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元嘉北伐中的悲情和豪迈

庄周梦蝶

                  一
    天性浪漫的苏东坡以一阙《念奴娇》来歌颂英雄辈出的赤壁之战，而沉郁的辛弃疾则在最有名的词作之一中引用了元嘉之战的典故。“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词的内容几乎对所有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而这场战争本身却远远没有这首词的知名度。不用提赤壁之战了，甚至比起六十多年前的淝水之战，都有档次上的差距，即使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丝毫不输于前两场。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战的开幕与结局并不满足大多数旁观者的心理预期，甚至可以说，是对这种心理预期的一种反动。因此从美学角度来说，元嘉之战就先输了一筹，虽然历史在进行时，并不会顾虑自己的剧情是否违反大众审美，最拙劣的历史亦是真实，在这一点上，它便胜过最高明的剧作。

    在赤壁与淝水两战中，故事的开端是北方势力气势汹汹的南征，结尾则是南方势力的成功逆袭。人们总是愿意看见以弱胜强的奇迹，何况，晋室南渡，北方五胡乱华，这在南北对峙的天平上放下了一枚名为“民族”的沉重砝码。如果说支持弱者还只是个人偏好，那么支持汉族王朝，便简直是一个原则问题了。而元嘉末年的那一场南北大混战，则刚好把这种传统的戏码反了过来。故事以刘宋的大举北伐开头，却以他们的惨重失败而告终，纵然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来看，他们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元嘉北伐”虽然这不是元嘉年间南北的唯一一场战争，但却是规模最大与影响最深远的一场。这场战争需要注意的最重要背景，就是宋文帝刘义隆当政的元嘉时期。诗人给后人留下“元嘉草草”的诗句，咋看上去，似乎这是一个好大喜功而无所作为的年代。而事实上，元嘉这个年号代表的，是一个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绝无仅有的繁荣年代。

    《宋书·卷五十四》里写着这么一句话：“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这是史册给出的极高评价。《南史·循吏传》则填充了更具体的内容：

    “文帝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服，六戎薄伐，兴师命将，动在济时。费由府实，事无外扰。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在这里，史官几乎是把所有对“盛世”的形容词都加到了元嘉之世身上，而它对这个时代的描述并不空洞，一个个场景使我们沉浸在一幅如同《新闻联播》般美好的画面中。而这样的热烈描述在南朝的各种史册里还能找到很多。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会发现著史人在事后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在貌似冷静的叙述背后，总是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伤在闪烁。事实上，对“失落的元嘉”的这种微妙的感伤情结，不仅贯穿了整个南朝的宋齐梁陈时代，还在后世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回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述完元嘉之战后，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这句话便是这种情结的最精炼总结。

    不过，元嘉时代是否真的能当得起后人的这番深沉的寄托？这便要看我们从怎样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元嘉之治其实很难占据过高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王朝的一般规律是，治世是一个上坡的阶梯，这之后王朝将迎来巅峰盛世，之后才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从文景之治后的武帝全盛，到贞观之治后的开元全盛，莫不如此。用这个标准去考察元嘉之治，显然是不合格的。《南齐书》载：“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很难想象这样血淋淋的记载会系年于“元嘉”这个寄托了无数美好的年份之下，可是事实毕竟是残酷的。在北伐之前，我们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治世”的经济积累尚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朝廷只好下诏向巨室和僧侣借贷。可见，在元嘉末年，所谓的“治世”已经出现了裂痕，战争只不过加快了这一进程而已。元嘉之战失败后，此前国内潜伏的矛盾全面爆发，刘义隆被太子弑杀，经过夺位之争后，孝武帝登基，全面改革元嘉年间的政治措施，刘宋自此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下坠，治世后的盛世终未到来。

    但是，萤火之光在白日里纵然算不得什么，在黑暗里却是为夜行人指路的明灯。当然，南北朝时期到底是不是黑暗的时代，这是要用厚厚的书来讨论的问题。不过，从掌握话语权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看去，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却找不出一点光亮，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元嘉年便脱颖而出了，毕竟，它在历史长河里算不得什么，可是在整个南朝，还是比其他时期高出一截的。“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说法或许过于俚俗，不过要体会元嘉之治在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这也许是个合适的比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体会到“草草”的元嘉之战背后的那种彻骨之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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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前面的战事中，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枯燥的将领名字，会发现北魏方面颇多汉将，宋国方面却没有胡将上阵杀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北魏的立国基础只不过是鲜卑部落，吸纳汉族人才是必须的，即使崔浩的惨死也没有改变这一进程。当年女真人严守了满汉大防几百年，最后天平天国一起事，还不是慌张地求着汉人去保自己的江山。汉族王朝这边，至少在隋唐以前，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准则的恪守就要严得多，唐朝和胡将那些理不清的故事已经是后面的情节了。不过，宋朝方面在元嘉之战中虽然没有出动胡将，却有长的很像胡人的将军，虽然他是纯正的汉族血统，这个人便是让拓跋焘想起来就犯恶心的臧质。

    臧质“长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秃顶拳发”，不仅人长的十分奇怪，一生行为也总是不循规蹈矩。上面说过，这场元嘉之战里登场的南朝将领大多是面目模糊，哪怕是难得能打的柳元景、沈庆之也不过是被塑造成传统的脸谱化良将形象，但臧质例外，以至于在读他的事迹时，我觉得不将其变成小说情节实在是非常可惜。

