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英国殖民史

鹤喻

18世纪中叶，英国取得对印度的控制权后，即觊觎缅甸，多次派人前往缅甸谈判，企图迫使缅甸与其签订不平的条约，并以此为名进行侦察活动，积极为其对缅甸殖民扩张做准备。19世纪初，英国逐步在印度站稳脚跟，为了打通印度与马来半岛英属殖民地的联系，并打开从西南入侵的门户，进一步扩大其对亚洲国家的殖民侵略，便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缅甸。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三次战争，对缅甸进行殖民侵略，逐步吞并了缅甸。英国的入侵打断了缅甸封建社会的自然进程，改变了缅甸社会发展的方向，直接导致了缅甸封建社会的衰亡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最后使得封建的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886年到1917年，是缅甸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形成时期。缅甸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缅甸的一切基本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具备。殖民地缅甸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也在这一时期完全形成。

鹤喻

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在“佛教青年会”的第一个十年中，它所领导的活动仅局限于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只是偶尔涉及到要求殖民地政府鼓励缅甸人制盐之类的经济问题。但是，20世纪初缅甸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促使缅甸人民的政治觉醒和缅甸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兴起。

首先，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对缅甸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着不小的影响。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一些缅甸人却从民族、种族的角度去看待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认为亚洲民族也可以打败欧洲列强。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给予缅甸先进分子更大的影响。缅甸杰出的僧侣爱国主义者吴欧德马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就有过直接的交往。旅缅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与活动，也影响了缅甸人民。印度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在缅甸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其次，在缅甸国内，越来越多的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加入佛教青年会，其中一些人具有激进的政治意识，开始从政治上考虑缅甸的地位和缅甸人民的政治要求。这就使得这个组织的内部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1914-1918年间，英帝国主义把缅甸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缅甸人中组建了三队工兵、四个步兵营、一支来福枪队、两支劳工队和一些运输队，把他们派往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欧洲等地，为英国人服役。这在客观上使得大批缅甸人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在缅甸国内，英帝国主义放松了对缅甸民族资本的压迫，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战争使得米价下跌，工业用品价格上涨，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又加深了缅甸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

因为这些因素使得佛教青年会所领导的活动，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有政治斗争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1920年导致了“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建立。

佛教青年会在1917年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转向从事政治活动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会议在少壮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决定派代表团去印度见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提出在缅甸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大会要求殖民地政府制定出防止土地落入外国人手中的法律，并通过决议，要求取消不是由选民产生、不代表民意的三位缅甸人的立法会议委员资格，并对铁路上设立专门为欧洲人服务的车厢的做法表示抗议。这些要求的提出，表明佛教青年会已由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超政治”的宗教和文化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性组织。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却无视佛教青年会“五大”提出的政治要求，低估了缅甸人民的政治觉悟，认为缅甸“一切都平静”。英印殖民地政府1917年8月在被迫向印度人民作出战争结束后将逐步在印度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许诺时，却只字不提缅甸。1917年底英国议会代表团到印度巡视，也不去缅甸。1918年英国议会提出在印度进行改革的方案，即《蒙塔古一蔡姆斯福特报告》则公然把缅甸排除于殖民地行政改革之外，并声称其理由是“缅甸不是印度，它的人民是另一个种族，处于另一个政治发展阶段，它的问题和印度完全不同”。因此，“缅甸的政治发展问题，要留待将来另作考虑”。191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把缅甸排除在殖民地行政改革之外。

英帝国主义在1918年抛出了“克拉克多计划”，作为对佛教青年会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的答复。这个计划是由1918年出任缅甸省督的英国官员克拉克多亲自炮制的。“克拉克多计划”借口缅甸缺乏自治政府的经验和缅甸人普遍缺乏较高的教育方面的训练，顽固地反对把在印度进行的改革扩大到缅甸，规定在缅甸的行政改革中不进行直接选举，选民有许多财产和社会地位上的规定，实际上主要由殖民地政府基层官员和村长充任。

佛教青年会在少壮派首领的领导下，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克拉克多计划”。1919年5月，协会在仰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号召缅甸人民拒绝“克拉克多计划”。会后，协会派出由吴巴佩、吴布和吴登貌等人组成的代表团，直接前往英国伦敦，要求把在印度进行的改革扩大到缅甸。1919年8月，佛教青年会和新成立的“争取缅甸改革同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讨论缅甸的改革，谴责“克拉克多计划”，强调缅甸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长期的在政治上的联系，要求在缅甸实行在英属印度的主要省份进行的改革。

赴伦敦的佛教青年会代表团在英国八个月，却没有取得任何直接的结果。英帝国主义的顽固态度激怒了缅甸人民。在缅甸国内，反英情绪日趋高涨，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卷入了政治斗争。僧侣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杰出领袖，是1918年回国的吴欧德马高僧。这位高僧曾到过印度、日本等地，与印度国大党一些领导人有密切的交往。1910年在日本结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两人曾就推翻清王朝和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者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吴欧德马一回到缅甸，就积极支持佛教青年会中的激进派，并亲自建立了佛教僧侣的政治组织—僧伽团体总会。正如宗教问题（脱鞋进寺塔问题）成为第一个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佛教领导人吴欧德马成为第一个在缅甸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巨大威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广大僧侣参加到反英政治斗争中去，又带动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农村地主，这就使得反英斗争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佛教青年会这样一个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了。

1920年9月，在缅甸中部卑谬举行的全缅佛教青年会年会上，代表们决定把佛教青年会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佛教青年会的少壮派领袖吴漆莱和吴巴佩分别当选为总会的正副主席。总会的总部设在仰光，全国各地设分部。

正当缅甸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之时，缅甸的大中学生卷入到反英斗争的浪潮中来，表现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成为缅甸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1920年，仰光大学学生发起的大学生抵制运动，是近代缅甸学生运动的开端。它迅速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仰光大学学生抵制运动的导火线，是殖民地政府在1920年8月通过的《仰光大学条例》。1920年8月以前，缅甸没有自己的大学，只有政府开设的仰光学院和私立的贾德逊学院，培养学生报考国外的大学。1920年，缅甸立法会议通过决议，把仰光学院和贾德逊学院合并为仰光大学，并在同年8月颁布了《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条例中的许多规定，都不利于缅甸青年进入大学。如条例规定仰光大学为一所寄宿生大学（这样必然增加学生的费用），入学的学生必须掌握流利的英语，否则须经过一年补习（不利于以缅语为母语的学生进入大学），取得学位需要至少三年（缅甸学生感到太长）等。大学委员会成员由政府高级官员担任，更激起学生的不满。

《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的这些规定，伤害了缅甸学生的民族感情和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1920年12月3日，一些有爱国思想的仰光大学学生在著名的瑞大光宝塔开会，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殖民主义性质的《仰光大学条例》。次日，以吴巴宇为主席的抵制《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委员会宣告成立。12月8日，抵制委员会发表《告缅甸人民书》。《告缅甸人民书》是缅甸近代史上第一份具有明确的反帝主张的爱国主义文件，它从政治高度分析了《仰光大学条例》，揭露它“不过是政府炮制的束缚（缅甸）这个民族的工具”。《告缅甸人民书》称大学生是“人民的核心”，表示学生要“坚决粉碎这个《条例》”，指出“只有缅甸青年的自傲、坚定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才能拯救这个民族”。《告缅甸人民书》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指出缅甸人民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民学校，“在那里，在（缅甸）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儿女就可以得到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同日发表的《仰光大学抵制大学条例鼓动口号》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这个条例只会毁坏大学教育，恶化这个民族及其民族自尊的一般状况”

1920年12月17日，抵制委员会向缅甸省督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寄宿制度和把流利的英语作为入学条件的规定，缩短取得学位的时间，并重新考虑校务委员会的人选。学生们在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开始了罢课斗争。罢课浪潮迅速波及到整个缅甸，政府办的学校陷于瘫痪。同时大学生和一些社会人士开始创办“国民学校”。1920年12月20日，在仰光建立了第一所国民高等学校。此后，国民学校在曼德勒、勃固、仁安羌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国民学校中主要开设缅语、文学和历史课。有些国民学校宣传发展缅甸传统的手工业．拒绝使用舶来商品，展开了抵制洋货的运动。

缅甸大学生发起的抵制《1920年仰光大学条例》和开展国民教育的运动，得到了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一些领导人和广大市民的支持，在全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仰光大学当局后来也不得不作了某些让步，到1922年允许走读生入仰光大学。

1920年的缅甸学生运动表明，在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都很弱小的殖民地缅甸，大中学生是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很有能量的生力军。这次运动极大地唤起缅甸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在缅甸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次运动也是缅甸学生第一次卷入政治斗争中，为后来缅甸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作了首次演习。同时，这次运动也反映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参加运动的学生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即使在国民教育运动中，首先强调的是民族和传统，而不是科学和民主。这种情况，是很不同于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在完全殖民地化的缅甸，缅甸民族完全丧失了政治、经济地位，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是恢复缅甸人民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地位。这一特点不仅对缅甸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对独立后缅甸的发展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

随着工人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缅甸工人阶级尽管有着种种弱点，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已有了一支不下10万人的队伍，而且较为集中在碾米业、运输业和矿业等部门工人的利益毫无保障，劳动条件恶劣，实际工资下降，迫使工人自发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印度工人和在缅甸的外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也给予缅甸工人阶级以直接的影响和启示。1916年，“缅甸石油公司’’所雇佣的美国钻工罢工，就曾影响了油田的缅甸籍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组织的缅甸工人运动开始兴起。

早期缅甸工人运动还只是经济性质的斗争。1918年8月，仰光的印度籍码头工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增加一倍工资。罢工使得仰光港陷于瘫痪，迫使资本家给码头工人增加25%的工资。1919年，仁安羌缅甸石油公司的缅籍工人和职员举行历史上首次由缅甸籍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罢工。

20年代初，缅甸频频发生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斗争。1920年5月，仰光的印度籍码头工人为了反对港务局的专横和包工头的盘剥，举行罢工。罢工虽然得到印度籍人力车夫的支持，却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沙帘炼油厂8000工人罢工，一直持续到1920年4月。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使资方被迫同意增加10%的工资。

缅甸工人在为争取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的愿望。1920年，在缅甸的印度籍工人成立“缅甸工人协会”，有会员7000多人，但是，“协会”的领导权却被资本家篡夺。1921年，仁安羌的缅甸籍工人和印度籍工人一起，秘密成立了缅甸工人联合会。1923年，缅甸工人联合会领导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给予居住房屋。这次罢工遭到失败，工会领袖吴妙纽、吴巴提被开除，并被驱逐出油田。

在整个20年代，缅甸工人的罢工斗争时有发生，有些规模也不小，但始终没有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较大规模的几次斗争是：1925年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3000多名工人罢工；1926年仁安羌油田2000多名工人罢工，坚持了45天。并焚烧了一些油井，资方被迫作出让步，同意缅甸籍工人每年有10天参加佛教节日活动而不扣工资。

早在1916-1918年，上下缅甸的农民，就自发地起来较为广泛地开展了拒交“户口税”和“人头税”的斗争，使得殖民地政府难以在许多村寨征收到原定数额的税款。1920年“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建立，使得各地的农民有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自发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抗税斗争，逐渐转化为有组织的斗争。1921-1922年，“总会”在各地农村建立了许多“温达努协会”（意即“民族协会”）。“温达努协会”的公开活动是组织农民反对官员贪污、禁止饮酒和防偷防盗。但是，不少“温达努”协会违背“总会”温和的领袖们的意图，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斗争，抵制殖民地法院和乡村政权。有组织的农民斗争，使得殖民政权感到惊惶不安。

还有些农民，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成立了各种秘密团体，如“不合作协会”等，袭击和杀死那些死心塌地为殖民政权效劳的村长，毁坏庄稼，杀死牲畜。他们的斗争，显示出一部分农民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用暴力进行反抗的倾向。

“印缅分治”计划
面临不断高涨的缅甸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如何维护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成为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对缅政策中的主要问题。而当时在缅甸的英国资产阶级集团，也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力量口他们越来越担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对缅甸的影响，要求与英国统治集团进行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不再通过英属印度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条件下，英国政府提出了“印缅分治”的计划。

1927年，英国统治集团任命约翰.西蒙为首的印度宪法委员会研究印缅分治问题，它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满足在缅甸的英国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二是通过分治，继续对缅甸和印度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三是转移缅甸人民政治斗争的目标。1929年3月，西蒙委员会到达缅甸，在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之后，于1930年5月发表备忘录，主张印缅尽快实行分治，1930年8月11日，缅甸立法会议通过赞成分治的决议。同年12月爆发的萨耶山起义，促使英国殖民主义者考虑加快实行印缅分治，企图以给缅甸所谓的“分治”，进一步争取缅甸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和合作，缓和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削弱反英斗争的力量。

1931年11月到1932年1月，缅甸圆桌会议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24名缅甸代表，全部是缅甸资产阶级、地主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大多数代表从民族主义而不是从反帝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同意按英国提出的方案，实行印缅分治。按这一方案，分治后缅甸的军事、国防、外交、财政等大权，仍掌握在英帝国主义手中，由伦敦任命的缅甸总督掌管。以民族党领袖、立法会议成员吴已佩为首的缅甸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组成了“分治派”，走上了进一步与英帝国主义合作的道路。但是，吴巴佩在缅甸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仍然表达了缅甸社会上层同样也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1931年4月，印度国大党卡拉奇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明确承认“缅甸有权”在任何时候同印度分离。在1932年11月举行的缅甸立法会议选举中，反分治派获得了529127张选票，而分治派仅获得293024张选票，前者在立法会议中获得44席，后者仅获得29席。

“缅甸人民团体总会”所领导的运动，到30年代初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到30年代中就销声匿迹了反分治派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巴莫派，不久也走上了同英国殖民主义者合作的道路。巴莫生于1890年，父亲是锡袍王的官员。他青年时期就读于仰光圣.保罗、中学，成为基督教徒。1913年在仰光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17年获得加尔各答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1923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924年在法国博尔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他出庭为萨耶山辩护，更是声名大振。1932年成为立法会议议员后，也走上与殖民主义者合作的道路，1934年出任教育部长。“反分治派”领袖与分治派的领导人实际上已同流合污。“反分治派”领袖们在追逐利禄方面，较之于分治派的首领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到30年代中期，缅甸人民对无论是“反分治派”还是分治派的领袖们，都已感到完全失望。

萨耶山起义失败后，僧侣们的影响也一蹶不振。面临新的复杂的政治变化局面，僧侣们在纲领、策略和组织上，都提不出能够适应形势发展和群众要求的新东西。他们在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领导作用。1935年后，一度有“缅甸的甘地”之称的吴欧德马，也携手与吴巴佩合作，加入了由右派拼凑成的亲英同盟“五花联盟’’。

至此，英国的“印缅分治”计划在缅甸已没有什么大的障碍。1935年8月，英国议会批准《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规定从1937年4月1日起，缅甸与印度分治，成为英国直接的殖民地，由英王通过由他任命的总督，直接地进行统治并取消了二元制。在经济方面，英国在1935年作出特别决定，规定分治后的缅甸必须向英印当局偿还5.07亿卢比的“债款”，分45年还清，其中铁路债务就高3.35亿卢比。

根据《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1936年在缅甸进行了殖民地议会选举。各个地主资产阶级政党闹哄哄地争夺议席，竭尽了互相勾结、攻讦和背叛之能事。最后，“五花联盟’’获得最多的议席。但是，吴巴佩由于得不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无法组阁。巴莫乘机四出活动，许诺由他出面组阁，即给支持他的党派领袖以部长的职位。他得到了多数议员的支持，爬上了殖民地首任总理的座位。1937年4月1日，巴莫内阁正式就职，缅印正式分治。同一天，一些缅甸爱国青年在殖民地最高法院门前焚毁了一面英国国旗和一部《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以示抗议。

缅甸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客观基础，比过去更为雄厚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一支新的、能够积极地发动、推动它的领导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以大学生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核心。自从1920年仰光大学建立后，缅甸接受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增多，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较大的作用。“我缅人协会”集中了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缅甸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荟集着他们中的精英。

“协会”在1930年成立时，参加者并不多，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我缅人协会”以“德钦”互称，表示他们要做缅甸未来的主人。协会因此也被称为“德钦党’’。

“我缅人协会”前期的主要领导人，是德钦巴盛、德钦巴东、德钦吞欧、德钦哥都迈和德钦礼貌。巴盛、巴东和吞欧是“协会”的创始人，但他们在思想上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希望通过少数有力人物的活动，来实现缅甸的独立。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信奉尼采哲学的缅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哥都迈是缅甸享有盛誉的爱国主义作家，珍爱缅甸民族文化，是本土气息较为浓厚的缅甸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1934年加入“协会”。德钦礼貌则更多地受到近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34年曾去印度，见到一些国大党党员和印度共产党党员，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三种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领导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协会”内的三类知识分子成员，而维系他们的纽带，是热爱缅甸、反对英国压迫的共同立场。“他们的民族感非带强烈，热爱缅甸的遗产，希望提高缅甸的尊严。（他们）起初并没有带上任何政治色彩，仅仅处于读书、学习、幻想、探索的启蒙阶段。他们羡慕印度国大党运动，进而仿效甘地、尼赫鲁、苏巴·钱德拉穆等人的领导。同时也很羡慕令人神往的东方旭日一样的日本，曾经战胜欧洲大俄帝国的日本。”

