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义

华之子

本期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民族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始终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从内政来看，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民生活美德。但在很多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内部各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则往往是致命的，经常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就是如此。今天，老牌帝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也面临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从外部看，民族主义更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案例里，民族主义不仅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本国的人民带来灾难。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也不例外。

可以说，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而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民族主义。而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郑永年：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义

对于习惯于伊斯兰普世主义和帝国及部落忠诚的阿拉伯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外来概念。在20世纪之前，阿拉伯人认同在中东政治中影响不大。不过，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短短数十年内，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便开始蓬勃发展。

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 年从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个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经济谈判。再者，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包括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因为和中国存在着各种纠纷，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处于高涨阶段。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周边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也往往随着国家的崛起，其民族主义经常高涨起来，并且也往往是针对中国的。类似的外在环境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新一波民族主义是否会影响国家的开放政策？这是很多人所担忧的。经验地看，现代主权国家都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是要善于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这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都证明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中国明朝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当然，这里不是说明朝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而只是想说明，封闭会导致落后的道理。明朝时代，世界海洋世纪刚刚开始。无论从政府能力还是社会能力，明朝是当时世界海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郑和数次下西洋表明的是政府主导的海洋能力，包括中国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水平。而崛起在东南沿海的“倭寇”则表明民间海商的力量，“倭寇”实际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民间海商，他们主导了沿海的贸易。当时的“倭寇”实际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民间海商，他们主导了沿海的贸易。只是后来他们受朝廷的制约甚至镇压的情况下，才和日本商人结合起来。可惜的是，因为明朝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既得利益反对、航海成本高昂等因素，朝廷不仅终止了官方主导的航海，销毁了所有航海资料，而且也高压镇压民间的海商。这使得中国失去了航海时代。如果当时中国能够继续，就会完全改写以后数个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直到21 世纪的今天，中国再一次崛起要成为海洋国家。

郑永年：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义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

明朝的海禁或许有很多的理由，但恐惧开放是主要因素。今天我们又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这里我们可以举互联网和“自主创新”的例子来说明。今天人类社会无疑已经进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各大国无一不在努力争夺互联网世界的主导地位。在这个领域，尽管中国起步较西方晚，但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互联网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正在兴起一股强烈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并且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互联网领域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为了国家安全的政策无可非议，例如重要政府部门的采购政策。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在这个领域实行排他性政策。谷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完全有权利要求谷歌服从中国的法律，中国也可以对谷歌的一些可以深刻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技术或者内容进行审查。不过，现在谷歌作为一个平台完全在中国消失了。把谷歌排斥在外，尽管从短期来说实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但从长远来说则会损害国家利益。

“自主创新”可以说是又一项重大政策。就其本意来说，这个政策概念非常重要。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依赖外国技术，而需要自主创新。作为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在一些重大重要领域放弃了自主创新，而过度依赖进口。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方国家动不动就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的贸易保护主义，即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更不用说高科技本身了。这表明中国必须自主创新。但在实践领域，自主创新的概念又经常被既得利益“转化”成为“自己创新”。他们堂而皇之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拼命挤压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空间。如果是通过经济技术的革新和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竞争，那完全正常，也应当提倡。但通过民族主义旗号来排挤外国企业，那么最终就会走向落后。自主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应当是在开放政策之下通过和外国企业竞争来创新。这方面，中国已经有比较成功的例子，例如高铁。高铁不是自己创新，而是自主创新，即把外国先进的技术整合起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独特的高铁系统。如果关起门来，很难想象高铁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开放政策下的自主创新成为关起门来的自己创新，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落后。

郑永年：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义

中国高铁线路图规划总图（2015-202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情绪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

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而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本书所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精神导向民族国家制度的建设。本书的再版如果能够促成人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有所反思，促进国家的更加开放和进步，那么我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了。（作者：郑永年；文章摘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果敢猪八戒

什么叫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标准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