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果敢边界事件

夫子

    在英国人未到来这前，中缅边界没有明确的划分。中国和缅甸的皇帝对当地首领向他们进贡都表示满意。果敢和掸邦其它在边界的地区向皇上纳贡，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勿须什么正式文件。当英人到来时，他们派出许多勘察小组到边界上，去搜集他们先得到的领土情况，作为制定边界线的依据。中缅边界线长2000公里，从北方的克钦邦到南方的掸邦。在19世纪，中国虽是一个大国，但国力弱小。他曾经遭受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忍受太平天国的叛乱、回民的起义和义和团之乱，以及一系列其它秘密的社党起义，中国的港口以及在中原的土地被列强势力瓜分。英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防守的中国，这在边界划分上表现的特别明显。英人对中缅边界多次的事先勘察，其结果就是1897年的《北京条约》。


    由于他软弱的地位，中国被迫放弃上缅甸大部份土地。拒绝承认包括1914年麦喀马洪线（Mac Mahon Line）（克钦邦最北部）的印藏公约（Indo-Tibetan-Convention），以及认为伊斯林线Iselin line（南定江和南卡江之间的地区）是不公平的。关于这个问题，Herold Wiens先生在1954年的记载如下：


    “……中国方面没有什么理由不服从边界的永久安排。这种安排，根据中国人的观点，那是通过政治威胁和压力，从长远观点而论，只有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作为后盾的时候才有效。当力量的均衡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变化而有利于中国时，现在缅甸和在印度支那被认为是自己的土司领地的地方，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1897年协议之下，成立了缅中边界联合委员会。多洛地·武德曼先生在他的《创造缅甸》（The Making of Burma）一书中，对双方工作的情况有如下的描术：


    “在英国与中国官员之间发生了很多困难的事情，每一句话删除都代表着中国人和英国人对原有版本的更正，特别是对版本翻译的差异和名词名称的复杂性。举例说，在南部小组的工作中，有些地方有缅人，有掸族、景颇族和汉族等，由于无准确的地图为依据，边民相互交叉发生困难时，须征得当地头人和有势力的名人同意认可。否则，会发生不应有的冲突。”


    当这些强大势力致力于维护他们的领土主权时，与他们打交道的则是各自为政的地主官僚。这些因素对果敢带来了些什么影响？


    下面的这个记录是中缅边界问题的例子。他反映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情况。在边界定界以后，住在两边的村民依然安定地生活着，中缅双方的边民被允许自由往来，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1916年，镇康县要求英国公民在中国的田地必须放弃，果敢土司同意，其条件是：中国公民在果敢的田地也必须重新安置。果敢土司还要求被中国公民破坏的鸦片作物给予赔偿。在腾越道伊、英国官员组成的会审调查中，发现果敢人在孟定种植的大烟被破坏，最后判定果方的理由是正确的。


    中方的官员指出，英公民改换名字和移动界桩。果敢土司报告在95号至96号界桩之间的地界树被中方砍伐。在界桩76、77、78号之间和93—97之间的土地有争执。最后演变成比较重要的95到96号之间三个村寨土地的争执。最后发展到从越界种植变成侵犯领土。根据官方在边界问题的文件中，这3个寨子属于果敢。


    在伊斯特领事（Consul Eastes）的报告中：


    “……中国的官员没有说出新的名字，仅仅只说是在争执地区的3个寨子、理由是为了支持孟定所提出来的要求。比这更严重的是为了减少明显的差距，一个中方的助理官员在他的镇康上司面前将他的中文版的复印本边界线作了更改。”


   “……1920年，北掸邦督察帕特菲特少校（Major Butterfield）在写给缅甸总督秘书的信中说：关于界桩77—78，93—94，95—96及96—97之间的争执，在多年的询问后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方面现在要求比原要求的土地更多。两方的要求没有得到协调。”帕特菲特少校建议：一个全面的设置永久性界桩的调查，应该在整个边界（从南坎到佤邦）进行。以及在那些比如界桩95—96之间，在印刷的地图上标明，并设附属界桩。为了防止界桩破坏，这些附属界桩将得到英国政府保护。


    在路易·松先生（Mr Lewinsohn）1920年6月29日写给云南省府的信中说：副总督雷吉纳·格雷路克爵士感到留给英国人做的仅仅只有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云南府同意的话,他会通知中国政府有关中国人的意图。当然,他的这个提法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抗.在1921年8月12日由中国外交部写给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说:


    “……果敢土司是贪得无厌的……果敢土司树立的附界桩是破坏这个谅解的，也是违背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友好精神。因此，我不能承认他们（指附界桩）。”


    不管怎样说，中国方面同意双方联合调查附界桩应该树立的点地。1921年9月，英国政府不但树立了附界桩，而且是在中国的领土内。这个事情将把在北京的部长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步。在他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他将整个事件作简短说明如下：


    “……对这个边界纠纷不能达成结果，应该是归咎于在边界会议中的中国代表们的极不满意的行为。……与此同时，缅甸边界官员在树立有争执的界桩时的行动，没有请教在云南府的缅甸总领事，使解决问题发生困难。中国人在边界坚持自己的权力是非常坚定的，在谈判纠纷时，我们必须持审慎的态度，不管事情有多小，我们的要求是不可置疑的、公正的和正确的。”


    部长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信：“这些争执应该被认为是和解的……由于科学的理由对中国人产生的成效很少，他们的道德是永远寻求和解……。”


    在处理边境的边界地区问题时，遇到很多的困难，在佤邦也需要达成协议。在南宛地带（Namwan Assigned Tract）恩梅卡—萨尔温江分水岭以及西藏与缅甸边界。


    1930年后期，在由伊斯林上校（Colonel Iselin）为主席的国际联盟的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在需要时可以更改的临时边界。这个委员会在1937年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根据W·Stark Toller的记载：“旧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着……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收获。我们第一次包括全国做了精确的勘测和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以及收集了各部落族群在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情报，所有在双方政府交换文件时，为了得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所需要的一切根据都已经收集。1941年6月18日，双方政府最后达成了协议。”


    在1942年—1946年间发生了日本的入侵，英国从缅甸撤退，中英联合打日，英国人重新返回缅甸。中缅边界这个棘手的问题又重新被关注，直到1960年，边界问题在双方政府的友好合作下才被解决。


（注：摘自果敢《杨家》一书）

鹤喻

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