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的果敢 ——2018中緬邊境果敢難民生存困境 李華剛
2015年2月9日,缅甸北部地区爆发果敢同盟军与缅政府军的“二九战争”,一个月之内,10万果敢华裔难民涌入中国;云南临沧地方政府搭建了7个难民营,果敢难民一半在中国云南地方政府搭建的难民营内,一半零零星星分散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
麦地河是中国镇康县和缅甸果敢边境线的界河,果敢战事爆发后大水塘、芒罗、南郭、小蚌塘等数十个村寨的果敢华裔百姓几乎全部涌入麦地河中国一侧避难。
刚开始,难民都被安排到中方一侧的镇康县麦地河难民安置点,后来,由于中方一侧难民营人满为患,一部分就只能在果方一侧住下;中方一侧的由中国政府提供人道援助,而果方一侧靠果敢志愿者以及外界援助维持生活;有点经济实力及在云南有亲戚的难民,一般都不会待在中方设的安置点内,要么自租房间,要么投靠亲戚。
与中国官方安置点比起来,散落在中缅边境山区地带的难民生活条件更艰难一些;在离南伞镇约两个小时车程的麦地河,果敢难民涌入麦地河边山谷,难民们用竹子、树枝和草搭起简易庇护所;中国红十字会则送去食品、药物和饮用水。
2016年初,云南地方政府陆续拆除难民营,难民一部分在缅占区白所成政府用尽手段后被逼返回果敢,一部分迁移到佤邦和猛拉,一部分散落到中缅边境一带;至2017年初,难民总数下降为3万人;截止2018年8月,仍有1万多名果敢难民滞留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至今,“二九战争”已经过去三年时间,1万多难民生存状态如何呢?
中国境内的果敢难民营 这1万多难民中的一部分人是同盟军的家属,由于此原因,他们不敢回家;另一部份人在果敢老家的房屋耕地被缅军霸占,原因是缅军为防堵同盟军,在中缅边境划出一长条约700平方公里的“隔离带”,在“隔离带”埋设大量地雷,人员无法居住。
果敢难民在中国境内搭建的窝棚 由于难民营被撤销,中国境内的果敢难民只好自己解决栖身之处,他们一部份人在中国有亲戚,可寄住亲戚家中;而没有亲戚的则在靠近边境的荒山上搭建个简易窝棚栖身。
69岁的果敢难民杨顺开是原果敢土司杨振材的远房亲戚,家住果敢“猴子洞”村,距边境线2公里;2015年3月11日猴子洞村响起枪炮声,杨顺开看见炮弹炸起寨子里烟尘滚滚,便携家人与村民们一起逃到中国云南临沧耿马县的大水桑树村。
对于要不要接受缅甸边民?大水桑树村中共党支部事先开了一个会,讨论结果是全部接受。村党支部书记事后对记者说:“从感情上说不能不接受,村里几户人家都娶了果敢的婆娘,两边都是亲戚,不接受就要骂翻天。”
中国境内果敢难民儿童
中国大水桑树村与果敢猴子洞村相连,两边村民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人种相同,平日里你来我往,相互通婚,根本不需要什么过境签证;两地之间只有几块界碑,并无“三八线”那样的铁网,跨过界碑,3分钟就到了亲家屋门口;两边村民没有“中国人或缅甸人”的概念,彼此视为一家,唯一的区别只是一张身份证而已。
2月10日,中国大水桑树村一下子涌进了900多果敢边民,是本村村民4倍;首先,住处成了问题,有亲戚的住亲戚家,没亲戚的住村委会和党支部办公室;杨顺开在中国没有亲戚,一家人就在党支部会议室里住下了;但党支部只有几间小房,住不下全部难民,这时,政府运来了帐篷,总算把果敢边民住处解决了。
3月13日缅军战机进入中国领空,在大水桑树村上空扔下炸弹,造成5死8伤,杨顺开被炸伤,是伤者中唯一的缅甸边民,遂住入中国医院免费治疗。
果敢边民们住下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发放救济粮;一个月之内,杨顺开一家8口人领取过三次大米;蔬菜肉蛋则由大水桑树村中共党支部免费供应,由于大家平日里都是亲戚,蔬菜肉蛋按人头不定时发放,从村委会台帐上支付。