    臧质与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主要起的是辅攻作用，仗没怎么大打。听到彭城被围的消息，刘义隆派臧质率领万人前往救援。而这次战事其实并非臧质的首次登场，早在挑起整个元嘉大混战的悬瓠保卫战中，臧质就与后来轻进丧身的刘康祖一起从寿阳出发救援。拓跋焘此时还做着围点打援的美梦，派殿中尚书任城公拓跋乞地真迎击这支援兵，臧质和刘康祖的强强联手丝毫没有含糊，击败这支魏军，斩杀拓跋乞地真。臧质又在汝南境内攻击当地蛮族，再次大获全胜，获得一万多人口。但这次完美的汝南之行却并没有让臧质官运亨通，相反，他直接被刘义隆一诏下来，贬为庶民。原因是冤杀了队主严祖，原因史册里没有明载，想来是因为私怨之类。袁崇焕用尚方宝剑斩了毛文龙尚且不能免于凌迟惨刑，这样看来刘义隆对臧质还算是爱护了，而臧质这样跋扈的事平时一定干的不少，只是这次事情实在闹大了。

    但臧质的确是将才，刘义隆不可能舍得不用。在与王方回一同北伐时，他的正式身份还是一介布衣，后来刘义隆令他救援彭城时，就又把他加封为辅国将军。这一次臧质的运气并不太好，他遭遇了和老搭档刘康祖在另一条战线上相似的命运——援军还没有走到彭城，在盱眙就遇上了北魏的主力大军。原来，拓跋焘看到彭城已经战备森严，决定暂时放弃彭城，兵分四路，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拓跋那出山阳，永昌王拓跋仁出横江，继续在野战中消耗宋军有生力量。而自己则率大军渡过淮河，直指建康。走到盱眙时，这支主力军团和臧质北救彭城的人马撞了个正着。

    刘康祖是有机会走却留下来硬碰硬，臧质则是根本没有机会逃走，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他尽力调兵遣将，把兵力分为三部分，令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在东山屯驻，建威将军毛熙祚在前浦扎营，自己本部据于盱眙城南。不过，魏军的攻势实在太猛，很快就攻破了其余两营，三员将领都战死疆场。就在毛熙祚被攻杀的当晚，臧质本营也遭遇溃败，“弃辎重器甲，单七百人投盱眙”。和拓跋焘的大军正面野战，输了并不算是什么很丢人的事，不过这是一次惨败，则是无法否认的。臧质没有想到的是，他以这样一种灰头土脸的方式出场，走向的却是这次宋魏之战，乃至整个元嘉年间最壮丽的舞台中央。

    臧质在盱眙下浴血死战时，城上守军对这个长相古怪的将领投来的并不都是赞许支持的目光。大概臧质在宋国军界的名声实在算不得好，在臧质率领残兵败将准备退入盱眙时，众人竟然劝谏盱眙太守沈璞不要接纳臧质入城。“虏若不攻城，则无所事众；若其攻城，则城中止可容见力耳。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质众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避罪归都，会资舟楫，必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不若闭门勿受。”

    其实，沈璞幕僚们对臧质入城后难以管理的担忧，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他们是站在沈璞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的。盱眙城中有沈璞精心募集的两千精兵，臧质战败来奔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几百新败之军混进来后，并不能明显地补充战斗力，对城内士气却是个很大的影响，还有可能把本来对盱眙小城持观望态度的魏军主力吸引过来。更何况，对于沈璞个人来说，还有个官衔居于小小太守之上，一向性格乖僻的臧将军来抢功。战争的获胜不在人多而在精，这种需要官兵齐心协力的城市防守战更是如此，沈璞不可能不知道那个道理，这从他募到两千士兵后就称“足矣”中可以看出来。早在“王玄谟犹在滑台，江淮无警”时，新上任的沈太守就无视幕僚们的哂笑，“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有如此远见的人，不可能不看出幕僚们指出的接纳臧质之弊，但他仍然毅然决然打开盱眙城门，放臧质和他的溃兵进入。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信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从纯功利角度去讨论问题，尤其在混乱的南北朝时代更是如此，沈璞的那群幕僚便是典型的代表。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想到一些更高远的东西，沈璞便属于这一类人。拓跋焘渡过淮河，“守宰多弃城走”，有人劝说沈璞也随大溜撤回建康，沈璞的回答义正辞严：

    “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

    仅仅义正辞严并不值得稀罕，像王玄谟那样好为大言却难成一事的人南朝从不缺乏。真正难得的是，沈璞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心里，他留下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守住盱眙这座重镇，而是向北方的敌人证明点什么。而接纳臧质，正是这证明中的关键一步。读沈璞的事迹时，我常常想起弘光年间困守扬州的史可法，他在无望情况下的防守也像是一种证明。不同的是，后者的证明是绝望的，前者的证明是积极的，并最终取得成功。为了说服幕僚们开城接纳友军，沈璞说：

    “贼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彼虽乌合，宁不惮此耶！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不患异心’也。今人多则退速，人少则退迟，吾宁欲专功缓贼乎！”

    我在此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援引沈璞的原话，是因为这是在整个元嘉之战中值得铭记下来的声音。这些话从对战场的具体分析出发，又大大超越了眼前的战场，这样兼顾大地与天空的声音并不多见。沈璞坚守的不仅是一座城池，还是一些危难关头也不可抛弃的价值观，它包括忠诚，勇气，当然还有信任。正是这种信任让臧质带着自己的溃兵走进了盱眙城，“质见城中丰实，大喜，众皆称万岁，因与璞共守”。“皆称万岁”，真是极有画面感的场景，可以直接写进电影脚本。在这一刻，刚刚大败的宋兵们的胸腔中已经换上了一颗属于胜利者的，勇敢的心。

庄周梦蝶

                                                       八
    《资治通鉴》载：“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核查历书，这一天应该是元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451年1月14日，离王玄谟在滑台的溃败不到五十天。