“我缅人协会”前期的活动，主要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协会”的主要活动城市是仰光，但在仁安羌、乔（油田）、勃生、毛淡棉、直通、勃固等城市也建立了支部。“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还缺乏联系。但是，萨耶山起义使“协会”的一些成员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1933年以后，“协会”的一些成员开始“走到人民中去”，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宣传。1934年，“协会”在仁安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了吴素登参加并主持会议。由于殖民当局的干预和禁止，会议未能讨论原来拟定的几个议题：赞扬萨耶山起义的革命精神，为仍然囚禁在狱中的起义者的健康祈祷。但是，会议通过了加强与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联系的决议。会议选举德钦巴盛为“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礼貌当选为副主席。会后不久，德钦巴盛、昂丹等人因为在毛淡棉发表反英演说而被捕，敏养“我缅人协会”分部也受到警察的搜查。

1931年成立的“缅甸青年联盟”也带有政治色彩。它的目的是实现缅甸青年的统一，改善缅甸的经济状况，用演讲、辩论和小册子启发人民。它还提倡使用国货。

1935年3月30日到4月1日，“缅甸青年联盟”与“我缅人协会”一起召开会议，决定合并为“我缅人协会”。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高度评价萨耶山起义，指出它是一次唤起民众的运动，表示赞成萨耶山起义提出的目标，要求释放还被囚禁在狱中的起义者。但直到1935年，“协会”成员的共同信条，还是“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语是我们的语言。让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语言”。“协会”的活动也没有超出下述范围，即“号召抵制英国货，使国家缅甸化，用缅语进行义务教育，建立一支国民军”。

在领导成分方面，继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德钦礼貌于1935年当选为协会的主席后，仰光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德钦登佩在1935-1936年进入“协会”领导集团，20年代初期学生运动的领袖、曾在法庭上为萨耶山起义辩护的德钦妙，也于1936年成为“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仰光大学学生大罢课后，学生中的一些精英参加了“我缅人协会”，有的进入了领导集团。他们中最有影响的是昂山和吴努。吴努在20年代初曾想成为“缅甸的肖伯纳”。

“协会”的一些成员同印度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38年和1939年间，印度共产党曾派孟加拉地区党组织的成员到缅甸，帮助缅甸共产党的建党工作。1939年8月19日，仰光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其中一个是缅甸人小组，另一个是印度人小组，合并为一个组织，成立了缅甸共产党。德钦昂山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德钦梭负责群众工作，哥索尔（德钦巴丁）负责秘密工作和组织工作，德钦巴欣负责学生工作，德钦拉佩担任司库。

在“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下，缅甸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观观方面，后期的“我缅人协会”提供了缅甸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所需要的领导力量。“协会”用新的思想和理论思考缅甸民族的前途，明确地提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主张，它的左翼成员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发动了缅甸社会主要的革命力量工农群众，从而把缅甸民族解放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1937年4月到5月，缅甸就出现了58个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其中18个带有政治色彩，10个是“协会”的支部。而在1938年上半年涌现出了230个社会组织．其中有160个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少组织同“协会”有联系。

1938年是缅甸近代史上动荡的一年。这一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英群众运动，缅甸人民称之为“1300年（1938年是缅历1300年）运动”。

1938年1月1日，下缅甸的骠镇2000农民和农业工人在国民中学集会，通过了要求延期征收地租和人头税的决议，会后他们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此举揭开了“1300年运动”的序幕。

一周之后，仁安羌油田和乔油田工人在“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礼貌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有大约5000石油工人参加了罢工。以德钦妙和吴巴顿为首的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改善住房条件，每年有53天的节假日，油田归缅甸人。英国资本家拒绝同罢工委员会谈判，资方代表认为油田存在着“极端主义的政治组织”，罢工是由“协会”发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制造社会动乱”。于是，罢工迅速扩大，到1月已有1万多工人参加。

仁安羌油田工人罢工，迫使厂方求助于殖民当局。2月下旬，当局派军队进入油田，禁止未经许可的集会、游行，逮捕罢工纠察队伍。油田工人坚持罢工，有组织的工人与殖民当局支持的资方在油田相峙，气氛紧张。6月28日，当局逮捕了德钦礼貌。6月下旬，缅甸石油公司沙帘炼油厂工人开始罢工，全厂4200名工人中约有一半人卷入了罢工斗争。在“协会”的领导下，沙帘炼油厂缅、印两族工人加强团结，越来越多的印度籍工人参加到罢工中来，到7月初罢工队伍已扩大到3000人。罢工领导人德钦桑维拉向罢工工人发表演说，“你们印度人不再是在缅甸的印度人。这里（缅甸）就是你们的家”。

石油工人的罢工，在缅甸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火焰，吸引了广大居民阶层参加到“1300年运动”中来。“造反、打倒帝国主义势力”的战斗呼声汇入志愿人员的音乐。过分热情的庞纪（僧侣），到处谈论起义和暴力行动。仰光的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手持火炬，高呼革命口号”。

“1300年运动”在1938年底进入高潮。仁安羌油田的工人在坚持了11个月的罢工后，组织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步行600多公里，向仰光进军。沿途居民聚集在路边，支持石油工人。“协会”领导人巴欣、巴瑞等，专程从仰光北上，迎接南下的工人队伍。他们在12月11日到达马圭，发表演说，支持工人正义的行动，谴责殖民当局阻挠工人队伍南下。巴钦等因此被捕。消息传出，仰光大学学生于12月17日在瑞大光宝塔前举行抗议集会。1939年1月，石油工人进军队伍冲破层层阻挠，到达仰光。工人们手持“协会”的绣有镰刀和铁锤的旗帜，受到仰光居民的欢迎，1000多名农民加入游行行列。油田工人的要求虽然遭到当局的拒绝，但他们的行动对反英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2月，缅甸故都曼德勒数千人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军警开枪镇压，打死17人，其中有7名僧侣。殖民当局的血腥屠杀，在缅甸激起了抗议的风暴，示威游行遍及各地。工人开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仰光全城一片死寂。在群众斗争的沉重打击下，巴莫内阁于1939年2月垮台。

在“1300年运动”中，以工人阶级和农民为主体的缅甸人民，在“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下，第一次汇成一股反对帝国主义的巨流。但是，也暴露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还不成熟，农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民族解放运动还缺乏全国范围内的真正有组织的团结。“我缅人协会”也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明确的纲领等弱点。

进入1939年以后，“我缅人协会”加强了对工人、农民的组织工作。1939年3月，“协会’’召开全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全缅中央工会组织，由德钦礼貌、德钦梭、德钦巴廷和觉盛等人负责筹备工作。6月16日，德钦丹东当选为“协会”的劳工书记。7月，“协会”又召开了全国范围的工作会议，在促进印、缅工人的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协会在民中积极开展工作。1939年5月14日，“协会”召开全缅农民组织会议，成立全缅农民组织，德钦妙当选为主席。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缅甸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自然被英国拉入参战一方。“协会”工作委员会在9月9日发表声明，表明了“永远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正确的原则立场，同时反对英国独自决定缅甸参战。9月底，“协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纲领，与缅甸国内别的反英组织联合建立“缅甸自由联盟”。昂山担任联盟总书记，曾出任殖民地政府总理的巴莫当上了主席。此时他已转到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立场上，在缅甸社会影响仍然颇大。

“联盟”要求英国承认缅甸的独立权，召开制宪会议并立即将总督拥有的权力移交内阁。但是，英帝国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殖民帝国主义”。殖民地对于英国垄断资本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当然不肯放弃在缅甸的统治权。因此，英帝国主义拒绝了“联盟”的要求。

“协会”加入缅甸自由联盟后，还保持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继续领导工农运动。1940年1月在东吁举行了全缅农民组织第二届年会，“协会”工作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成员都参加了。年会通过了废除高利贷、降低土地税和地租等十二项决议。德钦妙再次当选为全缅农民组织主席。1月底又在“协会”总部举行了全缅工人阶级百人代表会议，成立了以德钦礼貌为主席的“全缅工会大会”委员会，德钦巴廷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宣布其最终目的是在缅甸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940年春，“协会”发表宣言，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主张。

1940年4月19日，德钦努（吴努）、德钦梭、德钦拉佩、德钦巴丁、觉盛在全缅工会大会总部计划发动五·一示威游行，用缅、印、中三种文字印了10000份《五.一宣言》。

在德钦梭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德钦丹东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1940年6月2日，德钦丹东著文指出：“今日缅甸孕育着农业危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地增加，土地转入非生产者，手中不可控制，农村债务增多，农业生产水平低，以及战争对经济影响，所有这些造成了农民再也不能忍受的条件。他们现在组织起来，争取能保证他们的经济权利和政治独立。因此，缅甸农民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即将来临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勇敢地发挥历史作用”。

但是，“协会”的中心活动是争取缅甸独立。在“协会”的领导下，1940年初的几个月中，游行示威席卷全缅，示威者高呼“给予缅甸完全独立”。5月10日，“协会”在礁拉瓦底召开会议，当时协会成员已达10-20万人。会议的决议明确地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作出战后给予缅甸独立的保证，“协会”在战时就同它合作。否则，就开始公民不服从运动。会议通过了吴努提出的“开展不服从运动，作为与战争措施不合作的下一个步骤”的建议。6月，“缅甸自由同盟”通过了同样内容的决议。从6月到8月，在缅甸的许多地区举行了反英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英帝国主义断然采取镇压措施，大规模地逮捕“协会”的领导人。德钦礼貌、德钦丹东、德钦努、德钦梭、德钦妙等重要领导人相继入狱后昂山遭到通缉。

在英帝国主义与缅甸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的情况下，一些没有被捕的“协会“领导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幻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缅甸的独立。“协会”的总书记昂山认为，“谁出来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并且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日本人来了，缅甸人要同他们谈判，并宣布独立。1939年成立的、由“协会”一些成员参加的“人民革命党”也主张“联日抗英”。

但是，德钦巴欣和德钦登佩等“协会”领导人仍然反对与日本人合作。在政治思想上，他们与昂山的分歧日见加深。昂山认为在取得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前，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纯粹的幻想。德钦巴欣、德钦梭和登佩等人，都不同意昂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亲日情绪在“协会”的许多成员中滋长。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共产党的介绍信前往中国，但日本特务机关早已密切注意其行踪。昂山在厦门被日本特务机关软禁后，决定与日本合作。1941年3月，他从日本秘密回到缅甸，召集人民革命党领袖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十天后率“三十志士”前往日本，后来在中国海南岛接受军事训练。以人民革命党为代表的缅甸民族主义者作出了错误的政治选择，走上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合作的道路，尽管双方在这一“合作”中各有其目的。

从1937年4月印缅分治到1942年初，殖民地缅甸经历了三届由缅甸人担任总理的政府。三个先后担任总理的是巴莫、吴布和吴素，他们在上台前无不口口声声地称自己为缅甸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英雄，但他们一登上总理的“宝座”，又无不充当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镇压本国同胞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而到他们一下台或一失势时，又要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以争取本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缅甸近代史上一个颇为引入注目的现象，它充分反映了缅甸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软弱性、怯懦性和多变性。

殖民地缅甸的第一任总理，是巴莫。他是缅甸盂族人。在缅甸还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得到过那么多的外国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有印度的、英国的和法国的，也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复一杂多变。他在1931年为萨耶山的辩护律师，1933年是“反分治派”的主要领导人，但1934年又参加殖民地政府，担任教育部长。1936年大选前，他却又成为“穷人党”创建人，提出减租减税、选举产生村长、给农民更多的信贷、实行义务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等竞选目标。尽管他领导的派别在大选中不过获得16个席位，他却通过大耍手腕，在1937年出任殖民地政府总理。

巴莫内阁的成员，包括了缅甸主要的地主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工商部长登貌是巴莫的谋士和亲密合作者。土地和税收部长吴布在“五花联盟”中地位仅次于吴巴佩。内务部长吴漂登是吴漆莱派的重要人物。农村部长苏佩达是有影响的克伦人。财政部长昂觉是阿拉干人领袖。部长的薪水每年是2500卢比，1938年4月又改为每月250卢比，此外还有车贴、会议费等补助。当时缅甸石油工人的月工资仅13卢比。

1937年5月，巴莫飞往伦敦参加英国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和此后的帝国会议。他尝到了一个殖民地“总理”在宗主国的滋味。巴莫在会上几乎无事可干。他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和一些讨论贸易问题的会议，但被排除于主要会议之外，甚至不能读到有关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文件。他在会上的讲话稿，要经英国国务秘书审阅。帝国会议使在国内盛气凌人的巴莫，受到了一次不小的凌辱。但巴莫吞下了这个苦果。

巴莫政府时期，缅甸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巴莫政府充当了英帝国主义镇压缅甸人民的工具。1938年1月石油工人罢工爆发后，巴莫和登貌亲自出马，到仁安羌油田，要工人停止罢工。同年4月，警方禁止“我缅人协会”在当地活动，解雇工人1850人。巴莫政府由于镇压工人罢工，完全丧失了人心。

油田工人罢工还没有平息，1938年7月至8月，仰光又发生印度人和缅甸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缅甸穆斯林貌瑞皮的一本反佛教的小册子，但冲突反映了缅甸人和印度人在经济、宗教和民族上的矛盾。巴莫政府未能及时制止冲突的扩大和蔓延。在两个月的冲突中，有192个印度人被打死，878个印度人被打伤，也有一些缅甸人在冲突中丧生，伤亡总数达1084人。这是缅甸前所未有的悲剧性的缅印民族间的冲突。

巴莫政府对人民反英斗争的镇压和印缅人冲突造成的流血事件，在缅甸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政客吴素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努力推倒巴莫，取而代之。吴素生于1900年，是富有的地主之子，曾入加尔各答大学读书，但没有获得学位，1931年声称支持萨耶山，甚至自称为“咖咙素”以沽名钓誉，1938年2月成为《太阳报》主编，同年建立“爱国党”。他得到缅甸最大的地主兴实达吴妙和勃固吴盛温的支持。1938年8月，吴素对巴莫内阁的不信任案以61：66的微弱少数被击败10吴素以更激进的面目四出活动，争取工人和“我缅人协会”的支持，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

1939年1月，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巴莫傀儡政府的浪潮席卷了全缅甸。1月19日晚上，有人向巴莫的汽车扔了一颗炸弹。英缅总督认为巴莫“已经是和平的一个障碍”，决定换马。2月16日，殖民地议会以70：17通过了对巴莫的不信任案。“五花联盟”的吴布接任总理，拉拢吴素及其爱国党。吴素摇身一变，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农业部长。吴布政府继续镇压“我缅人协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还下令禁止三十种左翼书刊的流传。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缅甸也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围绕着缅甸是否参战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战，在缅甸又掀起了阵阵政治风浪。下台总理巴莫又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于1939年10月成为“缅甸自由集团”的领导人。“自由集团”这一名称仿效了印度著名的反英民族主义者昌德拉.鲍斯的“前进集团”。“自由集团”要求英国承认缅甸的独立权，为召开制宪会议作准备，把总督置于内阁的监督之下。1940年1月，野心勃勃而善于趋时投机的吴素，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指责英国邀请了印度代表却不邀请缅甸代表去伦敦参加政治谈判，是对缅甸的歧视。1940年2月23日，殖民地议会通过的决议，也弥漫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决议说：“英国政府未经得到缅甸人民的同意，就使缅甸参加大不列颠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它又完全无视缅甸人的意见，通过法律，采取措施，限制缅甸政府的权力和活动。……本议会认为，政府应向英国政府转达：本着与目前这场战事所宣称的目的一致的精神，为了保证取得缅甸人民的合作，亟需把民主的原则直接用于缅甸。缅甸的政策由本国人民指导，承认缅甸的独立，制定自己的宪法”。

吴布政府已陷于极为尴尬的处境。但是，它的地位决定了它只能秉承英国主子的旨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英斗争，弄得声名狼藉。1940年9月，吴巴佩在殖民地议会提出对吴布政府的不信任案，吴素突然退出政府，加入反对派。9月7日，吴布政府倒台，英国总督任命吴素组织新政府。

吴素一当上殖民地政府总理，就改变了过去的调子，他放弃了给予缅甸独立的要求，主张通过合法的程序，取得英帝国内的自治领的地位。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镇压“我缅人协会”和他的政敌，甚至对吴巴佩这样的有声望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放过。他还下令禁止除了他的《太阳报》之外的所有报刊，禁止40多种书刊。同时为了争取人心特别是争取佛教僧侣的支持，他又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政策，提出建立巴利文教育制度，成立佛教大学，实现文职部门官员、职员的缅甸化，由缅甸人来接管政府部门。

1941年10月，吴素到达伦敦，向丘吉尔提出缅甸地位问题，丘吉尔毫不客气地教训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系到我们生存的斗争，现在还不是谈（缅甸的）宪法问题之类的事情的时候。关于缅甸的地位问题，只有到战后才能解决”。

吴素对英国主子深感失望，决心改换门庭，另投新主。他从英国返回缅甸的途中，于1941年12月29日到达里斯本，与日本驻葡萄牙大使拉上关系，进行密谈，同意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建立“自由缅甸政府”。1942年1月7日，丘吉尔收到美国海军部提供的秘密情报，下令逮捕吴素。1月12日，吴素在巴勒斯坦的泰巴列被英军拘禁，随后被送到英属乌干达（一直被拘留到1945年）。1942年1月17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公告说：

“从有关吴素访问英国后的活动的报告中获悉，自从对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同日本当局接触。吴素本人已承认，这是事实。女王陛下的政府因此被迫拘留他，让他回缅甸是不可能的。”

英国政府的这份公告1942年1月19日在缅甸公布后，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缅甸人民对反复无常的政客吴素早已不感兴趣。继吴素出任殖民地政府总理的是右翼政客吴波达，他不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总督根据《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第139条，已经独揽行政上和立法上的一切大权。日本侵略缅甸的战争，在1941年12月11日就已经开始。到1942年1月，5万日军大举入侵缅甸。缅甸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鹤喻

