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果敢、华人社会的汉奸文化

七环一星 · 发表于 2015-7-29 02: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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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果敢、华人社会的汉奸文化

2015-07-29

作者：果敢天子
在2015年2月10日彭家声发表《致世界华人书》的25天后，3月5日“缅甸果敢自治区主席”白所成也发表了《致彭家声的公开信》，内容如下(节选)：
家声前辈：
　　此刻的果敢，战火纷飞、残垣断壁，此刻的果敢同胞，惊惶凄苦、流离失所。身为一方行政长官，看治下同胞苦难于此，我白所成痛心疾首，欲哭无泪。
　　忆往昔，前辈主政果敢时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带领同胞争族权、行自治、除毒魔、谋福祉，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然则前辈主政后期，在有些方面多有放任，直至纵容，以致渐酿恶果。
前辈视我白所成力担道义于不见，颠倒黑白，多次诬称我为“内奸、叛徒”，挑拨仇恨。我虽有万千冤屈，却念及昔日情谊，也相信前辈是一时违心所言，遂不屑反驳，听之任之，惟有藉此自我鞭策，将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无奈偏偏此时，前辈竟携部来战，打着民族大义之旗号，声称要“光复果敢”，将我果敢之地卷入战火。众所周知，我果敢今日之自治程度，并不输于前辈治下，我果敢同胞今日之生活境遇，早已胜过历史任何时期。
　　历史的车轮再不会回到过去“家天下”统治时代，今非昔比！在此，我白所成奉劝前辈，真要讲民族大义，唯有直面果敢现实，抛弃战争，回到和平、正义之轨道，与联邦政府和解，争取宽大与谅解。
2009年8月，白所成在“88事件”中与缅军联手打垮了彭家声，担任了“缅甸果敢白治区主席”，堪称为“果敢的汪精卫”。作为回报，缅军政府承诺保证让果敢保留武装力量，拥有高度自治权利。然而，2011年12月，缅军政府突然下令白所成政府上缴500支枪支，并解散了“果敢自治区”所有司法部门。同时，缅军还向果敢伪政权各军政要员家中派驻武装人员对其进行“保护”，进行变相监控。事实上，缅军对汉奸政权同样不信任，白所成悔之已晚。
白所成无疑是果敢头号大汉奸，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还是大量的小汉奸：2.9战事之后，有果敢农民为了200元一天的酬劳去给缅军引路攻击同盟军阵地;南天门战役时，有果敢农民夜晚去南天门山腰给缅军打信号弹指引炮兵目标; 有果敢汉人受缅军指使渗潜入南伞难民营胁迫难民回果敢;更有果敢汉人指认同盟军家属交给缅军，待缅军将其抓走后再霸占其房产;大量果敢及云南汉奸文人在网络上替缅军粉饰太平，诽谤援助同盟军的人士;白所成之子白应能在中国境内雇汉奸招募雇佣兵,人数达百余人。
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南京保卫战中，每到夜晚就有汉奸用火把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炮兵阵地、桥梁等军事目标;在日军进驻南京的第一天，沿街大量商店就自发挂起了太阳旗和“欢迎皇军”的标语,大量百姓站衔摇旗欢迎皇军，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30万市民被屠杀。
带领鬼子追杀杨靖宇的就是他曾经的部下，直接射杀杨靖宇的是当地号称“锁喉枪“的中国猎户;四行仓库英雄团长谢晋元不是死在日军手上，而是被汪伪收买的他的部下、四名中国士兵群刺而死;当下为缅军歌功颂德的缅甸中文“果敢在线新闻网”和“果敢网”的总编都是纯正的中国人，他们不是不知道发生在果敢的缅军暴行，也不是不知道白所成的卖国行为。
1642年6月，拥有13万大军的大清臣子洪承畴被清军生擒，从顺治元年多尔衮入关开始，洪承畴为清军平定天下立下奇功。清军初定北京，洪承畴即仿明朝制度恢复内阁，使满人迅速形成掌控大规模人力、物资、军事动员的政治基础;洪承畴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身份协助多尔衮迅速稳定北京及华北局势，并迅速挥师南进;顺治2年，洪承畴获得“便宜行事”的大权，时值黄道周、金声等募兵十万抗清，在多尔衮与吴三桂南下、完全有条件成功反清的情况下，洪承畴仍死忠大清新主，分别将黄道周、金声击败，擒而杀之。可以说，没有吴三桂大清无法入中原，没有洪承畴大清无法坐中原。　　
1939年1月，民国的“洪承畴”汪精卫答记者问时首提“汉奸逻辑”：“今人说抗战就是一切，那么，抗日是目的了，然则为什么抗日呢？是为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才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前年七月为什么主张抗战呢？为的是不如此不能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为的也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
”
1939年3月，汪精卫在《复华侨某君书》中将“汉奸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
