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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张明东集合全连班上干部，召开了一次战前动员及军事民主会。为如何打好这一战让大家献计献策，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我提出，按以往常规先炮火准备，炮击结束后，攻击部队才开始冲锋的打法，这次可能难于奏效。一是地形太险易守难攻；二是山顶太窄，部队难于展开；再就是敌人由下而上成梯级设立了多个地堡，形成重叠交叉火力网，给我们造成很大威胁。根据以上情况，我提议改变打法，也就是炮击开始就进攻，等炮火停止我们已逼近敌阵地前沿，胜算的把握就大的多了。张明东听后说，——“这可是自杀性冲锋呀！”沉默片刻后又说，“我得向营部汇报。”看来这可能最好的办法了，关键是步炮如何配合的问题了。 下午三点，部队准时开饭。“八戒”兄的手艺真叫一绝，一大铁锅猪肉炖得香味扑鼻，让人垂涎欲滴。猪是本地特有的小耳朵猪，又是从小喂大烟籽油枯长大，那肉真是绝无仅有。正准备开吃，一大帮炮连的弟兄不请自来。炮大哥们是寻着肉香来打“游击”的。平时一连和炮连关系就较为密切，再加上这是大战之前的聚餐，众位炮大哥的到来，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吃顿饭吧。席间我对他们说，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炮一响我们就进攻。你们的炮弹可要长点眼睛，不要落在兄弟们头上。庭正兄满嘴流油，拍着胸膛说：“二少（也不知什么时候又为什么，炮大哥们给起了个“二少爷”的雅号，记忆中应该是晓迪兄的杰作吧），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打，配合你们攻下阵地。” 下午四时，部队开始向双肯山高地运动。来到一个岔路口，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炮大哥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由于都是直立的山坡，视线的死角很大。我们在山下的活动敌人没有发觉。敌人阵地的脚下是一大片大烟地，过了大烟地就是悬崖。敌人的阵地就建在悬崖上。这个季节正是收获大烟的时候，还有老百姓为了一线生机，冒死在烟地里劳作。见我们来到，知道要打仗了，慌忙逃离。我们利用没人高的大烟树（杆）隐蔽逼近到悬崖下。悬崖有近百米高，我们只有攀上崖顶才能向敌人发起进攻。 连指导员孟永成、副指导员余加胜带领的二梯队紧随其后。战士们把枪背在身后，手脚并用，抓住岩石抠着石缝，悄声无息地向上攀去。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在没有一点响动的情况下，攀上了那么险的悬崖峭壁。攀到崖顶就离敌阵地还有50米的距离，听得见敌人大声说话的声音。中间是一个很陡的缓坡，坡上满是石头和紫茎泽兰草。我们就潜伏在草丛里等待进攻的信号。就在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在侧后方正在建立火炮发射阵地的弟兄们，用冷枪不停地向他们射击。敌人作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只足以让他们致命的部队，从悬崖峭壁爬上来，就潜伏在他们眼皮底下。 下午六时正，从炮兵阵地上升起一发红色信号弹。顿时炮连的各种火炮一齐向敌阵地轰击。我们跃出草丛也开始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中间的战士沿山成散兵队形，迈着缓慢的步伐向前推进。两侧的战士一手攀崖一手挥枪扫射。冲锋枪喷着长长的火舌，火箭弹象流星一样飞向敌人的地堡。不一会整个高地就被掩没在硝烟中。刺鼻的硝烟让人窒息。我当时什么都听不见了。四周一片黑茫茫的，只能看得见前方不远处一排排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敌人地堡重机枪喷出的火烟。我们不停的扫射着向前推进。身边不断有战友倒下。在进攻中我们得到了炮兵的有效配合，我们向前进一步炮火就向前延伸一步，炮兵有力支持了我们的攻击。但因距离实在太远，炮火又如此密集，而且迫击炮还有个落弹时间差，不排除也会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炮击停止时，我们攻进了战壕。敌人开始动摇了，已有敌人沿战壕向上逃窜，还有一部分敌人仍在拼死抵抗。我正端着枪扫射时，手中的枪莫名其妙的掉到了地上。脑子马上反映有“问题”。人一闪迅速靠在一块崖壁上，一排子弹就从身边飞过。就在我还没弄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感觉到右手臂有点热乎乎的。抬手一看血顺着袖子流了出来，这才明白原来是中枪了。我用左手捡起枪，探头一看。前面地堡里伸出一条白毛巾在摇晃，敌人投降了。我们仅用了八分钟就攻克了敌人的阵地。这是一次步炮配合之最优秀战斗典例，开创了步炮同时发起攻击的先例，也是一次“必死不死”之战。 