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1886年到1917年，是缅甸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形成时期。缅甸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缅甸的一切基本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具备。殖民地缅甸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也在这一时期完全形成。

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缅甸历史发展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在这32年中，缅甸的铁路里程，从500公里扩展到2500公里，水稻种植面积从4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英亩，稻米产量从不到200万吨提高到400万吨。大米输出一直居世界首位，输出量从约90万吨增加到200万吨。石油产量从1888年前不到200万加仑，增加到2.09亿加仑，增长了100余倍。锌、铅、锡、银等矿的大规模开采也发展极快。到这一时期的末期，缅甸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矿产区之一。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总值1886年约1.5亿卢比，到1915年已达5.6亿卢比。仰光港成为英属印度仅次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第三大港。英属印度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大米产量的15%．森林面积的25%，都依靠这个人口占4%、面积只占13%的缅甸省。因此，缅甸被一些英国人称为“大英帝国的印度王冠上的最光辉夺目的珍珠。”

但是，这是一个在外国殖民统治下的病态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社会的瓦解，并不是由于本国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疯狂的侵入；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状态的恶化，并不是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疯狂的原始积累，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垄断市场和高利贷的盘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相应的福利，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成为技术进步的推进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几乎都被殖民主义者和外来的资本家、高利贷者攫取，不发达、病态、畸形的印记，却打在缅甸社会发展史上。

1886-1917年间，殖民地缅甸新的社会阶级关系逐步形成。新的社会阶级的不成熟性，决定了缅甸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

殖民地缅甸的统治集团，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主要代表英国垄断资本家、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和为数不多的缅甸买办的利益，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组成的国家机器，维护殖民统治秩序，保护外国资本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在广大农村地区，村头人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殖民主义者利用当地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在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县以上的官员仍然以英国人为主，但缅甸人在谬屋以下的基层官员中占了绝大多数。

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末已初步形成。他们经营的企业已在300家以上，但大部分都是碾米厂。绝大部分缅甸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在50人以下。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系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政府官员和律师转化而来，相当大的一部分还一身二任。从事法律事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

从民族成分看，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几乎全由缅族人组成。总起来看，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极为弱小，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形成本阶级的较为明确的和完整的思想理论，没有自己的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理论家。刚刚开始形成的缅甸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弱点，使得它还不可能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来领导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在20人以上的碾米厂的17239名工人中，仅有2511名是缅甸人。据1921年的调查，在缅甸10人以上的工厂中，印度人在熟练工人中占55%，在非熟练工人中占73%，缅甸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37%和23%。而且，印度工人集中在缅甸沿海较大的城市和较大的企业中。其次，工人队伍缺乏稳定性，不仅碾米业工人许多只是季节性的工人，而且在码头、矿山等部门，非熟练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第三，缅甸籍的工人，不久前才从农民队伍中分离出来，较多地保留着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而印度籍的工人，往往由同一个家族、种姓、地区的人员，组成大大小小的团体。第四，无论是缅甸籍工人还是印度籍工人，文化程度都很低，深受宗教影响。缅甸籍工人受佛教影响，印度籍工人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影响。由于上述这些特点，20世纪初缅甸工人阶级组织性很差，觉悟程度较低，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公认的领袖，甚至纯粹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的工会组织也很少建立。因此，缅甸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比缅甸资产阶级更为不成熟，还不可能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两种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并存，但总的趋势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下缅甸。下缅甸的地主特别是大地主，有相当一部分是齐智人高利贷者，他们是殖民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上下缅甸的缅甸籍地主，不少是乡村头人，他们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但是，作为缅甸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另有一部分地主，兼营工商业，有些还受过一些近代教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对殖民政权较为不满，但他们的影响往往只是地方性的。

在农村被剥削的阶级中，自耕农的状况虽已开始恶化，但还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佃农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相比起来就要沉重得多，从1885/1886年度到1905/1906年度，地租上涨了1.5倍。但这一时期佃农还不是下缅甸农民队伍的主体。一些佃农虽然进行了反抗斗争，但还不是有组织的，而且所采用的方式往往只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摆脱不了农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没有近代的政治意识，缺乏组织性，因此，他们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

从1886-1917年，缅甸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从旧式的爱国主义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英国1885年兼并缅甸后，缅甸各民族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了缅甸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它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到20世纪初，殖民地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近代意义上的缅甸民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开始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可避免了。但是，20世纪初缅甸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表明，无论是刚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的地位，作用和使命，没有能从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争取本民族独立的主张和纲领。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它的软弱性。

直到20世纪初，缅甸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为数不多。殖民地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落后，是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直接后果，因为英国在缅甸发展西式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和文化，而是为了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公务员、办事员和下层官员。因此，尽管西方式的近代教育体系在20世纪初已初步形成，但受近代教育的人却不多，高等教育尤为落后。在当时已经具有l000多万人口的缅甸，只有政府开办的仰光学院和教会的贾德逊学院两所高等学校，1913/1914年度，这两所学院在校学生人数才453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二万分之一。直到1920年，缅甸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几乎都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为数寥寥的农业机械师、化学家、植物学家，没有一个是缅甸人。在建筑、道路、桥梁、灌溉等部门的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共151人，只有13个缅甸人。在林业部门的126个技术管理人员中，也只有14个缅甸人。在邮电部门中，’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是外籍人。只是在教育和法律部门，缅甸人知识分子才较为集中一些。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是缅甸人。法官和律师，也以缅甸人为多。1919年，缅甸645名刑事法官和律师中，只有118名是欧洲人。

人数不多的近代型缅甸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地主、资本家和下层官员，与工人、农民缺乏联系。他们大部分在缅甸主要在仰光受教育，只有一小部分在印度读大学，或到英国留过学。他们虽然受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主要是由于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也由于他们自身地位和职业等方面的限制，他们中很少有人醉心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传统的小乘佛教思想和理论，则对他们仍然有很深的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把西方式的平等观念与佛教思想揉合在一起，朦胧地表达了他们要求缅甸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与英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意向。而在当时缅甸人民的近代意识和政治觉悟还微弱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根深蒂固影响的佛教，更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缅甸知识分子以复兴佛教为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活动。

1897年7月，在缅甸故都曼德勒出现了第一个由世俗知识分子建立的研究佛教的组织“曼德勒佛教复兴会”。大约与此同时，敏养也出现了一个佛教研究会，后来加入了曼德勒佛教复兴会。1899年在毛淡棉，1902年在阿拉干，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1904年，仰光学院佛学会成立，从英国留学回缅甸的青年律师吴梅翁、登貌和貌布（后来的吴布）等都参加了协会。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地方佛教研究会活动的基础上，1906年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组织“佛教青年会”。它的宗旨是，“促进民族语言、佛教精神和教育”。“佛教青年会”的核心成员，是受过近代西方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会员中有青年教师、学生、殖民地行政机构中的缅甸人职员、退休官员、商人、经纪人等。1909年，佛教青年会编辑出版了英文周刊《缅甸人》和缅文、英文、巴利文月刊《巴利人》。1910年4月20日在仰光举行佛教青年首届全缅会议时，“协会“成员已达346人，建立了22个分会，遍布缅甸各主要城市。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佛教青年会总会”，指导各地的运动。

与传统的爱国主义者不同，“佛教青年会”本质上是缅甸近代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它的一些成员已经认识到：缅  甸人只有吸取西方文明并使之适应缅甸人的需要、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才能回答西方的挑战。它首次表明了要把西方文明与缅甸文化结合起来以解决缅甸砷临的问题的意向，尽管这种意向还没有表现为明确的和具体的主张。

“佛教青年会”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协会”的纲领只是说，他们“坚定的目标是，对于不是佛教青年会份内的事，我们决不插手。佛教青年会的任务大体上涉及缅甸佛教徒在宗教、社会地位和教育方面的福利”。但是，协会将“主要致力于对我省青年进行应有的指导。因此，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关心保护缅甸的民族性的人的完全支持”。当时佛教青年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佛教问题，诸如入寺仪式、婚丧嫁娶仪式、宗教供奉、良好的个人行为、为佛教学校提供经济上的资助等等。1908年协会创办《缅甸佛教徒》报，主要也是起宣传佛教的作用。到1911年协会成员巴佩和拉佩创办第一张全国性缅文报纸《太阳报》时，才提出缅甸民族主义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吴巴佩提出了要由缅甸人担任殖民政府中一些重要职务，如土地登记部、移民部的官员和副专员。这些职务过去几乎全部由英国人垄断。1915年，协会向殖民地政府请愿，要求鼓励缅甸人制盐。1916年，协会在“脱鞋问题”上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协会成员、来自卑谬的青年律师吴登貌向佛教青年会的50个分会提出，外国人进入缅甸寺塔，必须尊重缅甸人的习惯，象缅甸人一样脱掉鞋子。这个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同年，全缅佛教徒代表在仰光朱比利教堂召开大会，要求殖民地政府在法律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脱鞋问题一时成为缅甸的热门话题，激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感情。

佛教青年会尽管在宗教、社会、经济等方面越来越鲜明地表达了它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在政治上极为软弱。协会一再表示，它忠于英国国王，感谢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所带来的进步。协会大小会议所唱的会歌，就是“佛佑我主”，与基督教教会的“主佑我王”，不过是反映宗教信仰不同的一字之差。在1915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协会领导人在讲话中仍表示忠诚于英国国王，感谢殖民地政府的恩赐。在1917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毛淡棉会议上，协会主席仍然宣称，“我们来自各地的佛教青年会代表都是女王陛下的忠实的臣民。我们讲英语，享受一种特权，一种荣誉。我们是绅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佛教青年会领导人表示完全支持英国。

佛教青年会是缅甸第一个近代民族主义组织。尽管协会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尤为软弱，但是，它的活动却是近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协会荟萃了20世纪初缅甸知识分子的精英，致力于维护缅甸人民在宗教、教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应有权利，唤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觉醒，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20年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外国资本的垄断地位
外国资本在缅甸的垄断地位和对缅甸经济的全面控制，是殖民地缅甸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缅甸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贸易业中，外国资本都占明显的统治地位。在农业中，借贷资本被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所控制。“甚至在首都仰光，也没有一家银行、保险公司、船舶公司、制造工厂和进出口公司是缅甸人所拥有或经营的”。但是，就外国资本的投资量来说，缅甸在当时东南亚地区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1939年在缅甸的外国投资估计为2.25亿美元，仅有荷属东印度（印尼）22.64亿美元（1937年）的十分之一，也排在英属马来亚（4.35亿美元）、法属印支（3.84亿美元）、美属菲律宾（3.76亿美元）的后面，仅比还保持独立的泰国（1.24亿美元）高。

外国在缅甸最大的投资部门，是石油业，总投资量约1600万英镑。其次是金属、宝石矿开采，约1500万英镑。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投资属于第三位，约600万英镑。银行、贸易和制造业方面（不包括锯木业）的投资只居第四位，共550万英镑。柚木采伐和锯木方面的投资，不下350万英镑，居第五位。在种植业方面的投资最少，大约120万英镑，主要投资于橡胶园和茶园。全部外国资本合计为4720万英镑（相当于2.25亿美元）。在上述所有外国资本中，英国资本占90%。也就是说，缅甸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贸易业，基本上由英国独占。在农村，齐智人的高利贷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达5亿卢比，相当4000万英镑。

外国资本在缅甸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占居统治地位，说明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一步剥削缅甸人民和控制缅甸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缅甸经济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了。外国资本在各个经济部门而不是在某些最重要部门占居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殖民地缅甸经济不同于其他有些殖民地国家如英属印度和独立国家（如泰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外国资本的这种垄断地位，在经济上极大地压抑了缅甸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使得缅甸农业在30年代后逐步萎缩，从而加深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与广大缅甸人民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外国资本全面控制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和商业的同时，缅甸农村的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地主土地所有制到30年代后发展成为下缅甸的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占有大量的土地，成为这一时期缅甸农业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现象。

下缅甸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一开始就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商品型的稻作业的发展，广大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对市场经济的依赖之中。进入20世纪后，由于殖民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加重，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高利贷的盘剥以及大米市场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越来越多的自耕农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最后被迫用土地抵押，从而使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高利贷者手中。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缅甸农产品价格大跌，广大农民受到沉重的打击，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问题已成为当时殖民地缅甸社会中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

自耕农丧失土地和农民状况恶化的原因包括：殖民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工业用品价格上涨，米价下跌，高利贷剥削。

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缅甸特别是下缅甸农民丧失土地的速度，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一直在加快，而在30年代经济危机后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整个缅甸而言，地主所有制还只是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即使在下缅甸，“非耕作者”所占有的土地也不过18%。但此后地主所有制较快地发展起来。到1927年，下缅甸“非耕作者”占有的土地占27.5%，到1930年又增加到31%。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之后，1936年下缅甸已有47.7%、上缅甸有14.2%的土地落入“非耕作者”手中。有的大地主占有数万英亩的土地，如兴实达吴妙和勃固吴盛温都占有3万英亩以上的土地。

实际上，地主占有的土地，要大大高于统计的数字。因为按殖民当局的统计，仅把当时农户和占有土地的户口简单地划分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所谓“非耕作者”固然是指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地主，“耕作者”却并非都是自耕农，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主。有的学者早已指出，“耕作者”，这个名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许多拥有土地的缅甸人虽然在城里居住和工作，但在登记时仍然算作“耕作者”。“上缅甸的许多地主，即使将土地租给佃户，他们仍然是“耕作者”。估计1940年下缅甸地主占有的土地大约在60-80%。

缅甸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在籍的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所谓不在籍地主，就是不居住在农村而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他们住在城市或城镇中，从事商业、高利贷和土地投机，以高利贷为主要手段，剥削农民，取得农民被迫抵押或出售的土地。这些不在籍地主中，哜智人高利贷者占了大多数。进入20世纪之后，缅甸农民丧失的土地，主要落入他们手中。从1915年到1937年，仅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就有将近260万英亩的土地落入高利贷者手中。从1930-1937年，如果说原来的非高利贷地主拥有的耕地总共增加了5%的话，那么，高利贷者拥有的土地增加了330%。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紧密地结合以及外国高利贷者占有大量土地，成为缅甸农业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仅据殖民地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到1937年，齐智人占有的土地共达244万英亩，为下缅甸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下缅甸地主占有土地的一半。印度齐智人高利贷者占有大量土地，又使得缅甸农村的阶级关系，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齐智人被认为是“缅甸的第一号公敌”。

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高利贷者手中的过程，就是剥夺农民小生产者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缅甸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或农业工人。1921年，缅甸自耕农在农业人口中占一半，到1931年仅占31.2%。到30年代后期，在下缅甸一些县中自耕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例，已下降到20%以下。

缅甸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是依靠高利贷者建立起来的，高利贷资本与土地资本紧密地结合以及土地所有者不经营土地，对缅甸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年代以后，缅甸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得土地问题日益严，农民状况日益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已，犯罪率急剧上升。1930-1932年，缅甸爱国者萨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了下缅甸大部分农村地区，影响到上缅甸，直接危及殖民统治。

缅甸农村的剧烈变化和动荡的根源，主要就在于土地问题日益严重。殖民政权中的一些人从巩固他们的统治出发，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但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高利贷者，又是殖民地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殖民主义者既想制止土地问题的继续恶化，稳定佃农以免危及他们的统治，又要保护地主、高利贷者的利益，求得他们的支持，就只能作一些点滴的、枝节的、而且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改良。1927年，殖民地立法会议中的有些成员曾提出《缅甸农业法案》，它的主要内容是：小佃农可租种30英亩的土地，租期7年。但是，地主高利贷者集团及其支持者在立法会议中占了多数席位，轻而易举地否决了这个法案。萨耶山起义后，殖民地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重新审查农业立法问题”，同样遭到否决。1932年，殖民地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声称其目的是研究保护土地和农产品免于被强行购买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方案。1931年殖民地立法会议通过《农业贷款法案》，规定1931—1932年向农民提供460万卢比的低息贷款，贷息为6.25%。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严重的高利贷问题。1936年虽然通过了《缅甸农民债务解决法》，但这个法案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实施。

1937年印缅分治后，缅甸人部长组成的殖民地政府也作了些努力，试图通过立法，缓解土地问题。殖民地政府在1937年设立了“农业土地委员会”，1938年颁布《租佃条例》（1939年正式成为法律），1939年通过《土地租让条例》，但这些条例实际上都没有起任何作用。缅甸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已不是由殖民主义者控制的、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殖民地政府的立法所能解决得了的。

1941年，殖民地政府又通过《土地购买法》，规定由政府购买齐智人高利贷的土地和其他土地，然后再由殖民地政府卖给或出租给农民。同年通过日本入侵前的最后一个法案：《借贷条例》，规定了登记高利贷者、调查高利贷账目、把借贷利息限制在年息18%以内。但是，1942年1月日本入侵缅甸，这两个法案都没有付诸实施。缅甸严重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份遗产，到1948年留给了独立的缅甸。

鹤喻

第三次英缅战争
正当缅英关系日趋紧张，下缅甸英国商人吞并上缅甸的喧嚷甚嚣尘上时，发生了所谓“柚木案”。此案成为第三次英缅战争的导火线。

原来，英国商人经营的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当时经营缅甸的柚木出口，它不仅采伐英属缅甸的柚木，而且按照与缅甸国王签订的协定，采伐上缅甸的柚木。按照协定，该公司必须交纳税款。但是，孟买缅甸公司却偷漏大量税款。它在1882年到1884年从上缅甸运出8万根柚木，在交税时却只报了32128根。缅甸最高法院鲁道在作了调查后，于1885年8月20日作出判决，宣判孟买缅甸公司必须交出10.6万英镑的漏税款和7.3万英镑的罚款，共17.9万英镑，在4个月内分4次付清。否则，缅甸政府就将没收该公司在上缅甸宁阳林区的财产。