2015年5月，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李晨阳在《缅甸果敢冲突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说(节选)：“如果因为果敢人是汉族，与中国同根同族，就要用强硬手段保护他们，这无疑将加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嫉恨。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发挥华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牵扯到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1960年中缅签署边界条约时，果敢的归属权没有发生变更。无论如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条约，不能自我否定。总之，中国还要增强国际法的观念，不能因为实力强了就想反悔，否则会导致中缅关系出现历史性倒退”。
李晨阳以上言论有这样3层含义：1、为避免周边国家对中国猜疑嫉恨，当华人遭屠杀时中国必须袖手旁观;2、在一带一路中，中国既要利用华人达到目的，又要避免华人因助力中国而遭所在国打压时产生的拖累和包袱，只要华人对中国创造利益，不承担国家对华人的责任；3、中国必须承认历史上一切已签字的平等和不平等条约,如中国曾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划归日本，因此收复台湾就是自我否定，不能因为抗战胜利了、实力强了就推翻《马关条约》。
李晨阳的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发挥华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牵扯到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试问，如果没有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又怎么会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句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政府既要充分动员海外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同时又要想办法避免承担华侨青年战死后的一切丧葬及抚恤费用”。
2000年7月，中塔吉三国签署了《中塔吉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中国在西北边界谈判中争取回来的土地包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谈判取得1300平方公里，与吉尔吉斯斯坦谈判取得1200平方公里，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谈判取得1200平方公里。2009年，中国实际收回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共计3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按照李晨阳先生的观点，这3700平方公里土地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归沙俄了的，中国已经签字承认了的，因此，2000年时的中国不应该利用强大起来的实力再重新收回来，尤其是不应该在苏联解体后与三个小国分别谈判，这是大国以大欺小，分而取之。为什么苏联强大统一时中国不收回，苏联刚一解体，中国就逼着三个小国割让3700平方公里土地？这不明摆着以大欺小吗？俺李晨阳和安倍晋三一样，就是看不惯中国的霸道无理，不能因为当今中国实力强了就推翻1864年白纸黑字盖了章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因此，俺李晨阳主张2015年中国把2009年收回来的3700平方公里土地再还给哈、乌、吉三国，恢复《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如果没有日军侵华，汪精卫的整套政治哲学思想就无法与外敌对接，因而也就戴不上汉奸的帽子，因此，在国内必然会有成万上亿“粉丝”，极少会有中国人批判他。当今中国很多高级“公知”的“和平主义思想”就是因为没有外敌入侵，无法与外敌对接，因而戴不上汉奸的帽子，在国内就有成万上亿的“粉丝”，拥有极大的市场,这实际上就是“潜汉奸群体”。一旦外敌入侵，“潜汉奸群体”就迅速转为“明汉奸群体”。历史上所有“明汉奸群体”在外敌入侵之前都是“潜汉奸群体”。
可以预测,如果2015年日本再次侵华,中囯的“明汉奸群体”人数决不会低于300万,而那位北京大学“潜汉奸”博士就是“新皇军翻译官”的最佳人选，至于李晨阳会扮演何种角色不便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会反对对日胜利反攻时趁势一举收复钓鱼岛和硫球群岛，会反对胜利后中国驻军日本，会反对胜利后中国向日本提出巨额战争赔款，会反对驻军日本的中国军队炸毁靖国神社。
李晨阳永远都只主张承认割让国土而不主张收复国土; 永远都只主张让权和忍权，而反对扩权和夺权，是永远的“和平主义思想”者，永远是“李云龙主义”的反对者。
