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历程

华之子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青年毛泽东生气勃勃地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
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阶段。本文试图循着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勾勒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诞辰一百周年。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从目前我们所查阅到的资料看，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

　　 当时毛泽东刚刚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省会长沙读书。这时的长沙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宣传反清救国和鼓吹革命的刊物喷沫鸣溅。

　　 这时已具有了维新意识，并且明确树立起救国救民思想的毛泽东很快就投入到辛亥革命这一洪流中。

　　 武昌起义爆发前，毛泽东为革命大潮所鼓舞，为表示对革命的拥戴，他毅然剪去了作为拥护清朝统治标志的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参加了湖南新军，投身民主共和的洪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中，看到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①

　　 这个时期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成份相当复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打着社

　　 最初毛泽东曾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产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探索愿望。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②毛泽东与士兵和同学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探知详情。但是，从他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热情。以至20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很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也是从读经书开始的。但他却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③。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④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⑤后来毛泽东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⑥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并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特别是当他看到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主张“中体西学”的《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思想升华到当时他所能升华到的高度，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远大志向树立了，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呢？这正是毛泽东所要寻找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可是，地处蔽塞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当时对孙中山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根本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在变法维新早已失败，康、梁也早已远适异国，并成为这个革命的反对派的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成为第一个闯入青年毛泽东心灵的政治意识。他一度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热烈崇拜者。不过康、梁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前进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过的桥梁。随着对孙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这种改良主义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起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认识也十分肤浅和片面。但是，江亢虎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所宣传的那种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从蔽塞山冲出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农家子弟。这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不仅使毛泽东知道西方还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产生了强烈探索的愿望，从而推动他进一步去探索社会主义。

　　 二

　　 青年毛泽东自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便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看作社会新的前途来认识。

　　 但是，五四运动前，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的只是极少数人，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国外发行，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泽东这样热情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易看到。他们“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那时几乎不可能在不接触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基本原理的情况下，自发地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所探索和追求的只能是当时不可逾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毛泽东也不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已经变为一种愈来愈反动的东西，但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它仍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种先导。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实验了。这我们从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记的一段日记，以及对毛泽东和同学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的性质进行全面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性的东西。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所谓世界主义，毛泽东解释：“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原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⑧

　　 可见，毛泽东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目标已经定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他不是通过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和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于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共同发起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团体“新民学会”。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的目的⑨。这样，消除社会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⑩，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一师毕业之后不久，毛泽东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学会会员，“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11)。后来，由于被邀请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长沙，”毛泽东本人也要去北京从事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这种实验便搁浅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蔡元培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的思想，极力想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毛泽东针对当时情况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12)一方面，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3)；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也产生了兴趣。他不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还常常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4)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次北京之行，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他思想上又一次燃起社会主义理想的火花。他曾富于激情地描述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15)特别是俄国政体改变之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声，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1)显然，毛泽东这时是被世界革命潮流“软化”了。他从这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类解放的前途世界主义既社会主义。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烈方法；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他所钟情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他在谈到民众联合时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17)青年毛泽东不仅赞同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他还直接表明自己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