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民地武”政体刍议

兴汉大儒 · 发表于 2016-7-14 16:21:44

本帖最后由兴汉大儒于 2016-7-14 16:39 编辑

笔者是儒家，是王道复古派。为了所谓的“客观”，我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基础来讨论政体问题。《政治学》这个书，说出了三种常见的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贵族共和），共和制；三种政体可以分别变态为，暴君或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民（平民）政体。同一种法律框架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不变态的环境下，或者碰到贤君，那君主制是最好的。但一旦变态，僭主政体最坏而暴民政体相对坏不到哪里去。

但《政治学》这个书没考虑一个问题，即在战乱下，哪种政体最能够生存长久。《政治学》的理论，是希腊独特文明的一个部分，未必可以运用于古代的世界。不过，当今世界的政治思潮主要还是在西方文明框架内，而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所以《政治学》所讨论的问题，依旧适用于今日的世界。

一，平民共和制（当代的民主制）。

无论是自身的文化习俗，还是历史中“民地武”组建过程，还是“周边”环境，缅北都没有自由民主派发展的可能。

世界上民主决议主导的“民族革命”很少见到，以色列较为典型。以色列建国是靠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体谋划建立的，民主决议作为国家的诞生力量。犹太人经过大屠杀，面临亡国灭种的困境，所以民主决议推动建国。这些民主派本质就是英美国家的公民，他们掌握的技术远高于处于殖民地地位的阿拉伯人。经过英、美、法等强国的支持，犹太人的武器装备、军事素养也远高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多年处于落后愚昧的半殖民地。阿拉伯人如果早些觉醒，犹太人没有机会。明显的我强敌弱下，民意自然可以主导武装革命。如果是敌强我弱，就是只有豪杰才有胆反抗。以目前来看，老缅军力远强于各个民地武，民地武自己不是犹太人，老缅也不是当年的阿拉伯人。民主决议主导建国，则个人并不能在无大功的条件下成为君主。豪杰主导反抗，愚民也没有合伙搞选举制的可能和旗帜。而缅北民地武，基本都是豪杰组建的。

对于缅北民地武而言，自己贫富差距巨大，外有强寇，只有豪杰才有抵抗意志。还有很多被老缅统治的民族，自己内部如果没有精英运作，也不可能自发用民主决议的方式，团结起族人抵抗侵略。去年初，同盟军返回果敢就是在豪杰统帅下才能做到。此前果敢百姓被老缅欺凌，虽然心有不满，但也不可能群体决策起义。

亚里士多德赞赏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共和。但少有这种好政体的例子。而且亚里士多德时代，君主制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消灭所有不同政体的希腊城邦。

二，贵族政体（或贵族共和）与寡头。

精英群体决议下，仁义的精英决策就是贵族政体，少数恶人决策就是寡头政体。中国古代的“贵族共和”，典型的例子是王、谢等名士支撑的东晋政局，不过也需要有司马氏这个“王”的。即便在西方的整个历史中，贵族共和也是难以持久。罗马共和国就是贵族共和，但总是被僭主或寡头控制。看缅北民地武上层的修养，自然没有王氏、谢氏的风流俊逸、忠贞体国，如果没有首领总领的话，就只能成为喜好内斗、喜好搞钱的寡头了。

贵族制和共和制可以滑向事实上的寡头制，君主制下也可能被寡头控制。暴民总要有代言人，能欺诈人的也可以上位成为寡头。君王总要有大臣，大臣也能成为利欲熏心的寡头。世上最稳定的制度，要么是君主世袭制，要么是民主制。寡头制度最邪恶，寡头们为了争权夺利会毁灭党和国家。缅北今日的革命时代，民主难实现，不搞世袭君主制就会成为寡头政治。

三，君主制（或者土司制），威权

《政治学》中的君主制涵盖很多内容。最专制的据说是野蛮人奉行的绝对权力的专制主义。君主权力最小的是民选独裁者。还有许多介于他们之间的君主形式。

一种词汇，往往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不同的意思。比如，王制，当代翻译到西方就是“专制”和“独裁”，这种翻译明显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因为自由派描述中世纪的农奴制也叫“专制”和“独裁”。所以就会造成误解。中国古代的王，权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近代德意志帝国那种专制。这种王制不能干涉私财和私人权力。华夏王制或者天子制，就是《政治学》里面称之为“史诗时代古王制”。当代有将这种专制独裁取了更好听的名字叫做“威权主义”。那么缅北土司的制度是什么，就是威权，土司制度就是个不错的威权主义制度。

