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缅甸排华事件始未记

同根相怜

1967年6月缅甸排华事件始未记

1967年6月缅甸排华事件始未记 王敬忠

一   前言

    1967年6月27日──6月28日缅甸排华杀掠事件，对于缅甸华侨来说是一场大浩劫。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迁徙流离，而死难者家庭痛苦，就更不消说了。事件的导火线，是学生佩挂毛主席像章问题，而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军人政府实行排外政策，迫使外侨出境，而当时我领使馆受林彪极左思潮影响，执行过左政策，实亦有以致之。事件发生后，各地暴徒蠢蠢欲动，欲乘机洗劫一番。当时缅甸共产党，亦散发传单，指出缅政府陷于困境，特制造排华事端，转移视线，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军人政府看到局势危险，有可能引起一场大风暴，故立即颁布国防治安紧急条例，置仰光于严密封锁之下，并在全国戒严。故幸能扭转局势，渐趋安定。然而事件影响很大，中缅邦交，因此处于低潮，大批华侨撤离缅境，文化人零落星散，而年轻一代，感到愤慨，要寻找途径，挽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可爱的地方，后果深远。

笔者数代华侨，居留仰光二三十年，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略有所悉，而当日经过触目惊心，事隔十余年，犹觉历历在目，因就记忆所及，将其事记述成篇。但限于水平与资料，错误挂漏之处，必定很多，希有关人士，补充改正，谨此提供有心研究华侨史者参考，并以此献给英雄的优秀的华侨儿女们！

二   军人政权的上台及其排外政策:一系列的国有化措施

缅甸1948年1月4日独立之后，由吴努领导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同盟系一个由多党组成的松散阵线，内中以社会党势力较大，内部一向不甚团结，总理一职一向由吴努担任，至1956年6月，让位给社会党人吴巴瑞。1957年3月吴努复任总理，吴巴瑞退居付总理兼国防部长。双方互相倾轧。1958年同盟彻底分裂。吴努另行成立联邦党，同盟则保持原名，由社会党人吴觉迎、吴巴瑞领导，两者争权夺利，相持不下。1958年10月29日陆军参谋长奈温将军出掌临时政府，监督议会选举，让两方在同一基础上竞选。1960年2月选举结果，联邦党获胜。4月吴努重新执政，任政府总理。但联邦党获胜后，亦闹不团结。不久又内哄分化，由吴努的得力支持者德钦丁领导一派，与其抗衡，互相攻击，以致政府软弱无力，社会不宁。1962年3月2日军队发动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吴努的文人政府，宣布解散议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接掌所有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三军参谋长奈温将军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国防部长，集大权于一身。除外交部长由一名非革委会成员的文人担任外，其他部长全系军人（外交部长以后亦换成军人）。从此缅甸一改旧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缅甸独立后，经济仍十分落后，一切工商业大都操在英国人、印度人手中，巴侨、华侨亦有一部分力量，其后英人势力逐渐退出，至1964年缅甸商业60%为印度人所控制，缅甸人才开始抬头，所占比例不大。外侨以印度人为多，在100万以上。华侨约30万，半数以上为侨生或入籍的华人。外侨经营工商业，多居城镇，其生活远比缅人为高。对比之下，缅人自然有所不平。军人政府多年青军官，民族情绪很高，又急功近利，故排外思想十分浓厚，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暴风骤雨手段，扫荡一切经济领域及文化领域的外侨势力，迫使外侨离境。他们中据说亦有人主张采取温和政策，把外侨资本限定在工业范围内，并促外侨入籍效忠缅甸，溶外侨于一炉。但主张未为采纳，反而遭到猜忌为集团所排挤。

军人政府的排外措施，系以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名义执行。因为缅甸的金融经济绝大部分操在外侨手中，故以社会主义国有化名义，恰好能收到排外的效果。他们上台之初（1962年4月30日）即宣布了一个《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宣布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缅甸式的，不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相同。1963年初又宣布了一个国有化法案，他们的国有化是“择肥而噬”的，有油水的国有，没有油水的就不国有，故至今最富有剥削性的典当行业，不独存在，且不容许外侨私营。其国有化方式是闪电式掠夺式的，不给出路的。故他们社会主义即系排外主义，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排外之实。兹将军人政府上台后，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略述于后。

经济方面的国有化措施

1963年2月23日政府宣布银行国有化，所有外资银行，侨资银行一律由政府的联邦银行（成立于1948年2月3日独立后一个月）接管。受影响的我国人民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商办的华侨银行三家。

1964年1月，宣布出入口贸易国有化，将以前已发出的所有出入口货的执照一律取消，私人一律不准经营出入口业务。缅甸两大出口商品大米与木材的生产收购出口等事宜分别由农业局、林业局掌管，私人不得插手。

1964年3月2日宣布全国工商业国有化，先在仰光实行，3月19日普及全缅。计缅被接收的工商机构12,212家，其中95%为外侨所有。稍有点资金的均在接收之列。3月2日中午电台广播政府命令，声音刚停，各厂店门口即有一名兵士到来，把铁门一拉，宣布里内所有东西都属于政府，任何人不得私有。命令并规定所有存在仓库住宅等地的资财设备须自动上报，否则一经查出，坐牢十年。法令虽宣布将来要给予适当的赔偿，但实系一纸空文，卒无分文结还，如有人询问其事，该经管机构会说:“政府管理你们的东西许多年，管理费用早已超过其价值了，政府还要向你们追补管理费用”，完全是无赖口吻。当缅甸政府宣布国有化时，若干东南亚报纸曾直接了当的称“缅甸政府劫取外侨财产”。

1964年5月17日缅甸政府再施杀手锏，宣布流通的100元、50元大钞作废（当时发行的钞票分100、50、10、5等几种）这是继工商业国有化后，对外侨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命令规定所有大钞必须上缴，违者重罚。自从1963年外资银行被收后，外侨在银行的存款大都提出钞票藏在家里以防万一。收藏的钞票自然是大票，因此一夜之间，便都变成了穷光蛋。事后政府宣布收回的大钞100元的900百万元，50元的300百万元。当时发行的大钞共有21.7亿缅元，故尚有970百万未曾缴回，占全部大钞的40%。大部分因外侨怕事，收大钞沉落河底，足见外侨对于缅政府的严峻手段的恐慌程度。另据1964年3月政府统计，在大钞作废前二个月，全缅流通货币共为2,230百万元，是则大钞占流通货币的97%，10元、5元的小钞只占3%。可见这个杀手锏对持有大部分大钞的外侨打击之大。

