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 -论孔子诛少正卯

鹤喻

一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早在王若虚的五经辨惑﹐陆瑞家的诛少正卯辨﹐阎若遽的四书释义又续﹐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中加以辨正。综合他们的论据﹐可以分為三点:

第一是从思想上看﹐认為此事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不相容。
第二是从歷史上看﹐认為在春秋时代﹐孔子不可能作出此事。
第三是从文献上看﹐此故事不见於论﹐孟﹐春秋三传﹐国语﹐大小戴记等者。最早的见於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荀子已及战国末期﹐尹文子一书根本不可靠﹐所以此故事﹐是晚出的东西。

我现在除对他们的论证稍加补充外﹐主要是想说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以出现﹔及此一故事係经过如何之经路而演进﹐因而涉及记载此故事之几种文献的年代问题。关於后面这一点﹐恐怕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首先是少正卯的身分地位问题。高诱淮南汜论训注:「少正﹐官﹔卯﹐其名也。」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徵朝於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正﹐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產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仅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跡。所以杜注认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跡。所以揑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洞。

其次是孔子诛少正卯时的官职。荀子宥坐篇称「孔子為鲁摄相。」尹文子大道下称「孔丘摄鲁相。」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称「孔子相鲁。」说苑指武篇称「孔子為鲁司寇。」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称「孔子為鲁司寇。」后汉书李膺传「昔仲尼為鲁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崔适以為应依鲁世家订為摄行者是)。」孔子家语始诛第二称: 「孔子為鲁司寇摄行相事。」按孔子為鲁司寇见於左传定元年﹐及孟子告子篇﹐礼记檀弓上篇﹐荀子儒效篇﹐吕氏春秋遇合篇﹐这是可信的。但正如公羊定公十四年疏所说:「鲁无司寇之卿」﹐这是以周朝的官制為根据。因此﹐孔子所作的司寇﹐应当是在司空之下的小司寇﹐其位為下大夫。先秦典籍﹐无一称孔子曾為司空的﹔在当时﹐司空才是卿位。所以史记「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全无根据的说法。再「由司空為大司寇」﹐这是一路升官的口气﹐於是在司寇之上﹐便不能不加上一个「大」字﹐以见其為卿位的司寇。非復為下大夫的司寇。但先秦典籍中﹐无一称孔子為「大司寇」者﹐所以吕氏春秋偶合篇称「仅至於鲁司寇」﹐「仅」者仅止於此﹐盖有所不足之意。若如史记所称之大司寇﹐或以鲁之司寇原即卿位﹐则吕氏春秋何以称之曰「仅」?春秋之卿﹐皆命自天子﹐大夫始命自诸侯。而韩诗外传八有鲁侯命孔子為司寇之辞﹐则其為下大夫之司寇﹐彰彰明甚。下大夫之司寇﹐不能擅杀卿位之少正﹐亦彰彰明甚。大司寇既出於后来的附会﹐则史记「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之进一步的升官﹐当知更出於附会。摄相乃代行相事之意。摄相既不可靠﹐则史记中的秦纪﹐吴齐晋楚魏世家﹐及伍子胥传等所谓孔子「相鲁」﹐由代理而除真﹐更為后起的附会。按定公十年左传云「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崔述谓此乃相礼之相﹐非相国之相﹐这是很对的。但摄相之相﹐当即依傍此事附会而来。孟子告子篇「孔子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礼记檀弓上篇「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予夏﹐又申之以冉有」。由此可知孔子最后的官位止於司寇。由司寇而大司寇﹐由大司寇而摄相﹐由摄相而相鲁﹐孔子的官位﹐是后人层层的加上去的﹐愈到后来﹐加上去的官愈大。先了解这一点﹐对於解决记转载诛少正卯各文献的时间先后问题﹐是一个帮助。

