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在东南亚构建“强大影响力”

雨孤

   2015年2月，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代表团前往缅甸，参观了日本参与援建的“迪拉瓦经济特区”。图为当月18日，缅甸日本迪拉瓦开发有限公司CEO梁井崇史向代表团介绍日本援助项目的进展。

   多年来，日本在东南亚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是名利双收：日本不仅是该地区受访者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日本企业在该地区也一直大幅盈利，2014年当地五千家受调查日企的经常利润超过两万亿日元。然而，追溯历史，东南亚在二战中也曾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大东亚共荣圈”给该地区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那么，战后日本到底是如何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形象、构建起“强大影响力”的呢？

   日本企业海外经营的“大本营”

   如今，企业海外经营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核心支柱，日本对外经常收支一直呈现顺差状态的原因正是日本企业海外盈利的大幅增长，反映这一数据的“第一次所得收支”在2016年突破了18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调查显示，2014年海外日企的销售额已突破272万亿日元，规模竟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53%）。

   对于投身海外的日本企业而言，东南亚早已成为“大本营”，这里不仅是其最早涉足开拓的海外市场，也是其当前全球化经营的重要据点。20世纪50年代，以日本政府对东南亚的赔偿和援助为依托，日本企业开始开发这一市场，主要以资源贸易为主。70年代，日元开始升值，一些企业便把东南亚作为生产基地。不过，大规模投资则是在80年代中后期，日美、日欧贸易摩擦以及日元升值是重要的背景因素。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企把东南亚作为海外投资的重点，着手构建东亚生产网络。那时恰逢东南亚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加之日本政府对该地区大规模政府开发援助（ODA）极大改善了基础设施，从而为日企大规模进驻铺平了道路。

   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中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受此大局影响，加之日本经济界兴起的“中国+1”战略（指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日企，为了降低风险而在中国之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热，日企对东南亚投资再度高歌猛进。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统计，截至2016年4月投资东盟（ASEAN）的日企已达11328家，这是1973年日本·ASEAN橡胶论坛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另外，东南亚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日本企业，《东洋经济周刊》统计显示，投资亚洲的日企的总占比超过六成，其中东南亚比例最高，超过了总占比的24%；在投资金额上，截至2015年日本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余额已达1669亿美元，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13%；日企产品在东南亚市场也具有极高占有率，以汽车为例，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品牌汽车分别占89%和96%；这里还是日本企业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除部分产成品出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大量中间产品则支持当地企业或出口中国。

   以东南亚为“夹缝外交”突破口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经营成功，除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之外，更离不开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外交的大背景。二战之后，日本一直将东南亚作为对外拓展的支柱，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战略与措施。

   借力美国，在“夹缝中”开展独立外交，这是战后初期日本的外交现实。它把东南亚作为外交突破口，这是因为该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其地理位置也至关重要，是连接中东石油与东亚的重要国际通道。二战时期，日本就曾遭受美欧物资封锁而急于“南下”侵占东南亚。战后，以“轻武装、重经济”为国家发展路线的日本，同样面临着资源、能源以及市场问题，而解决方式则仅有外交手段。

   在精心“梳洗打扮”之后，日本把自己塑造为“亚洲一员”，这也是战后日本外交三原则内容之一。1957年日本发表的战后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正式提出了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以及坚持做亚洲一员。“亚洲一员”显然是为了获得亚洲国家的共鸣与信赖，以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地理、人员、历史、文化、心理以及精神之间的纽带”，来强调其亚洲地位。这样，既可以消除其侵略者的负面形象，还可能借助日美同盟和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实力而成为亚洲代表。
  
   在1958年第二本《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提出要作为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国家”，携手美国一起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它勾勒出日、美、（东南）亚“大三角”合作构想——由日本来协调美国（拘泥于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和东南亚（处于反殖民主义思潮之下），这样就能把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以及东南亚丰富的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从“赔偿外交”到“经援外交”的大发展

   以战争赔偿打开外交关系，这是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交的基本逻辑。按照《旧金山和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向战争中受伤害国家赔偿。自1954年开始，日本相继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南越）签署了《赔偿协定》。另外，针对放弃索赔权的老挝和柬埔寨，日本政府则实施了无偿经济援助。

   不过，赔偿内容非常独特——由日本提供“劳务或产品”。这种战争赔偿使日本企业敲开了东南亚市场的大门，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契机，这也正是岸信介等日本政客们所梦寐以求的。包括后来以日元贷款为主的经济援助在内，“赔偿外交”和“经援外交”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特征。

   日本对缅、菲、印尼及越南的赔偿规模总计达到3643亿日元，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几乎得不到一枚硬通货，而是只能接受来自日本的产品实物或劳务服务。前者要么是刚刚起步的日本重化工业产品，要么就是淘汰的旧设备、车辆、船舶等，但这却为日本企业打开了东南亚市场；后者包括打捞沉船、清理河道、兴建电站、水库、化肥厂以及各种培训中心等，这也成为日本机械、化肥以及农药产品开拓市场的渠道，况且这还有助于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过剩问题。