关于文教方面

1964年9月1日，政府宣布接管私营报纸。当时除政府出版的英缅版工人及劳动人民日报各一份外，有十余家私营。英、缅、印、华各报纸十一家，其中英缅文报纸由政府宣传部接管继续出版或合并，中文报纸则勒令停刊，员工由报馆当局负责发出三个月工资遣散，政府不负任何责任。停刊的中文报纸共四家，即人民报、新仰光报、中国日报、中华商报。至此，华侨就没有中文报纸可看了。又因政府控制了入口，中文书报也不准进口，故华侨看中文书刊再无可能。

1965年5月，政府宣布接管私立中学校（缅甸学校每年五月为新学年开始）。所有外侨办的中学，校舍、校具全归政府所有，行政由各地教育局派人主持，学校名称也改了。课程全部用缅甸语文，外文只有英文一科。即是说不能再有中文课程了。各校教师除个别外全部不再录用。被接收的华侨中学校，仰光有十间，各地有十九间共二十九间。仰光十间中左派的七间：即华侨中学、南洋中学、（以上二间办有高中），中华中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华夏中学、业余公学，右派的中正中学（高、初中），教会的华英中学、挽华中学等三间。其他城市的中学，左派有十八间（均只办初中）计为曼德勒、腊戍、密支那、八莫、东枝、景栋、大其力、勃固、东吁、卑谬、兴实塔、勃生、渺名、壁榜、瓦溪码、毛礼、毛淡棉、丹老等地的华侨中学。右派的只有一间德迈励志中学。

1966年5月，政府再宣布接管全缅私立小学。受影响的华侨小学，仰光（包括郊区）有27间，左派的24间，右派的3间。计仰光市内有：中国、育侨、新侨、华侨、集美、育新、侨尼等小学以及佛学、归女、颖川三个夜校。郊区的为阿弄新华、九文台华小、新闻乃华小、甘马育华小、群英、眉尼贡华小、包杜华小、勃生堂华小、达基打华小、开方道华小及南奥、北奥、打汶、丁眼遵等华小共14间上均属左派学校。右派为力行、醒民、新民等3间。

至于缅属各地华侨小学为数很多，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学校，即使一二十个学生也要办一间学校，无确实记录。其中与仰光教师联合会有联系的进步派小学计有147间，右派学校及其他未有联系的，因缺乏材料故未详。

到1966年5月，全缅的华校均被接收，中文课程全部没有了。数百年来，我们华侨祖先每到一处必群策群力办起学校，目的是为了要我们的子弟识中文，保持民族文化，不要忘本。现在华校被收，大家都感到很痛心。

