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国际政治学写给王沪宁同志的一封信

泛海一舟

我从一位中方学者的论文中得知：中缅边界谈判期间，缅方要求按自己的意图划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告诫中方，如果达不到缅方要求，缅方将把美国海空军登陆引入到缅甸，为就近轰炸中国提供方便。根据这个说法，中缅边界条约有城下之盟的意思！
人们不仅会问：当时缅甸是否有这个能量？我以为有可能，有下列条件和结果说明：
第一、1960年中方受到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影响，生活非常困难，饿死了很多人，综合国力严重受损。
第二、中国在国际上严重孤立，几乎受到西方、苏联等所有外界的排挤。
第三、中国避免两面受敌，安抚缅甸成为必然选择。
第四、周总理否定云南省委意见，背后的原因何在？
第五、中方在边界谈判中主动放弃自己的权益，这是唯一一次。
第六、缅甸总理吴努威胁中方并非无中生有，中缅边界谈判的结果是根据美克马洪线确定，背后原因何在？
1967年缅甸发生排华事件，加上上述原因，1968年一月，中方支持缅共开打武装斗争，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不能排除有报一箭之仇的意思。直到邓小平主政，才取消了支持。

中缅边界按照美克马洪线确定之后，后果非常严重。当进入中印边界谈判时，印度提出按美克马洪线划界，中方不答应。印度以为自己理直气状，要继续向前推进，并且提出西藏不是中国领土的主张。印度的有些精英鼓吹把西藏纳入印度版图，建立大印度国。为了避免印度扩张行径，中印边界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毛主席预言：此战可保证50年和平。
当中印边界战争中国获得全胜，在全胜之后又迅速从藏南撤军，原因是后勤补给不足。在这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中方已经失去缅北土司地区！这已经说明：没有缅北，就收不回藏南。如果要收回藏南，必先收回缅北！
如果要收回缅北的话，现在的局势是最好时机，可以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

泛海一舟

在1960年中缅边界谈判和1962年中印边界谈判之间有个巨大差距，就是对美克马洪线的考量，在中印边界谈判时态度非常坚决，对美克马洪线决不让步！这使毛周二人已经认识到，中缅边界条约犯了严重错误！怎么办，又不能明说。最好的办法只是采取补救措施。
1968年一月，中方支持缅共开打武装斗争绝非偶然，而是一次必然行动。行动的目的不是让缅共统一缅甸，而是割据缅北；在割据缅北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收复缅北，这才是他们的真正想法！
后来缅共跨了，割据的目的实现了一小部分，就是佤邦、果敢、勐拉。其余的克钦、德昂、北郸邦和南郸邦是大缅族主义战争自己造成的。
当时中方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是策略性的。中方支持缅共开打武装斗争，为了以后争取更多的利益！在此期间周总理秘密会见那加兰民族武装领导人，支持那加兰的民族斗争，具有深远意义。那加兰是缅甸与印度交界的跨境民族，据说祖先来自中国。那加兰是从缅北到藏南的必经之路，这也可以说是布局藏南的尝试！
由此可见，毛周二人对于缅共的布局不能只看缅共本身，而是目的长远。更重要的：他们的策略具有灵活性，有明暗两套办法，如果只有明的没有暗的，在当时严峻形势之下很难维持！
这些策略性取向，后来的领导人还是需要的！