2015年2月14日,云南力帆时骏集团车队奉董事长马伟亮之命,满载救援物资从集团所在地大理出发,前往果敢难民聚集地临沧市南伞镇,给难民们送去价值上百万元的食品、药品和被服; 云南力帆时骏集团送去救济物资
上海沪申护生佛教慈善总会大米
2015年5月22日, 江苏企业家陈光标率公司员工开着几辆货车来到南伞,向难民捐助75万元食品,并亲自动手卸车干活; 陈光标向果敢难民捐75万元食品
“汉人帮汉人”----为果敢汉人捐物的国内汉人
此次对果敢难民的救助,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及中产阶级成了主要支援力量;大量民间组织成立起来,募集资金送给难民,同时征集大量衣物;一般国内城市家庭每年春节都有一些旧衣物要处理,于是,这些衣物被中国民间志愿者收集起来,装车运送给果敢难民;由于送来的衣物太多,难民们三年来无人自己买过衣服。
那么,己经不愁穿衣和栖身的难民们又靠什么生活呢?
生活在边境线一带的果敢难民大都以给中国边民打工为生,砍甘蔗、割橡胶、盖房子、耕地、收割;以砍甘蔗为主,每砍一捆甘蔗可以赚到1.5元,熟练者一天可以砍30捆左右,一天能赚五六十块钱,比起在果敢时的收入只多不少。
有一些手艺和本事的难民不愿意砍甘蔗,则进入云南临沧或昆明受佣于企业老板,薪酬自然比砍甘蔗高得多;由于一张华人面孔和一口中国话,走在昆明的大街上,谁知道他们是缅甸人?至于入职企业所需要的中囯身份证,花50元买一个就行了。对于果敢人的“假中国身份证”,企业老板、居委会大妈和警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手足同胞嘛,为什么要为难他们?这是云南一般民众的潜规则。
中缅边境云南临沧地方政府对待果敢难民态度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南部的耿马县对待果敢难民冷漠而敌视,北部的镇康县对待果敢难民友善而扶助。
2016年3月4日中午12点,安置在临沧市耿马县中方一侧的果敢难民营,被耿马县中方工作人员强制撤销,并要求在中方一侧的果敢难民必须在3天之内迁移回果敢境内,因果敢战事尚未平息,返乡面临着诸多风险,难民无人愿意回家。
2016年5月12日果敢难民在中缅边境被强拆的避难屋
2016年5月12日,云南临沧市委书记李小平下令对在中缅边境110至119界桩的果敢难民进行驱逐,在难民们因无处可去而不肯离开的情况下,政府官员采取恐吓、强拆、火烧难民房等方式逼迫难民们最终离开。
2017年4月5日,云南耿马县孟定镇开始大量驱逐尖山村地带果敢难民,当地民兵逐户通知难民,要求他们在4月15号前必须离开尖山村;至于去哪里,难民们被告之:“爱去哪儿去哪儿”。
2017年5月18日,耿马县孟定镇武警、边防派出所、缉毒大队,民兵大队等部门将尖山村地带栖身的果敢难民强制送往果敢缅军占领区,由果敢白所成伪政府派人接收,一时间大人哭孩子叫。
2008年,果敢人民为四川省汶川地震灾民捐款111万元,捐款人正是如今这些被驱赶的难民。那么,受驱逐的果敢难民们最终到哪里去呢?一部分果敢难民被迫迁回果敢缅占区,一部分迁到佤邦,一部分迁到北部云南镇康县;而镇康县地方政府对难民基本上采取一种接受和资助的态度。
截至2018年6月,中国境内果敢难民的“吃、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迄今未出现难民乞讨现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孩子入学问题;二九果敢战事爆发后,果敢学校几乎全部停课;战事稍事停顿后,果敢缅占区学校逐渐复课,而外逃难民儿童则全部失学。
难民失学儿童可分为四类:家庭条件好的可送到云南中国学校入读;入读中国内地志愿者开办的边境“难民学校”;回到果敢缅占区学校入读;什么办法也没有,孩子干脆不读书。那么,如果回到缅占区学校读书又会怎样呢?