鹤喻

二

孔子在政治上是最反对用「杀」乃至用刑的人。论语「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杀? ……」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政法治上最恨侫人﹐利口﹐认「利口」可以覆邦家﹐「侫人」可以使国家陷於危始(侫人殆)﹔但对利口亦止於「恶」﹐(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侫人亦止於「远」(远侫人)。在他当时﹐尚无显着的学术思想之争﹔即有﹐尽其量﹐也不过止於「道不同﹐不相為谋」。他对当时「避地」「避邑」「避世」的逃避政治现实的隐士﹐无不寄与同情与尊敬。他对政治﹐只採取两种态度﹐有机会便积极的去改造它(达则兼善天下)﹐没有机会便消极的保存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决没有非与现实政治共存亡不可的意思﹐所以尊重隐士的「消极的自由」。他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為基底的﹐这才能赋与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到了孟子﹐思想异同之争﹐特為激烈。他斥杨墨為「禽兽」﹐斥陈仲子為「乱大伦」﹐这都未免措辞过当了。但归根到底﹐他也只说「有能拒杨墨者﹐圣人之徒」﹐决不能说「有能杀杨墨者圣人之徒」。赵威后对於陈仲之深怪齐王「何以至今不杀乎」?而孟子则「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在儒家思想中﹐决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之争的因素。然则与儒家思想极端相反的诛少正卯的故事﹐何以能附会到孔子身上这是现在应当追问的。

首先我以為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许多纠结﹐是和儒家思想的性格有关。儒家思想﹐是在封建制度下產生的。儒家思想特性之一﹐它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想攒入到现实之中﹐採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这用儒家自己的术语说﹐即是所谓潜移默化。因此﹐儒家是在封建制度的形式中﹐注入新的精神﹐以改造封建制度。譬如﹐礼乐本是封建上层社会的东西﹐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服礼為仁」﹐礼乐便在「仁」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君子」本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之称﹐但在「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就造字的原始形象来看﹐君臣本是尊卑悬绝的。但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及「君君﹐臣臣」的新精神之中﹐也脱胎换骨了。此一思想性格的长处﹐是在不破坏既成的东西中去增加新的东西﹐不须要鉅大的阵痛来作新生的代价﹐因而人类永远是在和平前进。此一思想性格的短处﹐是在於若界划不清﹐把握不定﹐则拖泥带水﹐当於不知不觉之中﹐易被腐朽的东西所假借利用。加以儒家思想形成后﹐政治情势﹐由封建向专制演进﹐在长期的专制气氛与利害关连之下﹐凡与专制不相容的成分﹐常得不到正当的解释﹑发挥﹐例如儒家中的民主思想﹐有与专制容易混淆的部分﹐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便易受到过分的宣提渲染﹐以至被专制的要求所渗透而发生变质。例如在先秦的儒家伦理思想中﹐绝对找不出片面义务性的三纲之说。三纲之说﹐乃出自韩非子的「三顺」思想﹐经过长期专制下的酝酿﹐到东汉正式採入於作為儒家通论的白虎通义之中﹐而始戴上儒家的帽子。自此以后﹐本来与儒家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三纲之说﹐一变而成為儒家思想的骨干。这是儒家在专制政治的气压下﹐受到专制思想 --- 法家思想渗透的显明例子。诛少正卯故事的来源﹐正与此相似。

法家是我国古代的极权主义。此一思想﹐首先在秦国取得长期实验的地盘﹔随秦国势力的扩大而法家遂成為百家争鸣的殿军﹐并凭藉现实政治而居於思想的统治地位。韩非及由韩非所代表的着作﹔实已集法家之大成。他们不仅要把人的物质生活﹐完全归纳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成為统治者的工具﹔并且要把人的精神生活﹐也纳入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言论﹐只能成為统治者的应声虫﹔这便是他们以吏為师的真正意义。他们既对於避世的隐士﹐认為是脱离了政治控制的不轨之民﹐要加以杀戮﹔则对於怀抱异见﹐甚至以异见与统治者争是非的人﹐当然更觉得非杀不可。此一政策的澈底实现﹐即是秦政的焚书抗儒。在实行焚坑以前﹐他们已有意无意的造成许多此类的故事﹐以加强他们现实政策的根据。孔子在其生时已被人称為圣人﹐其思想在战国末期依然是「显学」﹔假定不把孔子扯在一起﹐他们依然感到支持现实政策的精神力量不够。於是在现存的韩非一书中﹐发现他们已经把孔子披上了法家的衣服﹐并準备好诛少正卯故事的粉本。经过此一酝酿以后﹐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便出而成為同类故事中的中心故事了。