战斗结束了，阵地上一下子又热闹起来，炮连、一营的战士们都上来了，同志们正忙着打扫战场，俘虏也陆续被集中在一块。但当看到排指导员李学云、班长王新全等四名战友的遗体时，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脑子一片空白，一心只想杀人。我从一敌尸体旁捡起一支卡宾枪，对着俘虏群正准备开枪时，炮大哥王明昆（“王元昆”之误？）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抱住我说，二少，你咯是想找死？这是会犯错误的！说着一把把枪夺了去。俘虏们被惊呆了，跪成一片不停地向我们嗑头。 太阳就要落山了，夕阳下放眼四周，无论远近都是巍巍的山峰。阵地上横七竖八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旁边的俘虏哆嗦着跪倒一片。没有燃尽的物体还在冒着黑烟。站在高峰的战士们背对着半缺的太阳，透过天空只见一排黑影在举枪欢呼跳跃，高喊着我们胜利了。此情此景真是太美了！不，应该是太壮丽了，或是……。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像机，但这一画面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此时，我又在想，无论是那朝那代，也不论是什么军队，战士们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心里一定还藏着一句话没有喊出来，那就是——“我还活着”。 天黑了下来。营副尚勒当背上我的背包和枪，我们一路回到石门坎，亲自送我到前线医疗队。张明东把这次缴获的“十三拉”手枪让我带上。说我的手受伤不方便，带上防身用。第二条我被转到二线医疗队。 二线医疗队设在小孟波附近，虽与长青山仅隔一个洼子，但一上一下就要近一天的时间。此时，敌人已占领了贺崩一带，切断了我们的后路，重伤员在这之前就已经转走了，医疗队只有我们十几个轻伤员。为防敌人偷袭，我们只能在山林里安营扎寨。 有一营的黄祖国、窦开年在，我一点也不寂寞。医疗队有一名医生（倪玉珍）、一名医助（木然果）和两名护士。记得第一次治疗时疼痛让人终生难忘。首先，倪医生用止血钳在伤员里面反复捣腾，说是探探有没有碎骨头。接着又用泡过药水的沙布条，从这个伤洞穿进去，又从那个伤洞扯出来，还来来回回的拉扯。说是清洗伤口里面的脏东西。每次治疗都象是受一次刑，痛得我浑身大汗淋漓，痛不欲生。 几天后，我觉得自己的伤没什么大碍。此时，路也通了，上级要准备把我们转到后方。我心里十分挂念前方的战友们，也担心排里的工作。一天夜里，我偷偷地准备开溜回前线去。一个人摸黑走了一夜，天亮前我又回到了石门坎。 寨子里静悄悄的，唯有一间房屋里透出了微弱的灯光。进门一看，是马院长和涂旅长（海青）在烤火聊天。当马院长知道我是私自跑回来时，脸马上就拉了下来：小王，你不是一个好兵，不遵守纪律，看你以后如何带兵。涂旅长只是点头笑着，用缅语问，这小伙或小鬼是谁？——真让人悲哀，可能是我这个人政治觉悟不高，不会有事没事去找领导坐坐，都当兵几年了在旅长面前最多才混了个脸熟。马院长那母亲般的唠叨还在没完没了，一边说话一边用开水冲了一大口缸牛奶。让我喝后乖乖地“滚”回去。这时，张明东被旅长的警卫员叫来了，他没一点责怪我的意思，说他亲自兼任排长，让我安心养伤。旅长还把马队队长李召（保山人，健在）找来，让他顺便把我“押”回去，还说要防止我半路再次逃跑。临走，马院长用那慈祥的目光看着我，拍拍我的手背，塞了一包饼干，吩嘱我路上吃。 张明东送我下山，送了很远很远。 不曾想到这一次送别，竟成了决别。就在几天后的一次战斗中，张明东和他的通讯员陈忠明被敌人的火箭弹击中，同时牺牲。张明东的牺牲是我们连仍至全军的重大损失。他作战英勇、机智过人、人品厚德，爱兵如子，是我军一名不可多得的缅甸藉优秀指挥员。我们并肩战斗多年，彼此相互信赖，他是我的挚友，而更像是兄长。我永远怀念他。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他，我依旧还是那样哀痛和悲伤…… 笔者注：云峰几次与吾谈及双肯山攻坚战。但唯有此篇文字最坚忍最犀利！全文叙述如此洗练透明，但无比冷静。读着，如同亲眼目睹了勇士们赴汤蹈火“必死不死”之突击，甚至恨不得连自己也如同身在这道悬崖陡坡上攀岩向上，恨不得也在逼近敌阵战壕开枪射击，恨不得自己也是稍后阵地上的炮兵。真是热血沸腾。忍不住眼眶湿润。文中提及很多熟悉的名字，无一不在提醒自己内心深处的影像。张明东，马院长，李学云，麻糯，孟永成等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 云峰数次提到的“紫茎泽兰”就是人们熟知的俗称“红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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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 09: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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