2009年果敢“八八事件”后,缅甸军政府在果敢强制推行缅文教育,强迫缅文教育甚至扩展到幼儿园;2016年5月30日,果敢缅占区“缅文幼儿教师培训班”在老街市第二中学开班,184名学员参加此次培训;缅军老街军分区司令佐佐乃强调“果敢人应从小普及缅文教育,从娃娃抓起”;果敢缅占区伪政权的“果敢电视台”每天有一个“缅语10分钟”节目,强迫汉族百姓学习缅语。
2016年10月,果敢缅占区中小学数学、英语全部改用缅语授课;在缅军佐佐乃授意下,果敢缅占区政府分批派遣大量中学生到曼德勒学习缅语。 缅占区果敢电视台:缅语10分钟 缅占区果敢伪政权缅文幼师培训
2015年“二九”战事后,大陆民间组织“华夏互助会”模仿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方式,由香港、深圳、广州、北京四方民间力量在尚未被缅军占领的果敢红岩及云南耿马创办数所难民小学,将果敢失学儿童集中起来统一教学,教材全部采用中国大陆小学课本。
2016年12月1日,云南省耿马县孟定镇政府派人来到中缅边境的果敢难民小学“果华第一小学”,欲拆毁该学校,学校共有183名果敢难民学生。
从中国江西来的支教老师郭伦锋上前对拆迁队带队的警官说,“警官先生请稍等,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今天还有最后一堂课,等我们上完之后你们再拆可以吗?”
警官示意手下人停手,十几个壮汉持铁锤、斧子虎视眈眈地站在教室外面喘着粗气。
郭伦锋老师走上讲台孩子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最后一堂课,今天讲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此情此景,令人想起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普鲁士占领法国阿尔萨斯,占领军命令学校禁教法语改教德语,阿尔萨斯一所学校的法国师生流着眼泪上最后一堂法语课。
郭老师的“最后一课”上完了,警官高喊,“动手!”十多名打手一拥而上,在百名果敢边民及学童注视下,学校的篷布屋顶被掀翻撕烂,课桌椅被扔在户外,黑板被踩踏,竹篾墙被推倒,蓬架支柱被拔起,蓬顶栋梁轰然倒塌。
1935年北平大学生有一句风靡全国的名句,“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2016年,这句话变成了“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同胞书桌。”郭伦锋老师说,“我以前总是提心吊胆,怕他们拆我们学校,现在上课反而放下心了,因为再没什么可拆了。”
“果华第一小学”被拆毁之后,孩子们转移到“果华第二小学”上课,于是,“果华第二小学”的厄运也接踵而来。
2017年3月31日,云南耿马县孟定镇政府办公室给边境中方一侧的果敢难民“果华第二小学”校长郭伦锋下达命令,集中教学的“果华第二小学”改为8个“华文补习班”分散教学,每个“华文补习班”不超过15人,限三天之内学校所有课桌必须搬到各家庭“华文补习班”,否则动用警力采取强制措施。
1967年缅甸当局排华,在腊戌关闭华文学校,但允许私下办“华文补习班”,每个补习班不超过19人;2017年中国云南地方政府对中国境内“华文补习班”限定人数15人,比1962年缅甸军政府限定人数还少4人;郭伦锋哭笑不得、欲哭无泪。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接到了临沧市委书记李小平的拆赶命令,临沧镇康县政府则迟迟不动手;不仅不拆赶,反而还大量接纳从耿马转迁过来的大量果敢难民;允许靠近边境的本地学校接收果敢儿童入读;镇康县长与其顶头上司临沧市委书记李小平大唱反调,云南镇康县成了果敢难民在中国境内唯一能安心生活的地方。
2018年3月,中国境内的果敢难民儿童学校已经依上峰指令全部关闭,云南耿马县学校拒不接受果敢难民儿童入学,镇康县则予以接受,镇康县内又以猛捧镇学校对果敢儿童最为友善,几乎是无任何条件予以接纳,并给予一定生活照顾。
2016年11月22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援建的“中缅友谊学校”正式启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参赞朱继思出席了揭牌移交仪式,朱参赞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中缅友谊学校”捐赠了1400万缅币奖学金,并表示中国每年将为缅援建10所学校。中国使馆设立了 “中缅友好奖学金”项目,为家庭困难的缅甸学生提供助学金。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13亿中国人不禁要问:在强拆同胞学校和扶助异族教育的荒唐行为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这一切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什么?