泛海一舟

中方支持缅共开打武装斗争的直接原因以中缅边界条约后遗症，而非1967年的缅甸排华来解释更有可靠性。早在1965年，彭家声等一批人到国内接受军训教育，早已决定要开打此战，说明了与中缅边界条约后遗症有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对缅大动干戈！
缅共开打武装斗争行动的目的是割据缅北，而不是统一缅甸。从主席把罗先将军介绍给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来看，就有这个意思。罗先是克钦人，获得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他对缅族有成见，想领导克钦人自己干，不愿与缅共合作；经过主席的促合才答应，担任东北军区司令。这里表现了用罗先制约德钦巴登顶，表现了割据缅北的组织布局。这时彭家声是东北军区副司令。
再从军队人员的构成中可以发现。中央机关的缅族人是一小撮，中层干部和广大战士是知识青年和当地人，高层缅族人与基层之间的关系处于断裂状态。在这样的精况下，战斗目的只是割据一方才有可能性。
如果实现了割据一方，经过一定时期的对峙之后，有可能收回缅北地区，才是治好中缅边界条约后遗症的办法。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复杂的不可控性！以上是支持缅共开打武装斗争的直接治好中缅边界条约后遗症的路线图。对于当时的决策者来说：开打当然只是一个不服气的举动，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后来如何成事却难以预料，只有听天由命了。
1967年6月缅甸出现了反华骚乱，在于中国文革的不恰当形式传到了缅甸，引起了缅甸的反感。从而冲淡了中方支持缅共的真正意义。邓小平撤销对缅共的支持，就是从输出革命方面来考虑的。
毛周二人都从未透露如何处理中缅边界条约后遗症的真实想法，从而别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他们也是明白人，仅仅以输出革命得到好处是不现实的。关键是中缅边界条约与中印边界谈判差距如此之大，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在这个差距中肯定有所反思。一方面看到了吴努的欺骗行为，另一方面又发现处理中缅边界事务中由于历史资料准备不足而未能正确把握事情本身，后悔是肯定的。如果没有这一挡事，开打缅甸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因此，开打缅甸的行动目的将会成为千古之迷！

泛海一舟

从人道社会理性来看国家的扩大

现在似乎有一种固定的思想，国家只能缩小，不能扩大，这是片面的；台湾本来是我国的，只是由于美国的长期阻挠，未能收复而已。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应该收复。以上论证的缅北土司地区由我国收复也是应该的。这是历史渊源有关的一种论证。总之来说，在民族共同体相关关系上才形成了国家。
社会共同体扩大到一定程度是民族共同体，国家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形成，民族共同体是构成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单元。一个国家的扩大，与民族共同体有关，也与给予该扩大地区的公民权利有关。当一个国家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在一视同仁上有了公民权利。所谓公民权利，就是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权利。这样，一个新的理论由此形成了；对于国家的扩大有了一个普通性规定，也就在给予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权利的基础上国家可以扩大了！
国家扩大是民族共同体加入进来的意愿，缩小是是民族共同体分裂出去的意愿，在此我们只谈扩大，不谈缩小。一个国家缩小，对别国来说是好事，不会妨碍整个国际秩序；然而一个国家扩大时会影响国际秩序，所以要对国家扩大予以限制；这个限制的措施就是对于加入的国民给予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权利。进一步说：在扩大的地区给予公民权利。例如克里米亚入俄，克里米亚人就有俄罗斯的公民权利。又例如英国剥离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就一开始没有英国公民的权利。
人道的理论特色也是社会共同体的理论特色，国家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形成，也就是说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单元。一个国家的扩大，与民族共同体有关，只要所在地区人民愿意，接收国家主体愿意，同时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权利，二者可以进行合并。这样，就有了国家合理性扩大的理论依据。
根据这个国家扩大合理的理论依据，如果一个国家以为有必要，可以收复已经失去的土地，也可以开拓以为有必要纳入自己领土的土地。只要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愿意即可！
在这里，以民族共同体组成的国家必须承担所有在地区的公民权利，否则就是掠夺行为。如果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做不到，而是经常采取战争手段镇压少数民族的国家，其存在就没有合法性，长期以往得不到纠正的国家应该解体。缅甸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也该解体了。
在过去的任何时代，从来没有以社会共同体理论来看国家的扩大问题，而是经常以直接掠夺的方式进行扩大的。历史上的战争不断，正是这样的弱肉强实行动引起的！
如果按照社会共同体理论的扩大要求，让西方扩大自己的国土，西方敢扩大吗？西方肯定不干。西方只看怎样获得利益，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分享给别人。西方是如何扩大殖民地的，又是如何抛弃殖民地的历史告诉人们，这就是西方唯利是图准则造成的历史！
西方世界一方面用殖民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又用先进工业生产赚取了全世界的财富；他们自己的公民过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生活；可谓生活在天堂之中。然而，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人民经常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环境，可谓生活在地狱之中。西方的人权就这样表现出了不公平！由此看来人权理论中缺乏了人道理论，单纯的人权理论就是一种有偏见的理论！

