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飞：缅甸少数民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问题——以果敢族为例

果敢南天门

      果敢的这些地方势力，无论是打着“反缅”，还是“归顺”政府的旗号，其骨子里都是在各自钻营自己的利益，为其私利而在果敢纵横捭阖。他们时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政府军，时而一方或是多方又伙同政府军去打击对其构成利益威胁的另一方。

      摘要：果敢族虽属于缅甸的一个合法少数民族，为缅甸的法定成员，具有缅甸的法律身份，但自缅甸独立至今，不被缅甸中央政府所真正接纳，遭受民族歧视，政治身份缺失，得不到应有的缅甸国民待遇，以及在长期的动乱下，果敢族与缅甸主流社会的联系渐趋疏远，这造成了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问题。2011年上台的缅甸民选政府，催生了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但在根本性上，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还处于初始阶段。为此，缅甸的民选政府要要因势利导，着力推动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缅甸;果敢族;认同

      果敢族是缅甸一个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在民族的历史发展上，他们与中国汉民族具有相同的血脉关系;在地理分布上，他们与中国毗邻而居。果敢族长期游离于缅甸政权之外的政治现实，撕裂了果敢族与缅甸主流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尤其重要的是，关系到果敢族对缅甸国家认同向心力的缅甸国民政治身份及依法所享有的缅甸国民待遇问题，缅甸中央政府总是瞻前顾后而至今也没有予以妥善解决，这严重第阻碍了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

一、果敢族的历史由来
      果敢一词来自掸族语，在掸语里，“果”是作为“九”，而“敢”则是“户口”之意，果敢整个意思是指由九户人家所居住的地方。公元1659年，南明皇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军追杀，带领上千名汉族侍从中国内地出逃到果敢。1662年6月，朱由榔被降清的吴三桂处死。朱由榔死后，那些曾跟随朱由榔逃到果敢的汉族侍从，为免遭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其中绝大多数，以明朝遗民的身份留在果敢谋生。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果敢地区还有一部分汉人，这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贾马帮。他们因留恋缅北而长久留了下来，其中以云南、贵州、四川人居多。”[1]

      在果敢纳入清朝的版图后，清政府在果敢设立了“木邦宣慰司”，任命一名汉人杨氏为土司，负责世守其地。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交通极为不便，清政府对果敢往往是鞭长莫及，形成了果敢形式上是大清领地，实际上却是个清政府统而不治的“化外之邦”。1885年，英国侵占整个缅甸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云南。1897年，英国侵略者以武力威逼清政府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条约附款》，把果敢地区强行并入英属缅甸。“至此，世属中国云南省镇康而在清后期曾一度独立自治的果敢正式成为英属缅甸的一部分，以汉族为主体的、风俗文化与镇康相同的果敢各族人民变成了英属缅甸国民。”[2]

      1948年1月4日，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当时果敢的汉族土司杨振财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缅甸首届国会提出‘果敢系缅甸领土，果敢人民应当享受缅甸的合法公民权益’的议案，后经国会通过，被载入缅甸宪法。”[3]1962年2月，中、缅两国划定边界，果敢作为缅甸的领土而被划入缅甸的版图。

      1983年，缅甸政府为去除果敢地区的“汉族化”，把以汉人为主体的果敢居民，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为果敢族，同时又把当地所使用的，带有中国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方口音的汉语普通话称之为果敢语及书写的汉字称之为果敢字。

二、长期的政治动乱剥蚀了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意识
      缅甸的果敢地区，自缅甸独立后不久就沦为动乱之地，而以缅族为主导的缅甸中央政府，却不能够用国家主权的强制力对果敢地区进行行之有效地管控，使其处于“秩序的范围内”，从而导致在果敢地区的缅甸国家主权遭到弱化，以至于在果敢地区的缅甸国家主权只停留于法律上。缅甸国家主权在果敢地区因动乱而被弱化，致使缅甸国家主权在果敢地区不能为缅甸国家治权提供有秩序的范围，而使得缅甸国家治权在果敢地区仅徒有表面形式而失去实际作用。在长期动乱的剥蚀下，众多的果敢族人对缅甸为其国家的意识渐行渐远。果敢地区动乱的政治局势演变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缅甸独立至“缅共”占据前，果敢地区呈现出武装割据状
      缅甸独立后，吴努政府迫于集中力量打击克伦等缅甸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在果敢地区继续实行原有的土司制。由于担心果敢族人参与分离运动，吴努政府暗中支持、收买与果敢土司集团有利益矛盾的果敢地方势力组织，以此对果敢土司集团进行牵制。到了1959年，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势头被打压后，吴努政府宣布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收回包括果敢在内的掸邦33个土司掌管地方事务的行政权，同时派遣政府军驻扎进去，以实现中央政府对上述地区的真正控制。当时果敢末代土司杨振财迫于吴努政府的军事压力，被迫交出果敢的行政事务权，果敢行政事务由吴努政府在果敢设立的“议事会”负责。