2015年9月初的一天,笔者打电话向联合国难民署(UNHCR)北京办事处反映果敢同胞的困境,以求联合国难民署对果敢难民物资支持,电话无人接听;第二、三、四天又打,仍无人接听;第五天打终于有人接听,接电话小姐称领导外出,并嘱咐我准备果敢难民的书面材料发来;我依嘱做好之后发了电子邮件过去,之后寥无音信。
2015年9月23日上午11时,我又打电话过去,接电话小姐称领导在开重要会议无法接电话,我说,“这些日子我已打了10多个电话了,你们既没有倾听,也没有回复,更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复,能否让领导先停下会议听我说一分钟?联合国难民署还有什么比倾听难民申诉更重要的事情呢?” 接电话小姐坚决地说,“不行!”
2015年9月29日上午10:30时,我又打电话过去,接电话小姐称“领导不在”,又称“我会把你来过电话这件事告诉我们领导”。
2017年4月初,笔者请香港的英国朋友菲利普斯先生以国际人士身份写电子邮件给联合国难民署北京办事处,反映果敢难民情况,以期获得援助。
因为是英国人的来信,联合国难民署北京办事处回信迅速,全文如下(原文):
亲爱的菲利普斯先生:
谢谢你2017年4月29日有关中缅边境情况的电子邮件,联合国难民署在中缅边境没有派驻人员,我们没有当地局势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庇护国,中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以确保人们逃离冲突,获得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没有被要求向难民提供援助。
最好的问候!
大凡国家责任分为两种:
一为政治责任,是指一国之政府为维持社会秩序、国家发展及公共安全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它包括制定国家战略、推动经济成长、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国民教育、处理重大危机、保障国防安全等,政治责任的背后是“利”与“实”,它象是一个公司总经理所要承担的责任。
二为道德责任,是指一国之政府为实现人类文明价值、公平正义及社会文明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它包括保障公民人权、保护私有财产、扶助弱势群体、保障言论自由、发展慈善事业、救助海外同胞等,道德责任的背后是“义”与“虚”,它象是一个教堂神父所要承担的责任。
对于国家的政治责任容易理解;而对于国家的道德责任,即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并非人人都理解,而非民主国家官员及民众就更不易理解;而对中国而言,对同宗同族的果敢难民的态度,就是“道德责任”的最佳试金石。
以色列法律规定:全世界犹太血统者,双脚踏上以色列国土即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前西德法律规定:凡东德人,双脚踏上西德国土即自动获得西德国籍;韩国法律规定:凡北韩人,双脚踏上韩国国土即自动获得韩国国籍。
中国法律或许无法规定“凡双脚踏上中国国土的全球华人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但是,对于在边境上搭建临时栖身窝棚的同宗同族的果敢难民,总可以做到不驱赶吧?对于华人儿童边境难民学校,总可以做到不拆毁吧?向“异族学校”捐赠的1400万缅币及为异族援建的10所学校的资金,总可以从中抽取20%给边境上的“同族学校”吧?
2018年8月23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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