泛海一舟

回顾殖民地的历史就会知道：殖民地是以经济剥削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与殖民地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所得的剥削财富只供殖民帝国享用。只是到了经济开放的市场经济，只是专供殖民帝国享用的殖民地不得行使才抛弃了。
如果某个国家扩大领土，其领土之上的人民应享受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时。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区别就明显了，否则，除此之外的国家扩大就是不合法的。
当今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一律反对国家收复领土。这是西方的冷战思维导致的。西方肢解苏联用的是一套办法，甚至不惜用武力肢解南斯拉夫；对加泰罗尼亚的分裂又用的是另一套办法。这说明他们手中的人权理论只是对自己有用的工具而已。
现在社会共同体的人道理论出现了，可以弥补人权理论的片面性，也能纠正为西方己所用的片面性。当今世界的一些失败国家没有尽到国家的责任，导致内部混乱，产生大量难民，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严重问题。从解决难民问题来看，首先防止难民产生。难民一旦产生，接受问题比难民的产生要严重百倍。所以防止难民产生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因此对产生难民的相关国家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对产生难民的国家实行重点惩治！对那些治理难度很大的国家予以分裂，可以减少冲突，有利于防止难民产生。
说到英国剥离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就一开始没有英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反过来说，缅甸一直没给少数民族平等的公民权利，少数民族应该从缅甸分裂出来。这二者并没有差别。由此可见，维护这个失败国家的统一已无必要！

泛海一舟

我们回顾殖民地的过去就会知道：殖民地是以经济剥削为前提的。殖民主义者剥削财富只供宗主国享用。而人道理论的国家共同体把社会福利遍及国内所有的人，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区别就特别明显了。现在世界尽量避免国家之间的兼并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行径后果所造成的。当我们在社会共同体理论上完全堵塞了西方殖民主义形式的扩张，以人道理论的合理性克服了人权理论的片面性之后，按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理论可称为“民族地区主动合并”的理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
正是我们能做到的这一点上，国家可以改变地理格局原因不利的状况，进行合理布局，让不合理的地理条件变为合理的地理条件。按照“民族地区主动合并”的理论，遵照双方共同意愿，有选择地合并。例如中国可以用这种方法开拓若开地区，获得印度洋出海口！
当今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最大限度地反对国家收复领土。然而“民族地区主动合并”是一个全新的合乎人道主义的理论，又能改变我国不合理地理格局状况。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学者们可以研究一下。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开玩笑地说，菲律宾愿意成为中国的一省。不论此话是真是假，我以为中国不需要菲律宾。菲律宾加入中国与收复缅北完全不一样，没有菲律宾，对中国没有影响，收复缅北与收复藏南和开通印度洋出海口有关。而且收复缅北则具有人际关系的亲合力、人口少的特点。而菲律宾则相反，一是缺乏亲合力，不好管理；二是人太多，负担过大。
在给予福利待遇的扩大中，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而是有选择的。从地理位置、社会人文状况来说，中国的扩大选择是及其有限的！
当前的世界大国都是两洋大国，唯有我国一面靠海，地理状况不利。如果将来发生战争，敌人封锁了马六甲海峡，后果非常严重。现在我们以社会共同体理论扩大国家版图，规划合理格局，开拓印度洋出海口，具有重要意义！

泛海一舟

缅北与藏南

我们有些人一直在错判缅甸，缅甸是一个并凑起来的国家，缅甸走向分裂当然正常。然而中国具有三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就是分裂几百年，也会走向统一。有人认为分裂缅甸会使中国内部造成混乱的想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缅甸的民族问题和政体与中国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缅甸的联邦制国家成立本身就不合法，现在缅甸抛弃了立国之基“彬龙协议”，最终还是会各自分家才是正常归宿。
鉴于中方与缅北地区的历史关系，缅北地区原本属于土司自治，有高度的自治权。只要现在依然给予高度自治权，缅北地区当然愿意回归中国。克钦领导多次表示愿意回归中国，华人武装更不用说了，其他武装也完全有可能。我们知道：缅北地区和西藏同时进入中国版图，我在前面已经做了很多论证，理由在我们一边。再加上人道的“民族地区主动合并”的理论依据，排除干扰，收复缅北、收复藏南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知道，藏南地区有巨大的水力资源，是世界上少有的能产生清洁电能的一块宝地，不可丢弃。但是越过喜马拉雅山开发困难重重，甚至于在经济效益上得不偿失。只有从缅北地区进入藏南，才是比较好的办法。然而要实现这一步，要早做准备，以免失去良机。例如我们正在全力维护缅甸的统一，当缅甸统一了，也就失去了从缅北地区进入藏南的机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的工作方向是相反的。
台湾回归由于受到美国的阻挠，无法实现。藏南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与美国无关，也没有有谁阻挠的托词。现在印度占据藏南，居民有一百多万人，主动权在印度手里。如果印度再修上几座大型水电站，产权归印度所有。假如达到这一步的活，中国收复藏南就缺少了抓手，收复藏南可能会落空。这样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因此，我建议有关单位专题研究藏南的战略决策，以备应用之需！

