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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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一)

2015-11-15

    文章来源：缅甸新闻网

　　如果对世界地图作一个全局俯瞰的话，你会发现，缅甸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洲乃至整个东半球的战略十字路口——它由横向的海上与纵向的陆上两条路线交汇而成，将东亚与南亚、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起来。在海上，众所周知的马六甲海峡位于这个十字路口的横向；在陆上，缅甸则位于这个十字路口的纵向。

　　缅甸的国土面积为68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英法两国本土面积的总合，

　　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西北面与印度和孟加拉国接壤，东北面与中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东南面则与泰国接壤，后者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由于20多年来从未做过人口普查，缅甸目前的总人口无法精确统计，但一般估计在5500-6000万之间，是中南半岛上仅次于越南和泰国的第三人口大国。

　　缅甸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中国人最熟知的无价之宝——翡翠（主要蕴藏在最北端与中国接壤的克钦邦）和红木。事实上，缅甸不仅出产全世界90%的玉和几乎全部的名贵宝石，它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在全球排名第46位，可耕地面积在全世界排名第25位……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缅甸的命运与它的上述特质息息相关——正是因为缅甸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丰富自然资源，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帝国主义竞相争夺博弈的热点地区。除了历史上受到中原王朝影响外，近代以后，英国和日本都曾统治过这片美丽富饶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以至于昂山素季曾经说，她有时真的希望自己祖国不要坐拥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它受到各种势力垂涎的最重要原因。

　　转折与动机

　　1948年1月4日，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不久，缅甸通过政治谈判结束了大英帝国长达6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但在1962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基本上一直处于军政府的专制独裁下。1988年缅甸军方再度镇压民主运动并接管国家政权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缅甸实施严苛的经济制裁，这使得这个曾经的东南亚富裕国家陷入孤立的黑暗时代。而过去这将近30年，也正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从而大幅改写全球实力版图的时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

　　在当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以吴登盛为代表的一批原军政府官员脱下军装，以文职身份参加议会选举。以教科书上的标准来看，那次选举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选举，事实上它也的确备受争议，并遭到了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抵制。但如今回头再看，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那次选举，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变化。2011年重新注册成为合法政党的民盟虽然抵制了2010年大选，但参加了2012年4月举行的议会补选，并赢得了45个空缺席位中的43席，其中包括昂山素季本人毫无悬念地拿下的一席。

　　2011年3月，由吴登盛担任总统的缅甸新政府宣誓就职，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政治变革以超乎人们预期的方式和速度旋即展开。自那以后，缅甸政府开放政党登记注册，分批释放了军政府执政期间因“非法结社”、“叛国”、“蔑视政府”及“违反和平集会法”等罪名遭到关押的全部约2000名政治犯和独立记者，其中即包括昂山素季和她的重要助手、著名作家和人权斗士吴温丁（遗憾的是，这位在缅甸广受尊敬的政治异见人士不久前已因病去世，没能等到周日那场足以令他扬眉吐气的大选）；当局还解除了已实施50年的私营报纸禁令，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并对互联网放宽了限制……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蛮横的专制独裁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种有控制的多党制民主政治开始主导缅甸的政治生态。这个世界上最落后闭塞之一的国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缅甸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与同样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差不多同时发生，人们吃惊地发现，与激荡整个世界的后者相比，“缅甸之春”几乎没有出现血腥和暴力，这个国家正以和平和平稳的方式实现着政治转型。这可能也正是它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样引人关注的原因，但这种罕见的自上而下的成功的“和平演变”确实让许多人在惊喜之余感到困惑不解。

　　按照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官方说法，军政府从来就没有打算长期把持政权。相反，自从1989年以来，军政府一直在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但当时它首先要稳定国家秩序。

　　军政府确实曾经在2003年8月提出过一份缅甸民主“七步路线图”，具体路径分别为：1，重新召开国民大会；2，探索建立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3，起草新宪法；4，全民公投通过宪法；5，举行公平的大选组成议会；5，按照新宪法召开立法会议；6，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7，建立民主的新国家。这七步路线图现在已经基本完成，所以军政府决定把权力还给人民。

缅甸：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以吴登盛为代表的一批原军政府官员参加的那次选举的确备受争议，但如今回头再看，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那次选举，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变化。

　　那么，军政府主动交权的动机何在？缅甸执政党的上述说辞带有明显地给军政府脸上贴金、进而抬高其历史地位的意味，但其中也并非没有一点真实成分。绝大多数人都怀有一种希望自己国家未来变得更好的向善动机，那些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独裁者也不例外。事实上，在观察和分析一个国家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转型过程时，需要考虑的元素是多重而又复杂的。我们既不能完全排斥当政者身上的道德力量，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道德力量在政治转型中的实际作用。

　　我个人认为，这场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的首要推动力是缅甸难以为继的国内经济状况。英国殖民时代的缅甸曾是东南亚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经过军政府漫长的独裁统治，今天的缅甸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任何一个缅甸领导人，只要他站在中缅边境那一边眺望过中国这一边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瑞丽城街景后，内心深处都会萌发出当年邓小平坐上日本新干线时的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一样，一穷二白的缅甸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引进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但过去25年来，除了中国外，缅甸政府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朋友。军政府当局深知，只要它继续维持目前这种专制高压的政治体系，美国和西方就不会解除对它的全方位制裁，吸引亟需的西方投资就更是天方夜谭。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对当局是一个巨大的触动。几年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采访过一位与军政府来往密切的缅甸消息人士。据他说，那场席卷北非、中东的革命发生伊始，当时执掌大权的丹瑞大将非常担忧和恐惧。军政府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但丹瑞们十分清楚，这种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下去。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们必须改变。而这种对未来安全的担心普遍弥漫在已经或即将退休的军官们中间。在他们的影响下，丹瑞为首的当政者终于作出了最终抉择：与其被赶下台，不如体面地主动下台。