    佛狸，又见佛狸。这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这位北魏皇帝的小字，这也是他知名度最广的一个蔑称，因为辛弃疾的词，它在一般人中的知名度甚至压倒了他的大名“拓跋焘”。之所以在这里开始使用这个称呼，是因为从在彭城下的那一刻起，拓跋焘的表现就越来越不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像一个调皮的孩子。随着角色的转化，称呼也要随之转化，就像我们在说到曹操的荒唐事时，会骂他一句“阿瞒”，而辛弃疾在写年少时的刘裕时，也有些不敬地使用他的小名“寄奴”。而拓跋焘的这种角色转化给交战双方带来的都是噩梦，如果说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调皮起来也就是调皮而已，那么一个带甲百万的帝王调皮起来，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其实，佛狸从来没有刻意隐藏自己性情中人的一面，从前面我们说的那几封写给刘义隆的信就可以看出端倪。但是在彭城下，我们再也无法把这种性情单单看作插科打诨的东西，而是要把它从历史的场景中抽离出来，认真审视一番。

    滑台之败来的太快，王玄谟在败逃之时恐怕根本不敢回头看一眼追兵，那么彭城之围应该就是此战中南朝和佛狸的第一次正面相会了。而佛狸的出场也非常正式，就像他知道自己在一幕大戏的中央，要讲够排场才在敌人面前亮相一样。这足够严肃，同时又足够孩子气。在他远望彭城的时候，彭城中的宋人也在远望他，这位存在于各种传说中，南朝的最大敌人佛狸。

    再将视角拉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元嘉之战已经进行到了这个程度，领衔主演的面目竟还是模糊不清。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对他足够了解，残暴、刚愎、雄才大略……可是，细想一下，这些印象中有多少是真正可以代表“这个”人，而不是“这类”人的？又有多少是我们不加考虑，草率给他贴上的标签？这样做一番考量后，结果应该难称乐观。不仅是对拓跋焘，我们这个民族对多少历史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究其原因，潜意识里并不把历史人物当做“人”，而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已，欲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就首先要摒弃这种惯性思维。

    北伐大后方面临北军主力的正面冲击，在所有人的观察里，一场惨烈的战争即将展开。除了拓跋焘，如此关键的一座城市，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施展自己幽默感的一个舞台而已。先前，刘骏曾派遣参军马文恭进攻萧城，马文恭被魏军击败后，军中队主蒯应被魏国方面生擒。这时，拓跋焘想到了顺手拿他来幽南朝一默，便派他去彭城向守军索取酒和甘蔗。

    守军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必一定是面面相觑，本来已经神经绷紧，箭在弦上，传说凶残无比的佛狸却来了这么一出。刘骏最后做出了一个不卑不亢的决定，他派人把酒和甘蔗送去，并反过来要求魏军送点骆驼过来。

    佛狸显然对对方的这个反应很满意，这使他有了一种被配合的感觉，使他有了把这幕戏演下去的动力。于是第二天，他没有再派蒯应这个小人物去彭城，而是派出了自己的亲信李孝伯——整个北朝数得上的辩士。《魏书》里说李孝伯“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拓跋焘对他的欣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也”。而在彭城城中，也有堪为李孝伯对手的人，这个人正是张畅。

    刘骏派张畅出城迎接李孝伯，两个人在城下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论战，视身后坚城与城外十万大军为无物。在整个论辩的过程中，李孝伯基本采取了攻势，这是由他们代表势力的实力决定的。毕竟，王玄谟惨败，魏军长驱直入，彭城被围困的事实是舌灿莲花都无法抹杀掉的。这毕竟不是在打辩论比赛，指望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李孝伯的这些攻势都被张畅一一化解掉，在他的口中，滑台的失败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之为前驱，大军未至，河冰向合，玄谟因夜还军，致戎马小乱耳”，魏军一路杀到彭城则成了“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镇军圣略，用兵有机，不用相语”，一直想临阵脱逃的刘义恭竟然变成天机莫测的神算子了，真是令人哑然失笑。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北魏根本不是宋国的对手。

到最后，李孝伯急了眼，干脆将魏国的战略部署和盘托出：“魏主当不围此城，自帅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这等于是说彭城根本不是魏军的主要目的，对宋军无异是一颗定心丸。张畅听到这句话心中一定是狂喜的，但是他仍然淡定地回答道：“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童谣唱道：“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张畅暗用了这首童谣来讽刺佛狸，真是无懈可击的辩辞。

彭城下的辩论最后在和平的气氛里结束了，双方各自表达了希望和对方在自己的阵营里再见的愿望，执手告别，从此天各一方。之后的几天里，拓跋焘象征性攻击了一下彭城，便立即挥师南下，直趋建康了。不在彭城消耗是魏方早就定下的战略，张畅一人并没有说退十万魏军的能耐，但是若说这次论辩对拓跋焘毫无冲击，也是不确切的。他本来可以直接攻击彭城或者直接绕道，没必要弄出一堆这么戏剧化的事情来。要解释这一切，就事论事只会迷惑不解，还是让我们回到佛狸这个人身上。

    在南征前不久，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十日，拓跋焘下诏诛杀了自己最亲密的汉族辅弼崔浩。崔浩临刑前的场景十分悲惨，“执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崔浩从拓跋珪时代就开始辅佐北魏，与拓跋焘更堪称一时知遇，对于一对默契程度可以和刘备孔明，苻坚王猛相提并论的君臣，这样辅臣一方不能善终的结局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崔浩的各种奇谋正策，拓跋焘根本不可能灭北燕，征北凉，伐柔然，逐吐谷浑，最终完成统一北方的伟业。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我们关心的是崔浩的死折射了拓跋焘的何种心态，这种心态又如何影响了元嘉之战。