泛海一舟

从中国历史来看：处于分裂的时期是缩小时期，处于统一的时期是扩大时期。如果只有处于分裂时期的缩小，没有统一时期的扩大，中国早已不是中国了，而且面全非了！关于这个观点，我国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从来没有探讨过。自建国以来，这一方面我们的观点就凝固化了。以为现在的领土是永远不能变更的，才是迂腐的观点。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分裂时期的缩小是没办法的事，强盛时期的收复是应该做的事。 这是纵观中国历史三千多年得出来的结论，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有收复失地的历史责任。为啥说是三千多年？因为周武王建立的西周王朝是个“松散大一统”的分封制王朝，与秦始皇建立的“紧密大一统”郡县制王朝不同，但总体上都有君临天下的特色。
从缅北的历史状况来看：过去分裂出去和现在收复回来，相当于分裂时期处于缩小时期，统一的时期处于扩大时期。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正是这种韧性支撑到了现在。如果只有分裂时期的缩小，没有统一的时期的扩大，不会有大一统的中国，至多也只能发展为今天的欧洲。就缅北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言，收复缅北本身属于统一之列的事。我们一直把台湾看做是统一对象，现在把统一对象扩大到缅北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收复缅北有利于收复藏南！说明我们现在收复失地，具有历史责任，而不是逞一时之勇！
我们以往的藏南战略，只立足于山北立论的山南；从山北立论山南，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不现实。从军事效益方面考虑也不现实，现在提出了从缅北进入藏南的办法，我们有了取胜的把握。在此特别注意的是：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比较现实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期大事，现在决策时决不能忽略。不然，占有了一块地方，经济效益方面不合理，军事方面又无法守得住。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下定决心学习汉武帝北伐匈奴的例子借道缅北，才是正确之举！
当年汉武帝北伐匈奴，是一场正义战争，因为匈奴南下劫掠的问题一直无法根除，对中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伐匈奴需要断其右臂西域，才能战胜匈奴；后来果然断其右臂，才战胜了匈奴。现在人们评价战胜匈奴，谁都不能否定断其右臂行动的正确性。我们现在收复缅北、一是缅北本来是我国领土，理应收回。二是为收复藏南铺路搭桥，与当年战胜匈奴异曲同工。
我们以“民族地区主动合并”的社会共同体理论依据，应该在收复缅北，收复缅北对于收复藏南、开拓印度洋出海口特别有效，因此思想上需要放开、理论上需要跟进。每一个新的时代，总是有新思想来开道的，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开展的。我们要摆脱旧思想理论的束缚，放开手脚，为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是应该的。正因为如此：一个新的理论是否能行，何时实施，应该引起有关方面讨论。因为一种理论的提出和成功总是有试探性的，不要怕错误，成功的理论往往在试错中前进，才能得到合理性！
我相信：以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福利遍收复应该收复的地区，是个很重要的理论，当我们以此理论进行合理布局，来承受以后有可能产生的像抗日战争那样残酷的战争来说，也算是为将来做了一件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泛海一舟