华校被接收后，中小学教师大约有二千人左右，绝大部分离开了学校。学生人数大、约有26,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束装归国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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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华事件的背景
    上文叙述了军人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排外措施，说明排外是军人政府统治政策的重心，至低限度也是他们企图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这是所以会发生排华的根本原因。但何以事件会爆发在1967年，又何以只排华而不排印（印侨比华侨更多，更具有实力）亦有其背景，
    试述如下。
    （1）军人政府采取暴风骤雨的粗暴手段消灭外侨力量，实是杀鸡取卵痛快一时，并未考虑到保持国家长远利益。外侨工商业消灭以后，缅甸人并未能负起经济运转的任务，而负责工商业的军官们不单缺乏经验，而且利之所在，不久就腐化了。结果不上两年，接收来的大批商品物资即消耗殆尽，市场上空空如也。政府进口的物资，成批转入黑市，百货昂贵，原料缺乏，工厂无法开工。农民以生活困难，任由田地荒芜，即使有剩余的大米也不愿在政府压低的统购价格下卖给政府。政府收购政策无法实现，结果大米输出锐减。缅甸本是一个大米输出国，外汇来源主要靠大米及木材，特别是大米。1940-1941年（即日本占领前）年出口大米315万吨，1954-1955年仍保持150万吨左右，到1966年（排华前一年）只能输出30万吨，市场上的米价由独立后的每担30元涨至200元左右，致民生困难，外汇奇缺。一小点外汇，卖军火打内战尚嫌不足，自然难以输入足够的工业原料，消费品更无法输入了。军人政府只好靠借债过日，债主有中国、美国、西德、苏联及世界银行等。
    政治上，军人政府野心很大，一上台就想把地下地上各党派置于其指挥之下，妄想获得统一局面。1963年初，政府邀请缅共、红旗共党托派，掸邦独立军、掸邦解放阵线、克钦独立军及吉仁自卫队等地下组织到仰光协商和平，至该年11月谈判破裂，各方反政府军继续在各地活动反对军人政府。（只有一个“吉仁革命协会”的叛军放下武装与政府谈和，另派吉仁族反政府继续对抗）。次年3年，军人政府在扫荡外侨工商业的同时，邀请地上党派如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联帮党、联合工人党商谈合作亦未达成协议。军人政府便解散所有政党，并制定国家安全保护法，不准政党活动。另外军人政府又命令所有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因此又激起在人民当中极有影响力的和尚们的反对。
    缅甸政府在内外交困，人民怨声载道的时候，急需寻找一个藉口，以转移人民视线。恰巧这个时候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上台，极左思潮泛滥，使领馆执行一个过左政策，配合上侨校师生因学校被接管，爱国情绪高涨，因此上了当，促发了这次排华的大洗劫。
    （2）华侨及侨校师生对于华校的被接管，再学不到中国文化到非常沉痛，华侨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总是念念不忘家乡风土人情，念念不忘民族的文化传统，极不愿意子弟沦为异化，所以华侨每到一处总要节衣缩食群策群力办起一间学校，教育子女，学习祖国文字，通晓祖国文化传统，即使加入当地国籍也要保持民族特性。这种观念在战后新独立各国中不能相容。缅甸华侨在缅政府一系列经济打击下，仍能忍耐支持，甚至还愿意接受，因为据称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华侨大部分所响往的东西。但是到1965-1966年华侨中小学校次第被接管，学校再没有中文课程的时候，华侨都感到十分难过，终日忧愁，为子弟们能再多学点中文而筹谋。华校的师生们更是这种心理。当1965年华校被收后，原来的各校老师就办起一些十九人的回国升学班，晚上上课，教授语文史地，颇多学生参加。到1966年小学校被收后，这种十九人的补习班就纷纷成立，为数极多。家长们大力支持，只要稍为宽大一点的住家都腾出地方来办补习班。何为十九人补习班？按缅甸政府教育条例，凡有二十人以上的学校就必须登记，而登记了的学校根据国有化条例，就要被接管，华侨钻法律空子，故只办十九人的补习班，政府也奈何不得。补习班的学生比原先华校学生还多，因为这个时候，有许多在英缅文学校的华侨学生知道学中文的机会再没有了，也很多要求接纳。以原仰光育侨学校为例，接管前有学生九百余人，而十九人补习班却多至六十多班次，学生有千二百人，每位老师要负责三个班。上课时间只好排在清早或深夜，后来缅甸政府发现这种情况，便派出侦探威胁华侨，不得借出地方办补习班，所以学生们更加愤慨，更加勤奋读书，更加热爱祖国。在排华导火线的像章事件中老师们就是通过这些学生，在被接管的学校中与学校当局（即缅甸当局）斗争的。如果没有这些补习班要斗争也斗不起来。
    （3）1966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也是促成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泛滥海外，造反精神弥漫各地。不单造中国人的反，也造外国人的反，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海外华侨的爱好与责任。不单要向中国人宣传，也要向外国人宣传。当时缅甸的华侨团体的负责人，补习班的师生们每日学习语录，唱语录歌，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已成为生活的必需。补习班的学生把这种风气带到被接管的学校，缅甸当局认为这是宣传共产主义而引起他们的注意，渐渐感到不满并进行干涉，使领馆通过教师们领导学生与学校当局斗争，最后就酿成了一场排华的大惨剧。
    缅甸华侨不单办了很多学校，也组织起很多团体，以便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有同乡团体，有商业团体，有职业团体，姓氏团体等，大都是热爱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这些团体平时筹集款项，访贫问苦，救济难侨，很为广大华侨所欢迎。到这个时候也变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场地了。自从华侨学生因挂毛主席像章与缅人学校当局斗争以来，使领馆通过团体负责人领导华侨支持学生斗争。
    有两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缅华救济总会，一个是缅华教师联合会。前者集会各属各姓的华侨领导人于一处,办理全缅华侨救济事业或资助爱国事业，实力雄厚，影响很大。后者为全缅进步华校一千多位教师的组织，实际上是领导各地华校及师生的机构。华校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均由此决定，是华校师生的神经中枢。