    崔浩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在著魏国国史《国记》时秉笔直书，记录了很多拓跋先世见不得人的事。严格说来，这对他确实有点冤枉，因为“务从实录”的确是拓跋焘对他的要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又确实谈不上冤枉，因为，即使与拓跋焘和他的鲜卑政权共事数十年，他还是不明白有一条肉眼看不见但的确存在的线，无论汉人是多么受宠幸，立下了多大的功劳，一旦跨过这条线，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在这里，史书只是一个象征，拓跋焘真正忌惮的不是史书，甚至也不是文字，正像后来他在彭城忌惮的并不是张畅强词夺理般的说辞。他真正忌惮并带着敬畏的，是这些表象后面的汉族文化，这是一种如此神奇的存在，虽然汉人王朝可能落后挨打，但这种存在却会一直传承下去，甚至将征服者同化。即使在南北朝那样“中华衣冠”的兴复还暂时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拓跋焘已有了这样的预感，但他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正是这种无力感让他残酷的处死了崔浩，又让他近乎玩笑般的在彭城派出李孝伯，想要在汉人最擅长的辩论场上击败汉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存在，那么彭城也许迎来的不是一场辩论赛，而是一场血战。

    在佛狸死后数十年，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的进程在隋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也许不能凭这个就下结论说，孝文帝雄才大略，而拓跋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短视，只是两人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水情不同，驾船的方式也要有所改变而已。但是，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庄周梦蝶

                                            七
    击破王玄谟的大军后，拓跋焘兵分两路展开追击战。其中拓跋焘亲领一路主力攻击淮北要塞彭城，另一路则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目标是刘宋的中路据点。很快，项城与陈宪死守得保的悬瓠都在拓跋仁的攻击下失守，中路追击大军指向的下一个目标是寿阳。中路军总指挥，南平王刘铄的治所正在寿阳，此处一失，则中路门户大开。形势危急，在斟酌增援人选时，刘义隆想到了左军将军，安蛮司马刘康祖——那个劝他明年再行北伐的人。

    在初期的军事部署里，刘铄派遣中兵参军胡盛之从汝南出师，又派遣梁坦出师上蔡，目标是长社城。长社守将，魏荆州刺史鲁爽弃城而走。看到形势不错，刘铄派遣刘康祖领一支人马相助梁坦，进围虎牢关。寿阳有被围之虞，刘义隆下诏，命令刘康祖率人马回师救援。拓跋仁得知消息，准备在野战中消灭这支生力军，于是带领八万人马追击，双方在尉武狭路相逢。副将胡盛之（与此前出军汝南的中兵参军胡盛之同名，不知是否是巧合）劝谏刘康祖，让他取小道带兵逃到寿阳去坚守。

    刘康祖麾下只有八千人马，以一敌十本就毫无胜机，何况野战中宋魏两军差距颇大，胡盛之的建议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不知为何，刘康祖竟勃然大怒，反驳道：“临河求敌，遂无所见；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传令全军结成车营进军。双方于是在尉武展开殊死大战，最后刘康祖被流箭射中，落马被杀，八千士兵无一幸免。但令人咋舌的是，魏军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一万人。

    尉武之战堪称整个元嘉之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场野战，这从伤亡数目就可以看出来，宋军是名副其实的“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宋国方面的史籍里对这一战的记载是“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魏人四面攻之，将士皆殊死战。自旦至晡，杀魏兵万馀人，流血没踝”，真可谓昏天黑地，拍一部《尉武八千壮士》的电影也毫不为过。但是，这又是一场很糊涂的战斗，战斗的双方都不是主力军（真正主力军之间的战斗以王玄谟溃逃而告终），只是仓促之间打了一场遭遇战。从魏方的角度来看，以八万对八千，在兵员呈压倒性态势，战斗力也有优势的情况下竟被歼灭一万人，堪称耻辱。而从宋方的角度来看，战术上这一战可谓可歌可泣，但战略上，救援寿阳的战略目标完全没有达到，这一战不久，拓跋仁就进围寿阳，焚掠了周围的马头、钟离等郡县，刘铄——一名以《拟古诗十九首》而名扬后世的诗人——只能死守不出，听凭魏军残害百姓。此时我们不禁想，如果刘康祖的八千生力军犹在，中路战局也许便不会如现实中那么吃紧了。

    战争离古典小说相去甚远，在小说的世界中，一将出马和敌将放对，一枪刺于马下，挥军掩杀，敌军大溃败走。现实战争远没有这样浪漫，薛安都之勇换来了胜利，刘康祖之勇却换来了全军覆没，并非后者之勇不及前者，而是前者的勇猛只是正确战略上的锦上添花，后者的勇猛则是坚持这场战斗的唯一凭据。在这个层面，南方的“文明人”们表现的反而不如北方的敌人聪明。魏将弃城而走的记载在整个元嘉之战中不胜枚举，因为魏军虽然强大，但的确不擅城市攻防战。史册中并没有魏将因此而受处罚的记载，或许这出自拓跋焘的战略部署也未可知，即使不是统一部署，至少说明魏人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有清醒的认知。在拓跋焘被盱眙逼疯前，他一直冷静的执行着不在据点消耗，野战歼敌的策略。刘康祖的迎战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事实上，“临河求敌”“幸其自送”的应该是魏军而非宋军。我们不知道刘康祖是在何种考虑下做出迎击拓跋仁的决定，史籍中，他对胡盛之说：“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也许这对刘康祖有点冷酷，但我们必须说，我们也许应该庆幸援军终于不至，否则，援军一起被八万大军的血盆大口吞掉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后面寿阳还守不守得住，就不好说了。

