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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马马虎虎 于 2017-9-18 19:36 编辑
“八八事件”前果敢有中学3所,小学4所,教职员工300余人,在校生1万余人,90%教师从中国聘请;果敢学校里从来没有什么“缅甸爱国主义教育”,学校只讲中国历史,不讲缅甸历史;果敢本地老师大都只有初中学历,而中国老师大都是大专或本科学历,因此, 中小学的教学计划及课程安排全部由云南来的支教老师决定,果敢本土老师则一切服从中国老师安排;学校教材全部使用云南教材,果敢政府也没有“教育部”或“教材审查委员会”一类的机构,语文课本由几个中国支教老师大概看一下,把“云南”改成“果敢”就交付批量印刷了,根本不需要交由任何政府部门审查。
果敢学生校服跟中国学校完全一样,小学生则带着红领巾,然而,中国小学生带红领巾是因为有一个“少先队”组织,果敢小学没有“少先队”组织,带红领巾只是因为要与中国保持一致。
彭家声时代的果敢学校及如今中缅边境难民学校教育有一种“国家认同错位现象”,即学校教育无意中把儿童心中的祖国从缅甸变成了中国。中国支教老师无法把己经印刷好的课本上“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字样删掉(非刻意而为),这样,一不留神,果敢的首都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北京;孩子们一起这样朗读课文,“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于是,在果敢所有儿童头脑中,果敢的首都是“北京”而不是“内比都”,“祖国”是中国而不是缅甸;婴儿喝谁的乳汁,终身就认谁为母亲,对果敢儿童而言,这种“中国心理认同”将是终身的。
另外,中国的支教老师们总是无意中把国内学校“歌颂解放军”那一套也搬过来,课堂上天天夸中国解放军,于是,当孩子们被老师要求在黑板上写出自己长大后的理想时,果敢儿童就写下了“长大要当解放军”,孩子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解放军”其实是外国军队,他们根本当不了“解放军”。
笔者曾走进果敢红岩百姓家中,无论穷人家还是富人家,多会看到堂屋里供奉的“天地国亲师” 、“天地神、祖师爷”等牌位,供台两侧的对联使用的是明代繁体汉字,再加上香炉里飘出的香火味,让人感到一种浓浓的古汉文化味道,强烈地冲击心灵,刹那间有一种同宗共祖之感,让我联想到第一次去台湾亲戚家中、看到墙上挂着的家族先祖那张熟悉照片时的“共祖”之感,这种情感是中国人最原始的“族感”,在这种情感面前,所谓“国籍”、“国界”一钱不值,中国人原始的“族感”完全不是用一本外国护照或一条国境线就可以消弥的。
“天地国亲师” 、“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此,传统中国家家户户都要立“天地国亲师”、“天地君亲师”牌位,牌位用上等木材刻成,或立于家族祠堂上,或供于家庭堂屋中,以寄托对天地感恩之情,对君师尊重之情,对先祖怀念之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敬天法地、忠君爱国、孝亲顺长、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1949年后,这一传统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而在果敢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果敢比中国更像中国。
明朝之前,中国人墓碑上都会刻着死者的祖籍地,这个“祖籍地”指的并不是死者生前的居住地和上三代的居住地,而是300-500年前的“先祖所在地”,这一传统自清代起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全世界仅剩果敢尚保留此汉传统,在果敢人的墓碑上都刻着死者的祖籍地---几乎全部都是江宁府(清朝初年时南京称江宁),这就是说,果敢人至死不忘南京祖宗,不忘中华故土。
果敢汉人来源是多样的,源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中以南明永历帝后代为主。中国的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93师及眷属逃亡进入果敢,一部份人在当地定居下来,后因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时期支援缅共,又有少量汉人从大陆进入果敢定居。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汉人为做生意等原因进入果敢定居。事实上,除果敢19万汉人之外,在缅北各地还分布着约150万汉人,他们中大部份人是从果敢迁居过来,也有人从下缅甸过来,也有人是清末民初从云南徒迁而来,只是由于分散居住在克钦、佤邦、德昂、若开、腊戌、密支那等地,形成不了果敢这样的统一聚集的力量,故而平常一般不为外界所看重。他们的处境与果敢华人一样,没有身份证、没有国籍、没有国民地位,不是缅甸人,也不是中国人。
