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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卢淑侠前夫因肝硬化去世，其现任丈夫也被查处患上丙肝 华商报记者 陈永辉 文 闫文青 摄
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商洛市商州区，有一个偏僻的村子南湾村，村上不少正值壮年的村民患上丙肝，因为得了丙肝，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更有整个家族都患上丙肝的情况，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因无钱治疗吐血而亡，而有的人正在等待死亡……
丙肝，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村上所有人的梦魇。当地官方调查证实，许多村民感染丙肝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外出“卖血”经历有关。近日，华商报记者深入村庄实地探访，与丙肝患者面对面交流，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走进丙肝携带者的内心世界。 病例： 怕人“说走就走了” 家人提前把墓穴给箍好 10月10日，阴沉的天空时不时滴下雨滴，这样阴冷的日子让人觉得压抑而沉闷。华商报记者驱车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大山深处的商州区大荆镇南湾村，村道上不时有年龄偏长的村民挪着步子缓慢地走着，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 在一岔路口旁边的一处台塬处，四间两层的新房子看上去非常显眼，院子里60岁的王侃良和妻子坐在凳子上，望着近处的大山，两人不时交流几句。他们身后房子虽然是新盖的，但家里空空荡荡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小房子门口处还挂着打完针的吊瓶。自从盖起房子后，两口子就患病了，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女儿已出嫁，家中只剩下他们夫妇。 王侃良和妻子丁彩凤都是肝硬化患者，2013年王侃良因为感到身体乏力、胸口憋闷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上丙肝，尽管积极治疗，但还是发展到肝硬化。去年，丁彩凤也查出患上肝硬化。今年9月初的一天，丁彩凤突然大口吐血，王侃良赶紧给住在市区的女儿打电话，将丁彩凤送到医院，住了不到半个月医院花费近万元后，丁彩凤便回家休养。 实际上大口吐血的情况出现不止一次了，3月份的时候，丁彩凤就出现过一次，当时在医院治疗期间，怕人“说走就走了”来不及处理后事，家里人就瞒着提前把墓穴给箍好了。这两三年来，王侃良夫妇先后住过多次医院，可以说两人已经多次从鬼门关挺了过来。 “看，这是我和老伴这几年治病诊断书，还有这一大堆药，这一盒要3000元呢，实在是吃不起啊。”王侃良说这话时，低下头沉默了半晌，“看病花光了钱，不能再拖累儿女了，听天由命吧。”王侃良的女儿王建敏说，大哥是农民靠外出打工养家，她家里情况也不好，他们也想让父母住院治疗，但花费太大，上次母亲硬要求出院，本来是住半个月呢。 在王侃良家不远处的山坡前，一座新墓穴7月份刚建好，这座墓穴就是为王侃良两口子准备的。人还健在，但墓穴已箍好了，在农村这种情况还是不少的。因为有了病来如山倒的经历，家里人不得不提前在着手准备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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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的卖血经历，让卢淑侠的胳膊上留下扎针取血后的深深痕迹 华商报记者 陈永辉 文 闫文青 摄 前夫因肝硬化去世 现任丈夫又患上丙肝 在南湾村像王侃良夫妇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今年57岁的卢淑侠，在去年5月份也曾因为丙肝住过院，诊断结果写着病毒性肝炎，丙型，慢性中度。她现在的丈夫5年前就已经查出患有丙肝，只是情况稍好些，靠药物维持，由于浑身乏力，肝脏部位隐隐作痛，夫妇二人根本干不了农活。 卢淑侠是一个苦命人，他的前夫10年前因为患肝硬化去世，到现在她还能清楚记得前夫发病时的状况。“晚上一两点，开始不停吐血，邻居就赶紧用架子车把人送到沟口。”卢淑侠回忆，送到沟口后，又拉到大医院，治疗了四五天后，医院又把人送回来了，说人不行了，回到家第二天人就走了。前夫走后，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女儿还没出嫁，卢淑侠便和现在的丈夫（同一个村）走到了一块，但没想到随后他们都得了病，因为没有钱治病，两人只能是吃点药慢慢维持。“我这病来了就是要命，没有办法，只能是等死啊。”卢淑侠叹了口气，望着天空无奈地说。 一个家族 4个顶梁柱全部患丙肝 丙肝属于传染病，一开始村民对这种病并不了解，有些人开玩笑自嘲，“丙肝”想着是不是能吃的饼干，只是后来得的人多了，大家慢慢知道了这种病，但在村民内心里还是不希望更多人知道，害怕传出去丢人。在前期有些人一直不去检查，自己在家里扛着，查出来也不去积极治疗，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没钱治疗。 “你们报道可以，但不要提及具体名字，传出去不好。”51岁的村民罗书强说这话后很快又补充说，反正得病的人多了，也无所谓了，大家都彼此彼此啊，在一旁的不少乡亲都笑了起来。 罗书强是2015年6月查出来患有丙肝，花费了7万多元做了手术，在家靠打干扰素治疗。一年多时间，每隔一天都要打干扰素，药物的副作用让他感觉到四肢无力，不想吃饭。 罗书强是家里的希望，也是主要劳力，现在得病了，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紧巴。罗书强说，他们弟兄四个，父亲患上了丙肝，大哥和四弟也都是丙肝，一个家族4个人都患病，而且四个人都是主要劳力，这让他们这个家族无法承受。 56岁的王来山身体瘦弱，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他家离罗书强家不远，四间土坯房看上去破旧不堪，家里十分简陋，柜子上放着各种药物。