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庄姬通奸导致赵氏灭族，“赵氏孤儿”故事下的隐情

鹤喻 · 发表于 2016-7-4 23:37:11

《史记》之《赵世家》与《韩世家》均记载这一事件是由于时任晋国司寇的屠岸贾“将作乱，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简言之，即《史记》认为这一事件是由“赵盾弑君”事件引发的。《左传》记载与此不同，它认为此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赵婴齐私通赵庄姬，婴齐之兄赵同、赵括为维护赵氏名誉将之放逐齐国，由此引起赵庄姬的不满，向晋景公进谗言曰：“原、屏将为乱”，于是乃有族诛之祸。然而，稍经推敲就能发现，无论是将追治弑君一案还是将“孟姬之谗”作为“下宫之难”的主因均显得理由单薄。

我们先来分析所谓“屠岸贾追治弑君一案”。

（1）史书记载“赵盾弑君”发生于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至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下宫之难”爆发，时间已过去25年，其间赵氏家族继续入仕晋国，平安无事。如果说赵盾在世时专擅晋国，公室无力诛讨，那么赵盾去世之后，公室依然无动于衷就不可理解了。据《赵世家》记载：“晋景公时而赵盾卒”，然而比勘《左传》，我们发现《史记》所载有误。《左传·宣公八年》云：“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郤缺已代替赵盾执掌晋政，且赵盾之子赵朔已登上晋国政治舞台，很显然，这是赵盾已经去世的信号。鲁宣公八年为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赵盾之死绝不会迟至晋景公时。而晋成公六年至晋景公十七年之间也有18年的漫长岁月，赵氏家族依旧安然无恙，而且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从这一点来看，将“下宫之难”的主因归于“赵盾弑君”，颇不令人信服。

（2）所谓“赵盾弑君”的直接执行者是赵穿，《赵世家》记载屠岸贾诛灭赵氏的借口是“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赵穿一系无论作为弑君元凶还是赵氏侧室均无复存的可能。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秦麻隧之战时，排列晋军将佐的名单是：“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佐之；韩厥将下军，荀‘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赵旃仍厕身于晋卿之中，可见他这一系并未受到牵连。这是“下宫之难”由弑君而起的最有力的反证。

（3）追治弑君一案的主持者屠岸贾身份也颇可疑。《赵世家》言其原为晋灵公宠臣，时任司寇之职，从“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一语来看，他应是专擅国政的权臣，但记载晋事甚详的《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中从未有过他的事迹，就是《赵世家》与《韩世家》中除其“灭赵氏”一事外，也不再见有他的踪迹。晋景公十七年前后，晋国正卿为栾书，此外主政者尚有知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等人，诸卿中并不见有屠岸贾其人。况且，当时晋国卿大夫家族虽然日益强大，但晋景公并未失政，言屠岸贾擅权专杀也与时势不符。总之，“下宫之难”由“屠岸贾追治弑君一案”而起的说法不能成立。

接下来我们分析“孟姬之谗”作为“下宫之难”的主因是否成立。

赵庄姬为晋公室之女，与晋景公关系密切，因而她确实具有向景公进言的便利身份。但她所言“原、屏将为乱”并无具体事实。而且就在鲁成公六年赵同、赵括还参加了晋楚桑隧之役，并积极主战，为晋国争夺霸权尽力。时隔一年，晋景公就因赵庄姬空洞无物的一语而痛下杀手，族灭赵氏，似乎不近情理。它反而使人坚信晋景公之举别有深意，“孟姬之谗”只是他利用的一个借口而已。赵氏遭受“族灭之祸”的原因到底何在呢？

（1）是赵氏与栾、郤诸旧族的矛盾。

赵盾独掌晋政二十年，赵氏家族从总体来说发展迅速，然而具体到细节问题，赵盾还是相当谨慎的。在他执政期间，赵氏家族只有侧室赵穿出任卿职，如前所论，卿族“侧室”既立之后，即具有较强的政治独立性，与国君有直接的臣属关系，而与大宗的隶属关系相对减弱。况且，赵穿又有“晋君之婿”的身份。因此赵穿为卿，赵盾不必过多地承担培植私家势力的责任。而且，赵盾还执行“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之类的政策措施，[6]（文公六年）努力协调诸卿族之间的关系。

赵盾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赵氏家族势力的发展呈现急躁冒进的势头。首先是他的儿子赵朔任职为卿，他的异母兄弟赵同、赵括及赵婴齐分别任职为中军大夫和下军大夫；[6](宣公十二年)赵朔去世后，赵同、赵括皆升任为卿，赵穿之子赵旃也被任为卿职。赵氏一门三卿，加上能力颇强的赵婴齐，其势在晋国诸卿中仍是首屈一指。

赵氏势力的膨胀，未免为其他卿族所侧目，尤其是受到栾、郤二氏的嫉视。栾氏与郤氏皆属姬姓，虽与当时晋国公室血缘关系疏远，却是旧时晋国公室支系的后裔，其与代表晋国异姓卿族的赵氏之间自然存在着某些利益冲突。赵盾去世之后，郤栾二氏逐渐在政治上占据上风。成公二年，郤缺缺为政；郤缺死后，荀林父及士会相继短暂地任为中军将，接着又是郤克执政；郤克以后栾书执政。赵氏虽然一门三卿，却无任为晋国主要执政者。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赵氏不自检点，就极容易与其它卿族，特别是与执政的栾、郤二氏发生冲突。