古代圣王创立国家的历史可以不说，近现代中国，国民党建立时，党员签字画押服从孙中山一人，如此才有后来的成功。在这之前，孙派陈炯明出去打仗，陈有了地盘就想割据。孙伟人尚且不忌讳独裁，缅北的武装怕什么。古代逆贼就是逆贼，一旦在民主政党里，陈炯明就开始说自己要联省自治了，民主信念下，党员理论上都有可能成为首领，所以逆贼总是有叛逆的理由。谁整天“反独裁”？白所成接受电视台采访，就喊反独裁，他做缅甸狗可以，做汉人之臣却不愿意。无知暴民也是容易反独裁，对暴民来说，只有圆滑的小人上台他们才接受。不忌讳“独裁”或“威权”，是理性讨论政治问题的开始，不能把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当做宇宙真理。自由民主派认为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而已。

君主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谁来做君主。这个问题，在缅北则容易解决。谁能主导民族解放，谁就能做君主（或土司）。

直接的忠君，之所以被人误解，是因为得国不正，或者被现代自由民主派洗脑。整个世界都在民主制的洗脑中。在我们民族固有文化的理念中，但只要能肩负民族解放的大义，威权制度也完全不用担心合法性问题。缅北有合法的土司，但因为没有名分，所以有时用“僭主”的统治方式。

果敢88事件失利，是威权导致的吗？不是，彭家行威权不够彻底。本来就威权，硬要说民主，所以启白、魏之人的僭越之心。白家就是当时的寡头之一。正因为彭家名义上不是世袭，所以彭家的财和政府的财是分开的。分开，所以政府没钱。缅北各个领袖，都是私财与政府财政分开的，因为不是土司，名义上不能行威权。名不正的背景下，首领对自己也不自信。

88失败是因为没有政党吗？更不是。缅共就是完善的政党，缅共失去道义被推翻，所以同盟军成立时不屑政党。假设89年同盟军成立时，同时组建政党，那么以白所成的拥立之功，他还会是党内的寡头。如此能阻止后来白所成投靠老缅吗？显然不可能。

为什么“名义民主，实际的威权”也不好，因为“名不正”，自然言不顺，自然难以持久。“名不正”的背景下，大家接受威权是畏惧势力，或者习惯，而不会因为成文的、可以言说的道义。中国古代忠君就是道义，不讲那么多废话。所以必须给行威权的民地武首领正名，不给他们正名，不能解决民地武首领的合法性问题。

四，政党与威权实现方式：

缅北各民地武多数有党组织，名义上，党员自愿加入党，然后忠于党，而党选举总书记的过程掌握在党魁手里，所以党员拐弯抹角的服从党魁。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近现代政党是“理性主义”“个体主义”政治思潮的产物，即认为“人生而自由”，一个个体不能效忠另一个个体，但个体可以自愿忠于一种“主义”，所以可以自愿忠于由某个“主义”而组合的政党，然后政党被首领控制，个体于是服从这个首领的指令。但依旧不是忠于首领这个个体。党魁要行威权就需要有理念、有政党作为中介。

也可以说，缅北的政党就是要避开“效忠个体”这个传统，而用效忠“主义”来隐藏效忠个体，隐藏威权主义本质。以我们的儒家的理论讲，这个就是不够“正”。“王者”君临天下，没有不能言说的，越是隐藏，后患越多。儒家中庸之道认为，要诚于人性，诚于百姓，矫伪不能成为王道。

政党也解决不了寡头的问题。现代政党内，不独裁又不能民主的话，也只是寡头控制。缅北的党总书记真要选举，那必然是内乱。独裁而又不世袭，也会让一些“自以为能上位的人”斗来斗去。所以换届必须搞家族世袭。几百年缅北就是世袭土司制度，也没出什么问题，世袭符合文化、符合现实。

