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国经野：元明清时期政区变迁与西南边疆经略(下)

泛海一舟

        作者:孙宏年

        二、西南边疆政区变迁及治边方略的启示


　　 回顾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变迁历程，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思考。

　　 1

　　 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的历史疆域。

　　 中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疆域。

　　 在秦朝之前，中国文献中就有“五方之民”的记载，也就是东方的“夷”、南方的“蛮”、西方的“戎”、北方的“狄”和中部的“华夏”。在“五方之民”交融的基础上，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2000多年间形成“各民族交融、少数民族获得发展→国家统一→各民族再交融、少数民族兴起→国家更大范围的统一”的特点：自220年汉朝灭亡后，经历了近400年的民族交融、少数民族崛起，进入隋、唐的统一多民族大帝国时期，疆域超过了秦汉时期;自907年辽建立后，经历了近300年民族交融、各政权并立时代，过去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先后获得了大发展，并建立了各自的地方性政权，包括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地区的大理、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等，最终由元朝实现了民族交融基础上的大统一，疆土比汉、唐时期更为辽阔。到了1644年，满族建立的清朝再次实现统一，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历史版图。无论是华夏族，还是边疆地区的夷、狄及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祖先，正是他们之间的交融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的众多民族;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汉、唐、宋、明等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王朝、政权，都为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过贡献。

　　 西南边疆地区同样是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形成、发展的，这在元明清时期尤为突出。

　　 其一，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对外拓展疆土，为元朝统一奠定比汉、唐时代更为稳固、辽阔的国土基础。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后为大理)与中原王朝有过和亲盟会、和睦相处，也有过冲突、角逐。但总体上看，内地与西南边疆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而且积极向南部、西部拓展疆土，使当时的西南边疆得到了稳步拓展。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被划分为以军事组织为主的五大行政区域，即卫茹(中翼)、约茹(左翼)、叶茹(右翼)、如拉和苏毗茹，并设立61个千户，各设千户长，另外有未受册封的小千户长、大五百户长等百户长。这种行政建置基本保留到九世纪中期。南诏、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和大理政权前后延续了600多年，政区和地方行政机构类似于唐朝，不仅设置府、州、郡、县，而且设有“赕”、节度、都督府等机构。南诏极盛时的疆域包括今天我国云南全省，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的一部分地区，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的滇国、夜郎和爨氏政权的管辖范围。南诏政权在辖区内设置了赕、府、州、郡、县和节度、都督等军政机构，成功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大理政权基本上承袭了南诏的疆土，也根据不同情况设置相应的军政机构，继续进行有效管理。元、明、清三个王朝正是在吐蕃、大理辖区的基础上设置行省等军政机构，经营西南边疆，延续和发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土。

　　 其二，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努力建设家园，地方政权积极经营边地。比如阿里在7世纪就由古象雄统治，后为吐蕃王朝管辖，吐蕃瓦解后其王室的一支西迁，在拉达克、古格、普兰分别建立政权，称为“阿里三围”，元、明时期均属西藏地方管辖。根据黄博对清代西藏阿里基层政权的研究，清朝初年，拉达克强大起来，占领古格、普兰，17世纪中叶西藏地方以蒙藏联盟为基础的甘丹颇章政权派军打败拉达克，设置了扎不让、达巴(今均属札达县)和日土、普兰4个宗和左左、那木如、曲木底、萨让如、帮巴、朵盖齐等6个本，这对于巩固西藏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划分政区、设官分职，需要完善的“政策体系”来支撑。

　　 边疆治理是“系统工程”，划分政区、设官置守、建立行政机构只是中国古代治边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边疆开发等领域的政策、措施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边疆稳固，加快边疆发展。刘君德等学者认为，影响行政区划的主要因素有国体、政体等政治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联系等经济因素，民族分布、民族关系等民族因素，地形、气候、水文、矿产资源等地理因素，行政管理的层级、幅度、手段等行政组织、管理因素，以及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变迁等历史社会因素。这不仅表明政区设置、调整的复杂性，而且说明政区设置只是治边方略的内容之一，需要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套”，才能形成治边的合力。元、明、清各王朝在划分政区的同时，还扶植拥护中央的政教上层人士，驻军防守，清查户口，确立赋税，设立驿站，开展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逐步形成西藏治理的“政策体系”。

　　 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也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示:清前期总体上看成效显著，这是因为“改土归流”过程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土司地区改设流官之后，清朝又注重善后措施，既驻军屯戍、修建城池，加强政治统治，又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因此较好地巩固了“改土归流”成果，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清末在川边的“改土归流”，规模、声势都很浩大，但此时革命运动兴起，清朝中央政府权威下降，也无力给予足够支持。1911年，赵尔丰还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但不久就被革命军处死，这场“改土归流”以人亡政息告终。民国初年，不少“改流”地区又恢复了土司的权势，新设的政区难以维继。

