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肃反 与 "AB团"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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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 编辑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干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
中文名 红军肃反 时    间 20世纪30年代初期 屠    杀 7万多红军 事    件 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
目录
1 背景起因
2 典型事件
3 肃反阶段
▪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 第三阶段
▪ 第四阶段
4 损失惨重
5 事件危害
▪ 损伤干部
▪ 人口减少
6 客观作用
7 深刻教训
背景起因编辑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江西确曾有过“AB”团这一反革命组织。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制，对于1927年4月AB团组织被江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打塌解体后不复存在的情况，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江西省委，都是难于搞清和无法搞清的。而“AB”团骨干分子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中有的人也难说没有一个人在江西继续进行过反革命活动。对“AB”团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江西共产党组织从各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认为“AB”团还存在，并且已经打入了苏维埃区域，打入了共产党内部，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求江西共产党组织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将“AB”团的来龙去脉搞的清清楚楚，准确无误，也是不现实的。此外，当时战争不断，环境紧张，苏区面临着敌人的破坏与渗透，肃清真正的反革命，关系到苏区的存亡、安危大事。在紧急的情况下开展肃反，要求迅速果断，客观上也使办案人员对所有案件难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就必然导致大量肃反错案的发生[1]  。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是受苏区“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共产国际大反“右倾”的行动和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苏区大搞肃反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二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王明“左”倾领导者们不察中国苏区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断要求苏区加紧肃反运动，特别是草率地、匆忙地给富田事变作最后定性处理，是苏区肃反错误的重要根源。三是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时期。这个时候，红军也处于初创时期。一些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处理党内矛盾和肃反斗争这些复杂政治问题方面还缺乏经验，政策观念不强，凭一时革命热情，感情用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四是肃反中少数品质恶劣者的操纵。苏区革命队伍中如李韶九、林一株等思想品质不好、利用自己掌握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耍手段，甚至徇私报复、排除异己，从中作祟添乱。五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党内领导层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未能得到坚持，像肃反这类重大问题，未能冷静地听取各方意见，尤其听不进不同意见，谁要是对乱捕滥杀有歧见，就会遭来杀身之祸，以致言路堵塞，助长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造成肃反错误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比较，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典型事件编辑
"AB团"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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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2]
肃反阶段
第一阶段
（1930年5月——1930年9月）
由中共赣西南特委领导时期的肃反时期。这一时期，赣西南特委从1930年5月开始发动在赣西南苏区开展打“AB”团斗争，6月、7月、8月三个月全面铺开，9月进入高潮，乱捕滥杀“AB”团分子，把一批出生在剥削家庭的早期革命运动领导人，一些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见分歧，或犯有一些错误的革命同志都当做“AB”团分子加以杀害。
第二阶段
（1930年10月——1931年底）
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时期。这个时期，从10月初攻克吉安发现赣西南苏区党政领导机关的“AB”团线索，罗坊会议总前委作出“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的决定，到11月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12月 “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动荡，是为总前委领导时期。
1931年11月上旬开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作出定性处理，4月处决富田事变头头，7月红十二军解体，以及这期间和以后的大规模整肃斗争。与此同时，闽西从1931年1月开始整肃“社会民主党”并持续近一年，直到12月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并出面干预和制止。1931年这一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时期。
第三阶段
（1932年初——1934年秋）
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这个时期，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和纠正乱打滥杀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方面又在查田、扩红、检察等工作领域中开展“肃反”斗争，大批驱逐和捕杀有逃离行为的地富分子，诛杀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批在押的“人犯”，再次重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阶段
（1934年秋——1935年春）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领导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环境更加恶化，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苏区内的地主、富农和动摇变质分子，以及宁都起义过来留在苏区党政机关坚持游击斗争的人员，都予以处置、捕杀，使中央苏区又一次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1]
损失惨重
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3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3]  。
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
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
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4]  。
事件危害
损伤干部
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而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人口减少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客观作用
关于江西肃反运动，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以后有过一个自我评价，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但是，肃反的弊端在于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况且，这种做法一经使用并且很快发生效用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发现在苏区和大肃反过程中，胜利占有主流因素，负面毕竟是支流，毛泽东的江西肃反“保存了四万红军”，扩大了根据地，而张国焘的肃反丢了鄂豫皖，夏曦的肃反让红军大量减员。
深刻教训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敌我力量尤其是对自身革命队伍有一个基本的估量，要相信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的大多数，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防止个人专断和宗派主义。
第二，无论肃反和审理任何案件，都必须重实事，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绝对不能轻信口供，搞刑讯逼供，以免发生冤假错案。
第三，任何时候都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治党，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任何时候都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兴汉大儒

手握钢枪竟然不反抗。被杀那么多，一群傻逼。

技术援果

兴汉大儒 发表于 2016-8-7 19:55
手握钢枪竟然不反抗。被杀那么多，一群傻逼。

不反抗是对的，说明老辈子革命家对党负责，并且信任党，可惜党不信任他们，所以不反抗等被杀就是保持党性的表现。而且只能被枪毙冤枉，没任何办法。所以时间长了就看同盟军中央会不会也出现一个类似的整风运动了。其实目前的问题就是只要是共产相关的组织，好像基本都肃反过，苏联肃反损伤更大。

兴汉大儒

技术援果 发表于 2016-8-7 21:36
不反抗是对的，说明老辈子革命家对党负责，并且信任党，可惜党不信任他们，所以不反抗等被杀就是保持党性 ...

把傻逼说的那么伟大，你够那个。
同盟军不会自己人杀自己人。

技术援果

兴汉大儒 发表于 2016-8-8 09:58
把傻逼说的那么伟大，你够那个。
同盟军不会自己人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傻瓜，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们宁愿被冤杀，这点不能说他们是伟大的。如果他们反抗了，那么他们就真成叛军了，但是他们不反抗，等待党去枪毙他们，即使党的错误的，但是他们履行了永不叛党的诺言。其实好多人历史上都是被冤枉的，不理解的，最后还不是被平反了，落实政策了。而且没有这7万人的死，党也不可能成熟。所以有的时候代价是必须要付出的，而且被冤枉，被误解，甚至被误杀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