1945年日本投降时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万，加上伪满军、伪满警，总数在300万以上，而日军在中国战场总兵力135万人,日军与汉奸之比是1:2.2。所谓抗日战争,我们实际上是在用三分之二的军力对付中国人，抗日战争应改称为“抗汉奸战争”。
中国人普遍缺乏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中国历史上不乏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周佛海之类奸人; 明朝戚继光抗击倭寇，所抓倭贼中每10人中有7人为中国人。中国盛产汉奸，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当今中国，只要有人说何处是中国故土，立即就会有正牌中国国籍、拿京城某某“社科院研究中心”或京城某某“学院研究中心”俸禄的专家跳出来引经据典说：何处何时已划为“某某国”领土，受国际法保护了，别老想着要收回来。所引之经典较“某某国”领土问题研究专家更为专业。
当代全球头号大汉奸石平,196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赴日留学，2007年入日本国籍，更名石平太郎，与一位日本女性结婚，发表著作《我为何抛弃中国》、《中国大屠杀史》。2012年8月,石平在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忙于南海和国内事务，中国海军实力不如日本自卫队，中方目前不会采取武力夺取钓鱼岛，因而对于日本而言“机会就在眼前”,主张日本立即出兵攻占钓鱼岛。石平著名语录：“出生于中国是我一生的遗憾”;“我为能成为日本人而骄傲”;“中国人就是人类中的病毒。”
几年前笔者在珠三角一家大型集团企业任副总裁,一次董事长召集项目论证会,讨论与日本某高校、新疆某企业三方合作投资北疆天山的一个新开发项目,由于有日方代表在场,公司安排一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日语流利的业务经理进行同步翻译。介绍完项目后,董事长说,合作方公司创始人是热比娅,而热比娅后来坐了牢，受了很多苦,历经重重磨难,释放后出了国,与达赖喇嘛成了朋友。那充满深情的语气和神态仿佛是在告诉大家,热比娅是他的妈、达赖喇嘛是他的爹。董事长发言结束后,除我之外,大家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一家大型集团企业会议室发生的事情,全体企业高管与日本人一起给卖国贼和国家分裂主义者热烈鼓掌,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感和是非观。
会后，我问那位鼓掌最起劲的35岁的北京大学博士生,“你知道热比娅和达赖喇嘛是谁吗?” 博士答“太知道了”。我又问“那为什么你还那么猛烈鼓掌?” 博士答“为了让老板高兴一下嘛,大家都鼓掌,又不是我一个人,再说了,热比娅和达赖喇嘛又不是什么坏人,人家日本人都鼓掌了。”我愣住了，这就是中国最高学府培养出来的最高学位者:只有满腹学问，没有最基本的良知;只会娴熟的日语英语,忘了中国人的母语;只会投资利润分析,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有“让老板高兴”的奴才心理,没有基于正义的爱憎情感。如果明天日本鬼子举办“皇军占领钓鱼岛庆祝大会”,他大概也会热烈鼓掌。
我只感到心痛,痛疾当今中国社会风气的堕落、民族精神的丧失和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完全失败,中国的最高学府和现有社会文化环境培养不出具有独立意志、自由人格、理性精神和民族信念之人才,反而培养出大量的奴才与汉奸思维者，这种现象甚至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行为。
2011年，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50万为日本侵华开拓团5000名亡者立碑招魂，墓碑豪华程度远超过当地抗日英雄纪念碑。墓碑建成后，每年都有大批来自日本的开拓团后代前来凭吊，为死去的侵华前辈鸣冤招魂，墓碑一年四季祭鬼烟火不断、乌烟瘴气，方正县成了中国境内的靖国神社。再过一万年，韩国也不会为日本开拓团亡民建墓；再过一亿年，以色列也不会纳粹战犯立碑。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华人社会迄今仍有一种抹不去的“汉奸文化”。那么，“汉奸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历时千年至今还有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呢？
中国历史3000年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皇权覆盖社会一切层面，不是“大政府小社会”，而是“大政府零社会”，除唯一的皇权之外，整个社会没有欧洲式独立的宗教势力、商会势力、庄园势力和企业势力，甚至没有自成一体的知识份子团体势力，没有任何人有皇权之外的任何利益。天下只有朝廷这么一个雇主，之外再无任何选择，于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就不是事物的是非黑白，而是皇权的好恶。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理性之分析、个人之权益都不存在。