　　 3

　　 经略边疆，“政令统一”与“因地、因势制宜”缺一不可。

　　 从秦汉时期至20世纪中期，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不同区域的治理既有统一的政令，又有因俗、因地、因时、因势制宜的措施。元、明、清时期，行省的区划逐步调整，明代基本上确立了今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省级政区地位，但是西南边疆地区政区设置仍然相互关联，主要体现为四个区域性的变动。

　　 其一，清代在设置总督、巡抚时，通常是广西、广东设两广总督，云南、贵州设云贵总督，四川设四川总督。但是雍正年间为了推行“改土归流”，雍正帝就几次调整西南的总督辖区，鄂尔泰在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升任云贵总督，雍正六年(1728年)又担任了云贵、广西总督，直至四年后离任回京。

　　 其二，今天四川、云南、西藏三个省级政区的辖区界限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基本确定，20世纪上半期又在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了川边、西康这两个新的省级政区。今天西藏辖内的昌都、林芝地区则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西藏、西康地方的反复争夺，到1956年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才明确地划归西藏。

　　 其三，今天广西东南部的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等地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隶属广东省，大部分是在1951年划归广西的，灵山县、合浦县等几个县在1955年、1965年又经反复调整，最后才确定划入广西。

　　 其四，清朝中央政府几次派军进藏，无论是康熙时期两次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雍正时期平定阿尔布巴、隆布鼐叛乱，还是乾隆时期派军驱逐侵藏的廓尔喀军队，四川、云南、青海都成为供应粮饷和人员的“大后方”。

　　 4

　　 边疆治理的政策变迁，既有“时代性”，又体现“继承性”。

　　 边疆地区的政区设置和行政管理体制变动是边疆治理政策及其变化的组成部分，既受到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在20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间，“体国经野”、设官置守已成为从先秦到清朝历代王朝管理地方的重要制度，经历了从郡县二级制到州郡县三级制再到省县二级制的演变。周振鹤等学者考察了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指出元、明、清三代，省级政区都是中央管理地方的“高层政区”，县级政区则是基层政区。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时期、边疆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历代的治边政策经常变化，体现了因俗、因地、因时、因势而治的特点。因俗、因地、因时、因势而治在历代治边中多有体现，不同的王朝都强调过这一点，而且又适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以边疆民族政策为例，秦汉隋唐时期在西南、南部边疆采取羁縻政策，对少数民族首领加以册封，或任命他们管理边疆;元、明时期逐渐发展为土官、土司制度;清前期在沿袭土司制度的同时，又进行了“改土归流”，而且，相关政策一直沿用到近代;清末在川藏滇交界地区再度实行“改土归流”，民国时期也曾在有土司制度残余的地区推行这一政策。

　　 5

　　 如何看待近代以来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1840年以后，随着列强入侵、边疆危机加深，不少人认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形同“封建”，“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并且把行政管理的“一体化”与实施各项新政及“近代化”措施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实行“一体化”“近代化”，才能巩固国防、加快边疆发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在边疆地区建立行省、设置县级政区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于是20世纪初中央政府实施了东北边疆设省、川边“改土归流”的政策，同时，在西藏和内外蒙古设省问题受到各界关注。

　　 1912年至1949年，由于边疆形势依然严峻，这种主张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川边地区在1939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刘文辉在西康省成立大会上强调西康建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历史意义，西康“地处极边，自昔视为瓯脱”，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四川徼外之地”或者“吐蕃附属之区，有其地而无其名”，历代王朝“不过加以羁縻，始终未形成一行政单位”，建省以后“封疆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将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二是国防意义，西康“控制三边，毗连藏印，为西陲之门户，滇蜀之屏障，关系国防，至重至巨”，建省之后可以“内促边民之向化，外杜强邻之觊觎”。三是经济意义，西康“地旷人稀，蕴藏极富”，过去开发利用不够，建省之后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当地人民“福利可望增进”，为国家民族也可作出更大贡献。四是政治意义，抗战以来“敌骑纵横，山河残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央为坚定最后必胜之信念，表示长期抗战之决心”，完成西康建省大计，对内可以激励军民斗志，对外“以吾国力雄厚，国情凝固之姿态，昭示世界各国”。从这一讲话可见，西康建省是与抗战爆发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反映出西康政治、国防地位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人意识到边疆民族地区建省有利于在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即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只有废除了土司、土官制度，建立省、县等行政管理机构，才能改变其千百年被“羁縻”的地位，才能“封疆明确”，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才能“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

