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高僧爱国事迹

西双版纳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
      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印光法师抗日爱国事迹
      印光法师（1861—1940）为近代高僧，由于法师的极力提倡，净土法门得以重兴，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逐渐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法师痛心疾首。1936年，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人士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此时法师尚在掩关，圆瑛法师恭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心殷，利生愿切，欣然允诺，以70岁高龄带一侍者，自行来沪，每天开示大众常达数小时，闻法者莫不欢喜信受。印光法师在法会中开示道：“现在绥远战事甚急，灾祸极惨，我忠勇之战士，及亲爱之同胞，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言念及此，心胆俱碎。今晨圆瑛法师，向余说此事，令劝大家发心救济。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昭彰，丝毫不爽。若己有灾难，无人为助，能称念圣号，佛菩萨于冥冥中，亦必加以佑护焉。余乃一贫僧，绝无积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经书用。今挪出一千圆，以为援绥倡。能赈人灾，方能息己灾。”法会期间，法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计2000多元尽数捐去。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法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1937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法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

      法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复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