      此时的果敢，包括土司集团在内的，长期得益于“化外之邦”的果敢各种地方势力，不甘受制于吴努政府的“削藩”，纷纷组建武装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争中，果敢形成了三足鼎力的局面，“一是杨振声的反缅武装，其中一部分在泰国由杨振业领导;二是罗星汉受政府扶持的‘自卫队’武装;三是彭家声领导的由年青人组成的反缅武装”[4]而三分果敢。在这三股果敢地方势力的缠斗下，吴努政府在果敢所建立的政府组织机构相继瘫痪而被迫撤出果敢。

      1962年3月，军界强人奈温以政变方式推翻吴努政府，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政府。崇尚武力的奈温，对“三分天下”的果敢用武力进行清剿。1963年奈温政府先后抓捕了罗星汉以及末代土司杨振财，及其叔父杨文灿、妹妹杨金秀，并迫使彭家声自行解散“反缅”武装。为进一步削弱土司集团在果敢的影响，1965年，奈温武力逼迫土司集团中的实力派，曾称雄果敢一方的原果敢末代土司杨振财的弟弟杨振声，带领家眷随从600多人出走缅甸至泰国。杨振声离开缅甸后，奈温随即在果敢实行军管。

      在军管下的果敢，表面看似有政府管理，实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整个果敢乱象丛生，接管果敢的政府军疲于应付。在当时的果敢，失势的势力，为谋取东山再起，以退为进，暗自发展实力，等待时机;得势的势力，为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坐山观虎斗”;一些弱小势力，唯利是图而左右逢源。

(二)“缅共”占据期间，政治运动席卷果敢地区
      1968年元月，“缅共”占据果敢，成立果敢县，从县府老街到农村的村寨，“缅共”相继建立起各层级的政府及管理机构，已加入“缅共”的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县长，果敢由此进入了“缅共”统治时代，直到1989年“缅共”分裂。由于果敢具有毗邻中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果敢居民的华人背景，在“缅共”统治下的果敢，逐渐成为“缅共”在缅甸东北山区重要的根据地，“缅共”的北方局也常设在果敢。

      “缅共”在发展势力的同时，其自身内部的矛盾相继爆发出来，“缅甸共产党的中级以上干部，3/4是缅族，而处于基层作战的部队，又大多是佤族、克钦族还有汉族。在中央政治局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缅族，其它少数民族干部被排挤，受到了歧视。宗派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使得党的领导人与地方军队领导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7]然而以德钦丹东为首的“缅共”中央，错误的认识形势，不积极搞好党的团结而是采取“极左”政策进行压制。“缅共”中央规定，在根据地内，要挂德钦丹东的像，诵读德钦丹东的语录，并且每天人人如同敬神似的，向德钦丹东的像进行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此外，德钦丹东大搞“肃反”运动，用撤职、开出、处决三种方式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人。“缅共”政治局委员芭鼎，这位“缅共”元老，因不赞同德钦丹东提出的“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左倾”革命路线而惨遭杀害。在芭鼎被害后不久，“缅共”政治局委员耶博特和波扬昂也相继遇害。1968年夏，缅甸政府军发起夏季攻势，向“缅共”根据地勃固山地区进攻。如何挫败政府军的进攻，“缅共”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主张避敌锋芒，把部队主力拉到外线与政府军作战，而德钦丹东则提出以进攻对进攻，力主与政府军决一死战。其最终结果，波吞迎及众多部下遭到批斗并被公审处死。“缅共”办公厅主任巴刻，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批斗，由于不堪忍受折磨，走上了叛逃道路。曾被称之为缅甸“革命新鲜血液“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一些因富裕家庭出身，以阶级成分有问题而惨遭“缅共”的“执法队”用竹尖刺死。