    1967年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使领馆受其影响执行了一个过左政策，通过华侨组织网领导华侨师生与缅甸教育当局对抗。华侨方面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佩戴毛主席像章系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受人干涉。缅甸军人政府则认为在缅甸国境内宣传共产主义，学生们不遵守法令是干涉内政，是反对他们国家的行为，必须镇压。于是一场轩然大波就是以挂像章为一个导火线爆发出来了。环顾当时国内外，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政策，与外国人斗争的事例极多。如北京捣毁英使领馆事件，澳门  仔事件，香港反英抗暴事件，印尼四十一颗红星事件，意大利港口中国货轮悬挂标语进港事件等等。各方面大力宣传，风起云涌,鼓励着缅甸华侨及学生要与缅甸政府压制华侨学生不准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反动行为作坚决斗争。当时侨团及师生集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一时声势浩大有气吞山河之势，华侨师生的情绪被鼓舞到沸点。注：文革开始后不久，林彪四人帮就宣传“全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新时代”。他们搞形式主义，沙文主义，竟然相信靠语录及像章就可以完成世界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海外，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与一些国家的冲突，特别是华侨多的地方更是如此。如：1967年4月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北京十万人集会火烧印尼武官处。5月香港工人罢工演变成“反英抗暴斗争”北京十万人集会游行抗英。6月中国驱逐印度使领馆人员鲁冠南，印度群众冲击中国使馆，北京集会示威抗印。8月中，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在林彪四人帮支持下夺了外交部的权二天半。8月21日，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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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排华事件前后斗争的几个回合
    1966-1967年，缅甸军人政府完成了全部原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的接管。华侨组织了几百个十九人的小小补习班，继续学习中国文字。学生人数众多，超过了原华校的学生人数。学生们一律佩戴毛主席像章，一个至三四个高唱语录歌，挥舞小红书蔚然成风。我国使领馆决意要在缅甸也来一个“反缅抗暴斗争”。而当时缅甸军人政府内外交困,急于要找一个籍口转移国民视线，挽救危机。   于是1967年排华屠杀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1966年底，被接管的华校当局口头宣布在学校内学生不得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没有理会，而且越戴越多，每人不只一个，可能多至三四个，不只佩戴小像章，而且有些很大的像章。学校当局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缅甸境内宣传共产主义。
    1967年3月，缅甸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在缅甸境内，规定四种徽章可以佩戴，其他一律不准。四种系：昂山将军像章、学校校章、童子军徽章及联合国徽章，含意很明显，即不准中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这就揭开了斗争的序幕。缅甸的学制，学年由5月半开始，3月中至5月中放暑假。故自宣布四种徽章的规定后，学校放假了。有二个月的酝酿阶段。五月中旬学校开学，被接管的华校校长换成了缅甸人，重要的教师也是缅甸人，至低程度也是加入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原华人教师。一开校门，发现学生们一样佩戴毛主席像章回校，对教育部命令置之不理。学校当局纷纷向教育部汇报，官员们暴跳如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加以镇压。缅北八莫镇，原华夏中学的学生打响了斗争的第一炮。6月初，八莫县教育局、移民局、侦探部、安全委员会四个单位联合派员到学校没收学生的像章，学生抗交，学校便开除了为首的二十余名学生。被开除的学生在旧老师的协助下与学校斗争，要求学校要有正式通知说明开除理由。学校照办了，说明学生不遵从当局规定，佩戴毛主席像章故予开除。通知发出后，学校便发觉措辞不妥，急予追回，但一些通知书已送到仰光我驻缅使领馆了。我大使馆即据此向缅甸外交部交涉，指责缅政府对中国不友好。缅华教师联合会随即派洪士连、苏群才二人到八莫进行了解交涉。但刚抵八莫，即为政府扣留。因此我大使馆又向缅政府交涉，并在仰光店员联合会礼堂召开华侨抗议大会，指责缅甸政府无理开除学生扣留华侨。
    华侨情激昂慷慨，洪苏二人于拘留十多天后，被释放回仰光。第一回合，华侨斗争胜利了。1967年6月22日星期四，原仰光中国小学又发生了像章事件。该校位于华区中心五十尺路，学生人数众多。是日，该校某班缅籍教师命令学生把毛主席像章取下，学生不听，该教师大怒，强行摘下学生所戴像章投入厕所内。学生大哗，指责该教师污辱我们伟大领袖。缅人校长闻声赶到，见事情闹大，即打电话向缅教育局报告，并即命令停止上课，叫学生回家。学生坚持要教师赔礼道歉，并静坐学校不走。华侨闻讯赶到学校声援，并有不少人在校门外围观。时有缅甸记者前来采访，乘机拍摄华侨群情愤激的镜头。为华侨所制止，互相争执抢夺。次日，缅甸报纸报导华侨打碎记者相机，殴打记者，以激起缅甸人民仇视情绪，殊非事实。该校23、24日（星期五、六）未有上课。