唯利是图的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当然不肯服从缅甸鲁道的这一判决。相反，他们把“柚木案”看成是鼓动英国政府把上缅甸变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极好机会。1885年9月，仰光英国商会敦促英缅专员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他们的贸易。同月，与缅甸的贸易有密切关系的英国格拉斯哥商会和企业主也向英国印度事务部请愿，要求兼并上缅甸。

英国政府在1885年已经结束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镇压了非洲祖鲁人的反抗，而法国正忙于对中国和越南的侵略战争。于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抓住这一时机，借口缅甸政府对“柚木案”的判决是迫害英国商人，决心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1885年10月15日，英印总督杜弗林(1884-1888)写信给英国印度事务部秘书说：“如果锡袍王给我们一个借口，它也许正合我们的胃口——吞并这个国家，或把它置于我们的保护下”。“柚木案”因此就成了第三次英缅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1885年10月22日，英属缅甸专员查理斯·伯纳特向缅甸政府提交了英印政府的最后通牒，限在11月10日前作出答复。最后通牒的主要内容是：一、缅甸国王接受英印总督派遣特使裁决柚木案。二、缅甸国王再次接受英印总督的一名代表驻曼德勒，并允许他有一支1000士兵的卫队和一条武装汽船。三、缅甸国王必须为英国通过缅甸领土打开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提供方便。四、缅甸的外交活动必须在英印总督的监督下进行。这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把缅甸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完全丧失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权。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在10月17日即最后通牒发出的前5天就电告英印政府说，“我强烈认为，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应该派出军队和军舰前往仰光。如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就直驱曼德勒”。英国殖民主义者调兵遣将，已经准备动手了。

锡袍王在接到英印政府的最后通牒后，束手无策。王后素浦雅叻和以泰达敏纪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一战。他们的意见在宫廷中占了上风。1885年11月7日，缅甸国王布告全国，宣布英国违犯缅甸的传统习惯，破坏缅甸的宗教，损害缅甸的民族尊严，提出了缅甸不可能接受的要求，露出了企图发动战争的凶恶嘴脸，号召缅甸人民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国王保卫国家，保卫宗教，反抗英国侵略。11月9日，缅甸政府对英方的最后通牒作出答复，表示欢迎英印代表长期驻曼德勒，愿意帮助英国通过缅甸领土打开同中国云南的贸易关系，但反对由英印总督派遣特使来裁决柚木案，并且重申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拒绝了由英印总督控制缅甸外交的无理要求。

缅甸政府的这个答复，维护了缅甸民族的尊严。但是，缅甸政府虽然拒绝了英印方面的最后通牒，号召人民起来抵抗英国的侵略，在军事上并没有作好反侵略的准备。当时缅甸上层统治集团内部陷于分裂，人民群众在不断加重的剥削下贫困不堪，锡袍王在国内不得人心。军队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士气不高。因此，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夕，缅甸的处境要比前两次英缅战争前，特别是第一次英缅战争前困难多了。一种极度不安的气氛笼罩着上缅甸。

英印总督杜弗林并不指望缅甸政府接受英印方面的最后通牒，他已作好了进行侵略战争的部署。早在10月29日，侵缅英军两旅人已经集结在印度马德拉斯的圣乔治港，准备开赴缅甸，只是由于连日大雨，才推迟了出发的时间。11月3日夜幕降临时，英军军舰驶离圣乔治港，于第二天晚上到达仰光，与已经到达那里的诺德曼将军率领的孟加拉旅会师。

1885年11月13日，英国正式向缅甸宣战。英国侵略军总司令普伦德加斯特从伦敦英国外交部得到指示：必须占领曼德勒，废除锡袍王。这次侵缅英军总人数共1万多人，准备充分，装备精良，拥有的机枪“比历次在印度进行战争使用的机枪都要多”。由于英方早已绘制了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要塞分布和地形图，英军对缅甸的布防情况已了解得一清二楚。英国侵略军在各个方面都拥有比第一、第二次英缅战争时更大的优势。

11月14日，英军从上下缅甸交界处的第悦茂出发，入侵上缅甸，11月16日，在距离第悦茂90多公里处的敏拉要塞，英军遭到守军1700多人抵抗。次日，英军凭借优势的火力和兵力攻克敏拉要塞，仅付出轻微的代价，死3人，伤24人。这就是第三次英缅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即敏拉之战。英军在攻占敏拉要塞后，继续北侵，于11月24日又占敏养。

正当英国侵略军大举北侵时，昏聩的缅甸最高统治者锡袍王如同往日一样与王后在宫中饮酒作乐，置军国大事不顾。两个掌实权的大臣金蕴敏纪和泰达敏纪，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根本不能团结对敌。主和派金蕴敏纪还暗中下令不要抵抗。泰达敏纪虽然主战，却没有能够积极、有效地组织抗战。相反，他把希望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直到lI月14日，他还认为英印政府不过是在用武力恫吓而已，未必真能大动干戈。由于缅甸封建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缅甸军队组织涣散，士气不振，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1885年11月25日，即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开始后的第13天，英军已进抵扬达波。

在英国侵略军即将兵临曼德勒城下的情况下，缅甸封建统治集团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决心。11月26日，锡袍王派使者去求和，遭到拒绝。11月27日，英军已出现在曼德勒城下，锡袍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英军。次日，英军进入曼德勒，占领王宫。11月29日，英国侵略军总司令普伦德加斯特亲自来到王宫，下令流放锡袍王和王后素浦叻雅。45分钟后，缅王和王后就被押出王宫，送上“太阳号”军舰，被流放到印度西海岸的特纳吉里。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雍籍牙王朝的统治至此终结。

第三次英缅战争仅仅进行了半个多月，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军事交锋，就以缅甸的完全失败而告终，这说明腐朽的缅甸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走向没落，他们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无法、无力承担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任务。

1886年1月1日，英印政府根据伦敦英国政府的指示，公布了吞并缅甸的决定。通告说，“奉女王陛下的命令，过去由锡袍王统治的全部地区，现在已成为女王陛下领土的一部分，将按照女王陛下的意志，由英印总督委任官员进行统治”。这一通告在伦敦、加尔各答、仰光和曼德勒同时公布。

这样，从1886年1月1日起，缅甸就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由于锡袍王为首的缅甸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英国殖民主义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第三次英缅战争的胜利，灭亡了雍籍牙王朝。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后，却面临着比在第二次英缅战争后更为困难的处境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第一、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还只是缅甸封建王朝统治的沿海地区，每次占领的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上下。这些地区人口稀少，缅甸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因此，尽管殖民统治也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但总的来说反抗斗争带有局部的性质，较容易镇压下去。但是，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吞并了整个上缅甸，其地域范围达40多万平方公里。自蒲甘王朝以来，上缅甸以蒲甘一阿瓦为中心的干燥地区，一直是缅甸封建社会的核心地区。缅甸封建社会的宗教、政治、文化传统，在这一地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在核心地区的边缘，又是掸、克钦、钦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这些民族在缅甸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也保持着程度不等的独立性。他们有着各自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雍籍牙王朝的迅速崩溃，外国殖民主义者流放锡袍王，把缅甸并入印度，在上缅甸特别是在核心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荡。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悠久历史的上缅甸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外国殖民统治，在封建王公、地方首领和佛教僧侣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到形形色色的反英武装组织中，大规模的群众性反英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延绵了10年之久。

当时缅甸的形势，在4个方面有利于缅甸人民抗英斗争的开展。首先，大批缅军在第三次英缅战争中不战而溃，实力还保存在各地，估计总人数在2.4-2.8万之间。首都缅军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各地许多部队都拒绝交出武器。其次，上缅甸各族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尊严感，不能忍受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背景的英国人的占领。第三，上缅甸各族特别是缅族在他们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下，许多人都认为国王是国家的象征和佛教的捍卫者，缅甸国王的被废除会导致“佛教的灭亡”。他们在心理上不能没有佛教和国王。第四，上缅甸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是山区。高山大岭和大江巨川，把上缅甸切割成许多分散的地理单元，交通极为不便，有利于当地居民开展反抗斗争。

因此，英军占领曼德勒、流放锡袍王后，就开始遇到麻烦。到12月中旬，在八莫、在掸邦高原南部、在锡唐河流域，到处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反抗；甚至在曼德勒附近，也有反英武装的活动。在雍籍牙王朝的发祥地瑞冒，反抗斗争尤为激烈。英缅首席专员伯纳特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用军事手段占领一个用武器来反对我们的国家，而不是恢复动乱地区的秩序”。

在缅族聚居或居民以缅族为主的地区，反英武装斗争是由封建王公、地方封建主和佛教僧侣领导的，但是，参加反英斗争的群众不只是缅族，也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曼德勒到皎克西之间的封建时代的核心地区，敏同王的儿子明壮王子领导了反抗斗争，他的队伍中有缅人、掸人和克伦人。僧侣在号召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明壮王子的武装力量曾发展到2000多人，他们多次进攻曼德勒附近地区，甚至派小分队潜入曼德勒。在实阶附近，有敏同的儿子密克耶王子的两个儿子苏耶南和苏耶邦领导的抗英武装，大约有500来人。他们一开始在实阶活动，后来转入掸邦南部。加囊亲王的一个儿子昆岳在1885年12月占领瑞昌，在当地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加囊的另一个儿子林彬则在1885年进入南掸邦，与当地的一些土司组成反英联盟。除了上述王子王公的反抗武装，上缅甸各地打着王室的旗号进行抗英斗争的地方封建主和佛教僧侣，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有著名的敏巫地区的谬都纪波瑞，起兵抗英时年已50岁，率众转战各地，后来战死在第悦茂。高僧吴欧德马领导的队伍．曾发展到700人。他们在1886年的两次沙林之战中，击毙英军上尉邓斯福和少校阿迪克森。吴欧德马后来被养子出卖，落入英军手中，壮烈牺牲。

上缅甸各地风起云涌的反英武装斗争，很快影响到下缅甸。下缅甸各地重新燃起了反英武装斗争的火焰。在勃固、勃生、比林、锡唐、兴实达、礁拉瓦底等地，都有反英武装的活动。其中吴图利亚领导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起义军明确提出了结束英国人统治的口号。下缅甸的起义使得英国殖民主义者感到惊恐不安。1886年1月7日，仰光商会通过决议说，“由于抢劫和叛乱猖獗，下缅甸极为动荡不安……按商会的看法，使这个地区摆脱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办法，是从印度调集强大的军事力量”。英缅专员伯纳特在1886年2月也承认，“（下缅甸的）这些事件不是一般的强盗劫掠活动，而是由于上缅甸事件而触发的早期叛乱活动的一部分”。

“1886年上半年的经历使得印度政府和战场上的军人认识到，（缅甸人的）反抗要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广泛和顽强”。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增派军警，镇压缅甸人民的反抗。1885年11月，在缅甸的英军约1.1万人，到1887年英军已增加到3.2万人，另有宪兵16386人。军警总人数将近5万，而当时上下缅甸的总人口还不到800万，军警与居民的比例竟达1：160。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的军费开支不过30万英镑，而1886年度的军费开支已达63.5万英镑，1887年又翻了一倍上升到130万英镑。

在加强军事镇压的同时，殖民地当局还采取措施，拉拢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王室人士，分化和软化缅甸人民，瓦解抗英斗争。这些措旋主要是：

第一，优待与殖民当局合作或不参加反抗斗争的王室成员。敏同王和加囊亲王家属的成员，视其地位的高低，每月分别给予300卢比到50卢比不等的津贴。

第二，利用地方封建主。英印总督杜弗林在1886年2月17日提出，殖民地政府“将采用……最简单最少化钱的行政制度。每个县或区将只设一个英国民政官员和一个警官。民政官员将通过当地的代理人如谬屋、都纪和其他人开展工作，恢复秩序，保护生命财产，征收税赋”。1887年10月，英印政府通过《缅甸乡村条例》，赋予乡村头人更大的权力，以对付“普遍的混乱和反抗”。

第三，采取安抚缅甸人的宗教政策。殖民当局深知佛教和僧侣对缅甸人民的巨大影响，采取了利用佛教的政策。殖民地当局优待在曼德勒的国师，邀请他去仰光参观，还用国师的名义发表声明，号召僧侣不要参加抗英斗争。当局还规定，军队一般不要进驻寺院；如果住的话，必须给予钱、粮。

当时缅甸反英武装虽然人数众多，但基本的武器，还是刀、矛、弓，箭和原始的火枪。更为严重的是，抗英武装力量分散在各地，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彼此之间缺少合作。而且，上缅甸封建主领导抗英斗争的目的，不外乎恢复王权和复兴宗教。明壮王子自称是“阿朗帕雅（雍籍牙）王朝的子孙”，“第五代佛王敏同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的目的是“驱逐异教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外国人”，“恢复缅甸王权”。苏耶南也自称是“生命的主宰敏同王的孙子”，他的目的是“恢复王位和王权”，拯救“佛主的宗教”。因此，他们在本质上是代表缅甸的过去，而不是缅甸的将来。这一致命的弱点，使得他们所领导的反英斗争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所得到的支持也难以持久。下缅甸反英斗争的情况虽然不完全同于上缅甸，但也没有能够摆脱复兴王室统治为目标的局限性。反英武装力量的这些局限性，是他们的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内在原因。英国殖民侵略者则采用两手政策，军事镇压和安抚怀柔双管齐下，使得反英武装力量的首领死的死，降的降，起义队伍逐渐瓦解。到1888年，在以缅族居民为主体的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基本上稳定了统治。但是，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英斗争，则方兴未艾。

上缅甸各少数民族的抗英斗争最早是在掸邦地区展开的。1886年，大批英军进入上缅甸，他们在继续镇压缅甸核心地区人民反抗的同时，开始了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殖民征服。英国殖民主义者在1886年10月拟定了征服缅甸各少数民族的计划，提出英国在这些地区的基本目标，是利用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土司、头人、酋长，进行殖民统治。该文件说：“一旦找们在过去由锡袍王直接统治的地区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进贡的掸邦、北方克钦人和其他野蛮部落地区。”

“掸人、克钦人和其他山区部落，生活在世袭的酋长的统治之下，这些酋长的权力一般说来足以维护各部落的秩序。因此，我们要采取不同于在缅甸本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能取得这些统治者的效忠，可以预料，我们将获得想要的大部分东西”。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目标，是掸邦。它对掸邦的基本政策是：掸邦土司承认英国的统治权，维持当地的统治秩序，按缅甸国王统治时期定下的数额，向殖民当局交纳贡赋；各邦首领之间的冲突由英国仲裁，当地的森林和矿产资源归属殖民政府所有；英国承认当地土司传统的“权利和习惯”。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英国组成远征军，于1886年11月进军掸邦。当时掸邦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随着雍籍牙王朝的灭亡，掸邦各土司纷纷摆脱了曼德勒的统治，但是失去了凌驾于各邦之上的统治者后，各土司又各自为政，割地称雄，有的甚至以兵戎相见。林彬王子率领的抗英军队在1885年底进入南掸邦后，联络一些土司，控制了不少地区。南掸邦北部，则有明壮王子的势力。但是，在明壮王子与兴威土司之间，昔卜土司与兴威土司之间，争斗不息。雍桧土司和昔卜土司则先后投靠了殖民政权。这种形势有利于英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们集中力量打击林彬。1887年6月，林彬王子接受英军提出的优待条件，投降了殖民政权。英军随即完全控制了南掸邦。1888年1月，进军北掸邦的英国军队到达兴威，北掸邦也完全置于英国统治下。为了解决兴威土司之间的争执，殖民政权又将兴威分为南兴威和北兴威，分而治之。但直到1890年，英军才越过萨尔温江，征服了掸邦地区的最后一个邦—景栋。

英军在征服兴威后，就转向克伦尼地区。缅甸的克伦尼地区，分东西两部分。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国的势力就已渗入西克伦尼地区，1857年就把西克伦尼地区置于它的“保护”之下。1875年又迫使敏同承认西克伦尼地区的“独立”地位。东克伦尼地区的克伦人首领苏拉波，则一直忠于雍籍牙王朝。1868年苏拉波去曼德勒谨见敏同王，被封为当地谬沙。1887年5月，英军进入克伦尼地区，苏拉波要求英军撤出，并在同年进攻英军的据点孟乃。1889年II月，英军向苏拉波发出最后通牒，要他承认英国的宗主权，赔款20万卢比，交出500支枪，每年向殖民当局交纳5000卢比的贡赋。苏拉波对此毫不理会。英军在1888年底发起进攻，苏拉波率军顽强抵抗，手下战士牺牲不下150人。1889年1月8日，英军攻占东克伦尼中心城镇苏伦，立苏拉波的侄子苏拉威为当地头人，控制了这一地区。

1889年，英军入侵克钦山区，遇到性情强悍的克钦人更为激烈的抵抗。抹谷地区的居民在他们的首领吴波素的领导下，从1889年1月到5月与英军交战32次，打死打伤英军39人。英军疯狂地报复，烧毁46个村庄，600多所房子，占领这一地区。1891年1月英军进入温佐境内，温佐土司吴昂妙奋起抵抗。2月24日，英军攻占温佐城，吴昂妙逃入中国云南，1893年英军进攻昔马，投入的兵力共达1200多人，死伤102人。

英军在钦山区遭到钦人的反抗的激烈程度，较之在克钦山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钦人人数约6万，生活在山高谷深的钦山区，他们还处在军事部落制的发展阶段。钦族男子勇猛、剽悍。钦山区的传统是，男人在打仗、打猎和饮酒中度过一生，劳动则是奴隶和妇女的事情。钦人顽强地抗击突然闯入的、他们对之还一无所知的白种人敌人。英国侵略军司令华尔特称钦人为“最难对付的敌人”。1888年底到1889年初，英军集中3000多人，进攻钦人的中心地区。在钦人的顽强抵抗下，英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死9人，另有709人丧失战斗能力，209人病死。