      1968年9月，德钦丹东在向缅甸东北山区转移途中，被其叛变的警卫员谬苗枪杀。事后，“缅共”中央主席职位由“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辛接任。成为“缅共”中央主席的德钦辛，对德钦丹东的“极左”政策不予以纠正，相反更加变本加厉。果敢位于缅甸的东北山区，自然环境差，土地贫瘠，农业物产量很低，数百年来，当地百姓靠仅种植及贩卖鸦片维持生计。退守东北山区的“缅共”，为了供养四个军区的作战部队，以及众多的“缅共”中央和地方的党政人员，为此，“缅共”在东北山区开展征收赋税运动。作为“缅共”在东北山区重要根据地的果敢首当其冲，导致果敢地区的老百姓大量逃出果敢，而“缅共”则以武力进行抓捕。被抓到的果敢逃亡老百姓，其中一部分以反革命罪被处以极刑。1973年，“缅共”中央主席德钦辛在果敢发起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该运动使果敢掀起了阶级斗争的狂热，致使整个果敢地区被阶级斗争所笼罩。在此时的果敢地区，上至“缅共”的党政人员，下至普通的百姓，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

      作为“缅共”根据地组成部分的果敢，不管“缅共”的政治运动是否直接针对果敢，果敢都逃脱不了而深陷其中，这造成了整个果敢地区人人自危而“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

来源：今日缅甸

漫漫果敢

我觉得此文还是较客观的，观点也接受，我们不需要果敢回到中国来，但缅政府必须停止对果敢族的欺压和杀戮，这是我们华人同胞，我们不允许这种压迫的发生！但是，如果这些华人自己认同了缅国，我们也接受，只要他们过得好！我们对同胞的帮助是无私的。眼前的情况是，缅军不承认果敢军，并加以打击，果敢人也没有国民待遇，没有正式身份证，没有选举权，没有当公务员的权利，果敢人不得不抗争！白伪政权的人，除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外，从不会在缅府面前为果敢族争取合法的权利，完全是一堆汉奸！

老郎中

这些参考书目大部分都是汉奸编的啊

果敢南天门

四、政治身份缺失，果敢族误把它的身世来源当作其法律身份归属
      果敢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事实而言，果敢族是在缅甸的中国汉族。中缅山水相连，而且有便捷的来往通道。从古至今，众多的中国汉族人迁移到缅甸。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约有60—80万华人华侨，散布于缅甸各地。[22]在缅甸，把来自中国并“归化”缅甸的汉族人称之为华人，因而事实上，果敢族属于华人群体，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可以反映人们对以文化联系起来的群体归属，即自己属于哪个民族”，[23]进而建立了族群共同体。“随着族群共同体(族体)的形成、逐步稳定，以及不同民族交往的深入，个体(少数精英)油然产生的一种渐趋强烈的对本民族的依附、归属情感，并不断扩展到整个民族，形成整体民族意识。”[24]在整体民族意识的浸染下，“过去之历史，无论是否被承认，都在目前诸多的身份认同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5]果敢与中国的西南边疆相连接，“事实上，目前西南边疆与周边各国的边境地区在历史上大多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有直接的行政隶属或相应的朝贡关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汉民族长期保持交流往来，并形成对中原文化、对封建中央政府的认同感。”[26]现今，在果敢的绝大多数的果敢族人依旧操汉语，行汉文，沿袭汉族贴春联、舞龙狮等风俗习惯，文化教育体系也多移植中国的教育体系，[27]“教学用语和教材文种基本上为汉语和中文。果敢曾一度使用过南洋版和台湾版中文教材，现基本上使用云南省九年义务教育制教材，只是从中国聘请了几位较有经验和学识的退休教师进行简单修编，再重新印制发给各学校使用。”[28]