韩非子内储说上:

「鲁哀公问於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贡以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读為罹)所恶,此治之道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眾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请徒行赏。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按刑弃灰﹐正是商鞅治秦的故事﹔而重轻罪﹐(轻罪加以重刑)﹐也正是商鞅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同一篇内「公孙鞅之法也」一条下有「使人去其所易﹐无罹其所难」两句话﹐恰是上面「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两句话的转述。至於第二个故事﹐又是同篇中另一故事的转述。

「越王问於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何不试焚宫室?於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如死於救火),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两个故事中﹐都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句﹐而孔子所下的命令﹐与大夫种所下的命令﹐全无两样。由这三个故事看来﹐孔子已经变成法家的代言人﹐由此再进一步以接受法家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诛少正卯的故事﹐便不觉得唐突了。

诛少正卯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韩非子内外储说裡面思想的总结。如「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内储说下)。「论有迂深闔大﹐非用也。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名外於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於君」(同上)。「人主多(重视)无用之辩﹐而少(轻)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同上)。「夫称上古之传﹐诵辩而不慤﹐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為治也」(同上)。「夫好显巖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於行陈(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於朝」(同上)。「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如田成氏)﹐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名﹐是皆……舍车而下走者也」(外储说右上)「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予擅爱之﹐是予侵也﹐不亦诬乎」(同上)。这些思想﹐準备了诛少正卯的内容﹐而太公望诛狂矞华士的故事﹐正是诛少正卯故事的蓝本。

「太公望东封於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太公望至於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饗国而言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為君乎?……今有马於此﹐如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左﹐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已自谓以為世之贤士﹐而不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於君﹐……是以诛之。一曰﹐……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诛。」

这裡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 诛少正卯的故事﹐说苑﹐尹文子﹐称為「先诛」﹔荀子宥坐篇称為「始诛」﹔孔子家语的篇名称即為「始诛第二」。「始诛」两字﹐不是从这个故事中「故以為首诛」来的吗?商鞅﹑大夫种的故事可以套在孔子身上﹐则太公望的故事為什麼不可以套在孔子身上?至於太公望的故事也是出於偽造﹐固不待论。

鹤喻

三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推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為实行焚书坑儒所準备的谣言政势之一。但此故事出现后﹐最初并无固定形式﹐是经过了一段长期演进的。

从前人以為此故事首先见於荀子宥坐篇﹔我在写「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时﹐也以為是如此。现在就记录得较详细的四种文献:荀子﹐尹文子﹐孔字家语﹐说苑﹐作一比较研究后﹐才发现此故事最先见於记录者為淮南子汜论训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產诛邓析而郑国之姦禁」。就详细的纪录看﹐则係依说苑→尹文子→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的次序而演进的。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仕鲁的一段纪录﹐其材料与孔子家语為同一来源﹐因之﹐在时间上﹐是东汉时加入进去的。或者即出於王肃之手。大体上说﹐一个故事的演进﹐总是在先者较為疏阔﹐而后起者较為精密。兹将四书所记录的分录於下﹐以便比较。

说苑指武篇:

孔子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於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偽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则其知足以移眾,强足以独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於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產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谓矣。

按说苑係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跡」而成。此故事首称孔子為鲁司寇﹐则其时孔子的官位尚未进至「摄相」﹐与白虎通所引韩诗内传相合﹔而「东观之下」的「东观」﹐则係汉家宫室。故此故事之底本﹐当即出於西汉初年。韩婴為文帝博士﹐两书恐係出於同一底本。

尹文子大道下:

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姦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眾﹐彊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產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按尹文子一书﹐所為道家法家之言﹐皆极浅薄﹐无復先秦道家法家的意度﹔其為偽托﹐固不待论。但就他「君年长多滕﹔少子孙﹔疏宗疆﹐衰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大道下)这些话看来﹐这是西汉末年政治情势的反映﹔故其成书年代﹐当在说苑之后﹐哀平之世。其所记少正卯故事﹐孔子已由司寇进至摄鲁相﹐「东观之下」的显着错误已经删掉﹔说苑上的「志愚而博」﹐实在有点欠通﹐至此则修正為「疆记而博」﹐语意便较顺畅﹔且以此為罪名﹐又与法家的传统观点相合。说苑上的「知足以移眾﹐强足以独立」﹐改為「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论以饰邪荧眾﹐疆啒足以反是独立」﹐和上面的五大罪名更為贯串﹔文字亦更整飭有力。又加上一个「文王潘正」﹐使说苑中之「此五子者」成為「此六子者」﹔又加上「异世而同心」一句﹐并将说苑上和「而盗窃不与焉」一句重复的所谓「诛之者」一小段六句删掉﹐这都是文字上的进步。

荀子宥坐篇:

孔子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偽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得免於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眾,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產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荀卿本人着作﹐当止於性恶篇。其君子﹐成相﹐赋等三篇﹐是否出於荀卿本人之手﹐已其可疑。大略篇杨倞谓其「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擧其要」。至宥坐篇以下五篇﹐杨倞谓「此以上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於末」。考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為多﹔其定篇当不能早於东汉初年。宥坐篇所记孔子观於东流之水一条﹐也是说苑指武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一条的整理。此处所记的诛少正卯﹐与尹文子上所记者大体相同。荀子儒效集篇称「仲尼為司寇」﹐与先秦其他文献相合﹔而此处则称「為鲁摄相」﹐即可证明其非先秦之文献。且有三点确可证明係说苑与尹文子的进一步的综合整理:

首先﹐说苑﹐尹文子﹐皆称為「先诛」﹐荀子宥坐称為「始诛」﹐「始」字较「先」字﹐於义為长﹔所以家语也称「始诛」﹐可见家语是紧承荀子宥坐篇。

其次说苑之「志愚而博」﹐尹文子改為「疆记而博」﹐已较為明白﹐故下文承此句说﹐「疆记足以反是独立」﹐意思是一贯的。但「疆记而博」站在法家的立塲足以构成一个罪名﹔因為疆记即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所谓「称上古之传﹐诵辨而不慤﹐道先王仁义」等。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则疆记而博﹐并不能成為一个罪名﹔此故事既录入荀子一书﹐则将「疆记而博」改為「记丑而博」﹐真是尽到了修改的技巧。已经想出了妙不可言的「记丑」两字后﹐最笨的人也不会回头去再用「疆记」二字。所以用「记丑」两字代替「疆记」两字﹐是此一故事演进的一大进步。不过﹐尹文子上承此语的「疆记足以反是独立」﹐在语意上不能改為「记丑足以反是独立」﹐於是宥坐篇只好援用说苑上的「强足以独立」一语﹐而成為「疆足以反是独立」。但说苑上的「知足以移眾﹐强足以独立」﹐「知」「强」都是单语名词﹐两句话是很对称的。尹文子的「居处足以……﹐言谈足以……﹐疆记足以……」﹐「居处」「言谈」「疆记」﹐都是复语名词﹐三句话也是很对称的。宥坐篇则上两句用尹文子上的「居处」「言谈」的复语名词﹐而第三句又用说苑上的「强」的单语名词﹐上下语气便显得不很调和﹔而其因修改「疆记」為「记丑」所发的的上下文连串上的困难﹐及弥缝此困难而两相结合之跡﹐亦显而易见。

至宥坐篇多出「周公诛管叔」﹐将尹子之「此六子者」发展為「此七子者」﹐这是因為说苑在此故事之前二条有周公诛管蔡一事﹐因而添入的。由此可知宥坐篇的此一故事﹐实由综合整理说苑与尹文子上的此一故事而来﹐可谓铁案如山了。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孔子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诛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偽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徙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当係袤之误)荣(荧)眾。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所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產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家语乃王肃编集古录杂记﹐及自己有所增附而成。上文很显明是抄自荀子宥坐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修改:

第一﹑把说苑的為鲁司寇﹐尹文子的摄鲁相﹐和荀子的為鲁摄相﹐合成為「為鲁司寇﹐摄行相事」。而中间添出「仲由问曰」一小段﹐以作摄行相事之旁证。
第二﹑把说苑的「东观之下」改為「两观之下」﹐王肃并注為「闕名」﹐以符合鲁制﹔并把说苑的子贡补入﹐这可使故事的本身将更显得具体。
第三﹑说苑的「心辨而险」﹐尹文子﹐荀子宥坐篇的「心达而险」﹐「辨」字「达」字﹐意义皆欠明白﹐故他改為「心逆而险」﹐用此一「逆」字﹐意思便明显多了。
第四﹑在荀子的「强足以反是独立」的「强」字下面加一「御」字﹐使成為「强御」的复语名词﹐以便与上面的「居处」「谈说」复语名词相对称。且每句加一「其」字的指谓词﹐使文气更易贯串。
第五﹑把尹文子荀子坐宥篇上的「成群」改為「成党」﹐又把尹文子上的雄桀﹐荀子上的「桀雄」改為「姦雄」﹐盖前者為西汉时之常用语﹐后者﹐则為东汉末之常用语。
第六﹑子產诛邓析的故事﹐有吕氏春秋可据﹐故说苑等皆因之。而王肃博学多通﹐知道杀邓析的并非子產﹐有左传可為铁证﹐所以他便甘脆去掉邓析而用「史何」使其与尹谐﹑潘正﹑华士﹑付乙﹐都成為歷史上无稽考的人物﹐对於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反為有利。至尹文子及荀子宥坐篇之「史付」﹐在家语中则写成「史何」﹐或因形近而误﹐是不关重要的。

这中间﹐应当提到礼记王制上「行偽而坚﹐言偽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眾﹐杀」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分明是根据孔子诛少正卯故事中的思想﹐而说成為刑法上的原则的。所以也等於是此一故事的简约化﹐一般化。(按此应照「补誌」订正。四八。十一。廿六。)按王制係由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所作﹔而它所根据的材料﹐则出自周亡之后﹔此皆有明文可据。清今文学家欲推翻此说﹐纯出於张大门户之私见。由秦及汉初﹐政治上实以法家及黄老為主流。而文帝命博士诸生作王制﹐殆亦欲以此作其政治设施上的参考。所以在此篇中﹐渗杂有法家思想﹐乃时势使然。关於此篇的刑法思想﹐自「司寇正刑明辟」到「故君子尽心焉」一段﹐和自「析言破律」到「凡执禁以齐眾﹐不赦过」一段﹐一宽一严﹐一仁一酷﹐完全成為相反的对照﹔前者出於儒家﹐后者出於法家﹐其分际有如涇渭。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既已由法家酿成於秦统一之世﹐其内容已由秦见之於施行﹐焚书坑儒﹐亦需有刑法思想之根据﹐则在「析言破律」一段中﹐採入诛少正卯故事之内容以為刑法之原则﹐就王制成立的歷史渊源及当时的形势说﹐也是很自然的。王制是奉詔的集体着作﹐他们把诛少正卯故事中的五项理由﹐去掉了「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一项﹐只採用四项﹐这正是他们精密的地方。因為不论「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都是意义含糊﹐怎样也不能构成一项刑法原则的。