    中路的战局在寿阳凝固，另一路的拓跋焘大军则已来到萧城，这里离彭城只有十几里。彭城，本来是北伐规划中的大后方，总指挥所，在刘宋的北伐战略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玄谟曾说道：“彭城南界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卫周固。自淮已西,襄阳已北,经途三千,达於齐岱,六州之人,三十万户,常得安全,实由此镇。”王玄谟虽然在战场上是废物，纸上谈兵还是很有一套。而这样一座城池，此时却被兵临城下，北魏骑兵的推进速度与宋军防御的薄弱令人震惊。此时的彭城中，宋国的重量级人物云集，有在彭城节制北伐诸军的江夏王领太尉刘义恭、徐兗二州刺史领武陵王刘骏——此时还没有人想到这个好武的亲王会成为下一任皇帝、劝谏了大怒的萧斌不要斩杀王玄谟，刚从东线战场上撤下来的沈庆之。但是，最后决定彭城命运的却是一个小人物，他就是当时城中的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

   刘义恭看到魏军势大，吓慌了神，决定放弃彭城，率军南退。太尉长史何勖提议全城撤向郁洲，再从海道返回建康——这个提议用通俗的语言说来就是“不管不顾，落荒而逃”。经验丰富的沈庆之则提出了比较折衷的建议，即派精兵护送刘义恭、刘骏两位亲王到后方“兵少食多”的历城去，派护军萧思话留守彭城。我们很难得知这是他根据战场形势作出的最优判断，还是经过东线的不愉快经历后，觉得一个萧斌已如此添乱，这下两个亲王凑在一起，城怎么守得住。幸好，在他的位置不方便说出的话，有小人物帮他说出来。张畅的劝谏词照录于下：

   “若历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一旦动足，则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是寡，朝夕犹未窘罄；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

    有理有据，大义凛然，千载以下，犹有回响。刘康祖的勇敢和整个战局的利弊产生了矛盾，而张畅的勇敢则和大局的最优发展方向完全重合，这是两个人的区别所在。刘骏此时也站出来劝谏叔父刘义恭留下来坚守——倒不一定是出于对战局的考虑，这名年轻的亲王从来都期待刺激的事情发生，在他当上皇帝之后，这会成为国家的噩梦。终于，刘义恭下定决心，坚守彭城。但是，其实对面的拓跋焘在这个阶段还并没有把彭城当做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他的奔袭的真正终点是宋都建康。此时意气风发的拓跋焘没有想到的是，对他和整个魏国来说，真正卡住他骨头的那一块骨鲠还没有吃到嘴里。

缅北传奇

南朝最能打战的两大统帅要数刘裕和陈霸先。
刘裕北伐是非常成功的，就如曹操一样，赶着返回京城稳定形势，如果他留在长安称帝，也许是另外一番局势。
陈霸先从两广流域一路打到建康（南京），又在南京孤军被北朝大军围攻几个月，没有援军的情况下独自击破北朝大军。
这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短，他们生前的能力北伐问题不大。

庄周梦蝶

                                六
    相对于潦草收场的东线主战场，其他几条战线打的可以说是热火朝天。在刘义隆七月六日正式的下诏中，是这样布置其他各条战线的：“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东西齐举；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汧、陇；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

    可以发现，除了臧质和王方回的那一路之外，其他各路北伐军都由刘宋宗室亲王挂帅。这种局面说明，皇室在经过东晋那一段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大门阀的岁月之后，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一定要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从历史上来看，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宋齐梁陈更迭，王朝依然一次次被立下军功的权臣篡夺，正像当年刘裕篡夺东晋基业一样。更大的副作用，则是诸王惨不忍睹的夺位之争，如果斗争局限在宫闺内，起码一时对百姓影响不大，可是当这批王子控制了军队之后，悲惨的结果就可以预见了。这样的内耗消耗的不仅是刘宋的国力，臧质、柳元景这样的南朝优秀将领也往往牵涉其中，死于非命，以薛安都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则选择了投降北魏。此前的檀道济也是因为牵扯到刘义康与刘义隆的权力斗争中才被处死，对于本来就缺乏良将的南朝来说，这同样是一笔恐怖的损失。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起码在元嘉二十七年，矛盾爆发的前夜，他们还是暂时团结了起来，一起对付北方的敌人。

    在各路北伐军中，打的最好的是雍州刺史，随王刘诞以“震荡汧、陇”为战略目标的西路军。刘诞只是挂名总司令，战场上真正的最高负责人是建威将军柳元景，麾下将领则有薛安都、尹显祖、庞法起等人，其中最能打的应该要属薛安都。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说他是元嘉年间乃至整个南朝的第一员斗将，应该不是过誉。此人起初并非南将，他一开始在北魏任雍州、秦州都统，后来因为谋反事发，才南奔宋国。

    柳元景攻下卢氏、弘农后，督率众军攻击陕城。北魏洛州刺吏张是连提率军两万前来救援。在城南，薛安都倒霉地落入了援军的包围圈，但他的表现令人咋舌，“瞋目横矛，单骑突陈；所向无前，魏人夹射不能中。如是数四，杀伤不可胜数”。一直到日暮，魏军死伤严重，却仍然啃不掉薛安都的营垒。本来在魏国援军计划中应该一口吃掉的偏师，却成了拖住主力的噩梦。