为了把上缅甸各民族的反抗镇压下去，英军采取了十分残酷、野蛮的手段。1894年，英印当局命令克钦山区的英国军警，一旦发现反抗英国统治的村庄，就逮捕头人，掠走或打死猪、牛等家畜，抢走或烧毁粮食，捣毁家内用具和其他财产，烧毁村庄周围的竹林，“以示惩罚”；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的，“要烧毁整个村庄”。对钦人，殖民当局一再威胁说，如果不承认英国统治权，就派出军队，进行“最严厉的惩罚”。同时，殖民当局也采用软的一手，利诱钦人部落首领，提出只要服从英国的统治，英方就不干预他们的部落事务，允许保留枪支，不伤害生命财产，允许进行贸易。尽管如此，在1888-1889年，没有一个钦人首领投降。

缅甸的掸、克钦、钦等民族在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不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但是，他们的反抗也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目标。他们的斗争方式较为原始，武器极为落后，领导人又是本民族的上层分子—土司、头人和酋长。这些就使他们的反抗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斗争虽然也打击了英国侵略者，但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由于英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由于民族上层的妥协、屈服和投降，上缅甸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先后失败。到1895年，英国已基本上稳定了在整个上缅甸的殖民统治。

鹤喻

下缅甸社会的殖民地化
从1852年英国侵占下缅甸到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下缅甸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殖民地化和经济发展的迅速，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东方殖民地中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例子。这是缅甸近代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时期，如果从经济史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更是如此。

（一）殖民地行政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
1852年英国侵占勃固省以后，任命亚瑟·潘尔为专员，进行殖民统治。当时勃固省直属英印政府，但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则隶属于孟加拉地方政府。殖民占领之初，勃固省英国当局忙于镇压人民反抗，建立统治秩序，因此，英国在勃固省的殖民政策，不同于已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殖民统治的丹那沙林和阿拉干。但是，到1862年，英国在勃固省的殖民统治已经巩固，而勃固省正横在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之间．三省地相连而行政上不统一，显然不利于殖民统治。因此，英印政府在1862年把勃固、丹那沙林和阿拉干三地合并为英属印度缅甸省，建立起直属英印政府的统一的行政机构。英属缅甸的殖民统治制度，主要采用了英国在阿拉干进行殖民统治所取得的经验。首任英属缅甸专员潘尔本人就长期在阿拉干的殖民地政府中担任行政官员。

英属缅甸的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首府设在仰光．1862年时人口还不到200万。首席专员是最高官员，一开始具有行政、警察、司法等多方面的大权，但是，没有立法大权。立法权属英印政府。1864年，设警察监督，1871年设司法专员，分别负责警察和司法方面的事务。首席专员的权力，逐步被限制在行政范围内。

首席专员之下，设三个专员，分驻勃固、丹那沙林和阿拉干这三个地区。每一地区有若干个县，共有20个县。每县设一副专员，兼有行政和司法权。县以下是城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主要的官员是助理专员，副官称谬屋。一开始殖民政府任用当地有地位、有影响的缅甸人（往往是谬都纪）担任谬屋。在1861年前，勃固省的谬都纪在为殖民当局维持地方治安、征收赋税等方面起较大的作用，拥有较高的实权。1861年起，开始实行“警察法”，任命专职的警官（“洼刚”），剥夺了谬都纪在这方面的权力。正式设立英属缅甸省后，谬都纪的地位每况愈下。1870年以后，为了适应殖民地经济变化的需要，殖民政府开始实行通过考试选择城镇级的地方官员的制度。考试的科目有英语、税收事务知识和土地调查知识等。老一代的谬都纪，逐步被受过一些西方式教育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子弟所取代。殖民当局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削弱了世袭的谬都纪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培植起一支完全听命于殖民政权、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下层官僚队伍。

乡村一级的头人，由副专员任命，称为吉岱纪。他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当地治安情况，负责税收事务，统计当地人口。在地方官员巡视农村时，由他负责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和民工。1884年以后，吉岱纪改为由当地村民选举产生。吉岱纪的助手是“刚”，即乡村警察。

英属缅甸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军队和警察。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占领勃固省的一天起，就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强化殖民统治。早在1853年10月16日，大贺胥在给潘尔的信中就说，“在勃固不可能没有警察，在沿河各地配备炮船，将有力地对付强盗、。游击队、反抗者。……我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不必担心开支”。1853年11月，大贺胥又指示潘尔，“要在边境各通道、要塞，通往东吁、勃固、卑谬的公路沿线，连接东吁一锡唐河的水上交通线上，都配备警察力量”。由于殖民当局的重视，英属缅甸的军警力量不断加强。早在60年代，驻下缅甸的军队就超过5000人。1861年实施《警察法》之后，由邓肯少将担任警察总监。1880年，殖民当局又颁布《农村警察法》，提高警察的待遇，加强在农村地区的警察网的建设。到1883/84年度，英属缅甸的警察总人数已达7317人，平均450个居民就有一个警察；当年警务开支达142860英镑，占预算总额的9.3%。

英国在下缅甸的殖民统治，具有军事独裁的性质。1868年，全部英国官员的人数不超过50名，但他们掌握着当地几乎全部实权。首席专员、专员和副专员都由英国人担任，而且所有这些官员都不是来自印度文官处，而是来自军队。助理专员一半是军人。直到1885年．军人在副专员以上的官僚中仍占多数。殖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持“法律和秩序”。它同封建时代的缅甸政权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和行政效率上，它具有近代行政机构的性能。但是，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民主的性质。除了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培植一部分地方上层人士及其子弟进入基层殖民政权机构、向当地居民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款，这些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与当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们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英国在英属缅甸建立的这样一套行政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同当地封建地方势力相结合并使封建地方势力完全屈从于殖民主义的产物。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了缅甸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地方上层势力来为它的统治服务。同时又根据它自己的需要，对后者进行改造。因此，英属缅甸的行政制度，在一些方面又具有根本不同于缅甸封建行政制度的特点。首先，谬都纪从缅甸封建时代的世袭头人，变为殖民地政府的领薪的官员。其次，开始采用欧洲式的考试制度选用下层官吏。第三，市政委员会也是多少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机构。

（二）英国在英属缅甸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本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东方则实际上统治了整个印度，在马来半岛地区也取得了一些殖民地。而它所夺得的下缅甸，在当时是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地区，不同于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取得的阿拉于和丹那沙林这两块沿海狭长的地带。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把下缅甸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利用印度大量过剩的廉价的劳动力开发下缅甸，发展符合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益的经济，尽多、尽快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英国在下缅甸采取了以下几项经济政策。

首先，取消了缅甸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对大米出口和对自由贸易的一切限制，这就扫除了使下缅甸成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大米出口地的障碍。

其次，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殖民地政府从1861年起在下缅甸发行纸币。一些设在印度的银行纷纷到缅甸开设支行。孟加拉银行1861年在仰光开设支行。1865年和1866年又先后在毛淡棉和实兑开设支行。

第三，为了便于迅速把廉价的英国商品输往缅甸各地，并把缅甸各地的农副产品运往沿海港口，殖民地政府很注重在当地发展交通运输。1863年，英资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成立，该公司从1868年起交由私人经营，并在1868年和1869年相继开设了由仰光开往曼德勒和八莫的航班。除了利用伊洛瓦底江这一水上大动脉，殖民地政府还重视铁路的建造。1877年建成从仰光到卑谬的铁路。1884年，仰光到东吁的铁路也建成通车。这两条铁路长约500公里。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殖民地政府从50年代起就在下缅甸架设电报线路。仰光到卑谬、兴实达、第悦茂之间的电报线路，在1860年之前就已经通用。1861年，仰光与加尔各答之间建立了电报业务。1871年，仰光与曼德勒之间也开始互通电报。到1879年，缅甸境内的电报线路总长达1600公里。 当然，无论是铺设铁路还是架设电报线路，都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出于从军事上侵略缅甸、镇压缅甸人民反抗的需要。

第四，实行有利于下缅甸开发的土地制度。鉴于当时下缅甸地广人稀，为了吸引劳动力，殖民政府在一开始实行“帕达”制，即小面积的土地授予制，允许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在向殖民地政府纳税的条件下，使用20英亩以下的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有权在任何一年的收割之后，无条件地将土地收回。由于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殖民地政府在70年代以后对土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于1876年颁布了《缅甸土地与税收法案》，规定下缅甸的全部土地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只有连续耕种土地12年并且从未欠税的人，才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这一法案确立了下缅甸的土地私有权，同时，为了继续吸引移民开垦荒地，该法案规定新垦殖的土地在一年或数年内免交土地税，新来移民在头两年内免交人头税。

第五，为了解决下缅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殖民政府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1852年兼并下缅甸以后，殖民地政府就认识到，下缅甸劳动力不足，远远不能适应开发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的需要。他们多方采取措施，吸引移民。规定新来移民可以免税数年，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上缅甸由于多次发生灾荒，有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下缅甸谋生，但是数量不大，不能满足需要。印度无地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就成为殖民地政府要吸引的重要移民对象。但是，印度劳工太穷，甚至无钱购买到缅甸来的船票。殖民地政府为了占大便宜而吃小亏，为运送印度劳工的英国轮船公司提供大量补贴，仅1874年就提供了10万卢比的补贴。1883年提供的补贴高达30万卢比。轮船公司因此降低船票价，使大量穷苦的印度劳工能进入缅甸。从1862年到1881年，在下缅甸的印度人从73349人增加到243123人。

第六，殖民地政府听任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以花费最小的代价，实现其开发下缅甸的目的。但是，殖民地政府不向农民提供信贷，英国人开设的银行也不愿在农村发放小额贷款。农民就只得向缅甸人高利贷者和来自印度南部的齐智人高利贷者借贷。下缅甸的高利贷活动因此兴盛起来。到1881年，下缅甸已经有587个职业的高利贷者，其中不少是齐智人。

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上述措施，得以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解决开发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所需要的交通运输、资金、人力等问题，为外国主要是英国投资者提供了安全的和有利可图的市场，使得英属缅甸特别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经济在此后几十年中获得畸形但十分迅速的发展，造成殖民地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三）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制的形成
在1852-1885年间，英属缅甸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制就已经基本形成，这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面积约为90000平方公里，其中冲积平原约52000平方公里。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早在英国入侵之前，就是缅甸重要的水稻产区。但是，19世纪初三角洲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人口约在100万到120万之间。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4人。许多地方还是沼泽地，并没有得到开发。雍籍牙王朝时期的阿赫木旦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属于王室服役组织的农奴的迁移，而它采取的禁止大米出口政策，更不利于刺激当地农民发展水稻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时三角洲地区的水稻生产主要满足当地的需要，也有一部分剩余产品被封建王朝调运到上缅甸缺粮地区。

1857-1858年，印度爆发了声势浩大、席卷各地的民族大起义。接着，1860年美国内战又开始了。美国和印度输出大米急剧减少，但欧洲市场上对大米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英国在东方的一些殖民地如香港、海峡殖民地对大米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国际环境和世界市场的需求，都有利于三角洲地区发展水稻生产。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又使缅甸到欧洲的航路大为缩短，从而大大降低了大米运价。

在三角洲地区，19世纪70年代后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殖民地政府继续采取吸引移民的政策，大量劳动力从印度和上缅甸进入三角洲地区。当地的自然条件，又使得殖民地政府无需大量投资就可以坐收水稻生产发展之利。

内部和外部的有利条件，使得三角洲地区的水稻生产以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三角洲地区以水稻为主的单一作物制的形成，虽然同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水稻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殖民地政府有目的地发展稻作业的结果，因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发展稻作业最少需要殖民地政府的投资、最能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也最能给英国商人，厂主和殖民地政府带来利益。

尽管英国入侵前，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业，但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形成的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畸形的经济与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首先，英国统治下形成的稻作业是一种高度商品化的经济，农民生产大米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商品输出国外，而在过去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自然经济。其次，过去缅甸农民在农闲时从事家庭纺织业，每家每户亦耕亦织，构成一个独立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而在英国统治下，大多数缅甸农民已只是单纯地从事水稻生产。他们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市场中去。越来越多的廉价的英国工业品．到这一时期已摧毁了三角洲地区以及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地区的家庭手工业。至于新到的移民，大多数一开始只从事水稻种植。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几乎只限于稻作业。三角洲地区除生产和输出大米外，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几乎都依靠从海路输入的商品。这些都反映出三角洲的农业，是一种畸形的单一的种植业经济。

（四）以辅助商品输出为目的的加工工业的发展
随着下缅甸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柚木、稻作业的发展。为了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更多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资源，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开始在缅甸投资。当时英国向英属缅甸投资，主要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而是为了辅助殖民地农林产品的输出。因此投资数额小，规模不大，范围极有限，主要是柚木加工和碾米。英国资本的目的是：利用廉价的柚木造船，以利贸易；锯木加工，方便木材输出；建造碾米厂，增加大米出口。在这些投资部门，英国资本都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造船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毛淡棉的造船业在1853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共造船10艘，总吨位达4527吨。50年代前期，毛淡棉制造出许多艘大吨位的巨型木船。1853年造的“马六甲号”，载重量为1300吨，1856年的“康斯巴蒂号”是1418吨级的大船，也是毛淡棉所造的最大吨级的木船。其他如1854年的“坎宁号”和1855年的“哥本哈根号”，也都是千吨以上的大木船。

但是，19世纪50年代正是世界海运史上铁质巨轮同木质大船激烈竞争的年代，铁质大船充分地显示了其优越性。在当时落后的殖民地下缅甸，当然没有制造铁质轮船的生产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50年代后期，毛淡棉的造船业就开始衰落，木质船制造急剧减少，而铁质船造不出来。在整个60年代，毛淡棉造船的总吨位从未超过900吨。到70年代．毛淡棉的造船业已完全衰落，年造船吨位下落到300吨以下。

缅甸的柚木是举世闻名的优良木材。在19世纪50年代前，柚木是欧洲商人和船厂主最想得到的优质造船材料。柚木除了造船，还广泛应用于铺设铁路枕木、建造房屋、制造家具等各个方面。为了适应把缅甸的木材特别是柚木输出到国外去的需要，下缅甸的锯木工业发展起来。到1877/78年度，下缅甸已有22家锯木工厂．主要设在毛淡棉和仰光。

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主要加工业，则是碾米业。随着下缅甸水稻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对缅甸大米的需求的持续增长，碾米业成了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也成了英国资本投资最多的部门。1859年，下缅甸出现第一家机器碾米厂。1878年，已有45家机器碾米工厂。大的碾米厂拥有400-500马力的动力设备，一天加工能力可达800吨。

这一时期下缅甸的碾米厂和锯木厂绝大多数是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开设的。1880/1881年度下缅甸共有41家机器碾米厂，其中有33家是欧洲人开设的，印度人和华人开设的各3家，缅甸人开设的只有两家，仅占全部厂家的5%弱，而且都是小厂。

英属缅甸工业的结构及所有者的民族成分，都明显地反映出它的殖民地工业的特点。

（五）殖民地性质的贸易的迅速发展
随着下缅甸稻作业和柚木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下缅甸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殖民地贸易的特征，输出品以大米和木材为主，而输入则是以棉纺织品为主的消费品，贸易对象则主要是英国及其在东方的殖民地。

英国的统治地位以及下缅甸的贸易对象，决定了下缅甸的贸易主要是海路贸易。由于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1缅甸的大米、柚木源源运往欧洲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下缅甸海路贸易量急速上升。1855/56年度，下缅甸的海路贸易进口额为10690024卢比，出口额为3704487卢比，到1878／79年，进出口额分别为49064398卢比和70838625卢比。在短短的23年间，进口额增加了4倍，出口增长了18倍。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口一直超过进口。但是，这种外贸出超的地位，并没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物质利益和技术进步，因为缅甸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由殖民地政府和外国公司、商人所控制，出超所得全由他们独占，而输出的物资却是缅甸的资源和人民血汗创造的劳动产品。因此，有的缅甸学者称在这种缅甸人民两头受损的贸易中，缅甸“就象一支两头都点亮的蜡烛”。据统计，下缅甸的海路贸易总额1855/56年为1440万卢比，1883/84年已达到1．6亿卢比，在不到30年时间里增长了10倍。

在下缅甸输出品中，占第一位的是稻米，其次是林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后，这两项产品占输出总值的80%以上，这反映了贸易结构的极端畸形。下缅甸的出口贸易正是它畸形经济结构在贸易中的反映。而且，出口贸易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根据世界市场的需求，搜罗大米和柚木，利用贸易差价获利而已，而不是通过产品输出获得发展当地经济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和技术。

尽管当时下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输出地，但人均输出的大米并不高，1865/66-1870,/71年为145公斤，1871/1872-1880／81年为249公斤，这反映稻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出口大米占生产量的比，1871-1885年平均为62%，1876-1880年为58%，1881-1885年为55%．商品率是相当高的。

在这一时期内，缅甸大米主要输往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885年前，输往欧洲的大米一直占出口的70%以上，输往东方主要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的，从未超过30%。以1876-1880年为较高，达26.4%（其中一半输往印度），1881-1885年有所下降，为21.9%（其中印度为4.1%）。

从缅甸输出的其他商品有棉花、豆类作物、漆（这3种商品在1878/79年度出口值超过100万卢比）、烟草、石油、香料、铜、铅、宝石、象牙、生胶、兽皮等。

下缅甸的进口贸易，同样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主要进口物品，一直是消费品。机器设备所占的比例很低，主要是碾米、锯木等加工厂所需要的机器。