    自6月22日，原中国小学发生事情以后，缅甸政府即决定对华侨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由缅甸唯一的政党──军人政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密集策划组织一次排华示威，由该党各地支部纠集暴徒随时准备行动，一面由缅甸报纸诋毁华侨，并造谣说有缅人女老师为华侨学生强奸，推波助澜，呼风唤雨的激起缅甸人的民族情绪。排华行动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6月26日星期一，当所有原华校的学生背着书包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却发现学校大门紧闭，门前张贴有布告说奉教育部通知，所有原来的华侨学校一律无限期停课，要学生回家。但学生都不愿离去，要求学校继续上课，不要荒废学业。学校蓄意制造事端，随即召军警前来驱赶学生离校。于是，学生群起搞议，坚决不离开学校。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学生忍饥挨饿，进行与学校当局说理斗争，华侨纷纷送面包饭包给学生。到下午时分，仰光市郊的原华侨中学，原南洋中学聚集了数千名缅甸暴徒包围示威。大使馆参赞为此驱车到缅外交部提出抗议，缅外交部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理由，不予理会。使领馆派人到各校了解情况，其汽车亦为缅甸暴徒投掷石块，形势越来越紧张，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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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排华事件的经过
    （1）前夕（1967年6月26日晚）
    1967年6月26日下午，华侨学生抗议学校当局停课的斗争达到高潮。原华侨中学及原南洋中学二间最高学府最为紧张，特别是前者。华中坐落仰光西郊九文台，距市区三四英里，占地面积颇大，一向系华人社会大型集会及春节举办游乐场所的地方。当日，学生拒不离校静坐斗争，外面为“社会主义纲领党”率领的暴徒数千人所包围，外层为声援学生的华侨，再外层为缅甸政府军警。华侨团体送来大批饭包支援学生被阻挡无法入校内。华侨团体领导人前来说理均被拒绝。校园内外，群情涌涌气氛极度紧张。
    下午五时左右，缅政府军警当场逮捕华侨领导人十二人。计：陈伯甫、杨老清、陈天煌、林威隆、黄忠泉（以上缅华救济会总会），刘应超（工联会），王莲发（书记公会），曾亚如（店员联合会），王思华（中华商报），温平（人民报），阮泳棠（新仰光报），陈甸育（仰光首都电影院）等（后被判入狱九年）。又逮捕华中学生六人（后被判入狱五年）。计有：谭廷伟、杨德荣、李详华、李少松、江启建、江露莲等。另在市区又逮捕华侨十二人，后查明系缅甸籍，陆续释放。计有：施永泉、林士杨、王维中、董任汉、赵剑玲、张树同、伍尚斌、陈启家、江红星、黄祥铭、杨文锦、陈清发等。
    军警随后即派来大型军车多辆，将在华中南中校内静坐斗争的学生共五百多人拘捕，送入军营看管。
    下午七时左右，在华中校外聚集的缅甸暴徒约二三千人，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安排下，一声呼啸分成二队，向华区进发。高呼“打倒狗中国人”的口号，浩浩荡荡，杀气腾腾。沿途又有人参加进去，人数越聚越多。一路沿北线而行到仰光市北郊的中国大使馆、新华社、领事馆、武官处、援缅办事处等建筑物前，高呼口号，投掷石头。其中援缅办事处（即旧领事馆地址在北郊大道卑谬路上）则被暴徒闯入，家具被捣毁。另一路沿南线而行进入市区唐人街，在华侨高尚住宅前特别是在侨团学校前面高呼反华口号，并未进屋。
    当日下午六时，领事馆召集华侨领导人开会讨论对策。会议还没有开始，就有些暴徒到达了门口，没有进去的人，幸而尚能离去，进去的人即再出不了。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使领馆几处地方已为军警监视之中，普通人进出被查询拘捕，官员汽车进出均有吉普车跟踪监视。
    当时，使领馆指示各侨团负责人应该为自己的团体不受侵犯而斗争到底。“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以为缅甸政府不外抓人坐牢而已。其实我们尚蒙在鼓中，“纲领党”已组织好暴徒，在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了。政府抓人只是合法手段的一面而已。所谓暴徒，主要就是穿上“沙笼”的军人罢了。这一晚华侨团体的负责人都到自己的会所守卫，准备斗争。幸而暴徒只在街上漫骂却未动手，一夜安然渡过。
    （2）高潮一（1967年6月27日）
    1967年6月27日，上午十时左右，各路暴徒几万人，一批批的进入仰光市区华侨集中的地方。东区以Fraser街为主要目标，西区以Bandula街（即华侨称为广东大街的“唐人区”中心）为主要目标，进行捣毁，抢掠烧杀，使排华事件达到高潮。缅甸政府耍两面手法：一面由“纲领党”指挥的脱去军装的兵士为骨干的暴徒，以群众面貌出面捣毁烧杀，推卸责任。一面又以政府军警出面，作维持治安状，对华侨区进行监视。当日一清早，华区各团体附近便有便衣侦探窥伺，警察站岗巡逻。各华侨团体大都按使领馆的指示召集开会，保卫会所。直到十时左右，暴徒大批涌进市区之后，才发现事势不妙，才临时通知不要再集会了。可是有些团体已来不及通知，撤退不出来了。
    这一天，暴徒的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其目标有二：一是捣毁华侨团体，如遇抵抗则格杀无赦，一是捣毁华人高尚住宅，分别进行。各队暴徒均手持铁棍短刀，蓄意破坏打杀。暴徒后面有军警车辆随行。似乎是维持秩序，实则保护暴徒以防华人反抗。下午，暴徒破坏打杀过后，政府出动救火水龙车，扑灭余火，冲洗血迹，消灭罪证。最后又出动垃圾车，装运死尸、碎砖瓦、灰烬、垃圾等，扫清现场，有分工有配合，完全证明是有预谋的。
    有的华侨团体及时撤退，故暴徒捣毁以后即扬长而去，未发生事端。如唐人街的缅华救济总会，东区的工友联合会，工商协会等。但有些团体，激烈对抗，为暴徒烧杀，死伤惨重。兹举几例以见暴徒之残暴以及华侨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英勇壮烈的事迹。
    缅华教师联合会系暴徒攻击之首要目标，该会地点在华区河浜街与南勃陶街角的一间三层楼房间。当日中午，约有一千左右暴徒聚集在两街夹角地方，高呼：“红中国人滚回去！”等口号，教联会所内，五六十个师生，紧锁铁门，严防暴徒进攻。他们高唱语录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与暴徒互相对峙。下午二时，暴徒上楼攻击，但铁门甚固不易破坏，而师生们以木棍还击。暴徒在楼下向上投掷石块，师生则把花钵推下，击中几个。暴徒甚为愤怒，乃找来巨斧想劈开铁门，师生煮开水淋泼，暴徒受伤，暴跳如雷。斗争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暴徒始终无法从河浜街正面楼梯上攻入。他们声势汹汹势欲拿下这个会所，乃从侧面南勃陶街其他住宅楼梯爬上屋顶，揭开瓦面，用火水倒进会所，点火燃烧。
    师生到此再也不能坚守会所了，乃决定冲下去与暴徒拼一死活。于是戴好毛主席像章，随手找一点木板木棍作为武器，打开铁门鱼贯而下。为首一人系中国小学校长缅华妇联主席老教师周颖如，双手捧着挂在会所的毛主席大像，仪容整肃，缓步而下。周老师是准备牺牲的，她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执行使领馆的指示而献身。她从从容容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暴徒们见师生们下来，都退到街上摆开阵势准备搏杀。周老师刚刚迈到街上的第一步，一个大铁棍迎头劈来，瘦弱的身躯便倒下了，其他几棒只是显示暴徒的残暴而已。于是展开了一场饿虎擒羊的战斗。师生队伍中大多数是女学生，人数是一千对五十。武器是铁棒、斧头对赤手空拳或桌椅木板。结果自不待言，只几十分钟便结束了。计当场被击毙的老师学生二十八人，另华侨诊所职员两人共三十人。其名单如下：