　　所幸的是，他们从“阿拉伯之春”中吸取的是正面的经验教训，主动站到了历史的正确一面，而非加剧倒行逆施。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与缅甸的过往历史有高度联系：缅甸并不是一个只有专制记忆的悲惨民族，在英国殖民期间，这里曾是一个开放多元、法治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独立以后的缅甸也曾尝试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实践，尽管不能算很成功；此外，缅甸的精英阶层中有大量人士有过留学西方的经历，昂山素季便是其中的典型，这多少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军政府本身亦非铁板一块，它的内部对于国家未来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无论是出于理念还是出于利益。由于独裁政治的权力运作总是被包裹在层层幕布后面，我们很难看清楚围绕在丹瑞身边的将军们的分歧，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分歧不仅存在，或许还相当尖锐。

　　就在11月8日大选前几天，前军政府第三号人物、执政党前主席、下议院（人民院）议长吴瑞曼突然宣布，自己将在大选过后“以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与昂山素季合作，甚至愿意出任由民盟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自担任新一届下议院议长后，吴瑞曼一直致力于推动联邦议会在缅甸政治中发挥更加强有力的作用。他与身为议员的昂山素季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时甚至支持昂山素季提出但遭到执政党反对的议案——例如修宪。因此，早在一年多之前就有传闻说，民盟若在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今年的大选，将有可能提名务实开明的吴瑞曼为总统候选人。

　　今年8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以“在议会中支持有争议的法案而且同反对党领导人建立缺乏透明度的联系”为由，解除了吴瑞曼的巩发党主席职务。按照总统发言人的说法，吴瑞曼过去一年在联邦议会作出了一些“非常可疑的”决定，这些决定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企图，而非为巩发党和国家谋求最佳利益。

　　前军政府三号人物倒向反对派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充分说明了军方内部派系斗争及其有可能触发的扑朔迷离的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不过，与现政府里的许多执政党大佬一样，在11月8日的大选中，吴瑞曼在自己的选区落败，无缘下届议会。

　　更重要的是，缅甸的民主改革幸运地拥有一个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似乎赶上了一个好时机。这在当局和反对派两方面都缺一不可。

　　从军政府这一方来看，它作出了许多精心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交出权力后不至于遭到后任的清算。实际上，这一点可能也是缅甸的政治改革迄今为止受到舆论批评和攻讦最多的地方。纯粹从民主宪政的理论角度出发，这些赋予了军队诸多特权的制度安排当然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更进一步说，军政府在过去长达50多年的独裁统治期间犯下过累累罪行，甚至可以说双手沾满了鲜血，即使受到最严厉的清算也没什么可以喊冤的。

　　但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实践不是黑白分明的政治学课堂教学，它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一个更好的制度，而不是争论清楚是非曲直。这就要求人们向前看，而不是纠缠于过去。试想一下，如果军政府不能为自己在未来免于被清算构建一道可以安心的屏障，它有可能主动放弃权力吗？这在缅甸历史上是有过血的教训的。不少报道都指出，在1990年的那场大选大获全胜后，民盟的一些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支持者大肆宣扬，要对缅甸过去几十年的军人独裁政权作一个“彻底清算”。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促使感受到了威胁的军队先下手为强，打断了一场本该在25年前就启动的民主转型。

　　在今天的缅甸，虽然民众对长期的独裁政治怨声载道，但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的主流政治观点是和解而非清算。不仅如此，民盟承认了军政府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制度框架，愿意在这个框架的游戏规则下展开政治博弈，也愿意与军方分享权力。先前提到的那位民盟重要领袖、曾经三次被军政府投入监狱的吴温丁的话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政治取向：“我不恨他们，你一旦心生仇恨或者怒气，就做不了任何事情。”相反，吴温丁还经常告诫民盟中的新生代政治家，要努力与军方接触，让他们对民主政治产生信心，对民盟产生信任。

　　正是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使得作为过渡时期领导人的现任总统吴登盛与作为反对派领袖的昂山素季之间有可能展开一种建设性的互动，进而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化改革。

　　吴登盛过去也是一名将军，曾是军政府的二号人物，担任过军政府总理。他是一个被普遍认为官声清廉、为人善良、没有野心的“好人”，丹瑞大将选择吴登盛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显然是因为他是军政府中形象最开明、也最有可能“服众”的人。

　　事实证明，丹瑞没有选错人。在过去几年里，吴登盛和他的内阁里那些脱下军装的将军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既大胆，又不失稳妥，从而带领缅甸走出了过去。我有时忍不住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念头：虽然慈眉善目的吴登盛永远也不可能像昂山素季那样名垂青史，但假如历史能够给予他更多时间和机会的话，他将是那个真正带领缅甸走进未来的人。

　　当然，缅甸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是它自始至终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强有力的鼓励和有效监督。从军政府试探性地放权并结束军事独裁、重开议会选举之初，美国政府便给予了缅甸极大的关注。过去几年里，美国重新向缅甸派驻了已经空缺了20年的大使，逐渐解除了大部分对缅甸的制裁，增加了援助，并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和世界银行[微博]等国际组织在缅甸开展业务，甚至还解冻了与缅甸的军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先后免除了缅甸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并增加对缅甸的新的资金援助，用于帮助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也不断敦促缅甸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对它的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迹象时及时提出批评和警告。

　　所有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帮助缅甸逐渐结束了多年来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帮助缅甸当局对自己正在推进的政治改革竖立更强的信心，确立更清晰的下一步目标。外部力量的帮助和监督，可能是缅甸民主化进程相对比较顺利的又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