最后﹐便是史记的孔子世家的问题。司马迁以继承孔子作春秋自任﹐史记中对孔子的推崇﹐可谓到了极点。但他所作的孔子世家﹐芜杂疏陋﹐尤以孔子仕鲁一段﹐几乎每句话都成问题﹐这是什麼原因呢?我认為这是因為史记成书后遭逢了两大厄运。一是因触犯政治上的忌讳而被删改乃至消毁﹐如景帝武帝两本纪者是。二是史记公开后﹐十多人加以补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史记尚未得勒成定本。现在史记中有许多司马迁死后的记事﹐乃是最容易看出的证明。孔子自董仲舒后﹐特别受到汉代儒生的尊崇﹐对於孔子的歷史 --- 孔子世家﹐当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先秦的许多遗闻逸事﹐汉代儒生都在不断的加以辑录整理﹔同时﹐在典籍流通困难的时代﹐又容易发生新的古代传说。司马迁最重视孔子作春秋乃至删述六经﹔但汉代儒生对政治的兴趣特浓﹐所以特重视孔子在现实政治上的成就。於是孔子仕鲁一事﹐大大的被他们所夸张﹐以致力形成许多鄙俚的故事﹐更进一步而一起加到孔子世界裡面去了。按司马迁修史记﹐「贯穿经传」其取材必有根据。且对诸子百家之说﹐必「取信於六艺」﹔所以刘向杨雄﹐皆「谓之实录」。「疑则传疑」这是他说孔子修春秋的态度﹐也是他修史记的态度。孔子世家中的材料﹐凡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来源的﹐这是司马迁的本文。否则多係汉代儒生所附入﹐或窜改。孔子仕鲁一段﹐几无不与先秦典籍抵触乖迕﹔而独与孔子家语相契合﹔这既不是史记取材於家语﹐也非家语取材於史记﹐而係相同的假古董﹐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裡分别出现。又按三国志王肃传转载肃答魏帝「司马迁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之问﹐力為司马迁辩护﹐推崇史记备至﹐甄别知王肃与史记有密切的关係﹐则孔子世家中孔子仕鲁一段﹐或即王肃以增饰家语之笔﹐转而增饰孔子世家﹐亦未可知。此事虽无确证﹐但史记此段的材料﹐不能出现於史记司马迁以前而係与家语同一来源﹐乃至同一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

鹤喻

四

如上所述﹐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於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為代表)﹐成立於秦政焚书抗儒之世﹐盛流传於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而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同一材料窜入於史记的孔子世家而其影响乃更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连的故事。不过﹐一个故事的发生﹐固然有其思想与时代的背景﹔但对於同一故事的观点与解释﹐也会随着思想与时代為转移。韩非子中太公望杀华士的故事﹐及吕氏春秋中郑子產杀邓析的故事﹐在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中是揑在一起﹐好像在性质上是完整相同的。但若详加考察﹐则韩非子杀的是隐士﹐而吕氏春秋中所杀的﹐若用现代词句表达﹐则是政府中玩弄司法﹐破坏司法客观性的败类。两个故事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乃因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并不相同的原故。同时﹐王肃在家语诛少正卯的太公诛华士句下注云:「士之為人虚偽﹐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谓太公者哉。」此即说明在王肃的时代﹐不能承认韩非的杀隐士為合理﹐所以他不得不另换一个观点来另加解释。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虽然以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為其背景﹐但两汉儒生﹐究竟是受过儒家思想的薰陶﹐并生於专而有制的时代﹐所以对此一故事的观点与应用﹐却与法家大有出入。例如高诱注淮南子汜论训的这一条﹐说少正卯是「鲁之諂人」。白虎通义所引韩诗内传及王充论衡讲瑞篇和定贤篇﹐则把少正卯说成是「侫人」。諂入侫人﹐事同一体。并且王充在定贤篇的前面﹐对侫人有一段形容﹐也即等於下了一个定义。

「夫顺阿之臣﹐侫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郄﹐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嫺丽﹐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

可见汉人希望孔子杀的乃是这种人物。即是希望孔子由「远侫人」进而「杀侫人」。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实际例子:后汉书党錮传中的李膺传转载「膺再迁復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当时最坛的宦之一)弟朔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寃於帝﹐詔膺入殿﹐御亲临轩﹐詰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仲尼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几次稽留為愆。……帝无復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可愆﹐乃遣出之。」原来李膺心目中的少正卯﹐乃是宦官的亲戚爪牙﹐难怪他要搬出孔子来杀掉。因此﹐我想﹐假使孔子在天之灵﹐真正肯应今人的请求﹐下到人间世来﹐接受汉人為他所流传的故事﹐而大开杀戒﹐则他所要杀的﹐恐怕会使请求他的人大惊失望的。

在野孤鸿

既然是出于荀子，那想必还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