当前缅北地区既由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又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缅北人民迫切渴望需要得到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这又是另一个“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情景！中方收复该地区，具有领土回归的合理性，又有声张正义的正义性；是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收复缅北地区，有利于解决该地区解决的毒品问题。缅甸管理缅北地区，毒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1897年列强英国强制中国将缅北划归自己的殖民地后，英国在该地区大量种植雅片，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地区管理一直处于管理混乱的状态，一直无法根除毒品。
禁毒一直是全球严厉打击的行为，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泛滥屡禁不止，已成为严重危害世界的地区。毒品是万恶之首，侵蚀了人性，一人遭“毒”，社会遭侵。中国曾遭受鸦片的毒害，历史的创伤不曾忘记。截止2016年底，联合国报告全世界吸毒上瘾人数首次达到2900万。中国收复缅北有利于根除毒品，为世界除去一害，可谓是对世界的贡献！

泛海一舟

关于几个理论问题


政治基础理论有三个部分：超验真理性理论、人道理论、人权理论。三者都是从哲学的深层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有人会说，你讲国际政治基础理论，怎么会和哲学挂上钩？回答是：深层政治基础理论来自哲学！
当今的一切学科中，只有哲学还未能完整化，因为除了哲学之外的其他一切学科都有其学科的存在基础，唯有哲学至今还未能找到存在基础。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都在经验领域内，寻找其存在的基础相对方便；所以，这些学科自身是完整的，有可靠或者比较可靠的推论性。哲学未能找到存在基础，因而未能形成其学科的完整化；再加上哲学本身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学科，推论性不同于科学。哲学的推论可靠性严重不足！
人们曾经讨论过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际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衡量哲学的基础是否可靠的一种论证方式，但这种论证方式从哲学完整学科层面上来说是不完善的。
实际上严格说来形而上学论证是哲学完整化的唯一途径，但是历史上的多种形而上学研究尝试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现在已经找到：就是历史上的各种形而上学研究都无法超越经验。我现在明确告诉大家：形而上学的存在基础在超验，也等同于哲学的存在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不同于其它任何学科。
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家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中西哲学形而上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论证哲学学科完整化！现在已经知道：不超越经验，形而上学不可能完成，哲学学科也不可能完整。过去的形而上学一直处在超不超出经验的两难选择中。后来主流哲学否定超出经验，否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无疾而终了。不过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形而上学考察，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基础存在来支撑的推理是不可靠的，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
现在我完成了超验哲学的理论构建，哲学的存在基础总算找到了，从而哲学学科也可以完整了。但是哲学超出经验了，哲学学者们无法理解了，成了门外汉，无法理解、不知所措？我让哲学学者们评价与形而上学有关、又与经验哲学有关的136个哲学观点，总是石沉大海！
超验真理性理论正是从超验理性上开始的。过去中国学者无法超越人权理论，说明过去中国学者的理论深度不足。现在我敢说：中外学者都无法再次超越超验真理性理论。因为它是人的哲学存在的基础！

