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同根相怜 于 2016-5-13 09:43 PM 编辑
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 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则强调：“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认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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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3 21: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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