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马虎虎 于 2017-9-13 20:53 编辑
一、寻亲
2015年4月5日下午3时,我乘坐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波音777客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我是“台湾自由行”,之所以不随旅游团,就是不想看阿里山、日月潭那些在大陆也能找到的自然景色,而打算专门看一下那些在大陆没有的东西。我是一名体制外著书者,出版过几本经济类书籍,所谓“李作家”只是自封,并无官方颁证册封。
在桃园机场兑币处我用2500元人民币兑换了1万元台币,准备7天的开销。
进入台北市区,我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字、同样的人种、同样的街景,与厦门、福州一模一样,与三年前去日本的那种陌生感与隔膜感完全不同,全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对台湾人我不陌生,我在大陆台资企业工作多年,跟台湾经理们学了一口地道的“台式普通话”,当我试着用“台普”在台北商店买牛轧糖时,女店员问我,“你们高雄这几天气候也变冷了吗?”
我发现,台北街道很干净,路面基本无纸屑杂物;街道大都弯弯曲曲、七弯八拐,几乎找不出一条类似北京长安衔那样笔直的马路;市区里佛文化气息浓厚,庙宇、佛庆多。
第二天上午,我打了辆计程车直奔朱力伦市长的新北市五股区。
1950年,我外祖父的弟弟、15岁的叔公从故乡广东梅州五华随国军来到台湾,叔公在部队任军
械维修士官20年,练就一身过硬的机电技术,从部队退役后在台北电力公司当机电维修工程师,是公司的技术维修顶梁柱。叔公婚后一直住在台北县五股乡军眷村,后更名为新北市五股区。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叔公曾与外祖父有书信联系。
我外祖父的祖父徐华清博士是满清政府的“总理医政”、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中国第一所军医大学“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首任校长、北洋政府的“军医总监”,是中国的“军医之父”,是广东梅州五华著名历史人物,是“台北市嘉应五属同乡会”认定的“乡贤名士”。因此,叔公在世时,作为“乡贤名士”后人被邀加入“台北市嘉应五属同乡会”,以名门之后身份积极联络台湾的广东梅州客家乡亲,为大陆梅州家乡学校捐资助教,得到梅州市五华县政府“对台办”和教育局的称赞。
2005年,叔公离逝,后人尚在,大陆亲戚屡次去信,一直不见回音,多年来两岸亲人联系已完全中断,只有一个不知是否已经变化了的台湾地址,而我是大陆徐氏家族第一个来台寻亲者。
我按了门铃,主人开门后,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明来意,表舅和婶婆立即明白了一切。65年了,两岸亲人总算见面了,一分钟后,大家彼此间已全无陌生感;大家一起说起家事,表舅和婶婆说的与小时候母亲对我说的完全一样,双方一说就懂,一讲就通;表舅名字的前两个字与我母亲的完全一样,虽几十年不见,但祖传宗族辈份的称谓仍经脉分明;在新北市一家金融证券公司当经理的表舅告诉我,他是台北梅州五华同乡会会员,每年都参加台北梅州五华同乡会的新春年会,明年同乡会准备搞一次回大陆梅州的“寻根之旅”。
我观察叔公家,住房面积狭小,墙上挂着叔公的照片及台北电力公司颁发优秀职员的嘉奖证书,家中陈设并不富裕,经济状况或许尚不如我,在这种清贫状况下尚为大陆家乡捐资助学,让我心中掠过一丝感动,感受到叔公那颗热爱家乡故土的拳拳赤子之心。
表舅十一岁的孙女推门进来喊道,“爷爷,我回来了!”小女孩是到同学家向同学请教作业习题。
我问小女孩,“你向同学请教作业习题需要给钱吗?”女孩说,“不用!”
表舅困惑地问我何以问这个问题,我说,“我女儿在深圳初中读书时,凡是向同学请教作业习题时,每次都要交5块钱。不是一所学校是这样,整个深圳中小学都这样,甚至全广东省都这样。广东还算好的,我前几年去厦门,听说福建省几乎所有中学的老师都开周日补习班,什么是周日补习班?就是老师在正常课堂上故意不讲课业重点,而让本班学生星期天到自己家来,收学生钱之后再讲课业重点,若学生不如此照办,初中升不上高中,高中考不上大学。”
表舅沉下脸说,“我也听说过大陆世风日下,但未料到会下降得如此恶劣,台湾即便是在两蒋的威权时代,也从未发生过学生向同学请教作业习题交钱、老师开周日补习班之事,如今民主化之后就更没有这种事情,这有违传统的中国儒家教育思想及伦理,若孔子、董仲舒、朱熹听说了会气死。”
我问表舅,“为什么台湾的街道都是弯弯曲曲,没有一条直线马路?”
表舅说:“台湾从日据时代就是土地房产私有化,‘两蒋’时代也是如此,城市修建马路时必与一个个‘拦路虎’房主谈房屋拆迁,很多房主死活就是不搬,1亿美元赔一间小破屋也不干。于是,政府的马路就绕开一个个‘拦路虎’,就变成了今天的街道弯弯曲曲。即便是最专制的蒋中正的1950和1960年代,政府也从不强拆民房,决不侵占国民私有财产。朱立伦在北京大学教过几年书,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回到台湾最不习惯的就是马路弯弯。原来,他在北京看了几年一字型、十字型和井字型的马路,回到台湾看到‘S’型马路当然就不习惯了。他说,台湾台湾,马路弯弯。现在你也不习惯了,哈哈!”
我问表舅,“你又不是政府官员,怎么能和朱立伦搭得上话?”
表舅笑道,“你以为台湾的市长是日本天皇啊?阿P(柯文哲)、朱立伦、黄菊个个都是坐地铁、挤公车、走马路,出国办事都是坐飞机经济舱。在路边看到了叫他,他马上停下来跟你说话,有什么问题马上记在本子上,过几天电话就打给你。台湾的市长就是路边的邮递员,抬头就能看见。”
我惊得目瞪口呆。
大家尽情地谈亲论故,谈到叔公去世时想移葬大陆而无法如愿时,婶婆眼里含着泪花,我心里也一阵酸楚,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临别时,我在叔公的遗象前三鞠躬说,“叔公,这么长时间才来看您,不孝子孙向您赔罪了”。
这时我发现,婶婆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坐上返程的计程车后,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对大陆颇为好奇的年轻司机本欲跟我聊几句,侧目见我满脸是泪,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亲情,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是一切情感的基础,所有“爱国情”、“民族情”全部由此派生而来;同宗同族同血缘,无论政治怎么分离,骨肉同胞之情永远割舍不断。
寻亲,对我而言有两种意义,一是寻找久别的台湾血骨亲人,二是寻找从童年起就对台湾一直存在的那种熟中带疑、疑中带情的错综复杂的同胞情结。这种情结对1949年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都深埋于心,无论曾经在战场上怎样打得天翻地覆,整整三代大陆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台湾同胞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怀,挥不去,赶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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