输入下缅甸的大量消费品，有很大一部分又转输入上缅甸，其中又有不少部分进入中国云南。

日益扩大的殖民地贸易，使得下缅甸深深地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中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从根本上瓦解。下缅甸的农民除了大米外，在生产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越来越依靠市场，依靠外来商品。下缅甸经济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属部分。

（六）英国垄断性工商业企业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从1852年到1885年，在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对缅甸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和对缅甸人民进行剥削的过程中，一些由英国人创办的工商交通等行业的企业，迅速地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在后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少数几家公司也一直占有突出的垄断地位。这是殖民地缅甸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些公司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斯蒂尔兄弟公司和缅甸孟买贸易公司。

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是英国格拉斯顿亨得逊公司的几个股东。这家公司自1839年以来，就从事对缅甸沿海3个港口（仰光、毛淡棉和实兑）的贸易。1863年，英属缅甸首席专员潘尔把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的4艘轮船和3艘平底船卖给了该公司的股东盖尔勃兰等人。1864年底，“伊洛瓦底江船队和缅甸轮船航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时全部资金约2万镑。该公司在1869年就开设了曼德勒一八莫航班。1876年改名为“伊洛瓦底江轮船有限公司”，已拥有11艘轮船、32艘驳船、65艘平底船，垄断了伊洛瓦底江上的航运业务。

斯蒂尔兄弟公司始创于1862年。它最初经营大米贸易和柚木出口，到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夕，已是下缅甸最大的经营大米收购、销售和碾米业的公司，对同行业的商号实行垄断性的控制。同时，它也经营柚木等多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在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它又投资石油和矿业。著名的“缅甸石油公司”最初的资本，就是由斯蒂尔兄弟公司提供的。过去旅缅甸华侨都称这家公司为“实珍洋行”。

孟买缅甸贸易公司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威廉·瓦莱斯。瓦莱斯1842年在印度孟买加入费利公司，1848年担任经理后，把费利公司改名为瓦莱斯公司。1850年以后，他从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在英属缅甸采伐柚木的特权，向印度大量提供铺设铁路所需的枕木，从中大发横财。1858年，这家公司在毛淡棉开设锯木厂。瓦莱斯本人同潘尔的关系很密切。在潘尔的帮助下，他又获得了对上缅甸最好的柚木的经营权。1863年9月，“孟买缅甸贸易公司”在孟买注册，当时的资本约10万英镑（110万卢比）。1864年7月，瓦莱斯亲自去上缅甸，同缅甸国王敏同拉上关系。到第三次英缅战争前，缅甸孟买有限公司的资产已达420万卢比，每年的利润就高达45万卢比。

英国和别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在缅甸开设的其他一些较大的企业有：1885年英国人在仰光开设的司各脱公司，主要经营造船业和金融业。英国人艾利曼在阿拉干开设的“阿拉干大米贸易公司”，从事大米贸易、造船和保险等行业。丹麦人有东亚公司，兼营进出口、碾米、造船等业务。几乎所有这些西方公司经营的行业，都具有投资不多收效快，利润高而风险小的特点。所有的垄断性大公司，都与殖民地政府有较密切的关系。在1885年英国吞并上缅甸后，这些公司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殖民地缅甸的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七）下缅甸的社会变化
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地经济的变化，给下缅甸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前，下缅甸各地虽然有经济交往，但还不是联系很紧密的统一整体。阿拉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独立地位，丹那沙林不时落入暹罗封建王朝统治下，勃固省地广人稀，又是孟族人聚居的地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别是第二次英缅战争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联系的加强以及划一的行政制度的实行，这三个地区的联系加强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殖民统治为前提的。

下缅甸在整个缅甸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蒲甘时代以来．下缅甸几乎一直不是缅甸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区。在那漫长的8个世纪中，除了在短暂的分裂时期，缅甸的政治经济重心一直在以蒲甘一曼德勒为中心的所谓干燥地带，因为这一地区有较为发达的、较为稳定的灌溉农业。在1852-1885年这一时期，上、下缅甸在政治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下缅甸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了。它的农业发展，显然也远远地超过了封建的上缅甸。更为重要的是，下缅甸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与此相联系的是，作为工商业中心的一些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仰光在19世纪初还是个1-2万人口的小城镇，1863年已有6万多人，1885年人口已超过10万。毛淡棉的人口也超过了5万。卑谬、勃固、实兑的人口，都在2万上下。但是，作为畸形的殖民地工商业中心，下缅甸的城市在文化上是极为贫乏的。缅甸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冷落，西方近代文化却没有引入。即使在仰光，也“没有书店，没有博物馆，没有艺术展览馆，没有戏院，没有音乐厅，没有哪个方面可以代表现代西方文化”。

下缅甸的人口增长得很快。1872年第一次统计人口时，已达到2747147人，1881年第二次人口统计时，增加到3736771人。估计1885年下缅甸人口已达400万左右。但是，殖民统治使得居民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了。殖民统治前，下缅甸的主要居民是缅族人、孟族人、克伦人和若开人。他们大部分都信奉佛教，仅有一部分克伦人信仰原始宗教．一些若开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仰光也有一些印度人、华人和少数欧洲人，但他们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是很小的。英国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印度人大为增加了。1872年，仅在仰光一地的印度人就有2.5万，比缅甸本地人还多1/4。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也大为增加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居民的宗教信仰更为复杂了。在缅甸的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欧美人信奉基督教，欧美传教士在克伦人中颇有成效地传播了基督教。1881年，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成立了“克伦民族联盟”。后来殖民地缅甸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如缅甸人同印度人的矛盾、缅族同克伦族的矛盾，可以说都是肇始于英国统治的这一时期。

传统的宗教——佛教，在殖民统治下的下缅甸衰落了。到19世纪80年代，下缅甸至少有一半的村庄没有寺院。

教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寺院教育是下缅甸教育的基础，也是唯一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殖民地政府所不喜欢，所不满的，客观上也不能适应殖民地社会发展的需要。潘尔在任英属缅甸首席专员时，曾提出在寺院教育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殖民地发展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但是，他的后任却抛弃了这一设想，对寺院教育置之不理，仅开办了一些西方式的学校。19世纪60年代以后，殖民地政府在仰光和卑谬（1860年）、丹老和马都八(1871年)、勃生（1874年）东吁和土瓦（1875年）等地开设了用英语和缅语两种语言教学的中学。1875年以后，又在仰光、毛淡棉等地开设高级中学。除了殖民地政府开办的学校，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860年在勃固建立的圣·保尔学校和同年在仰光建立的圣·约翰学院，后者的学生曾多达800人。

但总的来看，英属缅甸政府并不重视教育，教育经费极为可怜，1884/1885年仅80848英镑，还没有当年拨给监狱的经费多。殖民地下缅甸的教育是极为落后的。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使得传统的寺院教育衰落，文盲增加。西方式的教育只是得到缓慢的发展。下缅甸只有寥寥无几的高级中学，读大学要去国外。1869年，加尔各答大学同意在仰光举行招生考试，但因仰光教育条件太差而未能举行，直到1880年，仅有9个缅甸人有资格参加加尔各答大学的考试。畸形的、不发达的殖民地教育，正是殖民统治和畸形的殖民地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

西方科学的传入，也是极为有限的和极为可怜的。英国人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为殖民统治和当地西方人服务的技术。殖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了电讯机构，电报传入缅甸。1854年，英国人在仰光开设了第一家西式医院。到1878年，在下缅甸共有21家西式医院。此外，殖民地政府在仰光、勃生、丹老、第悦茂、东吁、实兑等地设立了气象站，在一些地方设立了水文站。

英国殖民统治下剥削和压迫的加重，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瓦解，传统宗教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削弱，使得犯罪率不断上升。从1862年到1878年，犯罪人数增加了一倍。1876年，下缅甸约350万居民中，有5000人在狱中，即700个人就有一个身居囚室。此后，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较高的犯罪率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鹤喻

第二次英缅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印当局对入侵缅甸已有所考虑。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法、美等国的势力也趁机打入中国，取得许多利益。英国越来越想通过缅甸，打开另一条进入中国的道路。英缅关系的断绝，也使英印政府深感不利于它对缅甸的渗透和扩张。而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和对印度锡克教徒战争的胜利，使英印政府足以抽调军事力量，发动对缅甸的战争。一场新的英缅战争临近了。

就在这种形势下，大贺胥于1848年出任英印总督(1848-1856)。大贺胥是个疯狂露骨的殖民主义者，他主张实行扩张政策，巩固和发展英印殖民帝国。他对缅甸人持有特别的偏见。他说，“在东方所有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比缅甸人更为狂妄地表现他们的优越感和更为固执地自行其是了”。

正当大贺胥等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缅甸虎视眈眈时，在仰光港口连续发生几起事件。英印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英缅战争。

原来，由于英国商人肆无忌惮的活动，仰光港口混乱不堪。1851年，仰光总督吴屋开始采取措施，制止蔑视港口规章制度、进行走私偷运及逃避交纳港口税和关税的行为。这一年6月，英国商船“君主号”船长谢泼德在仰光港把一名船员抛入海中淹死。两个月后，另一艘英国商船“挑战者号”船长，也在港口杀死一名船员。吴屋按照缅甸法律，传讯了这两名船长，并处他们以罚款。这两船长被监禁起来，在被迫交纳了一百英镑后，才被释放。两人回到加尔各答后，立即向当局控诉在缅甸受到无故的挑衅和罚款，提出要求缅甸政府向他们赔偿1920英镑。

大贺胥正愁找不到入侵缅甸的借口。因此，他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大作文章，声称“英国臣民和商人无疑有正当的权利，期望得到自己的政府保护他们免受非正义、压迫和虐待”。1851年12月2Z日，大贺胥派遣海军准将兰伯特率领一支舰队开赴缅甸，要求缅甸政府撤销吴屋的职务，赔款1000英镑。

缅甸封建王朝为了避免同英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只得屈从英方的要求。缅王蒲甘敏撤掉了吴屋的官职，任命吴蒙为仰光总督，并答应予英方赔款。但是，兰伯特有意扩大事态，他公然不顾外交礼仪和当时缅甸的制度，派牧师和军人闯入吴蒙的住宅，引起与总督的侍卫人员的争吵。吴蒙因此避而不见英方人员。于是，兰伯特就以缅甸方面侮辱英方谈判代表为借口，采取了蛮横的行动，劫走缅甸国王的私人船只“耶南英达号”，并炮击仰光。1852年1月10日，兰伯特致信英印当局，说他不得不使用武力，并说他相信与缅甸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软弱无力的缅甸封建王朝还是一让再让，由吴蒙出面建议兰伯特再次前来谈判，以免事态扩大。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侵缅战争。2月13日，英印政府通知兰伯特说，英印政府已决心诉诸武力，3月25日就可以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调来军队。2月18日，大贺胥正式向缅甸宫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缅王通过他的官员向英国方面道歉，赔款100万卢比，同意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员驻仰光，并撤掉仰光总督吴蒙的职务。最后通牒限缅甸国王在4月1日前对这几点要求作出答复，威胁说如果缅甸国王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无视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拒绝英方提出的“公正和宽厚的”条件，英方就将开战。

大贺胥提出的上述要求表明，英印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不是要解决什么船长罚款事件，而是趁机侵略缅甸。殖民主义者凶相毕露，杀气腾腾，但是，蒲甘敏的反应却是消极无力的。他对大贺胥的要求置之不理，却没有作出积极的军事布置，来准备抗击英军入侵，从而使缅甸一开始就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英国侵略军吸取了第一次英缅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军事、后勤补给、医疗卫生等方面都作了更为充分的准备。

1852年4月1日，英印当局不宣而战，发动了第二次英缅战争。侵略军总人数10000多人，其中英印陆军8000多人，由总司令高德温率领；海军军舰19艘，兵员2500人，由兰伯特率领。4月12日，英军在仰光登陆，驻守九文台的缅甸官兵进行顽强的抵抗，打死英军20人，包括3名军官，打伤英军100多人。但是，缅军毕竟准备不足，装备太差，挡不住英军的进攻。4月13日，仰光总督吴蒙率军撤退，英军占领仰光。5月，英军又攻占马都八和勃固。大贺胥亲自跑到仰光指挥军事行动。雨季过后，英军继续北侵，于10月15日攻占卑谬，班都拉的儿子（也称班都拉）率缅军2800多人投降。

到1852年10月底，英国侵略军已占领第悦茂以南的整个下缅甸。英国政府要求大贺胥同缅甸政府签订一项条约，以便象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后那样，名正言顺地取得权益。但是，大贺胥这个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认为，“缔约是毫无价值的”。“要使缅甸人不采取敌对态度，就要使他们对我国的力量感到恐惧”。只是由于伦敦方面的坚持，大贺胥才在1852年11月16日给缅甸国王送去了一份和约草案。他在草案中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双方建立“永久的和平友谊”。但是，接着就凶相毕露，要求缅王把勃固省（第悦茂以南的下缅甸地区）割让给英印政府。缅甸政府置之不理。

1852年底，英国殖民主义者单方面宣布吞并下缅甸，说“勃固省现在已成为、将来也永远是大英帝国在东方的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恫吓缅甸政府说如果缅甸方面敢于反抗，去“侵略”这一地区，那就“必然导致缅甸这个国家的灭亡，缅甸国王和他们的家属将丧失其地位，遭到流放”。

缅甸在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王室内部的分裂。蒲甘敏的弟弟敏同主张同英方谈判议和。这一主张遭到国王的拒绝，双方关系十分紧张。敏同就和他的弟弟加囊一起逃往瑞冒，在那里结集军队，准备用武力推翻蒲甘敏的统治。蒲甘敏由于治国无能，又战败失地，早已丧失了大臣们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缅甸封建王朝的最高行政和司法机构鲁道在1853年2月出面宣布，废黜蒲甘敏，拥立敏同为缅甸国王。

敏同即位后，幻想通过谈判，说服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勃固省归还缅甸。1853年4月，他派出使团到卑谬同英国方面谈判。谈判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由于英方不肯归还勃固省而不了了之。1854年，敏同又派出代表团前往加尔各答，再次要求英印政府归还勃固省。但是，大贺胥在接见缅甸使团时傲慢地宣称，“只要太阳还放光芒，勃固省就永远是英国的”。敏同的幻想破灭了。他虽然不承认英国对下缅甸的吞并，但不敢用武力反抗侵略者，甚至反对占领区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事实上认可了英国对下缅甸的统治。

但是，下缅甸各族人民并不甘心俯首听命于英国殖民统治，也反对缅甸封建王朝对侵略者的妥协。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反抗斗争。参加反英斗争的不仅有缅人，而且有孟人、克伦人等少数民族群众。卑谬的一个谬都纪纳耶通领导的一支反英队伍，人数多达数千，给侵略者沉重打击。1853年2月，英军出动500多人去镇压，遭到迎头痛击，死伤83人。带队的侵略军头子诺顿也被击毙。3月，英军出动了数千人进行“围剿”，才把这支队伍打散，纳耶通本人不知所终。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英军又有22人被打死，95人受伤。在整个下缅甸，人民群众的反英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英国殖民主义者花了5年的时间，才把缅甸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

与第一次英缅战争时的情况不同，在第二次英缅战争中，缅甸封建王朝在英国侵略面前表现得十分虚弱无力，它一开始就步步退让，后来又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较为有力的抵抗，在半年之内就丧失了大片国土。这说明缅甸封建统治阶级已无力组织和领导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了。战后，缅甸半壁江山沦为英国殖民地，全部出海口丧失殆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早在1853年5月，大贺胥在给潘尔的信中已经指出，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出美狄（第悦茂）以南的地区，“阿瓦（上缅甸首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但是，美狄再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了”。因此，敏同王在登位之初谋求使英国交还下缅甸，就不能不归于失败。敏同王认为缅甸没有力量同英国进行军事对抗，但他又不甘心让下缅甸置于异国统治之下，因此，双边关系处于冷漠的和平之中。

但是，逐步向上缅甸扩张，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既定政策。因此，英印当局首先采取了旨在打开上缅甸大门的行动。1855年，勃固省专员潘尔亲自率领一个使团到上缅甸进行活动。这个使团的每一个成员都负有特殊的使命。团员约翰•赛福斯搜集有关上缅甸物产和气候方面的资料，格兰特•阿伦少校专门注意“军事问题”和“通往首都的道路”问题。伦尼少校了解1826年以来伊洛瓦底江河道的变迁，奥尔德姆教授则调查和估量上缅甸的矿产。秘书亨利•玉尔是个东方学家，前来考察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后来写了《1855年出使阿瓦记》。这个使团在上缅甸活动了两个月，却没有同缅甸方面达成任何协议。由于英方拒绝归还下缅甸，敏同王也不同意英国使节驻缅甸首都。但是，使团并不虚此行，他们搜集了大量关于上缅甸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气候、物产等方面的情报，满载而归。

敏同王争取下缅甸归还缅甸努力的失败，对他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整个50年代，缅英关系是比较冷漠的。敏同王在那种情况下，尝试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关系。1853年7月，法国人查理士•吉洛汀到上缅甸，敏同王曾雇佣他帮助缅甸制造炸弹。吉洛汀于1854年回法国，1855年又回到缅甸，他企图使法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没有成功。1856年，敏同允许法国传教士在曼德勒和八莫建立教堂。到19世纪50年代末．法国传教士已取代了意大利传教士在上缅甸的地位。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在60年代对越南，更感兴趣。敏同王也曾通过在上缅甸的美国传教士转交信件给美国国务卿，希望美国与缅甸建立关系，这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响应。当时东南亚还远远不是美国殖民扩张的目标。

