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近代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权

鹤喻

    一个国家的主教任命权独立于梵蒂冈教廷并获得承认需要如下两个条件：法理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因为泛泛地讲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我暂时以美国和法国为例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当第一批在英国被迫害的清教徒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时候，美国的宗教基调就被定位了。美国的天主教徒在一开始则完全是弱势群体，至上而下的圣统制则是美国的新教精神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美国的天主教实行教民选举制，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教廷妥协的产物。其实这种历史机遇中国也拥有，但是阻碍也很多，下面我会详细地论述。


    下面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中的一段材料：
    罗马教皇和教廷对独立战争以前的美国没有有力的管理，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天主教会的治权委托给伦敦的宗座代牧，后者觉得自己很难有效地履行在美洲的职责。第一位美国主教约翰．卡罗尔（1735-1815年）在1789年就职，但是他在1785年2月27日写给教廷的信中指出，美国主教应该由当地教士选举产生，由教皇予以确认。他陈述的理由是，虽然美国教士和平信徒对教皇权威的遵从是无可置疑的，罗马必须根据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特殊的待遇，即允许他们自己选举主教，从而防止歧视和敌视天主教的新教人士指责教皇干涉美国内部事务，并使得他们没有借口攻击美国天主教徒倚重外国势力和削弱国家的主权。卡罗尔还援引了《邦联条例》的第6条，说，任何美国的官员都不得从外国国王和政府那里获取礼品、职位和头衔，但是“我们的对手也许会扭曲其本义，将此条例应用于教会的职位”。由于美国的安利甘教会自己任命主教，国会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天主教会显然依据宗教自由的法律享有同样的权利；由美国的教士们推举主教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新教徒的敌视情绪。 而这种独立为美国主教团与教皇的关系确定了重要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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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天主教的传教情况其实与美国类似，自己掌握主教任命权并获得梵蒂冈承认是存在可行性的，但是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1．     法理上，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但是这条太过粗略，对于主教任命权这种敏感问题，总是能绕过去的。不知道梵蒂冈对于我国宪法的“合法性”如何看待，《邦联条例》的第6条以及《政教分离法》都是能限制教会行为的。此外，宗教权利作为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却没有一部通过人大立法的法律来保障，只有行政部门的一个《宗教事务条例》。。。
2．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中国的一个区域性和政府性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组织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国目前采取“自选自圣”方式任命主教，亦即谁当主教由教区教友自行选举产生，再由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但是梵蒂冈对中国的教友选举颇为质疑，如果选举是由国家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能至上而下操控的话，那么作为圣统制最高点的梵蒂冈的权威就受到了冒犯。（比如美国天主教的教民选举，这是新教的传统，教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教廷不会接受同属于天主教却还有另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
3．     台海关系，说烂了。互相利用，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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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说法国吧，这个大部分民众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这个历史上与教廷最为缠绵的国家。。。狗血的中世纪已经不是我这篇普及小文所能覆盖的了，所以我只能跳过缘由，直接阐述一下近代以来的状况，望各位见谅。


    “Concordat”，你可以叫它和解条约，政教合约，教务专约（想在网上搜这些资料还是直接用英文比较好）。1801年7月16日拿破仑与罗马教皇庇护七世订定“Concordat”，承认天主教为“国家大多数人的宗教”，以结束法国大革命期间由于进行教会改革而引起的不和。在协议中，拿破仑取得任命主教之权，但他们的职位是由教宗授予。受国家承认的天主教、路德教、新教和犹太教四大基督教教派的所有神职人员(主教、神甫、牧师、犹太教法师)的工资均由中央政府负担，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没收的教产不能恢复。（法国的阿尔萨斯大区(Alsace)和洛林大区的摩泽尔省(Moselle)至今还保留着“Concordat”时期的色彩，因为法国在制订和颁布1905年政教分离法律的时候，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省还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该地区的神职人员目前还都具有中央政府公务员的身份；这些神职人员最近通过谈判，已将工资待遇提高到了A类公务员的水平；此外，他们甚至还能享受失业津贴。。。很神奇吧。。。）
    这个时期的主教任命权是在法国政府手上的，因为伟大的拿破仑~~~~让这些神职人员全部变成了拿国家薪水的公务员。这是拿破仑凭借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教廷协商的结果，教廷长面子，拿破仑掌握实际的主教任免权。