泛海一舟

人道与法制

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有本质的不同，人道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共同体，人权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体人。中国自古以来是注重社会共同体的，与西方的个体人出发点有不同，特别是在法律制度层面有不同。因而在此谈一谈法律和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有夜不闭户的记载，我认为贞观时代的夜不闭户是可信的。但是现在防盗门做的越来越结实，生怕盗贼入户，诈骗犯罪越来越多，娄禁不止，为什么？在于过去是严刑峻法，犯罪导致的惩罚成本过大，不敢犯罪。现在是法律过轻，犯罪导致的惩罚后果过轻，不怕犯罪！在现今的犯罪与惩罚之间的经济效益关系中，有人主动选择犯罪，正是由此造成的！
法律过轻的原因在于西方人权理论的影响。人权理论家们鼓吹免除死刑，从而导致了法律惩罚越来越轻，当今中国的法律惩罚过轻正是这样的影响造成的。诈骗犯很多，诈骗致死的人也不是个别，但对诈骗犯没有死刑，这不公平！应该说：对诈骗犯也要判死刑！有个迁居澳大利亚的一个汉奸胡士泰诈骗国家7000亿，已经刑满释放了。贪官虽多没有一人执行死刑。这些事例在中国古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而古代可以有夜不闭户，现在不可能了！当然我在此不是提倡严刑峻法，但是表示法律惩罚过轻时，犯罪经济效益增加，导致坏人胆大妄为。然而又导致好人胆小怕事、人人自危，结果是无形中增加了人们世务处事的心理负担，增加了人际内耗，社会幸福指数下降！
现在的法律过轻，主要来自于人权理论的影响。按照人道理论，法律过轻会造成更大的危害，社会管理方面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维护，从社会管理方面效率方面考虑是得不尝失的。根据人道理论的要求，人类社会不能废除死刑，一旦废除了死刑，人类社会的治理无效率只会倍增，倍增到一定程度会促使混乱加剧，会形成社会变革。由此可看废除死刑不是理性选择！只能添加混乱无序。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的是社会共同体理论管理社会，与个人利益相比，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施行的是人道理论。在人道理论看来，人权理论有很多不足之处，中国需要在人道理论上逐步改进，而不能盲目搬用人权理论来搞法律法治。上述的表现，说明现行的人权理论法律在中国运用水土不服！需要改正。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要在自己的传统上发展，要有自己的理性选择！不要盲目照搬西方！
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传统理论几乎被西方理论打得粉碎了，惟有人道理论树大根深，人权理论才无法憾动。在人道理论与人权理论的较量中，人道理论占有上风，人权理论甘拜下风的格局我估计不会打破。人道理论的这种能力是超验理论的深度方面支撑的。在法律制度方面，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的区别开来，不能盲目很风。从二者不同的行事方式来说，法学家们在制定法律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人道理论法律制度的精粹。在此说的不是在某一个个别案件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是总体法律层面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要以发达国家来比法律宽容。就个别刑事案件来说，贩毒与诈骗7000亿那个严重？当然是诈骗7000亿严重。贩毒犯可以死，诈骗7000亿还可以活，法学家们在制定法律时为什么没想到？

泛海一舟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以社会共同体理论为依据的。中国传统在法律制度方面也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反帝反殖、革命和改革的发现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呈现出一个的新体制。因而要法制方面反对盲目跟风西方，要严厉限制少数人的非法自由，来给予绝大多数人的合法自由。
一般人认为法学是就事论事的，不需要深层的理论。但总体上需要深层理论的指导。对于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的区别来说，以及二者的不同行事方式来说，法学家们还是需要搞清楚的。人道理论要从社会共同体出发的，目标是维护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和谐，而不是特意地去关注人权理论所提倡的个人自由。中国是社会共同体的法理理论，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人的法理理论，因此需要以社会共同体的理论来维护自身的独特性。
如果对诈骗犯不判死刑，只能增加诈骗犯的胆大妄为，正义何在？诈骗罪连带害死了人，也一定要判死刑！才是明智之举！不然与草菅人命无异！法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究理而言道，讲一般意义和深层意义上的法律法治之理，要讲究符合正义的治理。
法律惩罚过轻，犯罪效益增加会导致全社会“人际内耗”加剧。“人际内耗”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耗费能量，主动选择犯罪的人增加，人际之间的精神耗费和物质耗费就会增加，这叫“人际内耗”加剧。全社会都在防范诈骗犯，是人际内耗”加剧的表现。抓到了诈骗犯，还得把他养起来，反正没有死罪，他们当然胆大妄为！导致社会上形成了好人怕坏人的情况。一旦社会上形成了好人怕坏人，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治理是不完善的。
在人性方面，表明人是一个“理性经济人”或者“理性自利人”的存在物，这个结论不仅在经济学上成立，在法学上也成立。这就产生了一个法律惩戒、惩罚适当的问题，如果法律惩戒、惩罚不恰当，犯罪的经济效益大于惩罚，选择犯罪的人就会增加，治理好社会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当前法律惩戒、惩罚过轻，犯罪娄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诈骗罪没有死刑，贪官没有死刑，太不可思异了！罪大恶极的诈骗罪需要死刑，诈骗罪连带致死人更需要死刑，大贪需要死刑！如果对这些人不执行死刑极其不合理！法学家们受到人权理论的影响，以为自己水平很高，能超凡脱俗，但我不认同。我希望法学家们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搞清楚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的区别，重新规定死刑，还给社会应有的和谐与安宁！
当今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理论的关系。中西理论究竟谁更正确？就要看谁的立论深度扎实、牢固？谁更切合实际？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的关系来看：人道理论出自社会共同体理性，又出自超验理性，立论深度比人权理论扎实、牢固；而且切合人类社会共同体实际。我们运用人道理论修改法律，独立特行，才能更好地符合我国实际！