      “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产生对其他民族(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潜在地或直接地排他的情绪或意识。”[29]果敢族对中国汉族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使果敢族人对以缅族人为主体的缅甸社会则存在着排斥的心理。身在果敢的中国人，几乎很难寻觅到异国风情，感觉如同在国内。在果敢地区，通用的货币是人民币，缅币却成为稀罕物;各色各样的广告牌及建筑物的标志牌，绝大多数是由简体中文书写的，用缅文的少之又少，缅文犹如外来的“装饰品”;清一色的中国货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商场店铺;来来往往的人群大都操着带有云、贵、川腔调的汉语普通话，穿着“中国化”的服装，而作为缅甸传统民族服装“笼基”，即缅式裙子，仅限少数个别缅族人。此外，“在果敢，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用电是中国供给的，所有的电话、手机都是中国的号码，统一区号是云南省临沧地区的‘0883’，各种公用电话亭上的‘国内直拨’指的是中国，而不是缅甸。”[30]

      果敢族与中国汉族的渊源关系，使果敢族在缅甸成为“另类”民族，果敢族人没有正式的缅甸国民身份待遇，果敢族人所持的是缅甸政府颁发的“特殊”身份证。在军人政府期间，军人政府规定果敢族人的身份证由当地移民局负责办理，只能在果敢地区有效，持此类身份证者不为缅甸国民，不可以进入缅甸内地。在国际法上，果敢族作为缅甸所属民族之一，具有缅甸的法律身份，但果敢族人却一直享受不到缅甸正式的国民待遇，事实上，果敢族人的缅甸政治身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果敢族与中国的汉族因属于同一民族所存在的血缘关系，以及长期的往来所形成的文化关系，乃至历史关系，以至于果敢族人虽不具有中国的法律身份，果敢族人却具有中国的血缘身份、文化身份及历史身份。“把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31]“群体成员的身份影响一个人的观点和行为。社会的相互作用影响这一成员的自我意识。”[32]为此，与中国汉民族为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果敢族，在其内心深处无法忘却对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的记忆，以至于，“大多数果敢人内心的祖国仍然是中国。”[33]

五、吴登盛政府有限性地开启了果敢族对缅甸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学领域，认同主要描述一种特殊的集体现象，包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两方面：(1)一个群体的成员具有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同一性，即群体特性;(2)群体成员团结一致，有共同的性情意识和集体行动。[34]而在国家层面，“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35]由此可以得出，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如果能够提供合适的体制，使得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与协调，其政治诉求也能通过有效的途径进行表达，那么就会促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2011年3月30日，民选总统吴登盛在缅甸联邦议会宣誓就职，开创了缅甸的新时代。对于困扰国家的民族问题，总统吴登盛提出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家的民族问题，这为推进果敢族人对缅甸的认同，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根据果敢地区的民族特点，吴登盛政府在果敢成立了“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并继续任命白所成为自治区主席。2012年1月，由50多果敢青年(主要是果敢族人)组成的果敢青年联合会学习考察团，参访了缅甸新首都内比都。在参访期间，考察团被特别批准参观了缅甸国会大厦，旁听了民族院和人民院的会议，人民院议长吴瑞曼，民族院议长吴钦昂敏分别接见了考察团，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昂山素季也特意前去慰问考察团。同年9月，作为缅甸执政党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果敢地区完成了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自治区主席白所成的儿子白应能担任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果敢地区的党委书记。为克服果敢地区与缅甸内地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吴登盛政府招募懂缅语的人进入自治区政府工作，在维护果敢传统的汉语教学外，适度扩大自治区中小学缅语的教学范围。

      吴登盛政府在果敢地区所进行的新举措，扩大了果敢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并拉近了与缅族的距离。但是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吴登盛政府的这些新举措，大都是倾注于形式上，而实质性的内容严重不足。“主体民族和已经接受主流文化的那些民族应当表现出容纳、平等、积极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的精神。”[36]关于果敢族人的政治身份问题，吴登盛政府顾虑重重而瞻前顾后，如小脚女人始终不敢放开脚步，到现今，果敢族人的政治身份仍就处于“另类”阶段。“各族人民只有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才能达到对国家的认同，才能将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融为一体，从而树立起国民意识。”[37]果敢偏于缅甸贫瘠的东北角，交通极为不便。目前，整个果敢地区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自治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以赌场为主的娱乐业，和甘蔗的种植业，粮食以及日用消费品基本上从中国进口。对于如何发展果敢地区的经济，改善果敢族的民生，吴登盛政府往往是停留于口头上。不言而喻，吴登盛政府在果敢民族问题上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推动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只具有初始性。

六、结语
      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属于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来不得人为地强制性，它需要中央政府把民族平等政策真正地实施到位，以及基于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与之相应的民族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这样才能够推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