一开始，君臣双方都要求臣子忠于国家民族，但在集权体制下，国家民族与皇权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臣子被杀往往不是因为对国家民族不忠，而是因为太忠，因为忠于国家民族，敢于提出独立意见，有悖于皇上意志和皇权稳固，往往以杀身而收场。于是，忠臣越来少，见风使舵与变节者越来越多，为滋生汉奸创造了政治环境。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最高价值不是国家民族、不是公理正义，而是皇权稳固和功利主义。在皇权稳固的前提下，君皇也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民族、顺合理义的好事，而一旦皇权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的一定是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在此大环境中，朝廷官员和黎民百姓心中的最高价值不是国家民族和公理正义，而是皇权稳固和功利主义。
为了维护极权统治，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残忍度为世界之最：商纣王发明“炮烙”之刑，秦始皇活埋降卒、儒生；吕后将刘邦宠姬剁去四肢割去舌头，挖掉双眼装入坛中；汉武帝阉割司马迁；朱温将成千上万的“清流”投入滚滚浊流；明太祖剥皮实草，将功臣名将屠戮殆尽，还发明“腹非”罪名以杀臣子；朱棣灭方孝孺十族，并将其妻子女儿送往军营为妓。就象昨天的伊拉克萨达姆和今天的北韩金正恩随意处决军队高官一样，暴君们无所不用其极，明君们杀人更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专制政治大环境下，凡有一丝独立自由精神之火都会立即被皇权扑灭，而当个人成功的所有道路全部被堵死、只能依靠皇权才能存活时，当文字狱和社会监控无孔不入时，为官者与民众便失去了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他们面对皇权苟且偷生、毫无道义、厚颜无耻、屈服强权，刚开始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则形成固定的奴才性格。当外敌入侵时，人们的奴才性格决不会一夜之间变为英雄性格，而是以更极端的奴才行为去讨好新主子，于是，成千上万的汉奸出现了。
被推翻的前朝皇帝很难责怪旧日奴才们卖主求荣、投降新贵，因为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他自已。对奴才们来说，既然国家民族和公理正义都不重要，拥护主子的唯一理由只是自已能存活下去，那么，一旦拥护旧主子不能让自已存活下去时，投降新主子就再自然不过了。人只要失去了独立自由精神，在自家主人与外来主人面前都是奴才;不可能要求一个在自家皇上面前当奴才的官员在外敌面前转而当英雄;只有敢在自家皇上面前仗义直言、以理义为最高价值的官员才会在外敌面前当英雄。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反抗暴政的自由意志和社会机制，由于施暴者高度极权，绝大部份读书人都站在施暴者一边，为其凶残粉饰掩盖，为其屠戮寻找正当性。“明汉奸群体”们弃旧主投新朝所带来的荣华富贵对一旁观看的“潜汉奸群体”们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由此，“汉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成为潜藏在热血志士慷慨悲歌背后的阴暗面。
“汉奸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结果，义士为义而死，奸人为利而活，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大环境就是把“潜义士群体”变成“潜汉奸群体”，再把“潜汉奸群体”变成“明汉奸群体”。“汉奸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官场黑暗和上层人物投敌变节，而是普通草民社会的敌我黑白不分和苛且偷安，贪前眼小利而忘民族大义，在大是大非面前，整个民族和社会没有对错黑白的基本价值判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在珠江口与清军舰队炮战，两岸数万百姓竞相观看，当清军船舰被英舰炮火击沉，清军士兵纷纷跳水时，两岸百姓纷纷鼓掌，发出热烈欢呼。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淡水发愁，百姓们争相将蔬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英军统帅巴夏里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便问随军中国翻译，翻译回答：“国不知有其民，民亦不知有其国！”
1941年，当戴笠的军统人员潜回汪伪南京发展当地“抗日特务”时，得到的回应大都十分冷漠，尽管4年前30万同胞被杀是活生生的反日理由，但是，很多“被发展者”还是对“发展者”说，“现在南京的大米和猪肉价格都比日本人来之前要便宜，小偷和乞丐也比1937年以前少很多,街面卫生比以前好了很多，工厂薪水也比蒋委员长在时要高，为什么还要杀日本人？”
   同样，在现在的果敢、缅北、云南乃至全中国，并没有形成“同盟军爱中华、白所成是汉奸”的全民一致共识，相反，很多果敢当地华人及云南地方官员还把白所成执政六年取得的一些经济成就作为“白所成就是好”的理由进行宣传，网上大量五毛汉奸为白所成歌功颂德，“汉奸文化”在果敢、缅北、云南仍在顽强地散发着浓浓的卖祖卖国气味，初一闻，味道还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