也许是由于谋求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关系的努力遭到失败，敏同只得同英国建立较为正式的关系。1862年，潘尔再次到上缅甸活动，敏同王同潘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降低过境货物的关税，允许两国商人“不受任何限制地”在彼此的领土范围内活动，缅甸国王同意英印政府派使者驻缅甸首都曼德勒，并同意英印方面派出一个代表团，探测从缅甸八莫到中国云南边境的商路。这样，1862年英缅贸易协定，就为英国打开上缅甸铺平了道路。此后，英国外交官和商人自由地在上缅甸活动，有的肆无忌惮地搜集各种情报，从事间谍活动。英国驻曼德勒的外交官克利蒙特，就曾深入到八莫，并派出他的助手到八莫附近克钦人和掸人地区活动，勘察地形，为绘制这一地区的地图搜集了许多资料。

19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上缅甸，获得了许多权益。1866年8月敏贡、敏孔登王子叛乱事件发生后，敏同王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下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抓住这一机会，以同意缅甸国王可以在英国领地或通过英国领地取得武器为诱饵，诱使敏同王签订一项新的贸易协定。1867年英缅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再次降低了双方过境货物的关税，缅甸国王接受英国代表驻八莫，帮助英国打开通过缅甸边境同中国云南的贸易关系，废除了王室对柚木、石油和红宝石之外的一切输出品的垄断。

1867年英缅贸易签订后，英国殖民势力进一步渗透到整个上缅甸包括上缅甸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干涉缅甸的内部事务，挑起或利用缅甸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直接与少数民族上层谈判，煽动他们闹独立。英缅当局甚至已把西克仑尼地区视为自己的统治地域。1874年，英缅首席专员费奇声称，“缅甸政府对与英国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西克仑尼）地区的任何侵犯，都将被认为是对我国政府的不友好行为”。1875年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属缅甸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主要责任在缅甸政府一方。但是英印政府却不纠缠这个问题，而力图使西克仑尼地区置于它的控制之下。1875年费奇亲自跑到曼德勒，迫使敏同王承认西克仑尼的独立。

英缅关系趋于恶化，正值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各帝国主义大国为了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占领工业原料产地，寻找新的投资场所，正在拼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中南半岛地区，英法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法国在19世纪60年代夺得越南南部地区后，企图向暹罗和上缅甸扩张，而英国早已把上缅甸视为它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容许法国染指。

但是，缅甸上层统治集团在缅英关系恶化后，就谋求与别的西方大国特别是法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就引起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使得他们努力抢在法国前面，吞并上缅甸。在下缅甸的英国商人和资本家急不可耐地催促英国政府赶快采取行动，独吞缅甸。英印总督莱顿（1876-1880）在1876年10月25日写信给英国政府，提出要早日采取行动，吞并上缅甸。1879年3月，英印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立即动手消灭上缅甸的政权。但是，英国政府有它的困难。它在1878年发动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9年又在非洲进行祖鲁战争，而且在这两场战争中都受列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陷入困境，很难再在此时抽调军事力量入侵上缅甸。因此，它没有接受英印政府的建议。

在上缅甸，敏同王在1878年病逝。王子锡袍继位后，为了巩固王位，大肆屠杀王室亲族，这就使得缅甸上层统治集团更加分裂，国内秩序也更为混乱。1879年1月，在曼德勒的英国驻扎使肖因病死去。英印政府在同年9月15日下令撤回驻扎使馆的全体人员。英缅关系更加紧张。锡袍王在10月间急忙派出使团，带着他的信和礼物去见英印总督，信中呼吁恢复英缅双方的“友好关系”。但是，英印当局为了使伦敦英国政府看到缅甸的局势正在恶化，拒绝锡袍王的使团前往印度。

英缅关系的恶化，促使缅甸封建王朝寻求与法国建立关系。1883年5月，锡袍王派出一个由4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使团赴法，与法国政府谈判签订有关协定。英国方面极为注意，立即进行干预。1883年8月，缅甸使团到达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对缅法会谈进行露骨的干涉，毫不掩饰地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声称“由于缅甸邻近英属印度及其与（大英）帝国的关系，缅甸同女王陛下政府的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有关缅甸的一切问题，女王陛下的政府都给予特殊的关注”。英国驻法大使要求法国政府保证缅法协定只具有商业性质。

当时法国既想染指缅甸，又不敢冒同英国对抗的风险。法国外交部长费利只得表示，“不考虑与缅甸缔结特殊的政治联盟”。1885年1月，也就是在缅甸使团到达巴黎近一年半以后，缅法协。定才在巴黎签字。这是个商业性的协定。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怀疑缅法之间有秘密协议，并把缅法协定的签订看作缅甸企图摆脱英印控制的第一步，十分担心法国势力进入上缅甸。

就在缅法巴黎会谈时期，法国于1884年6月完全吞并了柬埔寨。下缅甸的英国商人极为担心上缅甸落入法国人手中，使他们失去这个已经有着巨大利益的市场。1884年11月，仰光英国商人集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吞并上缅甸；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建立一个保护国。因为英属缅甸与上缅甸的安全和繁荣是联系在一起的”。1885年7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下缅甸的英国商人组织“仰光商会”给伦敦商会的信，信中要求英国政府兼并上缅甸。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本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东方则实际上统治了整个印度，在马来半岛地区也取得了一些殖民地。而它所夺得的下缅甸，在当时是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地区，不同于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取得的阿拉于和丹那沙林这两块沿海狭长的地带。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把下缅甸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利用印度大量过剩的廉价的劳动力开发下缅甸，发展符合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益的经济，尽多、尽快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英国在下缅甸采取了几项经济政策。

首先，取消了缅甸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对大米出口和对自由贸易的一切限制，这就扫除了使下缅甸成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大米出口地的障碍。

其次，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殖民地政府从1861年起在下缅甸发行纸币。一些设在印度的银行纷纷到缅甸开设支行。孟加拉银行1861年在仰光开设支行。1865年和1866年又先后在毛淡棉和实兑开设支行。

第三，为了便于迅速把廉价的英国商品输往缅甸各地，并把缅甸各地的农副产品运往沿海港口，殖民地政府很注重在当地发展交通运输。1863年，英资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成立。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是英国格拉斯顿亨得逊公司的几个股东。这家公司自1839年以来，就从事对缅甸沿海3个港口（仰光、毛淡棉和实兑）的贸易。1863年，英属缅甸首席专员潘尔把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的4艘轮船和3艘平底船卖给了该公司的股东盖尔勃兰等人。1864年底，“伊洛瓦底江船队和缅甸轮船航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时全部资金约2万镑。该公司在1869年就开设了曼德勒一八莫航班。1876年改名为“伊洛瓦底江轮船有限公司”，已拥有11艘轮船、32艘驳船、65艘平底船，垄断了伊洛瓦底江上的航运业务。

除了利用伊洛瓦底江这一水上大动脉，殖民地政府还重视铁路的建造。1877年建成从仰光到卑谬的铁路。1884年，仰光到东吁的铁路也建成通车。这两条铁路长约500公里。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殖民地政府从50年代起就在下缅甸架设电报线路。仰光到卑谬、兴实达、第悦茂之间的电报线路，在1860年之前就已经通用。1861年，仰光与加尔各答之间建立了电报业务。1871年，仰光与曼德勒之间也开始互通电报。到1879年，缅甸境内的电报线路总长达1600公里。当然，无论是铺设铁路还是架设电报线路，都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出于从军事上侵略缅甸、镇压缅甸人民反抗的需要。

第四，实行有利于下缅甸开发的土地制度。鉴于当时下缅甸地广人稀，为了吸引劳动力，殖民政府在一开始实行“帕达”制，即小面积的土地授予制，允许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在向殖民地政府纳税的条件下，使用20英亩以下的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有权在任何一年的收割之后，无条件地将土地收回。由于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殖民地政府在70年代以后对土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于1876年颁布了《缅甸土地与税收法案》，规定下缅甸的全部土地属于殖民地政府所有。只有连续耕种土地12年并且从未欠税的人，才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这一法案确立了下缅甸的土地私有权，同时，为了继续吸引移民开垦荒地，该法案规定新垦殖的土地在一年或数年内免交土地税，新来移民在头两年内免交人头税。

第五，为了解决下缅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殖民政府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1852年兼并下缅甸以后，殖民地政府就认识到，下缅甸劳动力不足，远远不能适应开发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的需要。他们多方采取措施，吸引移民。规定新来移民可以免税数年，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上缅甸由于多次发生灾荒，有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下缅甸谋生，但是数量不大，不能满足需要。印度无地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就成为殖民地政府要吸引的重要移民对象。但是，印度劳工太穷，甚至无钱购买到缅甸来的船票。殖民地政府为了占大便宜而吃小亏，为运送印度劳工的英国轮船公司提供大量补贴，仅1874年就提供了10万卢比的补贴。1883年提供的补贴高达30万卢比。轮船公司因此降低船票价，使大量穷苦的印度劳工能进入缅甸。从1862年到1881年，在下缅甸的印度人从73349人增加到243123人。

第六，殖民地政府听任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以花费最小的代价，实现其开发下缅甸的目的。但是，殖民地政府不向农民提供信贷，英国人开设的银行也不愿在农村发放小额贷款。农民就只得向缅甸人高利贷者和来自印度南部的齐智人高利贷者借贷。下缅甸的高利贷活动因此兴盛起来。到1881年，下缅甸已经有587个职业的高利贷者，其中不少是齐智人。

在1852-1885年间，英属缅甸以水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制就已经基本形成，这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1857-1858年，印度爆发了声势浩大、席卷各地的民族大起义。接着，1860年美国内战又开始了。美国和印度输出大米急剧减少，但欧洲市场上对大米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英国在东方的一些殖民地如香港、海峡殖民地对大米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国际环境和世界市场的需求，都有利于三角洲地区发展水稻生产。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又使缅甸到欧洲的航路大为缩短，从而大大降低了大米运价。

随着下缅甸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柚木、稻作业的发展。为了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更多地掠夺缅甸丰富的资源，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开始在缅甸投资。当时英国向英属缅甸投资，主要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而是为了辅助殖民地农林产品的输出。因此投资数额小，规模不大，范围极有限，主要是柚木加工和碾米。英国资本的目的是：利用廉价的柚木造船，以利贸易；锯木加工，方便木材输出；建造碾米厂，增加大米出口。在这些投资部门，英国资本都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造船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毛淡棉的造船业在1853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共造船10艘，总吨位达4527吨。50年代前期，毛淡棉制造出许多艘大吨位的巨型木船。1853年造的“马六甲号”，载重量为1300吨，1856年的“康斯巴蒂号”是1418吨级的大船，也是毛淡棉所造的最大吨级的木船。其他如1854年的“坎宁号”和1855年的“哥本哈根号”，也都是千吨以上的大木船。

但是，19世纪50年代正是世界海运史上铁质巨轮同木质大船激烈竞争的年代，铁质大船充分地显示了其优越性。在当时落后的殖民地下缅甸，当然没有制造铁质轮船的生产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50年代后期，毛淡棉的造船业就开始衰落，木质船制造急剧减少，而铁质船造不出来。在整个60年代，毛淡棉造船的总吨位从未超过900吨。到70年代．毛淡棉的造船业已完全衰落，年造船吨位下落到300吨以下。

缅甸的柚木是举世闻名的优良木材。在19世纪50年代前，柚木是欧洲商人和船厂主最想得到的优质造船材料。柚木除了造船，还广泛应用于铺设铁路枕木、建造房屋、制造家具等各个方面。为了适应把缅甸的木材特别是柚木输出到国外去的需要，下缅甸的锯木工业发展起来。到1877/78年度，下缅甸已有22家锯木工厂．主要设在毛淡棉和仰光。

这一时期英属缅甸的主要加工业，则是碾米业。随着下缅甸水稻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对缅甸大米的需求的持续增长，碾米业成了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也成了英国资本投资最多的部门。1859年，下缅甸出现第一家机器碾米厂。1878年，已有45家机器碾米工厂。大的碾米厂拥有400-500马力的动力设备，一天加工能力可达800吨。

这一时期下缅甸的碾米厂和锯木厂绝大多数是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开设的。1880/1881年度下缅甸共有41家机器碾米厂，其中有33家是欧洲人开设的，印度人和华人开设的各3家，缅甸人开设的只有两家，仅占全部厂家的5%弱，而且都是小厂。

由于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1缅甸的大米、柚木源源运往欧洲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下缅甸海路贸易量急速上升。在下缅甸输出品中，占第一位的是稻米，其次是林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后，这两项产品占输出总值的80%以上，这反映了贸易结构的极端畸形。下缅甸的出口贸易正是它畸形经济结构在贸易中的反映。而且，出口贸易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根据世界市场的需求，搜罗大米和柚木，利用贸易差价获利而已，而不是通过产品输出获得发展当地经济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和技术。

从缅甸输出的其他商品有棉花、豆类作物、漆（这3种商品在1878/79年度出口值超过100万卢比）、烟草、石油、香料、铜、铅、宝石、象牙、生胶、兽皮等（上述商品在1878/79年度的出口值为60万卢比到5000万卢比不等）。

下缅甸的进口贸易，同样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主要进口物品，一直是消费品。机器设备所占的比例很低，主要是碾米、锯木等加工厂所需要的机器。输入下缅甸的大量消费品，有很大一部分又转输入上缅甸，其中又有不少部分进入中国云南。

日益扩大的殖民地贸易，使得下缅甸深深地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中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从根本上瓦解。下缅甸的农民除了大米外，在生产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越来越依靠市场，依靠外来商品。下缅甸经济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属部分。

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地经济的变化，给下缅甸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前，下缅甸各地虽然有经济交往，但还不是联系很紧密的统一整体。阿拉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独立地位，丹那沙林不时落入暹罗封建王朝统治下，勃固省地广人稀，又是孟族人聚居的地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别是第二次英缅战争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联系的加强以及划一的行政制度的实行，这三个地区的联系加强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殖民统治为前提的。

鹤喻

战后的各地区
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建立起殖民统治。丹那沙林直属英印政府，行政官员来自槟榔屿。1834年以后，丹那沙林转由英属印度孟加拉地方政府管辖。阿拉干则一直属英属孟加拉的吉大港专员管辖。

丹那沙林的首任专员是A-D.梅吉。梅吉效法莱佛士在爪哇和新加坡的做法，建立起殖民统治制度。在行政上，政治、军事、法律、税收等方面的大权，都由专员独揽。丹那沙林省被划分为三个县，每县设一个助理专员，由英国人担任，负责当地的行政、司法和税收。梅吉尽量吸收当地上层特别是谬都纪为政府官员，负责税收和警察事务。官员的薪水，由殖民地政府发给。谬都纪的月薪为300卢比。负责村寨税收和治安的头人月薪为25卢比到100卢比不等。

梅吉试图在丹那沙林实行货币地租，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当地很少商品交换的自给自足的落后经济。由于很难收到规定的货币地租额，当局只得恢复传统的实物地租。1834年以后，土地税增加到占收获量的20%，而过去只占10%。

为了便于殖民统治，殖民当局强迫当地居民筑路。当局强令当地居民轮流服劳役，引起了村民的反抗。采取出钱雇工的办法，也很难招引当地居民，因为他们已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于是，当局只得从印度运来犯人和契约劳工，修筑公路。后来，这些印度人有一部分定居丹那沙林，成为当地最早的近代外侨。

英国占领之初，丹那沙林地广人稀，殖民当局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1834年，有数百名中国人从槟榔屿移居丹那沙林。他们主要住在土瓦和毛淡棉，大多数成为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些人娶当地的妇女为妻。这是较早定居缅甸丹那沙林地区的华侨。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阿拉于采取了与在丹那沙林不同的统治方式，把在英属孟加拉实行的殖民统治制度移植到了那里。阿拉干谬都纪的地位每况愈下，已降为类似于印度的柴明达尔。到1829年，殖民当局干脆取消了谬都纪的世袭制度，以地域为基础，重新划分行政区域。过去的谬都纪丧失了原来的统治基础，逐步成为英印政府的带薪的办事员。

阿拉干殖民当局也采取了吸收移民的政策。由于地理上接近的原因，大批孟加拉穆斯林涌入阿拉干。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据1836年到过实兑的一个美国人的记载，当时该城的约8000居民中，有许多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佛教僧侣仅20-30人。

无论在丹那沙林还是在阿拉干，英国的殖民统治都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在阿拉干，由于殖民当局剥夺了世袭谬都纪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他们也加入到甚至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29年和1836年，在阿拉干先后两次爆发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起义，但相继被镇压下去。

在1826-1852年这一段时间内，丹那沙林和阿拉干殖民当局的主要力量，都用于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维持殖民统治力量。在经济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但是，海路贸易和造船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

英国在统治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后，就取消了对大米输出的禁令，实行自由贸易。实兑、毛淡棉等沿海城市都成为自由港，主要输出大米和柚木。实兑一地在1840年到岸和离岸的船只就达709艘，1845年以后每年输出大米7万吨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输出大米的港口之一。阿拉干的皎漂则以柚木贸易为主，每年输出柚木在10000吨以上。丹那沙林的毛淡棉也是输出柚木的大港。到19世纪50年代，殖民政府一年收取的柚木税就达20万卢比。以柚木税相当于柚木价值的15%计算，年输出柚木价值已不下于140万卢比。

英国商人在大肆掠夺缅甸的柚木资源的同时，还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优质柚木，发展了造船业，毛淡棉成为重要的造船中心。从1834年到1852年，毛淡棉共造船达107艘，总吨位在30000吨以上。1841年造的“丹那沙林号”，排水量达到756吨。19世纪50年代初造的一些大木船，排水量超过1000吨。