    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世俗化政策不断推进，天主教会从教育和政治等公共领域彻底退出。19世纪末，法国相继出现布朗热事件、巴拿马丑闻和德雷福斯案件，第三帝国中的温和派威信扫地，被迫下台。


    1905年，经过激烈斗阵，议会通过《政教分离法》，在保证法国人信仰自由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共和国对任何宗教信仰既不承认，也不给予工资和津贴。” 并宣布教会财产在清查造册后转归教徒自己建立的组织所有,国家不再监督教会,教会占用的公共建筑一律归还国家。同时，主教任命权完全由罗马教宗行使（就这么一点权力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式将世俗化原则写入1946年宪法，规定法兰西式“世俗的共和国”。法国的教会经历政教分离法之后（要知道地产对于教会是多么重要），已经贫穷到极点，从190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法国晋升司铎的人数少了一半。教会为了生存，只好呼吁教友捐献，支持教会的需要。部分神父为了生活，竟出去作工干活，他们甚至在1906年成立了司铎工人联盟。。。可以对比一下之前那种公务员的生活。。。


    类似的情况还有西班牙，“国教”这一特权是需要教廷付出很大代价的，轨迹跟法国很像。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鹤喻

    上述的材料很好地表明了天主教初期在美国的尴尬境地，美国的天主教徒群体主要是19世纪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忠诚的美国公民，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美国生活方式完美地统合起来。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教皇认为天主教应该成为国家宗教的观点和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显然是冲突的，这使得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广大教徒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既要通过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来获取天主教势力的扩张（在一战期间，美国3,989名以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参战者中只有4人是天主教徒，没有一个教士公开表示反战；二战期间，超过一百万天主教徒参战，他们在军队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主教们频繁访问海外的美军，鼓动士气，宣传爱美国和信仰天主教是同一、不可分割的品德。当然，越战时期美国天主教内部的对于战争态度的分歧跟它本身势力的壮大有关，这个比较复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慢慢研究）。又要努力维系和教廷间的关系，忍受着教廷对于美国天主教过大独立性温和的苛责。


    美国的普通民众对于天主教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忧虑，这种忧虑在美国教士约翰•瑞安出版《国家与教会》一书中得到了集中地体现。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做虚构的理论推论，当美国的天主教人口成为绝大多数时，按照教皇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宪法应该修改，令天主教成为国教。所以美国的天主教始终在维持自己在美国温和的扩张，既要阻止天主教内部的狂热人士（比如牛逼哄哄的伦纳德•菲尼，1949年菲尼以及耶稣会主办之波士顿学院的4名教授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提出“教会之外无拯救”，声称犹太教徒、新教徒、异端分子以及所有非天主教徒都将堕入地狱。最后菲尼被梵蒂冈和美国主教团除名，与他合作的那几位教授也被波士顿学院开除。。。吧里的喷子们啊。。。）又要面对美国广大新教徒的抵触情绪，比如大名鼎鼎的3K党（很多人都把他们误解为一个白人至上组织，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白种新教徒至上，直到二战后黑人和共产主义势头太猛才把天主教徒视为“可宽恕的对象”而不再反对。）大家再想想那位可怜的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天主教总统。就可以想见美国天主教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走到现在，努力地在国家政权与教廷之间，狂热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敌视之间维持平衡了。
    当然，在天主教在美国扩张的进程中，教廷对于教义的拿捏和美国天主教的贯彻也是影响美国天主教走向的一条线索，比如著名的“教会之外无拯救”。不过教义的沿革又是另外一个体系了，所以这里只是交代一下，说明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并不只是单纯世俗的政治角力。J. C. Murray和保罗六世这样的搭档在宗教自由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影响天主教在美国甚至是世界上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