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是流窜犯

英雄冉闵

我的家族世代生息在沂蒙山区西北部，以农为业，与世无争，解放后却深度“涉入”政治。我的四伯父，因背负“流窜犯”罪名，自杀于文革期间，是那个年代的“孙志刚”。这幕大时代的小悲剧，却是小家庭的大灾难。

四伯父生于1952年，读书多年，有一定文化。他容貌俊朗，衣着讲究，性格活泼，能说会道，很爱出风头。村民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徐志福，人真俏，穿白褂，戴手套，走路手插兜，像个县领导。”我出生时，四伯父已去世多年，但长辈们说，我与他在某些方面酷似。似乎在冥冥之中，我们心灵相通。

伯父生前，曾担任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不用参加劳动，每月除全额工分，还有4块钱补贴，是令人艳羡的差事。文革中，他跳的很高，参加了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派。骑着一辆小巧自行车，四处参加批斗会，带回一包包传单在村里散发。有一天晚上，伯父带头去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庄斗“当权派”，也就是这个大队的书记。他一路咕咕囔囔，默背着批判口号，准备大显身手。谁知在这个偏僻之处，政治高压并未冲垮宗族血亲。书记本家人，撕烂了造反派的衣服，用木棍狠狠抽打。7、8里的山路，伯父连滚带爬，一口气到家，进门哆哆嗦嗦地说“吓死了、吓死了！”

我的爷爷，生于民国初年，一天学屋未进，靠自修达到能作文的程度。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国民党基层政府的文书。这无关爷爷的政治倾向，无非为挣点钱粮糊一大家人之口。这个政治问题，直到爷爷1967年去世，组织未予认定，成分一直是贫农。但文革开始后，大队干部屡屡攻击他为“国民党党员”，子女也成为“国民党子弟”。

据长辈描述，四伯父性格十分张扬，做事不知分寸，背后议人是非，当面使人下不了台，是常干的事。最为致命的，对于爷爷被攻击为“国民党党员”，他耿耿于怀，态度不作半点隐瞒，屡屡与大队书记争辩。公开声称“非把这个颠倒黑白的书记告下来不可。”对此，奶奶曾边哭边劝诫，“小腿扭不过大腿，你斗不过人家！”四伯父偏不信。我的父亲曾说过：“四哥和我们的最大不同，是我们能忍，他不能。”

那个年代，大队书记权力太大了！掌管全大队的农业、副业，以及招工、升学、参军名额，连社员的家庭事务都可以干涉。跟他对着干，注定没好下场。果不其然，伯父很快被解除教职，退回生产队劳动。

话说回来，这个书记和本大队“青年才俊”——也就是上过几年学的年轻人，关系皆紧张。我有位老大哥，两次通过师范学校初试，政审时书记不予通过，理由是“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限”。其实，他只是去地主成分的邻居家，串了几次门而已；再说，去串门的又不只他自己。欲加之罪，不怕无辞。我父亲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也被卡了下来，大队干部公开吆喝“国民党子弟还想当兵？！”。大队发展新党员，皆选老实窝囊之辈，识字的几乎没有，社员私下议论，这是为了“防止夺权”。  

处世不圆滑，不能隐忍，在政治宽松年代或许只是个人问题，但在政治运动关头，足以致命。 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有一章是文革中悬梁自尽的京剧女艺人言慧珠。文中写道，言慧珠与俞振飞夫妇，文革期间被勒令清扫厕所。俞振飞平素对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来悄悄帮忙。言慧珠则心直口快，“喜怒大形于色”，她被整很多人高兴，只要一偷懒，就有人大声责骂。（注释1）

对延安整风时给党提意见，被捕多年后秘密处死的王实味，何锡麟曾评论道：“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注释2）若王实味“性格可爱”，懂得收敛，或许不至于死。有作者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性格的必然，历史的偶然----小谈王实味的<</FONT>野百合花>》。（注释3）

我那世代务农的家族，却有一个当“大官”的亲戚——南京军区某独立坦克师参谋长，驻防无锡。他是我奶奶的亲弟弟，蒙阴县志至今存名。有这样一位亲戚，非但未成家人之福，却间接导致了伯父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1975年中秋节前，心情郁闷的伯父乘火车赴无锡探望这个“大官”，也就是他的舅舅。他在无锡逛遍公园和商店，玩的十分畅快。临回时，舅舅特意给他买了一条当时最时髦的“学生蓝”裤子。伯父回来后，家里挤满了要听见闻的村民，这正给他提供了一个扬眉吐气的绝佳机会。伯父意气风发，对闭塞的村民炫耀：“我去了无锡，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大世面了！”其实，从无锡回山东，怎么能经过上海？

那个年代，农民被牢牢束缚的土地上，社员赶集都需要队长批准，遑论出远门乎？！不经允许远行，便可以戴上“流窜犯”的帽子。四伯父去无锡以及上海的“新闻”，传到了大队书记耳朵里，借着集中清理流窜犯运动的由头，将“案情”汇报给了上级。