果敢与中国云南镇康、耿马两县山水相连,边民同居一座山、同饮一江水、同奉一尊佛,形成了婚姻互通、同宗同堂、你我互有的关系。镇康县有2个镇(南伞、勐堆)、1个乡(勐棒)、12个村、88个自然村与果敢相连;耿马县有2个乡镇与果敢接壤,68个村民小组11200多人生活在边界沿线;仅河外一个乡,姊妹各居一国的就有400余户3800多人。果敢与中国主流社会紧密相联,可谓“山连山、水连水、血连血、村连村、人连人”,几乎找不出什么东西不连在一起。
当你与任何一位果敢人谈话,只要谈上10分钟,你就能感受到对方的一种发致肺腑的对中华的向往和眷恋;当你在果敢境内问任何一个人“你想当中国人还是缅甸人”时,听到的回答绝对都是“当中国人”;祖国的一切对他们都充满吸引力,如同《龙的传人》歌中的“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一般,这样的情感完全不是一条国境线或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割断和消灭的。
笔者一次与几位同盟军军官一起聊天,听到他们言语中常提起“老母亲”这个辞,我问,“老母亲是指什么?”一个同盟军军官说,“那是我们对中国的非正式称呼”。
当你与果敢人交往时,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外国人,他的姓名、外表、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字书写、行为模式与你一模一样。果敢人的口音与云南临沧人一样,一般果敢人都能操两种语言,一种是云南临沧方言,一种是带着浓浓云南味的普通话,简称“云普”,而13亿华人都能听懂“云普”。果敢人与您的差别仅仅是云南人与四川人的差别,是河北人与山东人的差别。
如果说果敢人与中国内地人略有些不同的话,那就是知识文化结构略低一些,没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是凤毛麟角,小学毕业就算是秀才;他们的“云普”与云南人有些许不同,比如,把“没有”说成“不有”,他们不会说“没”这个汉字,一律用“不”字代替;他们不太熟悉中国国内及港澳台政治及社会情况,有一次我跟一位果敢朋友谈“王歧山打虎”,他纠正我说,“错!是武松打虎,王歧山没练过武功”。
在同盟军士兵中,许多人都有过在中国“打黑工”的经历,虽然他们过去在果敢也能找到每月三千元的工作,但大都是在赌场上班,枯燥乏味,更想到上海、广州“见见世面”。他们从军前的人生轨迹就像中国国内农民工,从偏僻山村来到深圳、东莞做工厂或建筑工地体力劳动。至于中国身份证,太简单了,50元钱买一个,只要不用它银行开户或买房,根本没人会发现是假的,加上一张纯华人的面孔和一口云南普通话,谁知道他是缅甸人?或许,今天扛着机枪逡巡在丛林里的同盟军士兵,正是两年前某个背着蛇皮口袋与你在北上广街头擦肩而过的云南农民工。
2008年5.12汶川地震,5月15日果敢电视台发出倡议书,希望大家为同胞捐款。一位果敢女教师对孩子们说,“同学们,咱们说说祖国汶川情况,汶川地震了,百姓无家可归,街上到处是尸体,祖国有难,同学们做点什么呢?”一个女生哭了,带动一片哭泣,这天中午,全校学生无一人吃饭,省下饭钱全部捐给汶川,这种事情在国内任何一所学校都未发生过,包括四川的学校在内。彭德仁司令在全果敢带头第一个捐款, 那位女教师本人捐了半月工资,果敢人民共捐款111万元。
111万,对果敢这么一个贫困山区而言是个天文数字,紧随其后的佤邦共捐60万,缅北其它各邦0元。老挝政府捐款236万, 蒙古政府捐款210万,缅甸政府捐款205万,朝鲜政府捐款100万,土库曼斯坦政府捐款800元, 科威特政府0元, 澳大利亚政府0元。不要嘲笑土库曼斯坦的800元,毕竟比澳大利亚0元要强。从以上捐款数字可以看出果敢对中国的真诚情感。果敢捐款金额高于朝鲜。
2015年9月,一位看过笔者“挺果”文章的果敢朋友打来电话对我说,“李作家,我父亲今年70多岁了,现在在南伞难民营里,身体重病,恐怕撑不了一年了,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南京去看一下350年前的故乡,从故乡带回一把南京江宁泥土,但现在已不可能了。父亲说,他此生回不了南京了,只想死时能在棺材里放一把故乡的泥土。想麻烦您一件事,如果您近期有机会去南京,请带上一把南京的泥土,如有机会来果敢请交给我,这把泥土就算是我对父亲的最后一份孝心。”放下电话,我哭了。利用去南京开同学会的机会,我帮他实现了这一愿望。