      2015年2月，原果敢同盟军司令彭家声率领约1000名果敢同盟军在果敢首府老街发生军事冲突，造成了130多人死亡，大批的果敢族人涌入中国避难。果敢地区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与吴登盛政府在果敢地区政策推行的实质性不足，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因而，增强果敢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最终实现果敢族人完全认同缅甸而融入缅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梁晋云：《缅甸果敢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第88页。
　　[2]王士录：《缅甸的“果敢族”：族称、来历、状况及跨国互动》，《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第71页。
　　[3]罗圣荣、汪爱平：《缅北果敢冲突与中国西南安全》，《世界民族》，2011年第1期，第20页。
　　[4]梁晋云：《缅甸果敢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第91页。
　　[5]贺圣达、李晨阳编：《缅甸》(列国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478页。
　　[6]林锡星：《缅甸“金三角”的人文地理与毒品贸易》，《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4期，第16页。
　　[7]钟瑞添、汤志华：《缅甸共产党的兴亡及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第106页。
　　[8]梁晋云：《缅甸果敢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第93页。
　　[9]赵世龙、戈叔亚：《解读金三角：中国记者跨国采访手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10] Nehginpao Kipgen. The Rise of Polotical Conflicts in ModernBurma(1947-2004) [EB/OL].http://www.manipur
　　-online. com/Features/August2004/burma political conflicts A12_1.htm.
　　[11]贺圣达：《缅甸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
　　[12]贺圣达：《缅甸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13]刘稚：《缅甸民族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18页。
　　[14]韦红：《对奈温统治时期缅甸民族政策的反思》，《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5期，第44页。
　　[15] [苏] B·φ·瓦西里耶夫：《缅甸的民族问题》陈鹏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4期，第12页。
　　[16]刘稚：《云南周边国家民族问题研究》[A]，《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17] [苏] B·φ·瓦西里耶夫：《缅甸的民族问题》陈鹏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4期，第14页。
　　[18]刘稚：《缅甸民族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19页。
　　[19] [缅] 连·H·沙空：《缅甸民族武装冲突的动力根源》乔实译，《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4期，第18页。
　　[20]《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李晨阳、古龙驹 译，缅甸宣传部印刷与书籍发行公司2008年版，《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4期，第55页。

果敢南天门

(三)新军人政府时期，果敢族内部为争夺果敢地方统治权而内讧不断
      1989年3月14日，驻扎在果敢的“缅共”东北军区，在副司令彭家声的带领下发动兵谏，宣布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果敢同盟军)，彭家声本人任司令，杨茂良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兵变后，彭家声率领果敢同盟军与缅甸军人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根据协议，果敢同盟军的辖区即果敢，被缅甸军人政府设为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担任特区政府主席，同时兼任果敢同盟军司令。

      彭家声掌控果敢后，其个人的权欲便开始膨胀，欲把果敢变为彭氏家族的天下。在人员任用及权力分配上，极力排斥异姓，打击异己，这引起与彭家声一起兵变起家的，果敢同盟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杨茂良严重不满。1992年11月，杨茂良所控制的果敢同盟军912师，与由彭家声所掌握的果敢同盟军893师和929师发生交火事件。至此，彭、杨之间开始公开武装冲突。

      由于彭家声在果敢经营多年，其势力在果敢较为强势，而杨茂良则是在“文革”中从中国云南出走缅甸的，其在果敢地区的根基较弱。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初期，杨茂良手中只有912师，而战斗力较强的893师与929师却为彭家声所掌握，这使杨茂良处于不利地位，但杨茂良很会钻营，善于拉拢人为己所用。在杨茂良的拉拢下，893师师长魏超仁率部分893师官兵“倒彭投杨”。另外，杨茂良又以接受佤邦的领导权为条件，取得了佤邦首领鲍有祥的支持。1993年2月，当彭、杨双方大打出手时，鲍有祥派其心腹干将李德华率领3个加强连的佤邦军偷袭彭家声。在遭到出其不意地打击下，彭家声兵败而退出果敢。彭家声败退果敢后，杨茂良摇身一变，成为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主席及果敢同盟军司令，杨茂良的弟弟杨茂安也当上了果敢同盟军副司令。