   不过，对于刚刚从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的东南亚国家而言，来自日本的赔偿、经援外交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日企给当地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负责缅甸布鲁桥水电站的日本工营公司就是典型代表。该公司创始人久保田丰在亲自考察世界多地水电站之后，提交了项目工程书，当时还有缅甸原宗主国英国的企业参与竞标。工程建设非常艰苦，一方面反对派游击队、甚至野兽经常出没，另一方面作业条件异常恶劣，这些都反衬了企业人员的责任感、坚韧态度以及诚信。该电站建成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曾承担了缅甸全国十分之一的电力供应，而且还为当地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当时有很多日本企业参与了赔偿援助外交，比如建筑企业大林组承建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大桥、加尔各答的百货大楼等，成为当地著名地标；日野、东洋工业（现马自达）、久保田铁工等在缅甸等地建立卡车及农用机械组装工厂，为该国经济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松下、东芝、三菱电机等家电企业在泰国、印尼、越南、缅甸等国设厂的同时也实施技术援助；等等。通过参与这些赔偿或援助外交，日本企业在当地树立了良好形象，这也为其之后大规模进入东南亚市场奠定了基础。

   日本领导人更是高度重视东南亚市场，岸信介就是典型代表。他一直主张只有东南亚才“能让（日本）一亿人吃上饭”。为此，他不仅重视赔偿外交，还提出要进行经济援助，占领这块“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在这些人的强力推动下，日本诞生了一批以开发海外市场为目标的政府及民间经济合作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企业技术合作斡旋本部、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以及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等。强烈的政府背景，让这种经援外交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经援外交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三类，即干涉其国内政治、展开政治游说、培植各种政商人脉。

   伴随着日本经济力量发展以及政府投入的增加，其对东南亚的援助也迅速赶超欧美等传统势力。1968年日本对东南亚经援规模突破五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1970～1975年，日本对东南亚实施ODA额度攀升至16.9亿美元，大大超过第二位美国的13亿美元。

   “经济支配”触发了强烈反日浪潮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对东南亚形成了“经济支配”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日本经援量迅速上升，日元贷款成为各国外援主体；二是日企投资快速增加，形成独霸市场之势；三是各国对外贸易严重依赖日本。这种状况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担心，它们认为日本已经有能力操控本国经济，甚至出现了日本是在重新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声音。于是，东南亚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代表性案例就是1972年泰国抵制日货运动、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期间各国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

   日本外务省专门调查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国际形象迅速恶化的原因，认为贸易失衡是第一主因，当时东盟五国对日贸易依存度高达22%，除新加坡外，各国最大贸易伙伴均为日本。而且，各国对日出口均以天然资源为主，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在掠夺东南亚资源。其次，日企投资对本国经济形成“支配”趋势。当时在东南亚，虽然日企并非最大投资者，但由于其投资往往集中于特定业种，容易形成行业垄断，比如泰国的化学纤维、摩托车及玻璃生产被日企百分之百垄断；同时，合资项目中日企出资过高，容易控制经营权。另外，日企商品竞争力强，有泛滥之势。

   而针对日本经援问题的批评则最强烈，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日本经援目标性强，如吉田茂首相曾直言“赔偿就是投资”，受援方担心被迫开放市场；二是经援往往附带条件，如日本对泰国发放第二次日元贷款时要求必须采购日本商品；三是ODA为主的经援突出了政府导向特征；四是受援国出现了大量贪污腐败问题。

   

雨孤

“福田主义”成日本东南亚战略基石

   为彻底扭转陷入困境的东南亚外交，1977年访问东南亚的福田赳夫首相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讲，彻底调整了战后日本的东南亚基本战略，从冷战格局下日美同盟的阴影中走出，提出了和平、互信、对等的战略原则，也被称作“福田主义三原则”：第一，日本信守和平、不做军事大国；第二，要与东南亚成为互信的真朋友；第三，对等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繁荣的东南亚。强调和平、非军事化是为了彻底摆脱二战中的侵略者形象，让东南亚各国消除对日本的担心恐惧；做真朋友，就是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之外，比如在社会、文化等更广泛领域与东南亚加深交流，走向“心与心的交流”，目标显然是应对反日浪潮；强调地位对等就是为让东南亚各国消除对日本“经济支配”以及“政治操控”的担心。

   值得关注的是“福田主义”出台的国际背景。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从越南撤军造成东南亚局势发生巨变，美国希望日本能填补这个权力真空，但现实是东南亚各国普遍对日本抱有强烈戒心。因此，日本必须彻底扭转形象，改变以往赔偿外交和经援外交中所体现出的近乎赤裸裸的市场与资源“欲望”。

   之后的日本领导人继承了“福田主义”，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一是援助力度继续加强，福田内阁提出的“ODA五年倍增计划”提前三年完成，1980年日本对外援助总额已经高达33亿美元。二是双方建立起高层政治对话和紧密联系，创设了日本—东盟外长会议，这甚至为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奠定了基础。三是日本单方面成立了形式各样的基金或交流项目，大力推进与东南亚的人文交往。

   2013年安倍晋三首相似乎试图调整作为东南亚战略基石的“福田主义”，他提出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五原则”。不过，除“价值观外交”和“航行自由”充分体现日美同盟影子、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外，其他无非都是“福田主义”的翻版。

   总之，面对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人口超过六亿，且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特别是还拥有丰富的年轻劳动力的东南亚巨大市场，日本企业乃至日本政府仍将继续高度关注并倾力开拓。

   （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7年第8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