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鹤喻

1936年，后来在50年代末期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学潮中，被校方开除，他们加入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我缅人协会”。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进入“协会”的领导层，“协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时的领导人是：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欣等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后来缅甸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19日，缅甸共产党正式成立。昂山被选为总书记。党的领导人还有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
缅甸共产党从一开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就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昂山为首的主张学习中国共产党所走得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式，向往延安。觉温等人是昂山忠实的追随者；一派是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巴欣为首的亲苏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者是德钦梭等人。不过，当时两派在坚信共产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共产党的介绍信到中国。从水路抵达厦门时，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软禁。昂山当时权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驱英国人不失为一良策。于是，便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当时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10日后，就有了缅甸历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记载。事实上，昂山此时也已经脱离了缅甸共产党。
1941年，日本入侵缅甸，新的殖民统治不仅更加疯狂的对缅甸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同时，对人民也施以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独立军15000人被解散，组成了3000人的国民军，由昂山任司令。但实际大权掌握在日本“顾问团”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了“缅甸独立”的闹剧。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由德钦梭与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共产党，于1943年初，在下缅甸的缅因德达耶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德钦梭做政治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
1944年8月，德钦梭秘密到达仰光，与昂山等会谈，由双方发起成立一个团结抗日的组织。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奈温也量重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了《逐驱日本法西斯》的“声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发展成为缅甸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20万人，掌握武装力量1万余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重新回到缅甸，由于昂山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同盟”内部在对待一系列与英人合作与独立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缅甸共产党对于昂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46年10月10日，由于共产党批评昂山镇压罢工，“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共产党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与掸、克钦、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国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签署了历史性的《班弄协议》，承认民族平等，强调了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同年7月19日上年10时，昂山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刺身亡。终年32岁。
同年10月7日，英缅双方签定《英缅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条约》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别被英国、缅甸临时议会通过。
由于缅甸共产党与吴努在《条约》的独立条件上发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吴努与缅共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
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终于出现了“红旗共产党”与“白旗共产党”两种力量的存在。德钦梭是“红旗党”的代表。他在二战后，秘密赴苏联学习“经验”。回后，在缅甸中部地区组织了武装。“红旗派”的武装并没有因为其“红旗”的称谓而壮大，在缅甸独立后，其日渐衰败。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打击下不断地削弱，活动地域曾经退守至缅印边境一带。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厄运。“红旗”勉强坚持到了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德钦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
而德钦丹东主张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的唯一选择。德钦丹东举得是“白旗”，被称之为“白旗共产党”。“白派”先后在缅甸南部的勃固山区建立了武装力量。与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50年代，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已的势力和地盘。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候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全力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洛因”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洛因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戎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还远远未到了结的时候。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