中秋节的这天晚上，一家人正围坐桌边喝酒，畅享天伦时，一位不速之客突至。他奉书记之命，要将伯父带往大队部。一家人大惊失色，不知天将降何祸。伯父前脚刚到大队部，早已等候多时的基干民兵，立马将其押赴公社派出所，一路荷枪实弹，神情极其严肃。

伯父在派出所被审讯一夜，天蒙蒙亮时被释放，所幸未遭受体罚，但由此背上“流窜犯”的恶名，至死未洗脱。据我父亲回忆，伯父回到家，暴跳如雷，第一句话是“我要告到他中央！”显然，他未屈服于高压的政治气候。

那个年代，让政府抓去，本身就是天大的丑闻，何况还因“流窜”，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丑事？！乡亲们臆测原因，疯传四伯父犯了大事，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四伯父当时已定亲，出事之后，准岳父提出退亲，他垂泪颔首，不愿申辩。他的未婚妻并不愿退亲，但在父亲的威严下，不敢坚持。退婚的当晚，女方家长打着灯笼而来，声称“财礼一分不欠”，但最后毫毛未还。似乎那家人，瞅准了伯父顾不上要钱，送他吃个“哑巴亏”。

乡亲们的冷眼，传到耳朵里的刻薄讽刺，再加上未婚妻的离弃，使伯父一蹶不振，心理渐渐抑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伯父独居一寓，整日与烟酒为伍，行为奉行“三不”——不见人、不说话、不劳动。吃饭靠家人送，不送便不吃。这期间，伯父曾写过多封申诉信，希望恢复名誉，但都石沉大海。

抑郁和与世隔绝，使四伯父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家人忙于挣工分糊口，对他的关心越来越少，这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5年深秋，恢复名誉无望的伯父跑进茫茫沂蒙山，正是当年共产党战士藏身的地方，欲寻短见。家人进山寻找整日未果后，发现他已自行返回，大家抱头痛哭，声撼屋宇。伯父自述：当站在山顶一处悬崖，准备跳下时，恍惚间听到了奶奶唤儿的声音，自杀之心随之动摇。

在生死边缘挣扎一些日子后，该来的终于来了。这年阴历十月初四的早上，风很硬，有薄雾，四伯父穿上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那条无锡舅舅送的“学生蓝”裤子，来到村西小河边，爱干净的他，不忘洗上几把脸，然后顺着一条沟北上，在一个凹处服下大量毒药。这个再无风华的23岁青年，带着一肚子委屈、悲苦、仇恨，离人间决绝而去。伯父遗体头朝西北，正是大队书记家的方向。

家人得知噩耗，已近中午，我奶奶来到现场，从三米多的斜坡上，一头栽下去，昏迷数日后卧床不起。他曾经的未婚妻，捶胸顿足，大声哭喊“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要死？！”

伯父死后，家人倍感冤屈，四处告状，一无所获。在无锡的舅舅，写回一封信，“外甥去舅舅家串门，怎么成了流窜犯”，要求公社给个说法。公社党委秘书公某，回了一封信，罗列了伯父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比如“思想不端正、不学习马列、不积极参加劳动、不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维护大队干部工作......”结尾处不忘加一句“请首长指示。”绵里藏针，从政治和名誉上给伯父判了死刑，让人再无申辩的机会。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党和国家做贡献，一个政治有污点且不参加劳动的“废人”，死了又何足挂齿？

伯父的舅舅接到信后，仰天长叹，再未过问。

到了这年的除夕，别人家的团圆刺激了奶奶。她突生蛮力，披衣下床，连滚加爬，连哭带叫，直奔2公里外的书记家。书记正在家门口忙活，看到奶奶，立刻明白来意，急忙迎了上来。“走走，我们去大队，有话去大队部说，别去我家。”书记早已得知奶奶卧床数月，生怕死在他家。

奶奶在书记面前，撕心裂肺的哭了一场，凄厉之声撼天动地，无人闻之可不动容。恢复理智后，奶奶让大伯背回了家。她知道，去了大队部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能还会给家庭招来新罪名。此时，爷爷早已离世，父亲等人尚且年少，一家人还得活下去！

时至今日，四伯父已去世近四十载，94岁高龄的奶奶经常叨念，“‘ 四儿’要是活到现在，一定是一大家人了”。村里的长辈也不止一次对我说，“如果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凭你四大爷的头脑活泛劲，活的一定不错。”

以上文字，经我多方调查始成，为保客观和真实，曾反复求证于当事人。这篇文章，绝非为铭记仇恨，而是以伯父的悲剧，警醒后来人：手握权力者，切莫无底线。适逢全面取消暂住证制度，期待我国早日实现完全的迁徙自由，宪法能够重订此项。这样，我那个至死背负“流窜犯”罪名的伯父，定能在九泉下含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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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伶人往事》85—86页 作者：章诒和

（2）《王实味的经济账》2011年11月17日《人民政协报》第7版 作者：陈明远  

（3）《性格的必然，历史的偶然------小谈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作者：李沛芳

在野孤鸿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的笔调有些像莫言笔下的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