    周颖如、吴子帆、林福将、萧显达、管广华、徐庆强、叶素英、陈淑崖、简长瑞（以上老师），林青替、陈宝秀、庄锦秀、谭春福、陈秀英、叶秀凤、温振福、洪美銮、伍佩珊、王素芳、戴金花、余秀娥、龚霞冰、寸镇文、王爱惠、陈一兵、叶淑燕、江宗元、郭×宏（以上学生），吴万昌、林海塘（以上二人为缅华诊疗所职员）。
    当时受重伤送入医院医疗的师生有十人，名单如下：
    黎锦标、曹炳庆、柯淑萍、郭惠兰、苏金安、简倩冰、蒋章汉、刘汉中、傅月娥、程依珠。另突围生还有十七人。
    据当时在河浜两旁住户透露，这些暴徒击毙这么多华侨师生以后，又解开女教师、女学生上衣侮辱一番，有些则脱去妇女下衣用铁棒往阴户插，其卑鄙残暴无以复加。
    伊江合唱团的斗争亦极壮烈。该团地址在大金塔路下段的一间四楼上。是日，该团守卫者三人：杨荣照、陈承世、谢宗育。当暴徒上楼破坏铁门时，他们将电流接入铁门，暴徒有几人触电受伤。结果，暴徒爬上屋顶放火，这三位英勇的青年，身裹红旗，从四楼跳下，向暴徒群中冲去，当场牺牲。
    另外，缅华书记公会，守会所的三位因抵抗暴徒的进攻被击杀至死，他们是：陈祖荫、萧师宗、施学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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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潮二（967年6月28日）
    27日暴徒捣毁华区时，在不少高尚住宅中，顺手牵羊发了横财。暴徒们早就希望在华侨身上大捞一把。因此第二日，风声所播，四面八方的流氓地痞、无业游民以及想发财的所有坏分子，一大清早就聚会十几万人，不待“纲领党”的指挥，都向仰光华人区进发。一批一批的挨家挨户，逐屋逐楼进入华侨住家捣毁抢劫，有缅甸人也有印度人，有郊区，有附近市镇的人，也有市区的人，熟悉各街华侨情况的。所以这一天华侨受害更大。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暴徒光临，都没有遭到抵抗。
    暴徒叫开门后，把华侨赶到一个角落，他们先捣毁毛主席的像框，以及私人的像，搜查红书，然后把家私床具丢到街上烧毁，连厨房的瓶瓶罐罐，米缸里的米都不能幸免。他们目的是要彻底破坏，连生活也使发生困难。以发泄他们的仇恨。他们憎恨红色的东西，红色衣服、红色用具更非捣毁不可。然后爬到水箱上面，厕所水柜等处搜查，看看有无细软金器等，如发现有，都饱入私囊。
    自从军人政府上台，突击检查银行，没收工商业，废除大钞，连续打击外侨以来，华侨对剩下一点积蓄或买卖运转的现款都是忧心忡忡，战战兢兢的，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才好。放在银行怕查，放在箱柜怕抢，随身携带怕扒。深怕有朝一日，连生活都要成问题。然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弗拉沙街有一家华侨，家里什么东西都给暴徒打碎了，衣服被丢在街上，米缸的米倒散满地。暴徒心尤不是，拿着棍子在地板上敲敲，爬上厕所水箱内捞捞，没有发现什么。忽然看见那畏畏缩缩的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小挂包（缅甸习惯用的一种挂袋，可袋些零星什物）躲躲闪闪，似颇沉重，立刻抢过去，励声说：“这个也应该烧掉”，便带着那小挂袋，率领同来的人走了。广东大街有一家人家，住在楼上密藏东西不易。平日，买卖剩余都换成十元钞票（那时最大额的钞票）整整齐齐地叠在老夫妇准备百年归天用的大像片里层，以为万无一失，即使抢劫也不会注意这寿皿的。殊不知这一次来的暴徒，首先要捣毁泄恨再抢收银钱的。当大镜框打碎后，钞票满间飞，暴徒也顾不得装门面了，大家落手抢夺，主人们也乘机捡起不少，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不然明天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且说东区路易土街有一缅籍华人某，平日与一位缅甸人友善。27日排华事起，朋友连夜前来看望以示慰问，并谓明天恐怕还要更厉害，希望某先生到他郊区的家里避一避。某十分感激，随即约定明日一清早缅友开辆小货车接全家出去。某全家一夜未眠，收拾细软准备。缅友28日一清早，估计暴徒未到，如约来接。某先生十分高兴，全家尽速上车向北郊驶去。不料，刚驶出市区，迎面即来了一批暴徒，喝令停车检查华人。该缅友及司机挺身而出说明这是缅甸人的车，车上没有华人。暴徒不听，坚持要车上人下车，一看果然都是华人。某先生辩说他们一家都是缅甸国籍，不是中国人。但暴徒不肯罢休，说华人就是华人，不管什么国籍，强把车上东西搬下捣毁。其实捣毁是假，抢劫是真。某先生的大女儿极不服气，与暴徒争执，暴徒乃出铁棍殴打，竞把女孩子打死，东西也被抢劫一空。举这一例就可知道当日暴徒无法无天公然杀人的情况。
    华区的情况更是如此，不管缅籍、中国籍，不管红中国人、白中国人，只要是华人就系抢掠的对象。这一日，暴徒络绎不绝，每个门牌，每层楼房，都有暴徒光临。有的一批刚刚走，另外一批又来了。躲得一次不能躲避两次，真是一场浩劫。
    28日这一天，暴徒还制造了一件破坏中缅邦交的高潮事件。当日下午，一队暴徒攻打我国驻缅大使馆。有几个暴徒越过高大的围墙，进入使馆破坏。使馆工作人员及当时在使馆的援缅建设的专家上前擒捉，发生殴斗。援缅专家刘毅当场被暴徒击毙，另有二人受伤。有一名暴徒被擒获，经问明系现役军人，并把其口供录下，于次日由使馆送还缅外交部具领。
    这一天，暴徒流氓的暴乱行为，“纲领党”根本无法控制，特别是仰光郊区，木屋、茅屋很多，暴徒们进进出出，闹得天翻地覆。可能是出于保护措施，缅甸军警把郊区华侨大部送到军营，7日以后才放回来。可是人走了以后，房屋一样被抢掠。有些华侨匆促间来不及登上军车的，留在屋内也一样被抢。有些人还在暴徒抢掠时被杀。甘马育郊区还有一谢姓华侨，这天留在家里，暴徒来抢劫的时候，其子谢玉芳为了保护财产与暴徒理论，结果被驱打致死。他妈妈上前劝解，亦被暴徒打成重伤。（谢玉芳后来列上死难者名单上，71年缅甸政府办理赔偿时，他家属获得了五千元的恤金）
    6月27、28两日的排华屠杀抢掠事件，华人是攻击目标。但印度侨尼也极害怕，因为许多地方，华印杂处，城门失火必然殃及池鱼。而且印侨比华侨更富有，人更多。谁晓得暴徒会不会抢得火起，越抢越大胆，下一步就是印侨了。所以28日这一日，有不少印巴侨民出来维护华人。或在街上拦阻暴徒，或让华人进他们家躲避，寄存东西等，颇值得赞扬。即使缅甸人也还有不少与华人相处得很好的，他们也觉得政府做得过火，暗中也在帮助华人，人民之间是友好的。
    这两天的排华杀掠，把仰光市闹得天愁地惨恐怖万分。财产损失根本无从估计，死伤人数也不知多少。我们只对于爱国团体死难人士较有所闻，一般华侨则不易知道，有些是个别被暴徒打死的，如谢玉芳及上述某先生的女儿之例，也有被军警开枪打死的，不知多少。因为恐怖事件以后，一个多月时间，仰光市为军队严密封锁，几成死市。而缅政府则在全国范围内拘捕华侨团体领导人及其他爱国华侨，几乎达一年之久。闹得人心不安，今日不知明日。而且，很多华侨纷纷束装归国，故关于事态的详细情况了解得不多。1967年9-10月，我驻缅大使馆开追悼会，当时称为烈士的受林彪左倾思潮影响无辜死难者，共征集到三十五人，拍有像片纪念，这算是官方记录之一。
    （1972年、缅甸政府为死难人员赔偿，每人给缅币伍千元，并为死者举葬，缅甸政府派人参加葬礼，这时死难者称为“殉难爱国华侨”）