随着大米、柚木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两地都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碾米、锯木工场和造船工厂，但雇佣的工人主要是印度人。在上述港口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大多数是华侨和印度人。绝大多数缅甸人仍然从事农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虽然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但还是当地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殖民政府以当时英属印度的卢比作为当地的通行货币。1834年，当局又下令禁止贩卖奴隶。这些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缅甸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一次战争，像第一次英缅战争那样，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缅甸封建统治阶级。雍籍牙王朝的国王在10年前似乎还处在黄金时代，现在一下子进入了铁的时代。战败、割地、赔款，使得它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缅甸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从这一沉重打击中清醒过来。他们仇视和憎恶侵略者，但是，并不了解侵略者及其生活的世界。他们仍象过去那样，不愿向外部世界学习。从1826年到1852年，雍籍牙王朝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这就使封建的缅甸继续处于落后、被动、挨打的地。战后缅甸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加重了。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政府增加了税收。官员乘机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王后和她的弟弟孟屋积聚了大量财富。农民不堪忍受压迫，揭竿而起。1826年，南方农民就曾包围仰光，后来被镇压下去。30年代初，一支农民队伍甚至袭击了首都阿摩罗补罗。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1838年爆发了孟族起义，1840年又有掸族和克伦族的反抗斗争。

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上层统治集团并没有能同舟共济，励精图治，更不用说变法维新了。相反，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加剧了。国王孟既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后梅努和她的弟弟孟层亲王掌握着实权，处心积虑地想除掉孟既的弟弟礁拉瓦底亲王。1837年，礁拉瓦底带着随从离开首都，到达瑞冒，举兵反抗。孟既派兵镇压失败，被遭让位，并把孟屋及其同伙交给礁拉瓦底处置。1838年2月，礁拉瓦底登上王位，他就是孟坑王。

孟坑王即位后，迁都阿摩罗补罗，处死王嫂梅努、亲王孟屋、王侄良渊及追随他们的官员，被捕杀的不下200人。1845年又发生卑谬王太子谋反事件。谋反失败，卑谬王太子、西宫王妃妙格叻及其亲友，都被处死。上层统治集团互相残杀，使国内陷于混乱。孟坑王晚年患有精神病，死于1846年8月。他的儿子蒲甘敏杀掉有可能与他争夺王位的兄弟，登上国王的宝座。蒲甘敏治国无能，只顾寻欢作乐，把政务交给权臣鄂班达和貌宾。这两个人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两年内死于他们之手的，就不下千人。他们还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搞得民怨沸腾。1849年，蒲甘敏被迫将他们交给首都居民处置，以平民愤。

蒲甘敏统治时期，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日益丧失效能。中央政权只要求各地谬沙和谬都纪缴纳赋税，听凭地方官员为所欲为，缅甸国内处于纷乱之中。

尽管封建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把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宗教性的事务。孟既王在实阶、阿摩罗补罗、曼德勒山等处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打成金箔，贴满整个塔身。

鹤喻

第一次英缅战争
19世纪初，随着雍籍牙王朝的统治者把他们的统治扩大到阿拉干、曼尼坡和阿萨姆，缅甸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边界冲突不断升级，成为英缅战争的导因。但是，第一次英缅战争的爆发，却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它实际上是英国资本主义在东方进行的殖民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

19世纪最初20年，英国已接近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强国。1814年，历时11年的拿破仑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英国进一步巩固了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并且得以腾出手来，加紧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1817-1818年，英国通过战争最后征服了印度马拉特诸首领，实际上已统治了印度的中部和南部。1819年，英国又占据新加坡．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此后，英国在马来半岛地区取得了槟榔屿和威斯利省。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的时候，早已把缅甸作为扩张的目标。因为缅甸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位于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之间，并且横亘在英属印度与马来半岛地区的英属殖民地之间。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看来，如果控制了缅甸，不但有利于巩固英属印度，而且可以把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连成一片，甚至可以进而打开中国的大门。仅在1795年到1811年之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6次派遣使者到缅甸。这些英国使者虽然未能成功地诱使缅甸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却并非完全空手而归。他们利用出使的机会深入缅甸，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积极为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扩张出谋划策。西姆施在1795年出使缅甸后就提出，缅甸帝国内被称为“勃固”的那一部分地区对于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是与三个明确的目标相联系的。这三个目标就是：一，取得缅甸的柚木。二，把英国的产品大量输入缅甸。三，防止英国之外的国家控制缅甸。坎宁在1810年出使缅甸后则提出，“英印方面派出一支军队，就足以征服阿拉干，而占领阿拉干将给英国政府提供极好的机会，取得从吉大港到尼格莱斯湾的广阔地区”。

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诱使缅甸缔约失败后，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缅甸进行殖民扩张，而是采取新的手法，积极支持逃入英属印度的阿拉干人进行反缅活动，利用他们同缅甸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在缅印边境制造事端，恶化双边关系，准备侵略战争。

雍籍牙王朝的统治者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虽然打了多年的交道，但并不了解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真实情况。缅甸军队在对暹罗、对阿拉干、对曼尼坡等战争中的胜利，又滋长了封建统治者盲目自大的情绪。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是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的对手的新的强大的敌人，一开始并没有把英国人放在眼里。1817年，缅甸兰里岛总督致信英属孟加拉总督说，“我王神力无穷。吉大港、达卡等地属我王。英国东印度公司应交出统治权，向缅甸政府交纳赋税”。“如果拒绝，将派出大军水陆两路进发，直捣英国领地”。

在这种情况下，英缅关系在1820年前后已严重恶化。最后，刷浦黎岛事件终于成为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导火线。

内夫河口的刷浦黎岛，位于阿拉干和吉大港之间。对于这个岛的归属，当时缅甸和英印当局有争议。1823年2月，一支英军占领刷浦黎岛，竖起英国国旗。缅甸阿拉干总督要求英军撤离，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1000多名缅甸士兵奉命于9月24日在该岛登陆，驱逐英军。不久，缅军撤走，英军重占该岛。阿拉干总督警告英军必须撤离，否则缅方将使用武力，夺回该岛。但是，英方置之不理，岛上英军也赖着不走。

1824年1月，缅军名将班都拉出任阿拉干总督后，立即派出军队，再度占领刷浦黎岛，驱逐英军。蓄谋已久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英缅战争。英印当局声称，由于缅甸方面“进攻和杀害我们在刷浦黎岛的守军”，“实际上已使两国处于交战状态”。1824年3月5日，英印总督阿姆赫斯特(1823 -1828)宣称，“为了维护英国政府的权利和荣誉”，英国正式向缅甸宣战。

第一次英缅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打得十分艰苦的战争。双方都动用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参战的英印军队前后有近40000人。缅军在数量上更大，仅在阿拉干一线就不下60000人。缅军已使用西式枪炮，水军约有500艘战船，大船长20-30米，可载士兵100人左右。有的战船配备了9-12门火炮。

1824年3月到5月，英军分兵三路，大举入侵。第一路侵略军沿布拉马普得拉河入侵阿萨姆，第二路进攻阿拉干，第三路从海上逼近下缅甸。英军的主要顾问是曾经三次出使缅甸的伯尼上尉。

战争最早是在阿萨姆打响的。1824年3月13日，英军进犯阿萨姆，沿途散发了“致阿萨姆人宣言”，把入侵阿萨姆说成对阿萨姆人的“援助”，是为了“驱逐缅人”，建立一个“符合阿萨姆人需要的、促进各阶级幸福的政府”。1825年1月，缅军在阿萨姆首府朗普尔与英军展开激战，击毙了许多英军士兵，打伤侵略军头子理查兹。英军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攻占朗普尔，在阿萨姆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阿拉干一线，缅军在班都拉的指挥下，于1824年5月主动出击，渡过内夫河，攻占英印在吉大港地区的重镇拉特纳帕兰，击毙英军上尉诺顿。驻守该镇的1000多名英军士兵，只有约700人逃回吉大港。孟加拉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加尔各答的一些商人甚至携带着财产逃离该城。英印当局急忙调集军队增援吉大港。但是，由于从海路入侵的英军在1824年5月攻占仰光，班都拉奉命回师缅甸南部地区。这样，阿拉干战场的军事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英军开始转入攻势。1825年3月，英军攻占阿拉干首府末罗汉，随后占领阿拉干全境。由于遭到缅甸军民的顽强抵抗，又因水土不服传染上流行性疾病，英军损失极为惨重，伤亡200，病死1400，染疾病的不下4000。英军总指挥摩利逊将军也染疾，在送回英国的途中死去。

第一次英缅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伊洛瓦底江流域。

1824年5月9日，一支由66艘军舰组成的庞大的英国海军舰队，载着11000多名士兵，离开安达曼群岛，驶向缅甸南部沿海地区。当时缅甸沿海地区兵力空虚。5月11日，英军占领仰光。当地居民已带着粮食和牲畜撤离，留下一座空城。英军远道而来，“既无所掠，粮运又不继”，处境十分狼狈。此时雨季已经到来，只剩下4000人还能作战，其中大约2700名是印度籍士兵。

但是，英军占领仰光和马都八、土瓦、丹老、勃固等沿海城镇，从南面威胁缅甸中心地区，的确震动了缅甸封建朝廷。缅甸政府急忙从首都阿瓦调集士兵，同时决定召回在阿拉干的缅军主力。班都拉立即率领60000士兵，其中枪兵35000，步兵10000，骑兵700，携带着数百门火炮，冒着季风雨和酷热，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阿拉干山脉，于1824年11月回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此举使得英国侵略军军官也大为震惊。后来，有的西方史学家把它看作可以与古罗马时期迦太基的大将汉尼拔率领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相媲美的壮举。

1824年12月1日，班都拉指挥缅军，向仰光英军发起进攻。此时，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已到达仰光，英军实力大为增强，而缅军翻山越岭，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参战匆忙，加上武器又比英军落后，因此，几次进攻瑞大光宝塔附近地区，都被英军击退，造成军事上的失利。仰光之役缅军伤亡不下5000人。英军也损失了近400人。同年12月底，班都拉带着7000多名士兵，向北退到达柳漂。

1825年3月，英军大举北侵，准备进攻达柳漂。英国将领科顿写信给班都拉，要他率军投降。班都拉在复信中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你会看到，我将坚定地保卫我的祖国。如果你作为朋友而来，我让你参观达柳漂；但是，如果你作为敌人而来，那就来吧！”

在科顿诱降失败后，英军就进攻达柳漂，但被缅军击退。3月25日，英将坎贝尔率领增援部队赶到。4月1日，英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班都拉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作战。不幸，一颗炮弹落在他身旁。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当即身亡。缅军失去总指挥，陷入混乱之中。英军攻占达柳漂后，继续北上，占领卑谬重镇。只是因为雨季来临了，英军才没有继续北进。

班都拉之死和达柳漂、卑谬的相继失陷，在缅甸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些官员主张同英军议和。1825年9月，缅王派出代表到卑谬以北30多公里的良彬集同英军谈判。英国侵略军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缅甸割让阿拉干和丹那沙林，赔款200万英镑。这是缅甸封建王朝闻所未闻的，缅王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缅方宣称割地赔款不符合缅甸的习惯，拒绝了英方提出的条件。

谈判失败，战局重开。缅甸统治阶级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战挽回败局。1825年10月，缅军60000多人，包括约8000名从掸邦征集来的掸族士兵，向集结在卑谬的约6000人的英军发起反攻，曾一度重创英军，击毙英军上校诺克道尔。但英军毕竟是用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近代军队，而缅军匆匆召集起来，仅在人数上占优势，反攻很快就遭到失败。卑谬之役，英军伤亡180多人，而缅军死伤2000多名。

卑谬反击战失败后，缅军力量大受削弱。英军沿伊洛瓦底江而上，长驱直入，于1826年1月攻占敏巫和仁安羌．2月初攻占缅甸古都蒲甘，进抵距离缅甸首都阿瓦只有一日之程的扬达波。缅甸封建王朝在英国侵略军威胁到它的存亡的严重关头．完全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派出代表到扬达波与英方进行谈判，无条件地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各项要求。于1826年2月24日正式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扬达波条约。

扬达波条约共有11款并有一项附款。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缅甸政府放弃对阿萨姆及其邻国的要求，今后不得干预他们的事务；承认曼尼坡原来的统治者的地位。二，缅甸国王把阿拉干和丹那沙林割让给英国。三、缅甸政府赔款1000万声比，分四次还清。四、英国方面可以派出使臣驻缅甸首都，使臣可以拥有一支50人的卫队。五、英国船只可以自由进入缅甸港口，商船免税。

扬波达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长达两年之久的第一次英缅战争的结束。英国殖民主义者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缅甸军队的抵抗和人民的打击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参加侵缅战争的40000名官兵中，有15000多人葬身缅甸，全部军费开支高达1300万英镑。因此，第一次英缅战争被称为“英国军事史上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争”。缅甸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由于武器的落后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妥协而遭到失败，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地抵抗，表现了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气概。在抗英战争中牺，牲的班都拉将军，被缅甸人民尊为民族英雄。

第一次英缅战争对缅甸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缅甸古代史与近代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次战争打断了缅甸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进程，使得统一的封建的缅甸被肢解为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和缅王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两部分，从而开始了缅甸殖民地、封建社会的历史。对曼尼坡、阿萨姆等地控制的丧失，使缅甸国王统治的地域大为减小，而阿拉干和丹那沙林的割让，使缅甸丧失了10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并且随时面临英国进一步侵略的威胁。英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缅甸港口，向缅甸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又使缅甸的封建经济直接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缅甸封建王朝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从而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缅甸的国力因为战争、割地、赔款而受到极大的削弱，从此一蹶不振。缅甸封建社会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扬达波条约签订后，英国于1826年9月派遣克劳福特率领一个20多人组成的使团，赴阿瓦签订商业条约。谈判进行得很困难。克劳福特与缅甸官员进行了不下13次的会谈，才最后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双方居民自由通商，保护商业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谈判中，克劳福特提出缅甸应放还1000名曼尼坡和阿萨姆俘虏，缅甸方面则提出曼尼坡应独立于英国。彼此的要求都遭到对方拒绝。

克劳福特于1827年4月回到印度，英印政府对他带回来的条约深感不满。同月，孟既派使团到印度，要求英国人归还曼尼坡和钦敦江之间的卡包河谷以及毛淡棉，遭到拒绝。

1829年12月，英印总督任命亨利•伯尼为驻缅甸首都的使节。伯尼是生于加尔各答的英国人，16岁起就在东印度公司服务，对缅甸的情况颇为熟悉。英印政府给伯尼的使命是，索取缅甸还没有交出的第三、第四笔赔款，进一步打开缅甸的大门，同时，谈判领土纠纷问题。

伯尼于1830年4月到达阿瓦。当时缅甸宫廷中弥漫着敌视英国的气氛。但是，伯尼十分善于活动，当年就获得了与缅甸官员一起参加早朝的权利。盂既1831年封他为蕴道。但是，伯尼面临着缅甸政府要求归还卡包河谷和丹那沙林的棘手问题。当时在这两个地区，双方不时发生武装冲突。英印政府权衡利弊得失，于1833年接受伯尼的建议，把卡包河谷还给了缅甸。缅甸则在同年付清了全部赔款。在丹那沙林问题上，英印统治之初，丹那沙林每年支大于收，仅1826年财政赤字就达15万卢比。因此，英印政府曾考虑把它卖给缅甸，但索价高达3000万卢比，缅甸政府当然拿不出这一笔钱，1833年，英印政府考虑到丹那沙帘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决定永远将该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

伯尼在缅甸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向英印政府“报告扩展英国的商业和英国制造品销售的实际可能性”。伯尼为此在缅甸宫廷积极活动，说服缅甸政府设立邮站，开辟阿拉干与缅甸之间的商路，增加英国商品的输入。他本人曾利用合法身分，深入到掸邦活动。1834-1837年间，他还帮助他的朋友英国人理查德和麦克劳德两人深入到掸邦活动。

伯尼也曾向缅甸政府建议，派出一些贵族青年到加尔各答学习，以增加缅甸人对英属印度的认识，结果，遭到缅甸方面的坚决拒绝。

1837年，缅甸宫廷危机时期，伯尼曾在孟既和礁拉瓦底之间进行斡旋，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加强英印政府和他本人的影响。3月29日，他建议孟既准备战船，退往仰光。到4月1日，孟既曾派人试探英国能否帮助他夺回首都，伯尼说此事要报告加尔各答。于是，孟既决定留下。

礁拉瓦底（孟坑王）在当王子时，就对扬达波条约极为不满。他登上王位后，就对英国采取了强硬态度。1837年6月，孟坑王召见伯尼，谴责英国侵占缅甸领土，并宣称他过去没有看到过扬达波条约的全文，英国人也没有同他缔约。因此，他不理会扬达波条约。缅甸宫廷中反英气氛骤浓，一些官员公开声言，扬达波条约是“缅甸人的耻辱”。伯尼在阿瓦的日子十分难混，他感到已不可能在那里起什么作用，就不顾英印政府要他继续赖在缅甸首都的训令，于1837年7月退回到仰光。

伯尼一到仰光，就给英印政府送去一份报告，说缅甸新国王决心要向英国人开战，收复他们的失地。因此，英印政府应该先发制人，向缅甸宣战。1837年9月，伯尼再次建议英印政府抓住时机，立刻发动战争，“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英属印度的影响，控制阿瓦朝廷宫”。但当时英印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没有考虑伯尼的建议。

1837年12月，孟坑王确定了对英国的政策，决定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扬达波条约，既不拒绝也不欢迎英国任命新的驻扎使。英缅关系趋于僵冷。英印政府还是向缅甸首都派驻官方代表，于1838年5月任命本森为驻扎使，1839年3月又派麦克劳德接任本森的职务。这两位驻扎使都受到冷遇，孟坑根本不理睬他们。麦克劳德在1839年8月退到仰光，1840年1月回到印度。英国驻扎使馆正式关闭，英缅双方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英国商人继续到缅甸从事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