泛海一舟

人民日报7月31日消息，公安部：反诈中心去年紧急止损103.8亿，全年返还逾4亿。说明诈骗形势非常严重！国务院牵头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说明已经达到了举国重视的高度。但是治理诈骗犯罪要治本，治理贪腐也是治本；修改法律条文才是治本，否则是治表，治表不治本，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合理选择。
我们知道，法治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为了社会安宁，保证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是主要的。二是起震慑作用，防止犯罪。当量刑减轻的情况下既保证不了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也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鼓励犯罪。这不是我们自找的麻烦吗？量刑太轻对社会危害有增无减，同时大量地消耗了人力物力。诈骗犯的胆子越来越大，诈骗犯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加重量刑别无选择！
犯罪与量刑之间有一个简单的利益效用关系。例如在当前的劳动力收入条件下衡量一个技工的收入按年薪十万计算的话，从20岁干到60岁40年间的收入也只有400万，还要历经起早摸黑、千辛万苦。在此撇开道德因素不说，如果一个诈骗犯经过诈骗，再加上十年刑期，十多年就可以远超400万，而且轻轻松松，不用吃苦受累。在这样的利益效用诱惑下，有诈骗能力的人为何不诈骗？这说明：量刑太少已经构成了鼓励犯罪的事实。法学家们究竟搞清楚了没有？
中国适用的是出自社会共同体的人道理论，而非出自西方个人的人权理论。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共同体的安宁，而不是给诈骗犯讲仁慈；所以我们不要盲目地运用人权理论家鼓吹的给罪犯讲仁慈时，上当受骗，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当今举国反诈骗并非正常，正确的法治要回归正常，才是法治之本来要求。法治回归正常的途径就是要遵循社会共同体的法治理论，才符合我国实际。

泛海一舟

超验理性是纯粹理性

超验理性是纯粹理性，说明形而上学是纯粹理性。换句话说，哲学既然超出经验了，也就在理性的应用范围上超出经验了，在此超出经验了，可以普遍地指导经验，因此，超出经验也是纯粹理性。
我们可以用数学举例来说明这个纯粹理性。例如一个数学公式是纯粹理性，它可以运用到与此相配的现实中去。如果我们没有运用之前，其公式本身是不变的，可以当作超验理性看待，如果我们一旦运用到现实中去，其公式则是变化的，而且要配之以相应的纠正系数或者控制系数，才能有效地用于现实。在此，用于现实之前的数学公式是纯粹理性，用于现实之后的数学公式是现实理性。纯粹理性只看作是未运用到现实中去的理性，实际理性是运用到现实中去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的意义是超越经验的，以超验指导经验的。
这种超验理性的立论基础非同小可，超出一切经验了，表现了普遍适用的真理性。人类三千多年来一直寻求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解决之后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本体论的纯粹理性！哲学的存在基础也是一个本体论的纯粹理性。这个求证路向简略地表现如下：
第一步、从现象世界中抽象出一般本质。
第二步、从一般本质中再次抽象出深度本质。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在经验领域。
第三步、进入超验。从深度本质中不可能直接进入超验，进入超验必须经过全抽象、总概括，也就是要包含世界总体。这是论证形而上学的难点，这个论证及其复杂，在此省略。超验论证最终将世界概括为内容、形式、质料和时空四要素。
第四步、进入超验之后会发现有两种主要存在方式：一是客观性存在方式，二是主观性存在方式，万物都在是客观性存在方式上存在，只有人在客观性和主观性同在的存在方式上存在；客观性存在方式称为物本体，人的存在方式称为人本体。客观性具有推理的可靠性，具有理性；主观性具有推理的不可靠性，具有非理性。
第五步、物本体和人本体二者之和为世界本体。
如果将第一步到第五步全部连接起来，就表现为一体共在。一体共在包含五种存在，现象存在、一般本质存在，深度本质存在，物本体存在和人本体存在，世界本体存在。其中现象存在、一般本质存在，深度本质存在是能经验到的；物本体存在和人本体存在，世界本体存在是不能经验到的；但都是“一体共在”的。由于有不能经验到的存在，这里给予的理性叫做“超验理性”，“超验理性”既关乎现象，也关乎本质和本体，就是说：人们要解决现象问题，也要从本质本体上去考察，更不用说本质和本体要经过现象了。这样一来，“一体共在”在理性上从现象到本质，再到本体的全面考察，以免人们的理论论证出现错误！
我在前面说明深度本质时，认为马克思在研究计划经济时未能达到深度本质层次，才导致了计划经济的错误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达到了“一体共在”的水平，比深度本质层次更全面了，因而按照“一体共在”的论证水平行事，错误论证可以避免了！
正因为“超验理性”超越经验的，不再有经验可超越的说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超验理性”是现实理性无法超越的！
由此可见，形而上学破解之后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论证的可靠性，人们以前的论证从未达到这样的深度；二是该理论本身的超验性，正是有了超验性，才有了以不变应万变的真理性，也才有了无法用实践经验来超越的超越性。
不可否认：哲学从经验理性进入到超验理性，是哲学的划时代转变！