华夏传统是，个体出身就有差异，君王符合继承传统和道义，个体可以直接忠君。效忠君王与效忠道义没有冲突，关羽、岳飞即忠君，也忠于道义。西方的民主主义理念中，忠君被叫做“服从独裁者”，所以畏惧当代西方文化的人不敢提“服从首领”。将“忠君”污名化的，一贯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德意志帝国、法国的独裁国王下台后，西方更是如此认为。近代各国的“王党”就是维护君主的党，但多数销声匿迹了。

当代几乎所有政治理论都是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概只有isis没受“现代”的影响。这种西式政治信仰，导致人们认为华夏传统“忠君”很怪异。被现代政治理论洗脑才导致“拐弯抹角的威权”。缅北各地对“现代”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所以抛弃一贯以来的土司制度与忠君信念。

五，政党与主义

政党可以在没有军队、政权的背景下，团结或控制一批人。不过也有那种即便有了政权和军队，依旧保留政党的。有政权、军队而在政府、军队内保留政党的，总是有些“紧急的”或“不可言说的”原因。民主名义下的个人威权只是搞政党的一个方面原因。

政党在俗人看来，是承载某种主义和理念的唯一方式。但一贯不是如此。

任何一个稳定的政权，都要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来解释自己的合法性。包括军队也是如此。美国人一贯的美利坚传统，不需要军队中有政党，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把“忠于美国的道义”让士兵接纳。中国传统也不需要政党，因为儒家的忠义观、礼法足够让“政权和军队”了解“君王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君王，立国则说“天命所归”，也就是百姓拥戴；讨伐敌人则高举义旗，说“恭行天罚”。这一整套意识形态本就是超越当代政党的。缅北世袭君主制（土司）下，学习中华古代圣天子，完全可以不用政党。周朝自上而下都是服从《礼》的，全天下都是“礼党”的成员。

自由民主主义者本质是程序正义，他们散漫而难以主动团结起来，所以用“党”来在民主派政客上面加一个不自由的组织。所以说，自由派是需要党组织的。但自由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政权和军队，所以也可以不要政党。民族主义是尊重传统，尊重民族集体利益和权威，谁能实现民族利益就信服谁，不是把民主作为不可侵犯的程序，所以不是必须要政党。

对于非民主的团体，政党和宗教类似，在没有百姓可以接纳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用政党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解释或者洗脑。缅北“民地武”的政党放弃了古代道义观，所以才希望用党来制造和强调“道义”。

佤邦、果敢、德昂等武装有自己的民族主义，而且已经有了稳定的军事控制体系，所以对他们来讲政党是多余的。直接在军队内教育民族大义即可。民族主义是恒古不变的真理，如果民族主义都不能带给政权合法性，那还有什么能超越民族主义？政党不是不能代表道义，而是政党并不能比独裁者更能承担民族大义。英雄的威权往往更符合民族主义的要求。近现代世界历史表明，以右翼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威权更有利。愚民更易妥协与错误。党一旦失去作为灵魂的英雄，更可能失去民族大义。而家族传承则更易传承民族主义精神。

有人认为，现代政治理论下，依靠政党的威权者必须忠于一个“主义”，这个是对威权者的限定，所以即便行威权，也需要政党。但当下谁的党纲会承认威权或君主？还不是需要潜规则？潜规则就失去“大名”。既要真威权，就完全可以不要党。或者党纲必须写明威权合理，类似国民党建立时那样，党员必须宣示效忠孙总理个人。

其实世上没有永远完美的制度，只有道义是永恒的。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制度，加上精英的仁义、廉耻，就是比较可行的。

古代君王也有自己的类似“党纲”的规范，比如周礼。抛弃《礼》，自然觉得还需要政党。这个是“抛弃《礼》”的问题，不是君主制的问题。没有配合忠义思想、《礼》的君主制，也难以稳定的。所以缅北恢复世袭土司制，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教育。而需要自上而下以民族传统作为意识形态。在这种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忠于有道之君”这种古代模式，可以超越建党然后“忠于党总书记”。缅北“民地武”实行世袭的土司制，做一方诸侯，独断乾纲，引领民族走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