    而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在前有坚城后有援军的危急情况下，薛安都竟然决定主动出击了。副将曾方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豪迈地对薛安都说：“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斩我也。”在这次出击战中，薛安都“挺身奋击，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永恒的勇猛图像，恰好柳元景的弟弟柳元怙率两千援军及时赶到战场，宋军士气大振，势如破竹。最后宋军斩杀张是连提以下三千人，生擒两千人，大获全胜。

    第二天，率大军前来救援的柳元景赶到时，意外地发现战斗已经结束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找回一点存在感，他释放了全部俘虏，理由是“今王旗北指，当令仁声先路”。接下来，他派庞法起进攻潼关，很快攻克。于是整个关中就这样袒露在了西路军面前。

    柳元景释放俘虏的举动也许有点多此一举，因为这支北伐军本来在关陕就已颇得人心。当年薛安都来降，见到刘义隆后，提了一个要求，“求北还构扇河、陕，招聚义众”。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薛安都在河东“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影响力不可小觑。而作为全军主帅的柳元景也多次在雍州与蛮族作战，士兵久历戎行，老将庞法起亦是“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而汉人的关陕豪族早已翘首以待“王师”久矣。正是为此，刚一攻下潼关，“关中豪桀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来送款”。人心既是后勤补给，也是凶猛的战斗力，更何况在雍州这种民风彪悍的地方。西路军的北伐之路，再一次印证了刘义隆对“民心”的期待也许并不是历来所说的那么迂腐。

    不过，西路军的辉煌战绩却有非典型性的一面。毕竟，不是所有的南朝部队都有条件从羌人那里补充战斗力，也不是所有军队将领之间都如柳元景和同僚那样齐心协力，沈庆之的一再进谏都被东路军萧斌以下的众将无视便是明证。北魏的防御重心放在东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让西路军遭遇拓跋焘的大军，胜负固然难说，但起码他们的战局就不会如此轻松了。

    西路军的北伐也是最后一次宋国能在局部战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北伐，此后这样的场景便只能存在于父老的回忆之中。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刘宋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已经与北方的敌人拉开了档次上的差距。就算跟南方自己的军事实力相比，不要说比当年东晋横行霸道的北府兵，就是比起刘裕，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要明了为什么刘裕当年的北伐那么多年之后还能被辛弃疾如此深情地追忆，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看。众所周知，刘义隆冤杀了檀道济——最后一名参加了刘裕时代北伐的名将后，十分痛悔，后来他看到拓跋焘的强大军容时，便感叹檀道济若在，岂能使胡马嚣张至此。而在当时的北伐阵容里，檀道济只能算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颗而已。王镇恶、沈林子、沈田子、朱超石……每个人都有一长串骄人的战绩，如果刘裕知道后来王玄谟这种货色是北伐的主力，一定在地下又会笑死一次。

    但是，还是那句话，在历史中，我们不应该神话任何一个个人。柳元景为将的资质也许并不逊于王镇恶等人，为什么后者可以“气吞万里如虎”，前者就只能“元嘉草草”呢？当国家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时，一两个人是于事无补的。据唐长孺的研究，南朝自立国以来向来没有常规的征兵制，以致“减损多途, 补充无门”。三国鼎立时期，世兵制保障了三国部队各自强大的战斗力，进入两晋后，武备废弛，刘裕时代，南朝尚有北府兵的丰厚底子，但底子一天天变薄，却没有合适的措施去补充。每次出征前将领都要自募士兵以补满定员，元嘉北伐前，刘义隆尚要下诏“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得到的结果也就可以想见了。顾琛在元嘉三十年说道：“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这还是在前两一次情况下发出的议论，那么元嘉二十七年的这场离上次北伐（元嘉八年檀道济、到彦之北伐）已经近二十年年的战争，它爆发之前的南朝兵员素质，也可以想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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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不是什么昏君，相反，说他是整个南朝时期说得上的明君也不为过。王玄谟在北伐中的一系列行动固然十分搞笑，并因此被戳了一千多年的脊梁骨，但说他是奸臣？似乎也未必。后来宋国政治日衰，王玄谟时常冒死进谏。暴虐的刘子业先是嫌他刚直将他排挤出朝，外派到青州当刺史，后来因为杀人太多，为了巩固帝位，又召回他任职。王玄谟的子侄都劝他不要回朝趟浑水，他答复道，自己受历代先帝的厚恩，怎么能不临危受命呢。这岂止是奸臣，简直就是典型的忠臣表现。另外，孝武帝在位时，徐州大饥，王玄谟拿出自家的十万斛谷物与一千头牛赈济灾区。这还是那个北伐时贪婪的连人民的大梨都要征收的王玄谟么？我们快要不认识他了。

    王玄谟没有双重人格，他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并不是洗心革面。事实上，任何从单纯道德角度解读历史的努力必将归于徒劳。无论我们是从传统角度，谴责王玄谟在北伐中耽误战机，还是像《宋书》一样，凭借他晚年的忠诚，评价他“斯可谓忘身徇国者欤”，都只不过把目光局限在一隅。我们感兴趣的，绝不应该仅仅是王玄谟本人。

    即使是只看北伐时的表现，也很难把王玄谟归到“贪生怕死”那一类去，他人品本不败坏，但却不长于军事，这是很容易下出的结论。那么，是谁把他推到了一军之将的位置上？这哪怕对他自己，也是毫无好处的一件事。如果他一直在太守的职位上做着内政，偶尔发发无关痛痒的清议，在史书上的评价还会比现在好得多。

    答案很明显：皇帝，但又不仅仅是皇帝。南朝的皇帝虽然留下许多荒淫暴虐的事迹，但他们实际的权力却无法与秦皇汉武相比。晋朝本来就是以世家大族为基石建立的王朝，南渡之后更是出现了门阀政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和贵族共享了权力，政治等级森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虽然宋齐梁陈时皇权上升，已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但是士族的重要地位则被继承下来，这个遗产要到引入科举制的时候才开始被扬弃。而我们要讨论的主人公王玄谟正出身于有名的北方大士族，太原王氏。