同根相怜

六 排华事件的余波：恐怖的三十三天与全缅大搜捕
    1967年6月的排华事件系缅甸军人政府蓄意制造的，其目标原系针对守卫祖国的华侨团体、爱国华侨（及背后的我使领馆）亦即系缅甸人所谓的“红中国人”。他们耍两面手法，一面由“纲领党”领导暴徒进行捣乱破坏，一面由政府指挥军警捉人并进行监视。也摆出“维持秩序”状，做些表面工作，被打伤未死的还用警车送到医院救治。27日的行动，缅政府还算能够控制，28日暴徒流氓之多，似已出政府之意料，而其参加之目的，多已不是出于排华的民族情绪，而系抢劫华人的财产了。这种混乱局面，对缅甸政府本身也并不有利，到28日他们也已感到。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缅共于28日下午在曼德礼、仰光铁路线上各城镇及仰光火车站附近散发传单，说明这一次排华事件，实系因缅甸军人政府遭遇到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失去民心，蓄意制造事端以转移人民视线。缅共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上军政府的当，要团结一致推翻军人政府云云。当时缅共很活跃，四方势力很大，政府深恐缅共乘机潜入仰光，推翻他们，故认为局势严重，非加以控制不可。
    1967年6月28日晚饭时候，缅甸政府在电台宣布实施国防条例第144条，全国戒严。禁止三人以上同行，五人以上聚谈，违者格杀勿论。军队布满各地，制止了骚乱。这样除防止缅共潜入仰光外，估计有一个目的是防止“红中国人”与缅共联系或转入地下，并且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搜捕“红中国人”。
    全国戒严维持了三十三天，搜捕“红中国人”则几达一年之久。
    （1）恐怖的三十三天
    6月28日下午，缅甸政府下令全国戒严。入晚，仰光市布满了军队，数十步就有一个警探到处巡逻。入仰光市的路口，有军队把守，暴徒不得进入市区。有些想冲入市区的，即遭到枪杀。市区内有些人不留意政府命令，在街上行走的，也有些被政府开枪打死。仰光市内成为死市。
    戒严期间，我国使领馆等机关完全为军警所监视。军警在建筑物周围设立岗位，搭好岗亭，进出的人一律要经过盘问记录。中国的外交官员外出，马上便有军用吉普，追随在后监视，他们到过的地方，必有军警光临查询记录。
    华侨在事件过后，心有余悸。而且经过政府的煽动，缅甸人特别是军人、和尚、年青人等仇视华人的情绪，确已有不等程度的高涨。所以，华侨均小心谨慎遵守命令，躲在家里很少出门。即使非出门不可，也都不在外面久留，单独行走，遇到军警绕道而行。华侨大都把毛主席像章挂在心中，不再挂在衣服外面了。原先喜欢穿西装裤的人，也大都改穿缅服“沙笼”统裙了，以避免麻烦。即使如此，在仰光大街上，死难华侨的血迹尚未完全为雨水冲洗干净，仇视华侨的气氛尚弥漫空中，未有消散的时候，华侨的麻烦事情还是很多的。这里且说两件：有一天，有二位缅籍华人，在素丽金塔广场旁边经过，迎面来了几个和尚，大概是他们没有低头而过以示尊敬吧，其中一个和尚骂一声；“狗中国人”，一口浓痰激射而出，幸而退避得快没吐在面上，二位华人也只得忍气吞声走开。仰光三号码头附近有一间华侨开设的茶铺。一天，有个缅甸码头工人来喝茶，喝杯牛奶茶，二件点心，值一元二十五分，吃完起身便走。店员向他收钱，他睁大眼睛瞪那店员一眼，走出店门。店员又追出去讨收，该缅人回过头来说：“我刚才不是给了你十元吗，你还没找钱？”于是争吵起来，就有些码头工人围上前来助那缅人声势。缅人一口咬定店员没有找钱要打那店员，店主看不是路，赶快出来赔礼道歉，骂自己店员糊涂，并奉上八元钱作为找续的钱，才算了事，否则又要惹起一场风波了。
    十九个的中文补习班自然停课了，而且永远停下去了。因为所有原华校的老师们，其他文化人及侨团领导人都是政府监视注意的对象，随时有拘捕的可能，自然只好深居简出。上山的上山，回国的回国，都在设法离开这恐怖的地方。
    缅属各中小城镇的缅甸人，听到仰光发生排华事件，不少人也蠢蠢欲动。所幸缅甸政府及时下达了戒严命令，没有发生事端，华侨才幸免于难。然而，被挑动起来的仇华情绪，一时是难以平息的。街头巷角，窃窃私议或指指点点的事，所在多有。使华侨们很不安心。特别是小城镇，华侨人数比较少的地方，更感到可怕。而各地的教师及爱国侨领都在警探注意监视中，不知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各地的华侨也很多准备返回祖国。一时，回国热已蔚然成风气。
    全国戒严于7月31日解除，历时三十三天的恐怖时期乃告结束，市内持枪的兵士全部撤走。但仍然有大量警探，在暗中巡视警戒。华侨团体如需集会，必须邀请侦探部派员在场“保护”，才能开会。8月1日为我国建军节，适值戒严解除。使领馆邀请一批华侨到使馆参加庆祝活动，大家见面互相问好，劫后重逢更有一番喜悦心情。
    （2）大规模的逮捕
    缅甸政府内政部情报局，设有华人情报部（CID）雇用不少土生华人专门侦察华人情况，对华侨社会动态人事颇为了悉。凡亲中国的华人，称为“红中国人”设有专案记录其活动，缅甸政府对红中国人一向存有戒心，而这次挂像章事件的斗争也就是这些人与他们对抗，故认为必须镇压，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物。所以当6月26日的排华事件之初，即逮捕了陈伯甫等十二名缅籍华人，施永泉等十二名学生领导人，这算开始。戒严期间，在各中小城市大量逮捕华侨团体的领导人，其行动一直延续至次年5月。仰光大批行动则亦迟至68年3月。
    67年7月份戒严之初，有一批前文化工作者，为了避免遭受拘捕，潜离仰光市，前往缅属山区者颇不乏其人，为前侨运领导人叶振荣，谢永洲等。但有些人则在途中被侦探捕获，被判入狱三年。计有：赵润畦（人民报）、杨基南（人民报）、赖保罗（人民报）、戴炎鼎（新仰光报）、黄庆容（中国日报）、陈添福（中华商报）等六人。
    全缅各地陆续被拘捕的华侨团体负责人原华校教师极多，据我们所知道记录下来的有六十余人，现按城市分别为下：
    曼德礼：严孔昌
    勃  生：林鸿珠、洪志和、江亮雄、江亮武
    壁  榜：庄和成、庄和裕、卢  辉、陈文德、曾仁灿
    吉  叻：黄汉波
    毛  礼：张少春、魏炳坤、万义斌、施振发、卓继发、李启宗、曾保奕、陈友涛、陈忠信、巫援平
    密支那：张中台、曹灼培、杨子成
    腊  戍：梅天华、卢毓庆、朱振绍
    景  栋：罗玉成、许  杰、巫廷汕、郭躬南、陈华平、黄莲枝、许丽娟、颜凤秀、赵莺莺、黄耀华、劳瑞序、冯荣享
    东  枝：谭恩福、黄新生、何如沣、徐礼祥、高平国
    敏甲光：谢献河全家四人
    八莫：陈国良、许元琮
    到1968年5月被捕的还有绕彬九的曾和尚等四人，榜地的×××（未记到名）等四人，其余我们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人，这里记下可能只是一部分。
    仰光市大规模逮捕则在1968年3月19日。该日凌晨一时，警探分批到达各人住宅，从睡梦中叫醒带走。计有：
    陈福顺（缅华救济总会）、陈兰生（文化工作者协会）、李湛尧（洪门武帝庙）、杨双溪、周惠珍、陈锡勇（以上三人伊江合唱团）、林光伏（海燕合唱团）、杨元钦（救济总会）、陈启彰（福利会）、何炳森（中华商报）、马英华（中国日报）、林荣泉（新仰光报）、李华平（巨轮社）、周惠民（店员联合会）、阮丹萍、周雅宝（以上教师联合会）、林美乙、黄克铭、黄甚法（以上惠安会馆）另有原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柯贤璧一人，则系事前（3月10日）被捕，合共仰光市这一次共逮捕了二十人。
    以上被捕的许多华侨领导人文化人，均分别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讯。其中，仰光工联会主席刘应超，文化工作者协会主席陈兰生，勃生侨团负责人林鸿珠三人都受酷刑致死。所有被捕者均曾控告于法庭，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罪的理由在法庭中抗辩，很表现华侨的民族气节，深得广大华侨的赞扬。他们被关押在狱中一直到1971年缅甸奈温总统到中国表示亲善友好以后，才把他们释放。