然而，赵同与赵括兄弟恰恰未意识到本家族所处的微妙地位。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楚为争夺对郑国的控制发生著名的邲之战。以晋中军帅荀林父为首的多数将佐鉴于楚人北上势头正劲，不欲与楚争锋，而中军佐先羠刚愎不仁，自以为是，擅自率其所部渡河，逼使全军进前与楚对阵。至此，栾书（时任下军佐）等人仍主张不要贸然与楚交战，赵同与赵括却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先羠）！”其时同、括尚未为卿，其敢于在与楚和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站出来公开拂逆众卿之意，显然是骄横得过分了。时任下军大夫的荀首就指责“原、屏，咎之徒也”。[6](宣公十二年)次年，晋人追究邲之败的责任，“归罪于先羠而杀之，尽灭其族”。[6](宣公十三年)晋国对先氏家族的严厉惩罚，仍未使赵同、赵括警醒。晋景公十五年，为争夺郑、蔡二国，晋楚之师遭遇于绕角及桑隧，赵同与赵括再次主战，而与荀首等众将佐对立。[6](成公六年)以上，均可考见赵氏在晋国诸卿中已日益孤立，而当政的栾、郤二氏首当其冲地成为赵氏的政敌。赵氏兄弟中已有人预感到栾氏正在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果然，当赵庄姬向景公诬告“原、屏将为乱”时，栾、郤二氏便乘机为之出具假证，以图挤垮赵氏。

（2）是赵氏与晋公室之间的矛盾。晋国在赵盾执政期间，一度出现“政在大夫”的局面。晋灵公因与赵盾争权，失败遭弑；晋成公自外归国即位，根基不稳，着意笼络卿族，实行了“宦卿之嫡以为公族”的制度，[6](宣公二年)赵盾依然大权在握。赵盾去世的次年，晋成公薨逝，景公即位，赵氏势力依旧弥漫难羁。晋景公三年，邲之战，晋败失霸，赵氏兄弟难辞其咎，但并未受到追究。个中原由，除赵氏与晋公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外，赵氏势力强盛恐怕也是初登君位的晋景公对之容忍的一个重要原因。邲之战后，晋景公鉴于国内卿大夫势力急剧膨胀的形势，产生与楚媾和结盟的愿望。晋景公十二年，晋国把在邲之战中俘获的楚公子羠臣与连尹襄老的尸体送还，楚国也将晋俘知’放还晋国，这显然表明双方均有求成的意愿。然而，赵氏兄弟似乎并不领会景公的意图，张扬跋扈，一味主战。这就难免加剧景公对赵氏的反感。晋景公十三年，晋国擢拔下军将栾书为执政正卿，公室旧支的突兴显然是景公深思熟虑的结果，借此遏制作为异姓卿族代表的赵氏之意图相当明显。到景公十五年，晋国又做出迁都新田的重大政治举动，史书中没有记载晋国迁都的原因，然而据当时的局势来分析，很可能是由于旧都为赵氏等卿族势力所盘踞，景公为打破被动局面而有此迁都之举。很显然，晋景公在谋求与楚结盟的同时，已开始处心积虑地对付国内卿族，族大势盛却不懂得审时度势的赵氏无疑成为景公首要打击的目标。迁都二年后，“下宫之难”爆发。

有学者言：“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一族发展过速反易招致君主的猜疑和他族的嫉恨”，[7](P139)这正是对赵氏“下宫之难”发生之外部因素的最佳概括。

（3）是赵氏内讧，它构成了“下宫之难”发生的内部原因。赵盾让嫡引发了赵氏家族内部嫡庶地位的变化，赵盾一支从此自居于赵氏庶子的地位；而赵括则由此获得了作为赵氏宗主统帅全族的权力，即使赵盾一支在赵氏宗族内部也要服从大宗赵括的统治。赵盾此举的主观意愿是使众兄弟和衷共济，维护赵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其用意，似乎并未得到其子赵朔等人的理解。赵盾去世后，赵朔先任为下军佐，后升为下军帅，其对于有关军政事务的处理，便明显地表现出与宗主赵括等人不同的态度。

赵朔娶妻赵庄姬，据《史记·赵世家》所载为“成公姊”，然贾逵、服虔、杜预诸儒皆以庄姬为成公女。孔颖达《左传·成公八年》疏云：“赵衰(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则亦文公之女。父之从母，不可以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也”。清人梁玉绳据此“谓‘姊’是‘女’字之误，或‘成公’是‘景公’之误耳”。[8](P1050)此说可从。庄姬既然出身公室，身份自然高贵，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她对于沦落为赵氏支庶显然心怀不满。因此，有学者推测“孟姬之谗”实有争夺赵氏嫡位的用意在内。[9]

“孟姬之谗”的直接导因则缘于赵同、赵括与赵婴齐兄弟的反目。据《左传·成公四年》记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同、赵括察知此事，遂将其放逐齐国。透过表象洞察实质，我们认为赵婴齐被逐另有缘故。从史籍记载来看，婴齐的能力远高于乃兄，这在晋楚佖之战中就已显露；其后，婴齐又较早地预感到栾氏对赵氏构成的威胁。他曾预言：“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6]（成公五年）可见，赵婴齐的政治能力对政敌栾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利害关系十分明显，赵括等人依然坚持放逐之，显然是因为赵婴齐与赵庄姬的亲密关系引起了赵括兄弟的猜忌。赵婴齐被放逐可以认为是赵氏宗族内部矛盾发展的反映。

赵氏内讧不休，遂为他人所趁，“孟姬之谗”点燃了“下宫之难”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