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迂回战略（2）

同根相怜

大迂回战略是最高军事统帅智慧与胆量的结晶


       一般来说，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首先要明确退却敌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低抗方式，然后椐此确定迂回战略的目标，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高军事统帅决策中的智慧与胆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和毛泽东堪称泰斗。

　　远见卓识是智慧与胆量的灵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郭氏这番高论，无疑对“一代天骄”有所启示。于是，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便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显身手，付诸实施。

　　七百年后，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之时，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共正面作战，企图立足西南，进行顽抗。对此，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对敌实施大迂回作战的决策。毛泽东确定，一野进军西北，四野从两湖进军两广，三野进军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进军川，黔，康。他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洞悉战争态势是智慧与胆识的精髓。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与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原则，是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关键。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之构想，就是基于当时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这一战场势态的产物。对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同样是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之后而做出的决策。而毛泽东只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战这一战略构想，也是对政治，军事形势正确分析的结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且后方空虚，各防御集团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此时，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无疑是最佳时机。

　　我们说，在战争艺术中，胆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发挥胆识的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智慧都体现出胆识。因为，没有智慧的胆识是蛮勇。历史已经证明，成吉思汗和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是符合战争形势发展，适应战争规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与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例如，在当时蒙古军与金军或蒙古军与南宋的军力对比中，虽然，在总体上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在局部上，蒙古军则处于劣势。不过，蒙古军却能巧施以实避虚，声东击西之战术，变劣势为优势而最终取得了大迂回战略的胜利。相反，从1949年之下半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中来看，无论是在全局还是在局部，解放军无疑占有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战略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智慧，比之毛泽东，略胜一筹。变“迂”为“直”：大迂回作战略之精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毛泽东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毛泽东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毛泽东的部署，10月23日刘伯承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贺龙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蒋介石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
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诱敌)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进攻)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毛泽东不仅深以“迂”为“直”
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大迂回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胜利，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准备充分与否，后勤供给，政治攻心等)。

　　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再则，当蒙古军进军南宋之时，他们本可以设法攀越长城，进而兵围中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耗损资源，也会使蒙古军的军力减弱。所以，他们便另僻蹊径。

<>　　我们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并以政治战略为目的。因此，在实施
大迂回战略时，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攻心战”，也层见叠出。

　　如从1949年7月开始，毛泽东便谋划了一个个“政治攻心战”。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相继通电起义。

　　当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也决非是单靠武力的鲁莽家。他们虽然重视以战争解决问题，但也不放弃一定的政治手段。如在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就千方百计地拉拢大批汉族“士人”。为自己所用。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毋庸置疑，成吉思汗与毛泽东这震古烁今的大迂回战略，将永远在世界军事史
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