同根相怜

七 排华事件的后果
    缅甸排华事件影响很大，中缅邦交因此更加恶化，关系降到最低点。事件以后，使馆公务降由低级官员主持，援缅专家撤退，援缅计划停止了。
    缅甸政府可能得到的好处就是激起了缅甸人民仇视华侨的情绪，在内外交因中，转移了视线，比较团结，政策比较容易推行了。他们想驱赶华侨离境的目的也有不少的收获，很多华侨离境了，华侨文化人星散了，政治文化的活动没有了，华侨情绪低沉了，这些是军人政府极力想取得的结果他们是得到了。但是，缅甸政府也有很大的损失，除开上述援缅计划中止以外，由于排华，不但华侨大批离境，印侨、巴侨也感到岌岌可危，纷纷作归。而缅甸城乡很大部分体力劳动者、清洁卫生工人都是印、巴侨民，城乡小商贩也多是华、印侨民，他们的离去使缅甸城乡人民的生活一时脱节，货物交缺，物价更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这都是他们的代价。
    但是这次排华事件，部分责任应该由我使领馆执行林彪过左路线的错误政策来承担。如果华侨学生不那样大规模的与政府对抗，如果华侨社会中政治气氛不搞得那样浓厚，即使缅甸政府想鼓动人民排华，也无所借口。固然，军人政府一向执行排外政策，都采取文化经济办法，尚未敢赤裸裸的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如果不是像章问题有可能不会有这一次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这次事件，使华侨社会损失很大，“过左政策”负有很大责任。事件对华侨社会发生的后果，吸取教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事件中，华侨财产损失无法估计。但这种损失到底是有形的，有限的。华侨一向艰苦朴素，任何经济困难都可以忍耐克服，总可以支持得住。但事件激起仇视华侨的情绪，加强了对华侨的迫害，影响极坏，好几年都无法消除。
    首先，文化人几乎散尽了。原华校的老师，原四间华文报馆的员工及其他华侨知识分子都系华侨的瑰宝，系华侨社会传播延续中华文化的种子，即使学校没有了，报馆没有了，如果这些人还在，仍然可以起作用的。自华校被接管后，再没有机会培养新的文化人，而进来又不可能的，所以原先一点有文化的人是极其宝贵的。但自事件后，使这些人突出，成为被镇压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入山的入山，而大部分被迫回国了。而回国来的文化人在四害横行时，不但没有适当的安排，不少人还吃了不少苦头，竟无作为，变有用为无用，真是太可惜了。
    第二大批华侨离境。排华事件以后，华侨生活在恐怖之中，想支持下去，都有困难，特别在小城镇，华侨少的地方，更加可怕，真是小心翼翼，忍气吞声。犹是今日不知明日，所以纷纷谋求归计。估计自1967年8月以后，几年间离开缅甸的华侨为数约三万人，占华侨总数约十分之一。缅甸政策外侨可去不可来，少一个好一个，自然得计。于华侨来说，实在是大损失。估计其中回祖国的约一万二千人，大部分乘中缅航线民航到昆明，小部分由滇缅边界潜回。1970年以后，澳门放宽入境，缅甸华侨一窝蜂向澳门跑，几年之间入境的大约一万人。另外，到美国、加拿大的陆续有几千人，去澳州、香港、台湾的亦有少数。
    另外，事件对于华侨学生的影响也应该一提。侨生在这次事件中站在第一线，得到锻炼，他们大都是缅甸出生的，对于缅甸有份乡土之情，但签于军人政府对华侨之压迫，一股抗暴的心情生根茁壮，弥后经过学习提高，不少人参加到缅甸革命的行列，对于缅甸革命事业也有贡献。

同根相怜

八   结束语
    这篇始未记，大致记述了1967年6月缅甸排华事件的经过情况及前因后果，其中观点只系个人看法，可能也代表一部分缅甸华侨的意见。此记虽然记录了一些事实，但因事件后恐怖环境与各方接触不多，故无什么的记录，兹篇所记都系凭个人记忆，只时间与人名，尽可能核对了一下，但深感遗漏很多，特别是受难者及被捕的人数名字，对于这点不但感到不足，亦未尽责任而感到歉疚。他日，希望有人有文详尽的记述，以补不足。
    最后本篇写作，对得到缅甸归侨王俊宏、白小民两位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