    如果说这个出身为王玄谟提供了向上爬的基础的话，那么皇帝的赏识则提供了契机。早在刘裕还在世的时候，王玄谟就用他的专长——说话打动了这位刘宋的开国皇帝，但是刘裕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并没有马上委王玄谟以重任。后继的刘义隆则被说的飘飘然，竟然将北伐的重中之重交到一个菜鸟的手中。我们恐怕无法苛责萧斌派沈庆之和他一起留守，而让王玄谟出战，我们只能说，他将刘义隆想让王玄谟建功的心情领会的非常到位。于是，在说一不二的皇权与盘根错节的门阀的联合作用下，王玄谟踏上了一条不属于他的道路。

    我们并不是说世家大族里出不了人才，也不是说凡是专制君主赏识的就都是坏的。事实上，西路军主帅柳元景亦是出身著名的河东柳氏，至于淝水之战的主帅谢安就不用多提了。这仅仅是是一个概率问题，美国总统中也有废物，但比例一定会比门阀阴影下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选出来的官员，要低上那么一些。顺便补充一下，最后王玄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去世，比起柳元景、沈庆之、臧质这样在元嘉之战中大出风头，最后却死于非命的同僚，我想，他也许算的上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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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战备阶段，王玄谟是北伐最坚定的鼓吹者，史书中的记载是“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战争开始后，他以宁朔将军节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两员经验丰富的宿将——率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节制。这支部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是整个东线战场的中坚力量。

    战事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宋军进击碻磝，魏方守将，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而走，印证了刘义隆“泛舟北下，碻磝必走”的判断。肖斌派遣将军崔猛进攻侧翼的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不战而走。这样一来，按照战略规划，下一个需要拿下的要地就是前方的滑台。肖斌自己和沈庆之留守碻磝，派遣王玄谟进攻滑台城。

    虽然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元嘉之战不能简单地用“草草”来概括，但对纯结果论者来说，这两个字下得并不过分。出乎南朝朝野预料的是，在刘义隆的一番看上去很美的规划中，却连初期计划里“易可覆拔”的“滑台小戍”都没有拿下，而滑台攻击战的失败，则要完全“归功”于前线指挥官王玄谟。
    如果不考虑元嘉北伐这一堪称悲壮的大背景，王玄谟的失败在史册上的记载几乎像是一幕轻喜剧。在围城的初期，注意到城中有很多茅草屋，麾下将领向他建议放火箭焚烧，而王玄谟的回答是，城里的设施迟早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烧掉呢？真是大义凛然，令人只有哑口无言。听到“王师”北伐的消息，“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印证了刘义隆对民心所向的估计也许并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王玄谟再一次令人不可理喻，他随意分配义军，并向每户征收财物，征收的内容更具有轻喜剧色彩——八百只大梨。

    魏军以骑兵为主，若发兵救援滑台，并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听到将领们请求南援的请求时，拓跋焘再一次发挥了幽默的才能，他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虽然说的比较搞笑，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想在宋兵锐气正盛时跟他们打骑兵不擅长的城市攻防战，而是想把战略纵深拉长，拖垮对方的经济，再集中骑兵优势一举击破。恐怕当时在他的心中，几个据点已经被当作弃子了。

    可是王玄谟的表现让拓跋焘“失望”了。一直到十月份初冬魏军南渡黄河的时候，滑台都仍然掌握在魏国手中。十月九日，反击正式开始，“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统率作为犄角的水军的钟离太守垣护之听到消息后，迅速撤退，路上遇到魏军横江的铁索，则用斧头砍断，最后只损失一条船，安全撤回大本营。

    严格说来，元嘉北伐到此就进入了结束阶段。虽然与此同时西路军在柳元景的率领下节节胜利，但魏军渡河后将深入宋境，失去了东路呼应的西路孤军处在尴尬的地位，不久便被刘义隆下诏召回。

    这么说来，积累元嘉近三十年的建设成果，凝聚无数仁人志士心血的北伐，就这么告终了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用了几百个字就概括了精锐的东路军与被刘义隆寄予无限厚望的王玄谟的惨痛失败。看上去，事情又可以被简单化了，王玄谟是奸臣，怂恿昏君北伐，自己却贪生怕死，导致北伐失败，真是令人感叹。感叹过后，便开始期待忠臣与明君的出现。如果这样读史，是读通了二十四史都难以有什么长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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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北伐的廷议迅速在刘宋朝廷上展开，进言刘义隆立即北伐的有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此之前都没有亲历过战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义隆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方。难道是他严重缺乏判断能力吗？对于一名维持南朝三十年繁荣的帝王而言，这种揣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其实，问题仍然出在观察角度之上。史册是后人撰写的，当时著史者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重新组织材料时，即使不有意为之，带入些许由结局反推开端的成分，亦是情理之中。而站在今天的我们，在史书的指引下回望过去的时间坐标时，对来龙去脉已然洞若观火，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如果不站在历史人物所处之时空中去理解他们，便难免觉得自己比元嘉之治的缔造者还要来得英明了。

