加尔各答派克街、但因为那里的气候太潮湿，不适合杨文炳居住。他们之后搬到大吉岭，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少数中国人家，社交活动几乎没有。继之，又迁到卡林蓬，这里是印度、西藏和钖金公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商业中心，商品多数是通过马帮运来的。街天，可以看到印度人、中国人、尼泊尔人以及钖金人，大家在活跃地从事贸易。在这里，有从山上吹来的凉风。其自然环境与果敢山区相似，适合杨文炳居住。

    在杨文炳离开之后，英国人采取了在果敢树立他们的权威的步骤。但却很小心地不去弄皱中国的羽毛。杨文炳不在时，中方委任了他的弟弟杨文灿为土司。英国人承认杨文灿，表示接受中国对果敢行政的干涉。

    围绕着这个问题，缅甸总督发给西蒙尔爵士一封电报，建议：“我们永远激烈反对（中国对果敢的干涉），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果敢土司杨文炳正式的承认：他弟弟的土司职权是临时委任的。”这将让杨文灿可以帮英国人之忙，杨文灿也表示亲英国的态度，但由于中国方面的恐吓，他无法自由行动。

    果敢事件，迫使英国人认识到：在那些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需要有中方能够同他联系，以及地方头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指示的负责任的英国官员。在没有英国人存在时，地方头人会倾向中国而寻求保护，甚至产生可怕的后果。

    早在1944年，盟军就计划重新收回缅甸和果敢，由于果敢是个没有日本人的地区，它是一个理想的收集情报的基地。英国人有两个目的，在果敢重新建立他们的政权，以及利用果敢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摩络伏尔中校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在果敢建立一个安全基地，招募训练有限的当地人，收集一切需要的情报，特别是对跨越怒江进入缅甸的工作小组所需要的情报。

    当中国人是果敢的统治者时，这些任务将不可能实行。在新德里的司令部，于是建议东南亚指挥部：第一是委派一名政治官员到果敢，代表缅甸和东南亚指挥部（S·E·A·C）；第二是派伏尔中校掌握果敢自卫队。采取这个步骤，是在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敏感以及当地的态度之后决定的。结果，情报系统的柯·贝克中校，被皮尔斯少将任命为总事务官，他直接向新德里负责；他通过临时土司杨文灿间接管理果敢。

    在印度的时候，杨文炳有机会向英方说明中国对他的指控。对于他的报告，英国政府作了调查，英属缅甸政府对杨文炳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结论：“一般地说土司所讲的一切，都被驻昆总领事的记录所证实。对于土司在这个事件中的处境，我们是完全同情的。正如土司所云，他是被中国有关人员抢劫和污辱，失去了一个儿子和大笔的财富。”

    还有奥登少校的报告中说：“……土司被中国方面深深地误会了。主要是因为他忠于他的人民和我们……皇帝陛下的政府。应该问清土司的损失，对他有所补偿。其中损失的钱财，并非很多，可能在500—700万中国币之间（大约合100万卢布或8300英镑；二战时兑换率为16个卢布换1英镑）。如果他从我们这里得到公正，将不需要迫使中方归还从他那里敲诈去的钱财。”

    在对杨文炳赔偿问题上，英国政府有不同看法，但同意授予杨文炳英帝国勋章，仅颁发时间暂缓。对杨文炳最好的嘉奖是从奥登少校那里得到的，他在报告中写道：“值得怀疑的是中国是否能够产生6个同样地位的家族，他们自愿地为赢得战争做了那么多事。”

    四、重返果敢

    1945年8月20日，杨文炳在其子杨振材陪同下在西姆拉拜会了缅甸总督雷金纳·多曼、斯密特爵士和他的助理毕尔思先生及副助理奥登少校。总督情绪很好，因为5月3日仰光被收复，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土司返回果敢的问题。当时果敢的情况已经稳定，中国军队已撤出果敢，留在昆明的土司太太及家人均已返回果敢。代理土司杨文灿也表示：欢迎土司太太返回果敢。同时，希望土司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回到果敢。1945年底，在日本投降后，杨文炳在他的家人陪同下回到了果敢。1946年8月1日在仰光的英属缅甸办公室向伦敦报告：“英国地方行政官员和土司杨文炳已官复原位，重新被安置好了，果敢已处于英国管辖之下。”

    在回果敢的途中，土司看到了战争带给果敢的破坏，果敢的一般民众及富有的人家都受到财产上的损失，特别是一些人民和战士，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更为可贵。

    土司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在1945年前即回到果敢，柞地林的房子已被烧毁，虽然已重新修建，但已经只是昔日光辉的一个影子了，全家人只好暂时住在竹瓦寨。在1945年—1948年之间，果敢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于它在二战中的记录，果敢被从兴威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有地方自治权的真正土司邦。在这个基础上，在新成立的缅甸联邦政府中，杨振材和杨振声成了国会议员，杨振材还兼有掸邦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在国会内，果敢力争公民权。原来有关果敢的问题通常只是在邦一级讨论，现在则可以直接拿到国会上去讨论了，这对果敢的政治地位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提高。1947年，杨文炳在仰光的一个授勋仪式上被授予O·B·E大英帝国勋章。这对于一个在缅甸的汉人来说，在那个时期是一件罕有的事。在他回到果敢以后，果敢举行了二战结束和得到勋章的盛大庆祝。

    庆祝活动以阅兵式开始，接着是开运动会。看着青年男女们涌跃参与庆祝活动，杨文炳感到他对他的人民和他的家庭尽了他应尽的责任。

    1948年1月4日，缅甸获得独立，当政权交替之后，果敢又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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