泛海一舟

自康德之后，人们以为形而上学只限于道德。经过这次形而上学论证，形而上学不是只限于道德，而且有了正确的认识论证作用。
康德在经验领域内论证形而上学，不可能得到真的形而上学，只能得到假说。只有经过超验论证之后才能得到真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才超出了道德界限，进入了超验理性；只有到了这时，形而上学论证才算完成了！
形而上学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上不可能得到证明，只能在主客合一的本体论上达到超验论证才能得到证明。认识论无法证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本体论上得到了论证，反过来再用于认识论，从此认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进。止此，认识事物不单纯地看到表象，而是在“一体共在”上认识现象、本质、本体等全部内容，让“一体共在”全部内容展现在人们面前。
举例来说：哲学的超验理性如同数学公式一样，它有自身完整的纯粹理性，这个纯粹理性就是超验理性。数学及其数学公式应该看做是超验理性，因为数学及其数学公式的理性是超出经验自身合理的。数学及其数学公式一旦运用于经验世界之中，超验的普通方式就变成为经验的特殊方式。从超验的普通方式变成经验的特殊方式之间，人们就看到了超验和经验的区别；超验的普通方式是不变的，经验的特殊方式是可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哲学寻求普通方式，如同数学寻求普通方式一样，如果数学没有普通方式，数学还是数学吗？世界上就没有了数学，同样，如果没有哲学的普通方式，哲学也不是哲学，世界上就没有了哲学。由此可见，普通方式增进着理性，特殊方式增进着经验。
我们不会怀疑，数学是纯理性的典范，当数学纯理性前后自身论证对应时，它与经验无关了，已经超越经验了。这时数学的存在模式是纯普遍模式，当这个纯普遍模式一旦进入到经验时，则变为特殊模式。数学作为理性能做到超验理性，哲学也能做到超验理性；这说明：哲学进入超验具有理性必然性！也就是说：超验理性是哲学的纯理性。
超验理性运用于实践，必须按现实的要求进行变化，正如数学公式运用于现实，数学公式的基本格局未变，只是加上了合乎现实要求的各种系数，数学公式就运用于实践了，起作用于实践了。现实的具体情况不同，在其上加上不同的系数，就适用于不同的现实存在了，起到数学的作用了。所以，超验理性和经验理性的关系从此连接起来了，说明超验理性是纯理性，经验理性是现实理性。
哲学进入了超验理性，可以来指导世界上千变万化的经验理性。超验理性是个纯粹理性，例如人们应该趋向于善，其中的“趋向于善”应该看作是“超验理性；至于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趋向于善”则是“经验理性”，“经验理性”随着现实世界的千变万化而“趋向于善”，这就是“超验理性”的不变与“经验理性”的变化相结合。用“超验理性”的“以一统多”方式来统领“经验理性”；这里“超验理性”是“一”，“经验理性”是“多”。
对于“趋向于善”来说，“善”即使道德理性，又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真正的形而上学超出了道德界限，在承认认识理性之时又包容了道德理性！
在实践中，经常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通常理论理性是书本上的，实践理性是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之谈。在此的“超验理性”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哲学赖以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就是说，数学是纯形式的，哲学是内容、形式、质料和时空四要素同时存在并且是可以包罗万象的。所以哲学是本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