    至少在这次北伐前的决策过程中，刘义隆的刚愎自用毋庸讳言，我也并没有为他辩解的意思。事实上，在历史的大潮中为任何一个个人辩护毫无意义，但苛责任何一个个人同样也没有意义。首先必须清楚的是，相对于拓跋焘对伐宋的暧昧态度，北伐是宋国的既定国策，打不打并非问题，争议的焦点是时机。这从北伐的反对派劝谏刘义隆的言辞上可以得到印证。左军将军刘康祖的建议是“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另外表达明确反对意见的军界重量级人物只有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难道刘义隆真的会因为几个白面书生的煽动就决定北伐？一幕戏剧这样渲染矛盾是可以的，但是真实的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而刘义隆在廷议中反驳沈庆之的言辞也并非文人们所谓“封狼居胥”的大话空话，他是这么说的：

    “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美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

    把脏水泼到檀道济、到彦之身上自然不够厚道，但是后面对形势的分析展望却是有理有据，近期中期远期战略规划一目了然，后面的军事计划也严格按照此进行。如果我们还是用简单的“元嘉草草”来总结这场战争，确实是说不过去的。试问，今天的我们如果坐在那个一言九鼎的位置上，在老老实实地发展了几十年经济后想建立一些功业，朝中的大臣又一致附和，会不会也觉得沈庆之之类的老东西实在碍事呢？恐怕我们很难作出乐观的回答。

    无论如何，统治者本人已经下定决心，大举北伐就不可避免了。正式诏令颁布的日期，资治通鉴记载为七月庚午，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应该是七月六日，也就是公元450年8月10日。诏书中说道：“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这除了官方辞令之外，应该也反映了刘义隆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反驳刘康祖第二年再动兵的建议时，他就驳斥道，北方的人民已南望王师久矣，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我们无法谴责刘义隆的迂腐，因为我们自己在几十年前也真诚相信过全世界人民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而且，从后面的史实来看，也许这个叙述并不算过分，只是南朝的“王师”此次又会让让人民失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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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以刘宋朝廷北伐为主基调的元嘉之战的开头与尾声却是两次宋国的城市防御战。比起最后惨烈的盱眙防御战，作为这场大戏第一幕的悬瓠防御战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从防御难度上来说却要大于前者。其一，拓跋焘攻击盱眙时魏军已处于强弩之末，国内矛盾也开始萌生；其二，防守盱眙城时，城内兵多粮足，器械精良，拓跋焘更多是为了出一口恶气才不计伤亡攻城，而对悬瓠的攻击是北魏一次冷静的报复行动，出动了整整十万大军，悬瓠城内的兵力却不到一千。

    说是报复行动，是因为宋国此前在边境线上并不老实。当时北魏境内有关中盖吴的叛乱，刘义隆下诏指示豫州守军向叛军提供支援，这种挑衅当然不可能为魏国所容。不过这充其量只是小打小闹，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攻击悬瓠，这种反击力度还是颇令人惊讶的。

    长江为南人天险，但却是最后一条防线，因此向有“守江先守淮”之说。汝南郡地处淮水、颖水中间，可以左右相救，为淮北重镇，而当时汝南郡的治所就在悬瓠。但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威慑意义显然还要大于一座悬瓠城的得失，在拓跋焘的蓝图里，现在并不是彻底消灭宋国最好的时机，只要让他们暂时老实就好。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行动恰好成了刘义隆决定大举北伐的一针强心剂。

    十万大军的数目并非号称，而是实数。这中间或许包括了相当部分随军非战斗人员，但是数目远远多于守军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守将陈宪拼命防御，坚持四十二天，“魏人填堑，肉薄登城，宪督厉将士苦战，积尸与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此时徐州援军将至，魏军于是引退。本来代理汝南郡太守的陈宪也因这次守城的战功被刘义隆专门下诏褒扬，太守一职得以转正。

    拓跋焘回到平城之后，给刘义隆写了一封信。虽然战场上输了面子，嘴上却丝毫不软。隔上一千多年的历史纵深，我们再次读这封信，已难以感受到当年那种令宋国朝野震恐的凶残之气，事实上，说我们从其中感受到了一种黑色幽默，也毫不为过，而拓跋焘的这种黑色幽默接下来我们还要多次领略。姑且在此摘录这封信的一小段吧：

    “彼常欲与我一交战，我亦不痴，复非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外宿；吴人正有斫营伎，彼募人以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岂得不为我有哉！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邪！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当使鬼缚以来耳。”

    信中说，既然你们南方人打仗喜欢劫营，我就把营地撤到一百里之外，你们的兵跑不快，一晚上走五十里而已，到了白天他们就完蛋了。后面又扯淡说要抓住你连兵刃都不用，这里有婆罗门擅长念咒，可以召唤小鬼把你捆过来。一代雄主写给老对手的信竟然如同小孩撒泼，实在是令人哑然失笑。事实上，这种嬉笑怒骂的能力似乎也是很多枭雄都具有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当然是那位在一张旧报纸背面“炮打司令部”的主席了。在拓跋焘与刘义隆的“交往史”上，拓跋焘的每一封信几乎都是这种风格，但是史册上并没有刘义隆回信的记载。看上去至少在幽默感方面，他离拓跋焘还有所差距。

    在这样的言辞后面，存在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自然是写信者无比自信自己的实力，于是气定神闲地对敌人加以“调戏”。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其实写信者的内心深处是自卑的，他忌惮自己的敌人，于是使用嘲讽的方式来消解这个心结。很难把拓跋焘的信完全划入任何一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第二种成分是存在的，而且所占的比例不低。这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证实，宋和魏谁都没有能力吃掉任何一方，拓跋焘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刘义隆的这种认识也曾经异常清晰，在元嘉七年的北伐前，他派遣田奇出使魏国，主要想表达的是：“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这种在开战前先设好底线的行为未免显得软弱，但至少当时刘义隆对局势的认识十分清醒。至少在元嘉二十七年，他失去了这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