人在缅甸,心在中国,潜意识中,果敢人从来就是把自己当成中国人,门外挂着缅甸国旗,却完全没有对缅甸的国家认同感,这是一般果敢人同共的心理状态。一般果敢农民家庭都挂着毛泽东像,无人挂缅甸总统吴登盛像;一般果敢城里人家庭都挂着习大大像,无人挂民主女神昂山素姬像。在一般果敢人心中,精神领袖是毛泽东,现世领袖是习大大。这一现象纯属自发,决无任何政府部门或任何领导人规定,从此可看出一般果敢民众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方向。
2015年8月初的一天,一位看过我网上“挺果”文章的王姓果敢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是果敢人,家住果敢农村,2012年嫁到中国湖南农村,生了个女儿,然而,由于自己没有身份证,孩子上不了户口,派出所还三天两头上门叫她回缅甸办护照,她说,缅甸政府连身份证都不给我们,怎么可能给我们办护照?警察说,这我们不管,下次来再无护照就按非法移民谴送出境。于是,夫妻二人南逃广东打工,女孩由于没有身份证进不了工厂,只好在丈夫老乡东莞开的小餐馆打工。二九战事爆发,女孩全家人都跑到中国来,两个月前又被云南南伞地方政府“民兵”以“战争已经结束”为由驱赶回去,但是,当全家人悄悄跑回家时却发现房子已经被缅军霸占,一位缅军军官迁来全家人住在她家,门口挂着洗洒的衣服,院子里有小孩在打闹,父亲上前理论,被缅军打死。于是,失去了父亲的全家人又跑回中国,在边境两侧约30米的地方各搭建了一个棚子,白天遇见中国巡逻兵,全家人就跑到缅方一侧的棚子里,夜晚又跑回中国一侧的棚子里,过起了“一家两国”的生活。弟弟忍不住跑回去想为父亲收尸,去了一个月至今仍未回来,生死未卜。女孩最后哭着问我:“李作家,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爸爸和弟弟?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中国身份证?我女儿什么时候才能上得了中国户口?我们果敢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中国?!”
这几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放下电话,心里只觉得有一种刀刺深深的痛。此后的几天里,女孩那充满着期盼的问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挥不去,抹不掉,不断让我泪涌而出,倍受一种伤痛的折磨。
果敢女孩及全家人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果敢命运的缩影,果敢,夹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艰难地生存,永远与压迫、奴役、驱赶与苦难相联。每每果敢硝烟燃起,主流华人社会大都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因,对于果敢的伤与痛,华人社会都难以为助。异族的欺压与迫害,一切的强暴与屈辱,全部都由这个2700平方公里、20万人口的弱小的华夏弃儿独自承担。
彭家声家里有一幅对联:“蜀水家声远、云岭乡情长;横批:蜀云为家”。彭家声最喜欢的歌是《我的中国心》和《走进新时代》,每逢在KTV娱乐必唱。2008年7月一天,彭家声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老缅真要逼死我们,我们干脆要求果敢重新回归母国算俅(原话)!”此言触动了缅甸当局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随后给彭氏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外来徒迁民族都有保留自己文化的本能,要想灭绝自身文化融入另一民族则比登天还难,在一般果敢人的心灵深处,自己是中国人,不是缅甸人。置身果敢,中国人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就像是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果敢顽固地保留着中国文化,拒绝融入缅甸社会,成了缅甸的“小中国”,这正是缅甸政府不能容忍、要消灭同盟军、欲扳倒彭家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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