      杨茂良主政果敢后，为了稳固在果敢的统治地位，大肆裁撤异己，培植亲信。在原912师及部分893师的基础上，杨茂良分别建立了124及128两个师。被杨茂良视为亲信的魏超仁出任拥有实权的果敢同盟军总参谋长，王国贞为124师师长。而非亲信的李林明，在担任128师的师长后不久，杨茂良以整编部队为由，解除了他的师长职务，128师的师长职务由李德华接任。李德华乃佤邦鲍有祥的得力心腹，也非杨茂良的亲信。李德华接任128师师长职位后好景不长，杨茂良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将李德华调任为没有实际兵权的果敢同盟军副司令，而提拔他的亲侄子，即果敢同盟军副司令杨茂安的小儿子杨克勋，由营长直接升任128师的师长。由于李林明在128师有很大的影响力，杨茂良害怕其拉起在128师中的亲信谋反，就委任李林明为果敢驻腊戍办事处主任，把李林明赶出果敢，以此隔断李林明与128师的联系。用同样的办法，杨茂良又把被免去职务，赋闲在家的原勐固县县长孟沙拉委派到密支那，做果敢驻密支那办事处主任。

      在“倒彭”中，为杨茂良立下战功的李德华、李林明，以及孟沙拉三个人，却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这令他们极为不满。有一致的敌人就是朋友，有共同的威胁就是伙伴。密谋共同起兵“反杨”，使这三个人走到了一起。

      1995年8月1日，李林明利用128师与124师调防时机，秘密拉出掩藏在128师里的三个亲信营，首先以迅速的方式扣押了在勐固负责协调128师与124师调防事宜的果敢同盟军总参谋长魏超仁，以及128师师长杨克勋，副师长魏三，勐固县县长李朝华等在内的勐固军政要员，随后李林明又以武力迫使杨克勋的警卫营缴械。与此同时，孟沙拉在刺竹林一带，成功策反了原属128师的两个加强营倒戈，加入“反杨”阵营。

      兵变成功后，李德华、李林明及孟沙拉宣布成立“勐固民族保安军军政委员会”政府，把参与兵变的部队称为勐固民族保安军，并以“勐固民族保安军军政委员会”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公告》、《和平宣言——施政纲领》、《告战士同胞书》三个文件，随后释放在兵变中被扣押的魏超仁、杨克勋等人。

      不甘丢失勐固控制权的杨茂良，成立了以杨克勋为总指挥的夺取勐固指挥部，调集2千余人的兵力。为了确保胜算，“杨茂良亲自到仰光与政府领导商谈，谋求支持。另外还向鲍有祥、克钦独立军、坤沙二旅吞腊等部积极做工作。”[8]

      在杨茂良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勐固民族保安军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放弃勐固。退出勐固的勐固民族保安军残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李德华、李林明带领投奔鲍有祥的佤邦;另一部分，则在孟沙拉的带领下，退到与中国接壤的澡塘河一带。杨茂良虽然凭借武力优势重新夺回了勐固，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参加战斗的2千余人死伤过半，128师师长杨克勋遭枪击而亡。此外，由于佤邦收留了“二李”残部，促使原本貌合神离的杨茂良与鲍有祥的“盟友”关系破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杨茂良逐出果敢的彭家声，一直在暗中伺机卷土重来。1995年11月中旬，杨茂良组织兵力进攻在澡塘河的孟沙拉，造成果敢的兵力空虚。彭家声及时联络其女婿林明贤所领导的果敢东部同盟军，并伙同佤邦军的两个营，乘机占领果敢。走投无路的杨茂良，在军人政府同意给予其一块“养老”之地后，把果敢的统治权交给了军人政府。经过一番权利与利益的讨价还价，1995年12月20日，新军人政府、彭家声以及果敢地方代表在果敢联合成立果敢临时政府。[9]后彭家声又与新军人政府谈判，新军人政府恢复果敢作为掸邦第一特区的地位及果敢同盟军的番号，彭家声重新出任果敢特区政府主席，果敢同盟军司令由彭家声的弟弟彭家富担任。

三、“大缅族主义”是果敢族融入缅甸社会的制约性因素
      在缅甸，较缅甸其他民族，缅族具有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以及政治的高参与度。“就一般而言，作为主体民族缅族，对其他少数民族总是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10]缅族在国家中的优势地位，助长了“大缅族主义”的盛行。