　　 1900年至1949年，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行政管理“一体化”的主张在不仅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得到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界的认可，而且在云南、广西沿边地区的渐进式“改土归流”中得以实践。这一政策又与清末新政、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建设紧密联系，都是当时中央边疆治理思想、政策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与实践，今天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先秦以来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再考察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和边疆危机，我们就能够较为客观地评论“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和实践，既正视某些地区实践中的无视民族地区特点的问题，又充分肯定其有利于抵御外侮、巩固边防、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创新工程西南边疆方向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边疆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边疆史地、近代中外关系、西藏近现代史研究;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西藏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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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清时期都继承了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对外拓展的疆土，为元朝统一奠定比汉、唐时代更为稳固、辽阔的国土基础。例如南诏极盛时的疆域包括今天我国云南全省，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的一部分地区，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的滇国、夜郎和爨氏政权的管辖范围。南诏政权在辖区内设置了赕、府、州、郡、县和节度、都督等军政机构，成功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大理政权基本上承袭了南诏的疆土，也根据不同情况设置相应的军政机构，继续进行有效管理。元、明、清三个王朝正是在吐蕃、大理辖区的基础上设置行省等军政机构，经营西南边疆，延续和发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土。
        从元、明、清时期都继承了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的疆土来看，上述地区的统治区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区域。在此说明，印度东北七邦也曾经有中国统治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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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最早归属过谁？
————契丹，吐蕃为辽国的属国，这个属国可不是一般的属国，辽国有权调动吐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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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并不是元朝拿下的！

泛海一舟

公元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西藏正式并入元朝，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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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
卷三十六 兵卫志下
属国军

　　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又有铁不得国者，兴宗重熙十七年乞以兵助攻夏国，诏不许。

　　吐谷浑。铁骊。靺鞨。兀惹。黑车子室韦。西奚。东部奚。乌马山奚。斜离底。突厥。党项。小蕃。沙陀。阻卜。乌古。素昆那。胡母思山蕃。波斯。大食。甘州回鹘。新罗。乌孙。敦煌。赁烈。要里。回鹘。辖戛斯。吐蕃。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阿萨兰回鹘。于阗。师子。北女直。河西党项。南京女直。沙州敦煌。曷苏馆。沙州回鹘。查只底。蒲卢毛朵。蒲奴里。大蕃。高昌。回拔。颇里。达里底。拔思母。敌烈粘八葛。梅里急。耶睹刮。鼻骨德。和州回鹘。斡朗改。高丽。西夏。女直。

————辽宋时期，吐蕃处于分裂状态，辽史记载中的小蕃，胡母思山蕃，大蕃，这是吐蕃分裂后的三个部分，均是辽的属国。

辽实际使用吐蕃军队——辽史记载:

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下
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报皇后、皇太子。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丁卯，皇后遣康末怛问起居，进御服、酒膳。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辛卯，尧骨献党项俘。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谒于札里河。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五月甲寅，清暑室韦北陉。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冬十月丁卯，唐以灭梁来告，即遣使报聘。庚辰，日本国来贡。辛巳，高丽国来贡。十一月丁酉，幸安国寺，饭僧，赦京师囚，纵五坊鹰鹘。己酉，新罗国来贡。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新征渤海大諲歙。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馀府。

　　天显元年春正月己未，白气贯日。庚申，拔扶馀城，诛其守将。丙寅，命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諲歙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帅尧骨、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己巳，諲歙请降。庚午，驻军于忽汗城南。辛未，諲歙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馀人出降。上优礼而释之。甲戌，诏谕渤海郡县。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为逻卒所害。丁丑，諲歙复叛，攻其城，破之。驾幸城中，諲歙请罪马前。诏以兵卫諲歙及族属以出。祭告天地，复还军中。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其国内殊死以下。丁未，高丽、濊貊、铁骊、靺轲来贡。三月戊午，遣夷离毕康默记、左仆射韩延徽攻长岭府。

消灭渤海国——契丹人调动了吐蕃军队到达东北作战，历史上吐蕃军队唯一一次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永载史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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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是唐朝的劲敌，唐朝被吐蕃吞噬了大片领土，到了辽国时期，情况改变了，契丹人征服了吐蕃，吐蕃在契丹的管辖之下。没有发生过反叛的事情。因为历史没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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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一下明朝
明朝没有实际统治西藏，属于名义上的归属，明朝没有实力统治西藏。
严谨地说——西藏，明朝时属于藩属国，类似李氏朝鲜一样，不归属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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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西藏【原来叫做吐蕃】这个地方统治过的朝代：
一，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
二，元帝国
三，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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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大辽的属国与其它朝代的藩属国概念不一样。
同样都叫做属国，区别很大！
辽的属国是全方位控制的属国，如果敢不服从，立即使用武力征讨，进行残酷镇压。
其它朝代的藩属国——就那么回事，挂个名而已，没什么实际意义，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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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辽的纳贡体制与其它朝代也不一样。
给辽国纳贡那可不是象征性的，是实打实的纳贡，大数量，大价值的纳贡，类似征税，而且是重税！
所以，给大辽的纳贡非常特殊。
不好定义！

地图开疆凯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