他的妻子是聋哑人，大女儿出嫁患精神病，小女儿也已出嫁在广东打工。农忙时他在家干活，农闲时到西安打工挣钱。 今年3月份，王来山感觉到自己心口痛，浑身发困，到医院检查说是丙肝，之后他又跑到西安复查确诊丙肝。“我家里情况就是这样，住院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没办法啊。”王来山说，为了治病，他已经花费了6万元了，除了向亲戚借的外，还贷款了3万元，现在他一边在西安摆摊卖水果，一边买药维持治疗。王来山说，他大哥也是患肝硬化去世的，当时是他将大哥送走的，他担心自己的病，假若有一天出事，真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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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自己的卖血，南湾村四组村民王挡挡忍不住哭了起来 华商报记者 陈永辉 文 闫文青 摄 病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部分村民集体外出卖血 为什么在南湾村丙肝患者如此多呢？据村民们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处秦岭深处的商洛经济落后，不少人都选择外出卖血，上述提及的村民均在那个年代有过卖血的经历。 “我们这里相对贫困，那个时候由‘血头’通知卖血的人，然后组织大伙到商洛、西安、甘肃等地卖血。”王侃良和妻子丁彩凤卖血时还是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回忆，当时一个村子，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分批分期去卖血，几乎每个礼拜，村子都有人去卖血，一个人一次抽血300毫升就能挣到36元，一些村民由于挣钱没门路，就将卖血当成了主要家庭收入。 “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每次去的时候大家成群结队，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因为山里人也没有出过远门，还把卖血当成一种愉快的事情。”丁彩凤说，到了地方做完检查后，每次去将胳膊一伸，人家开始抽血。卖完血现场就把钱给了，给“血头”一定的提成，抽完血每个人还能得到被子、面包等礼品，村民们会将面包带回家给孩子吃，用卖血的钱补贴家用。 丁彩凤最后一次卖血是到甘肃天水市，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她在宾馆住了一个月，排队等候卖血，最后经过检查，医护人员告诉她，她得了丙肝不能献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卖血了。丙肝是什么病，当时丁彩凤并不知道，也就没在意。 卢淑侠当时也是和前夫一块卖血的，包括现在的丈夫也一块卖过血。她说，当时卖血有卖全血的也有卖血浆的，卖全血就是一次性献血，卖血浆就是抽完血后，提取了血液中的血浆，而将剩余的血蛋白又输回卖血者本人身上。 这种疯狂的卖血行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逐渐停息下来，这些卖血者也陆续回到村上，那时就有人感染上了丙肝，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将分离的血蛋白再输回 很容易感染丙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南湾村体质较好的村民先后在西安、宝鸡、渭南、甘肃天水和商洛进行有偿献血，特别是1975年到1985年之间有偿献血地方广、次数多，既献全血又献血浆，1986到1990年之间大部分有偿献血者因血液不合格被淘汰，1990年后有偿献血逐渐停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采血基本上不检测丙肝，技术手段各方面达不到，只是检测艾滋病和乙肝等。”商州区疾控中心主任王建军说，更严重的是采血时将血液中的有用成分取掉，再将剩余的血蛋白输回卖血者体内，这很容易感染丙肝。 “商洛血站是九十年代后续才成立，之前血液管理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医院需要血液，通过‘血头’找人，对献血者只做一些简单的检查。”王建军说，那时候经济比较落后，卖血可以带来不菲的收入，这样导致不少人去“卖血”。 大荆镇部分群众感染丙肝的事情，引起了商洛市、商州区两级政府重视，商州区疾控中心展开调查，依据调查结果他们认定，大荆镇部分群众患上丙肝系历史原因造成的。商洛市疾控中心调查后认为，这不属于爆发性疫情的范畴，相关具体工作由商州区疾控中心负责处理。 商州区疾控中心： 共筛查47名村民 查出丙肝抗体阳性40人 一份关于大荆镇南湾村丙肝病例调查报告显示，今年6月份，商州区疾控中心会同大荆镇中心卫生院一起，对南湾村自述有丙肝史而无诊断依据的村民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血液标本采集、检测，两次共调查47名村民，采集血液标本29份，结果显示：其中本人持有市级以上医院丙肝诊断证明的18名，29份标本中丙肝抗体阳性22名，1名弱阳性，需要进一步再检测，6名丙肝抗体阴性。 这次共调查自述患有丙肝及有献血史村民47人，调查对象全部为有献血史者，两次调查共筛查出丙肝抗体阳性40人，最小年龄43岁，最大72岁，主要集中在51岁到60岁之间。调查了解到，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南湾村有大量人员有献血史。 这份报告最后称，这次调查主要围绕有献血史者，由于时间间隔长、调查主要以自述为主，而丙肝又是多途径传播传染病，在献血期间无丙肝抗体检测，停止献血时未及时检测丙肝抗体，不排除献血时血液回输感染而导致丙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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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4 13: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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