      1948年1月，缅甸脱离英国的殖民而独立，成立了缅甸联邦，吴努任政府总理。在民族问题上，吴努钟情于“大缅族主义”，笃信在“缅族化”下的国家统一。为此，吴努否认缅甸民族间的差异性，“缅甸居民包括掸、克伦、克钦、钦、克耶、孟、阿拉干各族，从摇篮到坟墓，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是一间房子里的亲人”;[11]反对少数民族建立民族邦，“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在于联系各民族的纽带，而不是瓦解联邦，建立各自的邦。”[12]此外，为了从精神上推动“缅族化”国家的建立，在吴努的唆使下，“1961年8月，缅甸政府宣布把佛教定为国教，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使缅甸人民团结起来。”[13]

      缅族人是奈温政权的统治基础，出于巩固统治政权的需要，在“大缅族主义”上，奈温比吴努更为激进。奈温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缅甸政府军，缅甸政府军从士兵到将军全部由清一色的缅族人组成;贬低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与反政府武装等同起来，“缅甸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就有多少支反政府武装”。[14]

      在奈温的统治下，缅族人的语言即缅语，被规定为缅甸的国语，包括民族邦在内的全国各类公办学校，只允许缅语教学，禁止教授少数民族语言。奈温以图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的“缅语化”，来促使少数民族的“缅族化”，“随着我们努力成为单一的共同体——缅甸人民，我们之间作为掸人、克伦人、克耶人、克钦人、钦人和缅人的差别正在消失。”[15]

      奈温以建立缅甸统一的行政制度为由，于1964年2月宣布实施《维护民族团结法》，“取消了1947年宪法中关于民族邦拥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机关和分立自决权的规定。”[16]在奈温幕后推动下，1974年1月，缅甸实行新宪法，“新宪法与旧宪法不同，它放弃了邦—地区自治的原则，它不承认民族自决权。根据过去12年的实践，1974年宪法引进了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制原则，放弃了以前联邦型的邦结构，其中包括国会中的第二院——民族院。”[17]1974年宪法改变了缅甸的国家体制，由原来的联邦制转为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下，民族自治邦虽然存在，“但邦和省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权利、义务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方面都毫无二致。这样，民族邦区名存实亡。”[18]

      1988年9月18日，以苏貌为首的缅甸新军人集团，以结束国家混乱为由，宣布接管国家权力。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军人政府实施民族“安抚”政策，在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军人政府把包括果敢在内的一些与政府讲和的民族地区，冠以“特别行政区”的称号，实行民族自治。

      把众多少数民族融入缅族，以此实现国家“缅族化”的统一，这是吴努及奈温统治下的缅甸政府的既定目标。同样，作为靠“缅族化”的军队起家的军人政府，自然不会丢弃这一“传统”。“军政府的政治目标很清晰：在一个种族(缅甸族)、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宗教(佛教)的理念下，通过‘民族建构’过程实现民族强制同化，建立一个同质国家。”[19]

      2008年5月，在军人政府的导演下，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缅甸通过了新宪法。对于国家的武装问题，新宪法规定，“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力量统一归国防军指挥。”[20]于是，军人政府以维护宪法为由，强硬命令少数民族武装无条件接受整编，否则将遭受军事打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果敢，军人政府要求果敢同盟军整编为缅甸边防军，“果敢特区改为自治县，50岁以上军人全部退休，口岸归政府控制，缩小特区军事编制(由原来3000人缩减为1160人)及控制范围等。”[21]在遭到以彭家声为首的果敢特区政府拒绝后，2009年8月8日，政府军以检查毒品为由，强行进入果敢，爆发军事冲突，彭家声再次败退出果敢。军人政府以武力赶走了彭家声后，在果敢成立了果敢特区临时治安委员会，扶植投诚的原果敢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为临时治安委员会主席。此后，军人政府又把白所成，以及原果敢县长明学昌、彭家声特警大队队长赵凯所带领投诚的果敢同盟军，整编为缅甸边防警察部队1006边防营。至此，缅甸军人政府以武力掌控果敢。

      强行的军事占领，并没有对民族和解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反而会促使”大缅族主义“的膨胀，加剧果敢族与缅族矛盾向尖锐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使得果敢族人渐趋远离缅甸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